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1年第4期
童 岭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教授，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汉代史和简牍学研究的巨匠。在其诸多著作中，《文书行政の汉帝国：木简·汉简の时代》是其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本新作。本文试图从纵向“京都学派”三代简牍学学人（森鹿三、大庭修等）的发展脉络上，以及横向比较王国维、白乐日等氏之学术上，重点分析冨谷至教授研究之思路。
去岁春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冨谷至教授五百页的简牍学新作《文书行政の汉帝国：木简·汉简の时代》[2]（下文所引此书，径出页数）出版。此书之书封正面是取自《额济纳汉简》[3]的三枚木简写真，反面是汉代烽燧照片。
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到冨谷至教授的名字，是在大学时代读林剑鸣《秦汉史》下册第十一章，提及汉元帝“多材艺，善史书”时，说“善史书”就是“指文吏所必须掌握的文字书法。”并在这里加了一条注释：“对这个问题，日本青年学者冨谷至已发表专论《史书考》。”[4]第二次见到冨谷至教授的名字，是读其作《汉代的两座刑徒墓》[5]。至于第三、第四次在哪本书中见到，则难以忆起。总之，等到我几年前参加冨谷至教授的简牍研究读书班时，冨谷至教授已经是京大东洋史学的重量级人物之一了，但冨谷至教授做学问的热情却依旧如青年般地活力四射。
颇有意思的是，冨谷至教授在此书中屡次称赞他的老师辈（梅原郁、永田英正等）的研究水准是“北辰一刀流”（第442页）。并且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习得这一剑法的奥义，只是胡乱地舞了几下剑而已。所谓“北辰一刀流”是日本文政年间千叶周作创立的剑术流派，把以往的剑术升格到武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境界，并且研习之人多有通朱子学与汉诗者。故而“北辰一刀流”在江户末年影响很大，从中产生了很多重要人物。如幕末维新志士坂本龙马的“武者修行”，就是跟从这个流派学习了剑术。实际上，读完这部《文书行政の汉帝国》的简牍学力作，我深深地以为，冨谷至教授自己完全继承并发扬了东瀛汉简研究前辈的“剑法”，当之无愧地可以称之为汉简研究新世代中的“北辰一刀流”。
冨谷至教授新作《文书行政の汉帝国》一书分三编，每编三章，共九章。细目如次：第Ⅰ编 简牍的形态与机能——通向视觉简牍的展望。第一章、简牍时代及其终焉；第二章、视觉简牍的诞生——关于简的长度之考察；第三章、檄书考——视觉简牍的展开。第Ⅱ编 书记及其周边。第一章、通往书记官之道——汉代下级役人的文字习得；第二章、书体·书法·书艺术——行政文书中产出的书艺术；第三章、行政文书的书式·常套句。第Ⅲ编 汉代行政制度考证。第一章、汉代的地方行政——汉简中所见亭之分析；第二章、通行行政——通行证与关所；第三章、食量支给及其管理——汉代谷仓制度考证。王国维先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有云，自从20世纪初，丝绸之路上的简牍出土以来，引起中外一流学者之高度重视。[6]简牍研究距今已有一个世纪，期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度中断过外，则一直是中国学抑或汉学中的显学。新中国成立以来，木简在各地大量出土，其数量与当年斯坦因最初在疏勒河流域发现的约700枚相比，几乎增长了近一千倍！数量的增长同时也促使了简牍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不得不与之同时更新。最初王国维《流沙坠简》[7]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8]中所划分的“文书”、“记录”、“簿籍”等内容，据冨谷至教授的意见，“这种内容分类对于今日之简牍研究并不十分有效了”（第1页）。他在利用了最新的史料后，[9]强调对简牍书式、样式、形态进行全方位的重新考察，来辨别简牍之机能。冨谷至教授在绪言中有一段似可看做他研究的纲领的文字，试译如次：“ 闲话休提，命名为《文书行政的汉帝国》的这本书，尽可能去活用上述那些具有重层性和动态性的简牍资料，并基于此试图解析汉帝国的行政制度。换言之，是为了回应前述关于简牍资料的种种‘为什么’——去解明那一个据文书进行实际行政而出现的汉帝国。”（第4页）
在具体论证过程中，分三大部分展开（即目次中的三编）。第一编第一章《简牍时代及其终焉》中，冨谷至教授把自己研究范围的上限设为文书行政确实成立的统一秦帝国时代（前221年），下限虽然提及了公元2世纪“蔡侯纸”的出现（第395页），但他严谨地说道，纸的出现并没有使简牍立刻退出历史舞台，而是有一个漫长的纸、简并用时代。就是在这一交替的时间范畴内，冨谷至教授敏锐地找出《论语》的错简作为讨论之始。第二编《书记及其周边》则对于文书行政的承担者——书记官进行了细致之考证，研究涉及简牍上的文字、书法和语句。早在《秦简·内史杂律》里面说到：“有事请殹，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第400页）也即是指出，关于政务必须用文书，口头申请以及代理申请都不可以。接着冨谷至教授又据此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文书行政在庶民层中确立皇权威信。此外，何时需要在简牍上亲笔署名？什么场合需要在简牍上亲笔署名？如斯等等话题，都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在第二编中，还对简牍中的惯用表现句型“如律令”、“有教”、“有书”等结合传世典籍进入了深入之研究。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邢义田教授在《汉代“故事”考述》[10]一文中也有对“如律令”的句式分析，与冨谷至教授角度不同，对读之下亦会有收获。
此书最后一编《汉代行政制度考证》，其实是基于冨谷至教授发表在《东洋史研究》、《东方学报》上的三篇力作整合而成。冨谷至教授对于汉代行政制度的基本认识是：“以身体血管为例，国家是身体，而维持、增强身体的血液和血流，则是文书行政。”（第403页）“前后约400年的汉帝国，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中是延续最久的，同时也是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后世的唐、宋、明以及清，虽然以统一帝国出现，但大多数帝国到了中期，其中央集权就变得脆弱化以至崩坏。汉帝国则以强大的专制国家姿态延续着，我认为使它得以实现的力量，就是成熟了的文书行政，以及围绕文书的人、物；流通移动之管理、检阅的系统。”（第406～407页）
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早已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一个高度“早熟”、完备的专制制度。这一点，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曾有言及，[11]然而细化到两汉史籍的考察在欧美汉学家那里尚不多见。冨谷至教授在此书中虽然没有提及白乐日等人的学说，但他通过自己的简牍研究得出：一方面古代中国要直面实际操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规则的理念。中国社会很早就开始对这一“二律背反”（antinomy）进行扬弃（第408页）。这种在汉简考证中贯穿着缜密理论思考的治学特色，其实要追源于京都学派的“三代”。
上世纪初的“国粹”“国学”热中，鲁迅先生曾经冷静地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2]——受王国维、罗振玉等人之刺激，日本学界特别是京都学界也开始了简牍学之兴趣（最初只有墨迹书法上的启蒙性介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以及有系谱可循者，要算到二战后的京都学派简牍研究之“三代”。
“第一代”是战后50年代，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森鹿三、藤枝晃为代表，采取读书班的形式在日本京都首先唱响了真正意义上的汉简研究。在他们的读书班上，也产生了为中国学人所熟知的“第二代”——大庭修和永田英正。这两位的主要业绩，如大庭修的《秦汉法制史研究》、《汉简研究》；永田英正的《居延汉简研究》，因为目前都已有中译本，[13]在此不展开多述。对于这前两代，其实中国学者很早就已关注，典型例证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的《简牍学译丛》[14]。大致来看，第一辑收译第一代之文章，第二辑收译第二代之文章。而据冨谷至教授说，所谓“第三代”，即以他自己和籾山明[15]二人为代表（第442页）。第三代的优势有二：一是能够到汉简出土地进行实地考察；二是利用电脑的数据库分析、归类简牍资料。说到这，冨谷至教授不无忧虑地认为，电脑虽然有其好处，但过分依赖它，会使今人的文章多少带有量产式的“电脑臭”（第443页），因而离开他心目中的“北辰一刀流”越来越远。
其实我倒想在上述两点优势外，补充“第三代”的第三点优势：即京都大学持续了近五六十年的读书班传统。正因为这种不间断的读书会，产生了汉学界的简牍研究中坚力量。如英国学者迈克尔·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汉代行政记录》序言中就提及藤枝晃、森鹿三、永田英正、大庭修等人的研究班讨论会，充满感激之情。[16]
针对如何“读书”的问题。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冨谷至教授回忆起了梅原郁的教诲，现转译数则：“当然要全部通读唐以前的文献！”“收集史料，不能只是为了摘抄卡片而读书，必须要从头到尾地通读。前者只是‘见书’而非‘读书’！”“（研究哪个时代）就像自己住在那个时代一样，而且是协调地生活在那里，方才能了解那个时代，你可以做到吗？”（第444页）其实，这种熟悉的声音不仅仅在日本，在中国清末民初的优秀学人那里，都无一例外地强调“读书”，乃至“通读”的重要性。如黄季刚先生就强调把《十三经注疏》、《说文》等唐前典籍“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未毕一书，不阅他书”（1934年黄席群等记录）。[17]我想，这也是为何京都学派认为自己秉承了“清儒家法”的一个重要原委罢。
相对于东京学界西岛定生[18]等氏秦汉史的研究，以冨谷至为代表的京都学派学人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大陆，冨谷至教授已有两本著作被译为汉文：《秦汉刑罚制度研究》与《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书写材料的文化史》。[19]似乎给人的“错觉”是冨谷至教授为简牍学专家。实际上，从冨谷至教授众多层面的著述目次中，可以看出他并非单单从事汉简研究，而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之学”（吉川幸次郎语）者。
冨谷至教授除了前文提及的两本中译著作外，其他如：《汉书五行志》（翻译，平凡社，1986年）；《本朝度量权衡考》（校注，平凡社，1992年）；《ゴビに生きた男たち：李陵と苏武》（白帝社，1994年）；《古代中国の刑罚：骷髅が语るもの》（中央公论社，1995年）；《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边境出土木简の研究》（朋友书店，2003年）；《韓非子：不信と打算の现实主义》（中央公论社，2003年）；《中国史》（小学馆，2006年）等等。这些，不就是向梅原郁教诲靠拢的最好例证么？
据冨谷至教授在本书后记中的记述，他近年的计划将是编纂一部《汉简语汇辞典》。私下曾经听冨谷至教授说，在迄今为止的中国简牍研究界中，他最崇敬劳榦先生，认为其以一人之力做出了很多人合力都完成不了的不可磨灭之简牍学贡献。“地不爱宝”，现今依旧有不少新出土的汉代简牍，比如新近的北京大学西汉竹书等等。[20]在此，我也衷心祝愿冨谷至教授用他的“北辰一刀流”简牍学剑法奥义结合最新的出土史料使这一宏大计划早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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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此文转自“西域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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