汉唐文献对“丝绸之路”的记载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中国》一书中，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英文作Silk Road）。这个名称逐渐成为指称古代联系东西方的交通道路，甚至从陆路扩展到海路。虽然古代并没有“丝绸之路”这样的名字，但大多数学者都接受这样一种称呼。可是也有一些学者强调古代没有这样一条“丝绸之路”，他们认为古代没有关于这样一条丝绸之路的记录。
那么，古代有关东西方往来的道路到底有没有记录呢？如果有的话，又是怎样记录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对东西方历史文献的体裁和著述方式有所了解，其实通过对传世和出土文书的解读，我们可以找到古人对于“丝绸之路”的记载。本文主要以中国汉唐时期的汉文文献为主，来论证我的观点，至于西方古典作家和穆斯林学者著作的有关记录，则别详他文。
一、从都城到边关的记录
从中文史料来说，有关古代交通地理的记载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而有关东西方古代道路的记载应当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从都城到一个王朝直辖领域的边境地点，一是从边境到当时所能达到的西域最远的地方。
有关西汉时期的交通状况，最权威和系统的记录是官方的文书，可惜这类文书大多数没有留存下来，我们有幸在西北的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两方木牍，是汉朝官府专门记载道里的文书，一般称之为“传置道里簿”。
其一是1974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破城子遗址发掘到的一枚王莽时期的木牍，上面记录了长安到张掖郡氐池（今张掖市）的20个置之间的里程，虽然木牍有缺失，但大体上可以复原出当时道路的走向，其文字如下：
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
茯置至好止（畤）七十五里，好止（畤）至义置七十五里。//
月氏至乌氏五十里，乌氏至泾阳五十里，
泾阳至平林置六十里，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
媪围至居延置九十里，居延置至[角+牒右旁]里九十里，
[角+牒右旁]里至揟次九十里，揟次至小张掖六十里。//
删丹至日勒八十七里，日勒至钧耆置五十里，
钧耆置至屋兰五十里，屋兰至氐池五十里。[1]
这枚简分四栏书写，内容不连续，前人据上下文所记郡县地理考证，指出左侧当缺失两枚简，但所存文字大体上记录了从长安到氐池汉代官道的大致走向。具体来说，就是从长安向北，经右扶风郡的茂陵、茯置、好畤，沿泾水到北地郡的义渠，再经安定郡的月氏、乌氏、泾阳、平林、高平，到武威郡的媪围、[角+牒右旁]里、揟次、小张掖，再经删丹、日勒、钧耆、屋兰，最后到张掖郡氐池，总计20个置之间的里程。
其二是199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的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到的一枚西汉末期的木牍，记武威郡仓松到敦煌郡渊泉间12个置之间的里程，文字如下：
仓松去鸾鸟六十五里，鸾鸟去小张掖六十里，
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氐池去觻得五十四里，觻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
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
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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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悬泉置遗址驿置道里簿
经过今人考证，这里所记是越过今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后的主要驿道：由苍松（今古浪县）、鸾鸟，转西北，经小张掖（今武威市黄羊镇西），到姑臧县（今武威市）。然后西行经显美，沿弱水（今山丹河）南岸，到氐池县。再渡张掖河转西北，经觻得至昭武，过祁连置到表是。西北行，经酒泉郡治禄福县（今酒泉市）到玉门（今玉门市赤金乡），渡石油河，经沙头、乾齐，渡籍端水到渊泉（今安西县四道沟堡子）。渊泉是敦煌郡下属的置，到了渊泉就等于进入了敦煌。
因为前人已经对这两件道里簿中的地名和路线都有很详细的考证，此不赘述[3]。两件道里簿所记其中一段在同一区域，但路线不同，可见当时不止一条驿道。两相结合，可以复原西汉时期从首都长安到边境城市敦煌的驿道和驿站设置的情况。
这两件木牍是有关汉代从都城长安到边镇敦煌的珍贵记录，现在已经广为学界所知。我们这里要强调是的，这类木牍体制相同，都是分栏书写，有三栏或四栏的不同，但记录方法一致，写完一栏，再写下一栏。内容都是简单地写从一个置（驿站）到下一个置的里程数，如“长安至茂陵七十里，茂陵至茯置卅五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这说明此类木牍是全国统一的《传置道里簿》，每个在官道上设置的驿站，都掌握着这样的文书。我们从悬泉置出土的其他简牍文书可以知道，一个驿站要送往迎来，所以必须知道到来和去往之地的里程，这样才好提前准备，所以这类文书是日常行政运作必不可少的文案，因此两件木牍虽然保存状态较好，但文字都有磨损，大概就是时常检视的缘故。
由此可知，西汉官府，不论中央还是地方的传置，都有记录里程的文书在手。从两件记录不同地段的木牍推想，长安的中央官府中，必然有从长安直到敦煌的完整《道里簿》。这种《道里簿》，也就是西汉时期这一段“丝绸之路”的完整记录，这是不难确定的事实。
因为驿传制度从汉代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这类文书也应当一直存在，只不过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物我们现在没有发现而已。到了唐朝时期，留存的材料多了一些。德宗贞元时杜佑著《通典》，利用官府所存天宝时的档案，在《州郡典》中给出每个郡的“八到”，即由该郡郡治所在城市通向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方向下一城镇的里程，如卷一七四《州郡》四所记武威郡的八到：
武威郡东至会宁郡六百里。南至西平郡浩亹河二百六十里。西至张掖郡五百里。北至突厥界安盖泉五百八十里。东南到金城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张掖郡张掖县界陈北烽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张掖郡六百里。东北到会宁郡乌兰县界白鹿烽三百五十里。[4]
如果我们把从凉州武威郡到西州高昌郡的东西道里联接起来，就可以得到一条当时“丝绸之路”的走向和里程：
武威郡，西至张掖郡五百里。张掖郡，西至酒泉县四百二十里。酒泉郡，西至晋昌郡五百二十六里。晋昌郡，西至燉煌郡二百八十里。燉煌郡，北至故咸泉戍三百三十六里与伊吾郡分界，东北到伊吾郡界三百八十六里。伊吾郡，南至燉煌郡界一百四十里；西至交河郡七百五十里；东南到燉煌郡碛，无行路马道，到晋昌郡界不知远近；西南到燉煌郡碛，无路马道。交河郡，东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东南到燉煌郡千一百里。[5]
其中敦煌与伊吾之间有两条路，南北方向的应当是矟竿道，敦煌向东北而伊吾向东南的路是第五道，伊吾还有向西南到敦煌的一路，则应当是和从西州来的大海道连接而到敦煌，后面两条路在史料生成的年代都是“无行路”的马道。
宪宗时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也保存了每州“八到”的记录，我们举原州（今固原）为例：
原州，东南至上都（长安）八百里，东南至泾州三百二十里，西至会州三百九十里，〔西〕南至秦州四百六十里，正西微南至临洮军六百二十里，北至灵州五百里。[6]
随着对道路、方位认识的进步，《元和志》对于道路的记录更加精细，有“正西微南”这样的调整，而没有直接对应道路的方向，如东、南、西北、东北，则不加记录。可见原州东南经泾州到长安，西至会州，北至灵州，西南到秦州，是丝绸之路上另一个十字路口，难怪这里北朝以来聚集了许多胡人，而且迄今发现的胡汉墓葬中都出土有精美的舶来品[7]。把这些里程联结的城镇接起来，就是唐朝的交通道路，而把这些里程记录抽出来，我们就可以得到从长安经河西走廊直到最西面的直辖州——西州（吐鲁番）的完整道路记载，也就是这一段唐朝“丝绸之路”的全纪录了。严耕望先生著《唐代交通图考》，基本素材就是《通典》《元和志》的“八到”记录，再辅以其他材料，他其实早已经把从长安到凉州，从凉州到西州的“丝绸之路”圆满地勾画出来了[8]。
至于更为细致的记载，我们可以从敦煌发现的《沙州图经》来复原。法藏P.2005《沙州图经》卷三保留有敦煌县所属“一十九所驿”的条目，我们摘录其中有关里程的记载：
州城驿，右在州东二百步，因州为名。东北去清泉驿卌里。甘草驿，右在州东北一百卌五里，东南去阶亭驿廿五里。阶亭驿，右在州东北一百七十里，东去瓜州常乐驿卅里。新井驿、广显驿、乌山驿，已上驿瓜州捉。右在州东北二百廿七里二百步，瓜州常乐界。第五道中，总置十驿，拟供客使等食，付王孝杰并瓜州、沙州审更检问，令瓜州捉三驿，沙州捉四驿。双泉驿，右在州东北四百七十七里一百六十步，瓜州常乐县界。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瓜州常乐县界乌山驿六十九里二百六十步，北去第五驿六十〔四〕里八十步。第五驿，右在州东北五百一十一里卌步，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双泉驿六十四里八十步，北去冷泉驿六十八里卅步。冷泉驿，右在州东北五百七十九里一百七十步，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第五驿六十八里卅步，北去胡桐驿八十四里。胡桐驿，右在州东北六百六十三里一百七十步，沙州百姓越界捉。南去冷泉驿八十四里，北去伊州柔远县界赤崖驿八十里。其头驿，右在州东六十五里，西去东泉驿廿五里，东去悬泉驿八十里。悬泉驿，右在州东一百卌五里，西去其头驿八十里，东去鱼泉驿卌里。鱼泉驿，去州东一百八十五里，东去瓜州常乐卌五里，西去悬泉驿卌里。无穷驿，右在州东一百里。西去其头驿卅五里，东去空谷驿卅里。空谷驿，右去州东一百卅里，西去无穷驿卅里，东去黄谷驿卌里。黄谷驿，右在州东一百七十里，东去鱼泉驿廿五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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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5《沙州图经》卷三
《沙州图经》卷三“一十九所驿”条详细记载了沙州、瓜州、伊州三地之间的驿站设置与相互间的里程。根据条目中的相关记录和今人的研究，由于唐朝与南面的吐蕃征战的原因，高宗永淳二年（683）瓜沙之间的驿路从山南的道路移到山北；又因为“旧路石碛山险，迂曲近贼”，武周天授二年（691）驿路更往北移。另外，由于“沙州遭贼少草，运转极难”，证圣元年（695）停用沙州西北往伊州的矟竿道，改走瓜沙之间往伊州的第五道，万岁通天元年（697）增置此道上的驿站，总共十所，瓜州负责三所，沙州四所，伊州三所，保证过往客使的供给[10]。
这里记录了每个驿站的位置和距东西或南北驿站的里程，其中完整保留了瓜州和沙州之间、瓜沙与伊州之间的驿道情况，其中从瓜州常乐县界的新井驿，经广显驿、乌山驿、双泉驿、第五驿、冷泉驿、胡桐驿，到伊州柔远县界的赤崖驿的里程，就是贞观初年玄奘经过的莫贺延碛的那条道路[11]。玄奘的时候有烽燧设施，未见驿站记载，而武周时都在烽燧所在，设置了驿站。P.2862《唐天宝年间敦煌郡会计帐》第38—80行，有广明（避高宗讳改显为明）、乌山、双泉、第五、冷泉等五个戍的物资破除情况记录[12]，表明这些烽燧已经升格为戍，而且由此可以推想同名的五个驿，也应当由敦煌郡供给，与武周时略有变化，沙州原本负责四个驿，此时偏南的广明、乌山由瓜州常乐郡改由沙州敦煌郡供给，最北的胡桐驿大概归伊州伊吾郡负责[13]。《沙州图经》所记第五道上总共有十所驿，瓜沙二州负责七所驿，最北抵达的是伊州的赤崖驿，伊州的另外两所驿，学者已经根据敦煌写本S.367《沙州伊州地志》所记伊吾县下设有三戍，即堑亭、赤崖、矟竿，推测所余二驿即与戍同置的堑亭和矟竿[14]。有关《沙州图经》所记驿道以及连带的相关文书，前人已经做了非常仔细的考证和分析，甚至做了具体里程与今天公里数的换算，这里只做概要介绍[15]。
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按照唐朝的制度，每个州都要编造图经，三年一上兵部，所以在地方和中央官府都有保存。因为这是具有行政功能的图籍，三年改编一次，所以旧的就废弃了，因此我们现在很少见到存世的唐代图经。所幸敦煌藏经洞保存了不仅有《沙州图经》卷一（S.2593）、卷三（P.2005、P.2695）、卷五（P.5034），还有《西州图经》（P.2009），如果从行政运作的角度来看敦煌保存的《西州图经》，就可以知道，西州的情形也是沙州官府需要掌握的，特别是交通道路的情况。
唐朝的图经，是按政府规定的条目来编写的。《沙州图经》卷三是敦煌县部分，两个写本前部均残，保存有河、渠、泽、堰、池泊、驿、学校、祠庙、城塞、古迹、祥瑞、歌谣的部分，而本县没有的“监牧、羁縻州、江河淮济、海沟、陂、宫、郡县城、关鏟（键）津济、岳渎、铁、碑碣、名人、忠臣孝子、节妇烈女、营垒、陵墓、台榭邮亭矿窟、帝王游幸、名臣将所至、屯田”，也要特别说明“右当县并无前件色”，但标题还是要列出。卷五写本更残，保存有寿昌县的栅堡、佛寺、学校、社稷、山、泽、泉湖、渠涧、关隘、城塞、古迹，以及寿昌县所属石城镇的山脉、城堡、寺院、道路、古城、湖泊，最后为播仙镇部分，仅存首部残文[16]。寿昌县是正式的直辖县级单位，境内应当置有驿站，如前面提到证圣元年（695）废弃不用的沙州西北往伊州的矟竿道上的驿站，应当就在此处记录，但有关文字大概正好在“栅堡”前面而缺失掉了。
石城镇和播仙镇两地原为西域的鄯善和且末，高宗上元年间把它们划归沙州，改名石城镇和播仙镇。这里原本是关外西域之地，所以没有驿站的设置，从《沙州图经》石城镇部分的“山脉”和“城堡”之间没有“驿道”的记录，即可证明。但《沙州图经》表明，在没有驿站的地方，应当有官方确定的“官道”，所以P.5034《沙州图经》卷五石城镇部分，有“六所道路”的珍贵记录：
一道□（北）路。其路〔东北去屯〕城一百八十里，从屯城取碛路，由西关向沙州一千四百里。总有泉七所，更无水草。其镇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一道南路，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里。其路由古阳关向沙州，多缘险隘。泉有八所，皆有草。道险不得夜行。春秋二时雪深，道闭不通。一道从镇西去新城二百卌里。从新城西出，取傍河路，向播仙镇六百一十里。从石城至播仙八百五十里，有水草。从新城西南向蒲桃城二百卌里，中间三处有水草，每所相去七十余里。从蒲桃城西北去播仙镇四百余里，并碛路不通。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当蒲昌海，西渡计戍河。![]()
P.5034《沙州图经》卷五
这里即汉代的鄯善国所在，在今新疆若羌。公元5世纪末鄯善国灭亡后[18]，这里曾经是以青海为中心的吐谷浑王国的领地。隋炀帝派军打败吐谷浑，曾在此设鄯善郡。隋末天下大乱，隋郡废弃。唐初贞观年中（627－649），康国大首领康艳典率众东来，占据此地，归顺唐朝。高宗上元二年（675）改为石城镇，隶属沙州。敦煌写本S.367《沙州伊州地志》记康艳典时代的石城镇范围的情况：
石城镇，东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本汉楼兰国。隋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 屯城，西去石城镇一百八十里。胡以西有鄯善大城，遂为小鄯善，今屯城也。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之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于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19]
其实，虽然《沙州伊州地志》是晚唐光启元年（885）抄写的文本，但我们对比一下《沙州图经》卷五残存的相应文字，就知道这段文字的原本就是唐前期成书的《沙州图经》。这里的每个城镇，都有距石城镇的里程，和《通典》《元和志》一样，都是唐朝记录州县城镇间里程的官文书“定样”，是唐朝官府行政运作必备的记录。
而上述专门记载道里的条目里，分别记录了从石城镇出发，前往东西南北方向的六条道路情况。其中两条通沙州的道路，北道经屯城去沙州，南道由阳关向沙州；一条往西经新城、蒲桃城到播仙镇道路；一条往南去吐谷浑、吐蕃境内的道路；一条向北去焉耆王国的道路；一条向东南去萨毗城的道路。其中石城至屯城、石城至新城、石城至萨毗城的距离，都和《沙州伊州地志》所存相应城镇距石城镇距离吻合，只有石城距蒲桃城的距离“四里”，对比道路条目的记载，恐怕在传抄中漏掉了“百八十”字样。总之，这些相符之处，表明来自严格的官府文书，是经过官方确认的数据。这些道路的记录，说明唐朝在不设驿站地区仍然有清晰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记录。
另外，《西州图经》也保留了“道十一达”的条目，文字如下：
新开道。右道出蒲[ ]观十六年[ ]有井泉[ ]之阨，今见阻贼不通。
花谷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西合柳中向庭州七百卅里，丰水草，通人马。移摩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移摩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卌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萨捍道。右道出蒲昌县界萨捍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突波道。右道出蒲昌县界突波谷，西北合柳谷向庭州七百卅里。足水草，通人马车牛。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乌骨道。右道出高昌县界北乌骨山，向庭州四百里，足水草，峻险石阻，唯通人径，马行多损。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唯通人马。白水涧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西北向处月已西诸蕃，足水草，通车马。银山道。右道出天山县界，西南向焉耆国七百里，多沙碛滷，唯近烽足水草，通车马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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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9《西州图经》
西州是唐朝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国后建立的直辖州，下辖五县：州治为高昌县（今高昌故城），西边为交河县（今交河故城）、天山县（今托克逊），东南为柳中县（今鲁克逊），东部为蒲昌县（今鄯善，辟展）。这里的十一条道路，是从西州各县出发向周边地区的道路，前人已有详细的研究，此不赘述[21]。其中赤亭道，是从蒲昌县经赤亭前往伊州的道路；新开道是贞观十六年新开通的从蒲昌县往伊州偏北的一条新道；花谷道、移摩道、萨捍道、突波道、乌骨道、他地道六条道路，都是向北穿越天山峡谷，前往庭州（今吉木萨尔北庭故城）的道路；大海道是东南不经伊州直至沙州的道路；白水涧道是从交河县向西北处月等西突厥部落地区的道路；银山道是从天山县往西南到焉耆国的道路。与《沙州图经》所记石城镇地区的道路不同之处，是每条道路都有自己的名称，十分规范。我们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知道，高宗以后西州地区逐渐建立起发达的馆驿网络，今天看到的《西州图经》中有些条目应当编写于乾元以后，贞元以前[22]，原本应当有“馆驿”的条目，但可惜残本仅存十一条道路、二所山窟和一区古塔部分，“馆驿”的部分已经缺失，而可能是形成于唐初的“道”的部分文字则保留下来，给我们提供了西州范围内“丝绸之路”走向的详细记录。
由此可见，在唐朝每个州都要不断编订的图经当中，都有详细的官方指定的驿路或道路的记载，从一个驿到下一个驿，一站接着一站，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里数明确，而且还包括冬季是否通行，道路上有几处井泉，人马车牛哪类可以通行，以及是否有贼人出没的等等各种道路通行的情况。除了《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残本外，唐朝其他地区这样的图经虽然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可以推想，如果把从长安到西州所有州的图经中有关驿道或道路的里程记录连接起来，那就是一个极其详细的唐朝“丝绸之路”的道路交通记录，而这些记录是保存在长安尚书省兵部的文案库房当中的。在中原王朝的直辖领地之外，比如汉代的玉门关、阳关之外，唐朝的西州以西地区的交通路线情况，其实中央官府也是有所把握的。这些官府掌握的文书，包括出使西域的使臣回来所写的报告，驻扎在西域地区的军政官员所写的记录，以及从外国、外族使臣那里咨询来的情况。这类官府文书保存下来的也不多，幸运的是其中有相当多的内容在后代编纂史书时，改写编入各史的《西域传》了。
东汉初班固所撰《汉书·西域传》，利用官府保存的文书，按照交通路线的顺序，首次明确记录了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即《西域传》开篇所述：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23]
可见，西汉时的道路，从玉门关、阳关开始，分南北两道，最远到安息（波斯帕提亚王朝）和奄蔡（高加索）。
在这个提纲下面，基本按照从东到西，再由西到东的顺序，依次叙述每个国家的情况，首先是国名、都城、去阳关里数、去长安里数，然后是距西域都护府的里数，还有至紧邻国家的里数。阳关是西汉王朝直辖领地的西部边陲关城，而长安是都城，有了这两个数据，西汉王廷就可以知道出使要走多远，进贡要经过多少天到达。记载距西域都护府所在的乌垒城的里数，是为了一旦有事，西域都护的兵马几日能够到达。而至周边邻国的里程，则对交通往来至关重要。以下把《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各国相互里程的内容摘录出来：
出阳关，自近者始，曰婼羌。去阳关千八百里，辟在西南，不当孔道。西与且末接。西北至鄯善，乃当道云。
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扜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至山国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车师千八百九十里。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北接尉犂，南至小宛可三日行。西通精绝二千里。
小宛国，王治扜零城，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
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南至戎卢国四日行，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
戎卢国，王治卑品城，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道。
扜弥国，王治扜弥城，南与渠勒、东北与龟兹、西北与姑墨接，西通于阗三百九十里。
渠勒国，王治鞬都城，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扜弥接。
于阗国，王治西城，南与婼羌接，北与姑墨接。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国，王治皮山城，西南至乌秅国千三百四十里，南与天笃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当罽宾、乌弋山离道，西北通莎车三百八十里。
乌秅国，王治乌秅城，北与子合、蒲犁，西与难兜接。其西则有县度，县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东与皮山、西南与乌秅、北与莎车、西与蒲犂接。
蒲犂国，王治蒲犂谷，东至莎车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与西夜子合接，西至无雷五百四十里。
依耐国，至莎车五百四十里，至无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与子合接。
无雷国，王治卢城，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与乌秅、北与捐毒、西与大月氏接。
难兜国，西至无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宾三百三十里，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
罽宾国，王治循鲜城，东至乌秅国二千二百五十里，东北至难兜国九日行，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
乌弋山离国，东与罽宾、北与扑挑、西与犂靬、条支接。行可百余日，乃至条支。自条支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云。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安息东则大月氏。
大月氏国，治监氏城，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至越匿地马行七日。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
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捐毒国，王治衍敦谷，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
莎车国，王治莎车城，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南至莎车五百六十里。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头国，王治尉头谷，南与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径道马 行二日。
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东与匈奴、西北与康居、西与 大宛、南与城郭诸国相接。
姑墨国，王治南城，南至于阗马行十五日，北与乌孙接。东通龟兹六百七十里。
温宿国，王治温宿城，西至尉头三百里，北至乌孙赤谷六百一十里。东通姑墨二百 七十里。
龟兹国，王治延城，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杅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乌垒，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东北与尉犂、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东通 尉犂六百五十里。
尉犂国，王治尉犂城，西至都护治所三百里，南与鄯善、且末接。
危须国，王治危须城，西至都护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国，王治员渠城，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与乌孙接。
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东与单桓、南与且弥、西与乌孙接。
卑陆后国，王治番渠类谷，东与郁立师、北与匈奴、西与劫国、南与车师接。
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东与车师后城长、西与卑陆、北与匈奴接。
狐胡国，王治车师柳谷，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国，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 鄯善、且末接。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车师后（王）国，〔王〕治务涂谷。
因为总是有人怀疑古代没有关于“丝绸之路”的记录，那我们就不厌其烦地把《汉书·西域传》记载的西域各国间的里程全部摘录出来，看看西汉时的东西交通具体的情形是怎样的。这样更方便读者了解西汉时期西域交通路线的具体走向，就是先从西域南道从东往西记录，然后越葱岭到大月氏，再北上康居，东向到西域北道的尉头，一路则从天山北的乌孙到天山南的焉耆，最后是东天山的众多山谷小国，以车师后国结束[24]。上述记录中，凡当道的国家，基本都有与相邻国家的里程记录，而不当道的山谷中国家，则有道路通往最近的当道国家，亦标有里程。这里给出的具体里数，说明是用记里鼓车测量过的数据。我们把这些东西相距的里程联结起来，就基本上可以得出汉朝通往西域的各条道路的具体里程，也包括这些西域国家之间的交通路线，这也就是汉代的“丝绸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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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楼兰的道路
《汉书·西域传》这种基本上按照交通路线来依次记述西域国家的方式，为此后的《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晋书·西戎传》、《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所继承[25]。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辑录出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只不过因为各朝编纂西域、西戎、异域传时，材料已经不全，所以有些路线也是断断续续的，但原本材料齐全的时候，路线都是可以如此复原。
东汉时的西域交通路线记录在《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中，其主要道路走向的概括说明，见于开始部分：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自鄯善踰葱领出西诸国，有两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领，则出大月氏﹑安息之国也。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领，出大宛﹑康居﹑奄蔡焉。[26]
这里首先是讲新开通的伊吾道，从敦煌经鄯善到伊吾，从伊吾到高昌。然后是和西汉相同的西域南北两道，越葱岭南北最远也是安息和奄蔡。
下面我们也把《后汉书·西域传》各国间道路交通的记录摘出，来看看东汉时的情况：
于窴国居西城，自于窴经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西夜国一名漂沙，子合国居呼鞬谷，去疏勒千里。德若国与子合相接。自皮山西南经乌秅，涉悬度，历罽宾，六十余日行至乌弋山离国。复西南马行百余日至条支。条支国城在山上，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转北而东，复马行六十余日至安息。安息国居和椟城，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大秦国或云其国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处，几于日所入也。栗弋国属康居。严国在奄蔡北，属康居。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焉耆国王居南河城，其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阸易守。车师前王居交河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是为车师六国，北与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后部西通乌孙。
《后汉书·西域传》对西域诸国交通的记载顺序与《汉书·西域传》大致相同，也是从西域南道，由东向西依次记录，从玉门关开始，经鄯善、于阗，由皮山涉悬度，经罽宾、乌弋山离、条支、安息，最后到大秦；再把大月氏、天竺、康居、奄蔡作为一组叙述；最后是葱岭以东西域北道的莎车、疏勒、龟兹、焉耆到车师前王国；大体上分三组加以叙述[27]。与《汉书·西域传》相比，条理没有那么谨严，记录没有那么丰富，特别是有关里程的记录不够全面，许多国与国之间的里程缺如。这或许是因为到南朝刘宋的范晔编写《后汉书》时，距东汉已经较远，有些文书已经没有保存下来；或许是因为《汉书·西域传》已有的同样内容而被节略掉。但我们看到，大多数西域王国去东汉西域長史所居柳中城的里程和去东汉首都洛阳的里程都保存下来，而且内容更多的是各国与东汉的政治关系史，说明有关西域的里程材料很可能存在，而编者的兴趣在政治史，而不是在西域里程，因为在范晔所处的年代和地域，西域里程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总之，东汉官府应当还是掌握着陆路往西域的里程和方向，而且记录到比西汉所记更远的大秦，说明其时“丝绸之路”的记载更为宏远。
三国时期有关西域交通路线的记载见于三国时曹魏的魚豢撰《魏略·西戎传》，在记载西域部分的开头处，有关于道路的总序：
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领，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领，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详，今故略说。[28]
然后是按照三条道路，对于西域国家的“略说”。我们整理只摘取了有关道路走向和里程的内容：
南道西行，且志国、小宛国、精绝国、楼兰国皆并属鄯善也。戎卢国、扞弥国、渠勒国、（穴山国）〔皮山国〕皆并属于寘。罽宾国、大夏国、高附国、天竺国皆并属大月氏。车离国一名礼惟特，一名沛隶王，在天竺东南三千余里。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
中道西行尉梨国、危须国、山王国皆并属焉耆，姑墨国、温宿国、尉头国皆并属龟兹也。桢中国、莎车国、竭石国、渠沙国、西夜国、依耐国、满犂国、亿若国、榆令国、捐毒国、休修国、琴国皆并属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条支、乌弋。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呼得国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坚昆国在康居西北。丁令国在康居北。此上三国，坚昆中央，俱去匈奴单于庭安习水七千里，南去车师六国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
今天我们看到的《魏略·西戎传》是《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的文本，也可能是“略说”的原文，也可能是摘要。其中没有像《汉书》那样的详细里程记录，主要是三条道路经过的国家，所述道路与总序略有不同，虽然没有道里记录，但一个国一个国排列下去，走向很清楚。南道上最后两个国家——车离国和盘越国，是作为天竺国延伸记录下来的，里程都是虚数，显然是不了解具体的交通状况的。新北道部分把天山北路草原地区的各国间的联系做了交代，包括康居北面的乌伊别国、柳国、岩国，以及更北面的丁令，西北的坚昆，都是前史所没有记载的。可见南道可以抵达天竺东南数千里，中道越过安息到条支、乌弋，北道则西抵大秦，北至丁令、坚昆，都比两汉的道路延伸的要远。
《魏略·西戎传》的一个特色，是在中道部分详细记录了大秦国的情况，现摘录有关道路、里程的情况：
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海西有迟散城，从国下直北至乌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过。凡有大都三，却从安谷城陆道直北行之海北，复直西行之海西，复直南行经之乌迟散城。……其制度，公私宫室为重屋，旌旗击鼓，白盖小车，邮驿亭置如中国。从安息绕海北到其国，人民相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终无盗贼。……自葱领西，此国最大，置诸小王甚多，故录其属大者矣。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驴分王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且兰王属大秦。从思陶国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兰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从且兰复直西行之汜复国六百里。南道会汜复，乃西南之贤督国。且兰、汜复直南，乃有积石，积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兰、汜复、斯宾阿蛮北有一山，东西行。大秦、海西东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贤督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汜复六百里。汜复王属大秦，其治东北去于罗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罗属大秦，其治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
余太山认为《魏略·西戎传》有关交通路线记载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安息（帕提亚）通大秦（罗马）的陆海两道，他据相关研究整理如下：“陆道自安息和椟（Hecatompylos），经阿蛮（Ecbatana），抵斯宾（Ctesiphon），然后渡底格里斯河（经于罗）或幼发拉底河而上，至安谷城（叙利亚的Antiochia），复北行至驴分（Propontis），西向跨越Hellespont海峡，经巴尔干等（所谓‘海北’）地区，到达意大利半岛。海道分为南北：北道至安谷城后，截地中海而西，直达罗马。南道从于罗（Hatra）渡幼发拉底河，至汜复（Damascus），或从思陶（Sittake）经旦兰（Palmyra）至汜复，复自汜复经贤督（Jerusalem）、积石（Petra）抵泽散（亦作乌迟散丹，即亚历山大），然后西北向乘船过地中海，亦至罗马。南道以汜复为枢纽。”[29]由此可见，这段有关大秦国的记载，虽然有传说的色彩，但有关道路部分还是可以信任的，而且中间还特别提到“邮驿亭置如中国”的情形，或许中文资料就是编译自大秦的驿站道里簿之类的文书。
我们最关心的是，《魏略·西戎传》留下的有关大秦国的详细记载，说明其他比大秦距离更近的西域各国应当也有详细里程记录留存下来，只不过没有被魚豢采用，或者文本已经佚失，但可以推断三国时曹魏是拥有与西域各国之间交通里程的详细记录的。
北魏时的情况，今本《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开头部分也有概括：
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后更为四：出自玉门，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为一道；自玉门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车师为一道；从莎车西行一百里至葱岭，葱岭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为一道；自莎车西南五百里〔至〕葱岭，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为一道焉。[30]
余太山指出：“前二道应即《汉书·西域传》所载的南北道。第三、四两道其实是南道的支线。”他还具体分析了这些道路的分段情况：“《魏书·西域传》编者实际上是按照董〔琬〕、高〔明〕所传当时出西域的‘四道’来排列所传诸国的。传文（罽宾以前）可分为四大段：自鄯善至渠莎七国为一段，可称为‘鄯善道’；自车师至者舌二十八国为一段，可称为‘车师道’；自伽倍至大秦八国为一段，可称为‘伽倍道’；自阿钩羌、波路至罽宾为一段，可称为‘波路道’。”[31]
《魏书·西域传》具体的西域王国条目中有关的里程情况如下（只摘取有关文字）：
于阗国，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二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焉耆国，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龟兹国，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帐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疏勒国，东去龟兹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国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东北至突厥 牙帐千余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吐呼罗国，东至范阳（巴米扬）国，西至悉万斤（撒马尔干）国，中间相去二千里；南至连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国，中间相去一万里。副货（布哈拉）国，东至阿副使且国，西至没谁国，中间相去一千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国，相去一千五百里。嚈哒国，其国南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魏书·西域传》每一个西域国家的条目都有距离北魏都城代（平城，今大同）的里数，但不是每一条都有与周边国家的里程。可是在记载大的西域王国的时候，则记录其四至里程，这样就把没有的部分给连接起来了。
据《隋书》卷二九《地理志》，隋朝疆域“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32]最西到且末郡，已经深入西域地区。但《隋书·地理志》每个郡条目下，不书四至，所以没有道路的具体记录。
《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保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了隋朝通西域的道路：
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鏺汗，苏对萨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33]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关于材料来源及西域各国里程情况的记载如下：帝（隋炀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焉耆国，都白山之南七十里，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疏勒国，都白山南百余里，东去龟兹千五百里，西去鏺汗国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于阗国，都葱岭之北二百余里。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鏺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萨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 吐火罗国，都葱岭西五百里，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挹怛国，都乌浒水南二百余里，南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米国，都那密水西，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罗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乌那曷国，都乌浒水西，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漕国，在葱岭之北，北去帆延七百里，东去刦国六百里，东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据考：中国古代正史关于西域的记载，《汉书·西域传》建立了一个编写格式，就是基本上按照交通路线来排序。此后的《后汉书·西域传》、《魏略·西戎传》、《魏书·西域传》、《晋书·西戎传》、《周书·异域传》都是如此[35]。但到了《隋书·西域传》，改变此前做法，采用以西域国家与隋朝发生关系的年份先后，作为排列的顺序[36]，显得杂乱无章。
经过隋末动乱，到唐朝初年编纂《隋书·西域传》时，材料已经不够丰富，所存只有二十国的记录，比裴矩的四十四国，减少一半多。所记西域各国里程，也只有片段保留，如“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还是可以看出官府档案的原本样貌，也可以推断原本是有着系统的西域道里记录的。按照《西域图记序》，隋朝交通路线所记最远是“拂菻国”和“西海”，即拜占庭和地中海。
唐朝时国力强盛，统治区域广大，因此有关的记录应当更加详细。《新唐书·地理志》的西州、庭州和“安西入西域道”等条目下，保存了贞元年间（785－805）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的片段记录。我们按照道路的顺序略做调整，就可以清楚地把这些道路区分为若干段落：①西州至焉耆，②焉耆至安西（龟兹），③安西至拨换，④拨换至碎叶，更西到怛罗斯城，⑤拨换至疏勒，⑥拨换至于阗，⑦于阗至疏勒，疏勒至葱岭，⑧于阗至兰城、且末，⑨沙州至兰城乃至于阗，⑩北庭至碎叶[37]。具体记录如下：
①自〔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两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经礌石碛，二百二十里至银山碛，又四十里至焉耆界吕光馆。又经磐石百里，有张三城守捉。又西南百四十五里经新城馆，渡淡河，至焉耆镇城。[38]②自焉耆西〔百〕五十里过铁门关，又二十里至于术守捉城，又二百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龙泉守捉，又六十里至东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西夷僻守捉，又六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都护府。[39]③安西西出柘厥关，渡白马河，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碛。经苦井，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拨换城，一曰威戎城，曰姑墨州，南临思浑河。④乃西北渡拨换河、中河，距思浑河百二十里，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阗（祝之误）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一曰于祝，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顿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⑤自拨换碎叶（后二字衍文）西南渡〔思〕浑河，百八十里有济浊馆，故和平铺也。又经故达干城，百二十里至谒者馆。又六十里至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渡赤河，经岐山，三百四十里至葭芦馆。又经达漫城，百四十里至疏勒镇。⑥自拨换南而东，经昆岗，渡赤河，又西南经神山、睢阳、咸泊，又南经疎树，九百三十里至于阗镇城。⑦于阗西五十里有苇关，又西经勃野，西北渡系馆河，六百二十里至郅支满城，一曰碛南州。又西北经苦井、黄渠，三百二十里至双渠，故羯饭馆也。又西北经半城，百六十里至演渡州，又北八十里至疏勒镇。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开元中置守捉，安西极边之戍。⑧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⑨又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祅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堡、彭怀堡、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40]⑩自庭州西延城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有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有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有黑水守捉，又七十里有东林守捉，又七十里有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踰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41]
贾耽《皇华四达记》依据的材料，应当是唐朝中央政府保存的文书档案，具体内容，相当详细。这里记录了从西州、北庭、沙州三个唐朝直辖的边境州开始，向西的各条道路，最远到中亚的怛罗斯，一站接一站，都有具体的里程，中间基本没有中断。其中有两条路是前史所缺或记载不详的，一条是从拨换城向北，经温肃，越天山拔达岭，到碎叶城，最后抵怛罗斯；另一条是从北庭向西，经张堡城守捉、清镇军城、弓月城等，越伊丽河，直到碎叶城。前者是玄奘曾经走过的天山谷道；后者是所谓北方草原之路，此时沿线已经设有完备的军政设施，可以保障道路的畅通[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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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田河畔的唐代戍堡
在这些西域地区的道路上，除了西域地区原本已有的传统城堡之外，出现了一系列的馆驿、守捉、镇城、军城、羁縻州城等，这是唐朝显庆三年（658）灭掉西突厥汗国以后，在西域地区开通道路，设置馆驿的结果。而且，此后唐朝一直在维护这些道路，增强这些道路上的交通设施。据吐鲁番出土的《唐天宝十三载（754）礌石馆具七至闰十一月帖马食历上郡长行坊状》，从西州到安西都护府一段道路上有礌石馆、银山馆[43]。由此来看，这些馆应当是天宝十三载之前，在翻越天山的道路上陆续增设的馆驿，比《皇华四达记》所依据的史料还要详细，说明唐朝在不断加强西域地区的交通设施。
因此，可以说，不论在长安，还是在边疆地区，唐朝人也拥有完整的西域地区“丝绸之路”的记录，而且更加细致。上述《皇华四达记》是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直接可以到达的地域，如果我们再看《新唐书·西域传》，我们就可以像前史那样，把一些西域各国间的里程连接起来，不过这些我们已经可以举一反三，不必重复了。以上，我们不厌其烦地征引了大量的文献，特别是来自官府档案的正史中有关通往西域的交通路线及其里程的记载，这些记录表明，虽然古人没有今天的“丝绸之路”这样一个名称，但对于最初“丝绸之路”一名提出时所涵盖的道路，从汉代就有了详细的记载，而且在汉唐之间，这些有关“丝绸之路”的记录十分详细，甚至超过给“丝绸之路”命名的李希霍芬的认知。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这样一条“西域之路”早就存在，只不过到了近代，被称作“丝绸之路”了而已。
（2020-5-23完稿，原载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1月，41-64页。）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96页。
[2] 图见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0页。
[3] 李并成《居延汉简里程简地理调查与考释》，《西北史地》1993年第1期，第15－21页；何双全《汉代西北驿道与传置──甲渠候官、悬泉汉简〈传置道里簿〉考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30期，1998年，第62－69页；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6－59页；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207－221页；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06－133页。
[4]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4552页。
[5] 同上，第4552－4558页。
[6]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第57－58页。“南”字据校勘记引《考证》补。
[7] 参看宁夏固原博物馆编著《固原历史文物》，科学出版社，2004年。
[8] 详细考证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85年。
[9] 图版见《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51页。录文见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榎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4年，第64－69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9－51页。
[10] 有关《沙州图经》卷三所记驿道的考证，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第442－448页；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原载段文杰等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此据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3－444页；李并成《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史地语文编》，第201—215页；又《唐代瓜沙二州间驿站考》，《历史地理》第13辑，1996年，第93－101页；又《瓜州新发现的几座古城址的调查与考证》，《敦煌研究》2017年第5期，第103－106页；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275－303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81－105页。
[11] 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年，第12－17页。具体行程考证，参看李正宇《玄奘瓜州、伊吾经行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82—91页；又《莫贺延碛道考》，《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67－74页。
[12]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481－484页。
[13] 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四出道路考》，《敦煌学史事新证》，第435－438页。
[14] 李正宇《敦煌历史地理导论》，第292页。最近，孟宪实利用敦煌文书，对此道交通有更详细的论述，见所撰《论唐代敦煌与伊州的交通》，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凤凰出版社，2019年，第32－50页。
[15] 对于前人研究成果的详细归纳和整理，见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87、159－173页。徐学强最近利用GIS技术讨论沙州驿程，见所撰《唐代驿程的新解读——以沙州为中心的考察》，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30辑，三秦出版社，2020年，第385－395页。
[16] 《沙州图经》残存文字全本的最好录文，见上引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第55－97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210页录文部分。
[17]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第95－96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164页。
[18] 有关楼兰鄯善王国的年代和考古遗存情况，参看陈晓露《楼兰考古》，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
[19] 池田温《沙州图经略考》，第91－93页；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第241－242页。
[20] 唐耕耦等《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4－55页。
[21] 程喜霖《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33－554页；巫新华《吐鲁番唐代交通路线的考察与研究》，青岛出版社，1999年，第122－162页；王素《高昌史稿·交通编》，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70－175页；P. Pelliot,Les routes de la region de Turfan sous les T’ang suivi de l’histoire et la géographie anciennes de l’Asie Centrale dans Innermost Asia, ed. by J.-P. Drège, Paris: 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du Collège de France, 2002, pp. 1-94；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第116－129页。
[22] 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芬诵室，1909年。
[23] 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872页。以下引《汉书·西域传》均据此版本，在第3875－3921页范围内，不一一出注。
[24] 余太山把全传的道路记载概括为五大段：“自第一国婼羌至第二十国大月氏（大夏）为第一段，自第二十一国康居至第二十九国尉头为第二段，自第三十国乌孙至第三十八国焉耆为第三段，自第三十九国乌贪訾离至第四十八国劫国为第四段，第四十九国狐胡至第五十四国车师后城长国为第五段。”见所著《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4页。
[25] 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作者《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27－134页。
[26]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4页。下引具体各国材料，见第2915－2929页。
[27] 余太山将全传所记道路分为四大段：“第一国拘弥至第十三国东离为第一段，第十四国乌弋至第十六国奄蔡为第二段，第十七国莎车至第十九国焉耆为第三段，第二十国蒲类至第二十四国车师后国为第四段。第一段是经由南道前往的各国，后三段是经由北道前往的各国。”见所著《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第135页。
[28] 以下所引《魏略·西戎传》，均见《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59－862页。
[29] 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第136－137页。余太山对此段原文的详细考证，见所撰《条枝、黎轩、大秦和有关的西域地理》，作者《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8－35页。
[30]《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1页。以下具体国别引文在第2262－2279页。按今本《魏书·西域传》已佚，是据转录自《魏书·西域传》的《北史·西域传》复原出来的，相关情况见余太山《〈魏书·西域传〉原文考》，《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第86－121页。
[31] 余太山《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第135－136页。
[32]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808页。
[33] 《隋书》，第1579－1580页。关于此三道的具体情况，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有详细考证，《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第101－1120页。
[34] 《隋书》，第1841－1857页。余太山《〈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对这些里程做了详细考述，见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下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54－570页。
[35] 参看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的体例》，作者《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上册，第127－134页。
[36] 李锦绣、余太山《〈通典〉西域文献要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8页。
[37] 荣新江《唐代安西都护府与丝绸之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新疆龟兹学会编《龟兹学研究》第5辑，新疆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5－158页。
[38]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西州条，中华书局，1975年，第1046页。
[39]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第1151页。
[40]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安西入西域道”条，第1149－1151页。
[41] 《新唐书》卷四〇《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第1047页。
[42] 关于唐朝时期丝路北道的交通设施建设，详参付马《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第7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43]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47页。
此文转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