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众所周知，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西汉期间（前202—8），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路通道。因这条路途运送的大宗货物是以丝绸产品为主，在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 The Result of My Travels）一书中给出了这个定名概念，即德语“die Seidenstraße”。1936年，他的学生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又出版了《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一书，进一步指出“丝绸之路”之名在此前并未在中国使用过，李希霍芬也许是这一描述名称的发明人。自此，“丝绸之路”之名便在全世界传开，且所指的地理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而按照如今学术界的划分，“丝绸之路”所包含的路线范围，除上述提及的北方路线之外，还有自成都出发，经云南向缅甸、印度延伸，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西南丝绸之路等陆路通道。按时间推算，这条古西南丝绸之路的缘起可追溯至东周时期。对此，一方面结合历史文献，如公元前3、4世纪印度文献《摩奴法典》《治国安邦术》中提及的对“中国丝”之初识；另一方面，根据四川、云南地区东周墓葬中发现的印度洋海贝、石髓珠等跨文化范围的考古实物，包括梁启超、季羡林、张星烺、陈茜、江玉祥等在内的一批早期专注于中印交通研究的学者，都认为西南丝路开通的时间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另有案可证，《史记·大宛传》提及张骞曾有过探寻南方“蜀—身毒道”的考察，记曰：“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由此可知，在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时，蜀地工艺品已有经印度向中亚、西亚传播的情况，即这条在《史记》中被称为“蜀—身毒道”的线路已经承担着连接川、印并向中亚、西亚地区延伸的贸易往来之作用。而经两汉时期中原王朝的不懈努力，最终于东汉明帝时以在云南保山设立永昌郡为标志，促使这条西南丝绸之路被正式打通，从而成为一条深藏于高山密林间的早期全球化贸易与文化的通衢，尤其是建立起中印两个文明古国最早产生联系的纽带。至于从我国南海出发，途经印度洋、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史料记载来看，一般认为是因南宋至明朝的重大航海活动形成的，如郑和七下西洋。然而，根据海上丝路出土的文物考察研判，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并非只是在这两个朝代才兴起，而是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海洋贸易的萌芽，如夏商周三代，海贝作为一种产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外来交换品发展成为最早的货币便可为证。况且，有关中外海路贸易交流的最早史料在《汉书·地理志》中确有记载，当时中原就与南海诸国接触，而且有遗迹实物出土，表明南海区域交流可能更早于汉代。《汉书·地理志》称其海路为：从徐闻、合浦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这是可见的有关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文字记载。这在很大程度说明在秦汉，乃至更早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贸易活动就已成型。当然，唐代高僧鉴真数次东渡日本，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播到东瀛，这算得上是中原文化东传至日本的事实，是丝绸之路典型的东传路线。本专题的三篇文章，分别以《两汉北丝绸之路前缘后世多元艺术文化史迹考证探寻》《图像学视域下汉代西南丝路上羽舞与中原羽人舞比较探究》《丝路东传与跨文化研究——以日本正仓院金属工艺藏品的装饰纹样探析为例》为题，从北丝路、西南丝路、海上丝路的研究视角出发，展开艺术史领域对丝绸之路广泛区域的史迹探讨，可谓契合了丝绸之路北南东西多个方向路线的考察之话题，关涉古代丝绸之路陆地和海洋贸易通道的各种文化艺术领域的史料挖掘与整理，构成针对丝绸之路发展脉络的有益探讨，各篇文章内容都具有一定深度的学理思考，值得一读。
两汉北丝绸之路前缘后世多元艺术文化史迹考证探寻
文 ˉ 夏燕靖
【关 键 词】两汉北丝绸之路 前缘后世 多元艺术文化史迹 考证探寻
就大历史观而言，亚欧大陆板块上的“丝绸之路”其实不止一条，学术界为了区分清楚，分为南北两线进行历史叙事。而北方丝绸之路始于汉武帝时期以长安为起点的张骞西域之行，经甘肃、新疆延伸至中亚、西亚，最终连接地中海地区，是著名的陆上贸易通道。南方丝绸之路则被称为“蜀-身毒道”，其间穿越复杂的横断山区，又被称为高山峡谷丝路。为使问题讨论中的概念明晰，本文以“两汉北丝绸之路”的命名作为主线，兼顾这条路径的前缘后世考证并探寻其多元艺术文化的史迹。
应当说，在此过程中首先应根据丝绸之路北方交织路线中的遗迹留存，将先秦两汉路线上的艺术文化交流史迹寻踪挖掘，以认定文献提及在两汉时期得以形成的丝绸之路，早在先秦已有明显的路途迹象。自然，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佐证了早期西域与中原地区之间频繁而密切的交流。这些交流通过早期丝绸之路进行，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此外，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中原的交通路线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这一观点。例如，西安栎阳城遗址出土的战国秦代陶文“高甘来请”中的“高甘”被认为是西域的“高昌”。[1]这为我们呈现了先秦时期中原政权对西域地区的开发与治理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古代西域各族群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过程，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早期雏形的重要阶段。这些证据表明，至少在战国时代，西域地区已经与中原文化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成为早期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既然早在先秦就有通往西域的路途存在，贸易活动已然开展，那么在张骞受汉武帝之派遣出使西域之前，就已有从中原出发经过河西走廊通往中、西亚乃至欧洲的贸易路线。张骞出使西域的路线选择其实是有历史参照的，这一点可在文献中得到佐证。如《穆天子传》《国语·周语》等典籍中均有提及周穆王曾进行过西巡之事，[2]并由此初步提炼出丝绸之路的主要途经地点，如“经陇西、兰州、武威、张掖、居延海及巴丹吉林大漠，最远达至葱岭、中亚一带”。[3]这也是当今学术界对丝绸之路交织路线形成的主流认识，满足了一般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的概念定义，即北方丝绸之路（或称“西北丝绸之路”）所涵盖的主要地理区域。而古籍文献所提及之事，也在中原地区的文化艺术留存中的古物上得到印证。例如，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东汉周穆王拜见西王母的画像石上的描绘与《穆天子传》中所记载的事件[4]互为印证（图1、图2）。值得注意的是，记载中提到“锦组”，应该指的就是带有花纹的丝织品，这正是“丝绸之路”概念在先秦相关资料中出现的一个实例。
图 1 ˉ 民国影印黄荛圃手校《穆天子传》
图 2 ˉ 周穆王拜见西王母主题画像石，长 3.03 米，宽 0.96 米，厚 0.23 米，山东省滕州汉画像石馆藏
当然，两汉时期关于丝绸之路的文献记载更为完善，形成了北路交织线路行径大全，包括北道、中道和南道三条路线。如此发展既顺应了当时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或地区的沟通需求，亦切合政治经济与文化之发展诉求。同时，更体现出源于政治因素而与西域诸国和地区打通漫漫长路，推进贸易和促进文化艺术交流与发展的愿景，以至于丝绸之路直到如今仍然备受世人赞誉和瞩目，成为横贯欧亚非大陆的国际性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难怪，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要将张骞出使西域之丰功，称为“凿空西域”。“凿空”意为“开通大道”，亦可理解为在原有通道基础上的重新开辟。可史实确证，早在秦汉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延伸至西域的广袤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4世纪时（当时处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西方已经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国”。这个名称源自希腊语“赛尔”，意为吐丝的“蚕”，“赛里斯”也是指贩卖蚕丝的商人行走的通道。[5]这些历史陈迹说明，丝织品早在秦汉之前就已经传入西域诸国，也许是通过一条分支多路的极为古老的贸易通道。而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可谓是踏着前人足迹的进一步开拓，重新打通了中原王朝横跨亚欧大陆的陆路通道。自此，中原王朝通过这条丝绸之路的通衢向西域，特别是中亚出售丝绸、茶叶和油漆等特色产品，并自欧洲、中亚、西亚等地引入珍宝、琉璃等稀罕物品。而《史记》之所以这么说，可以理解是为了突出张骞“凿空”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更是表彰他重新搭建起中原与西域沟通贸易桥梁的功绩。
一、丝绸之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
追溯丝绸之路上的种种艺术文化史迹的发展脉络，可以揭示出丝绸之路从开凿至繁盛过程中的中西艺术文化大交流的历史风貌。甚而可言，先秦两汉时期在这条商贸通道上出现的艺术文化交流之传奇，乃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不断深化的历史写照。并且，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中也能得到进一步的印证。
如上所述，“丝绸之路”仅就商贸通道的意义而言，早在秦汉之前就已经有了通衢的事实存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有一位印度著名学者在撰写的《治国安邦术》（Arthashastra，又名《政事论》）一书中采用过一个用词，名为“Cinapatta”，且频繁出现。“Cina”特指中国，“Cinapatta”是说“中国的成捆的丝”，这在当时中西贸易中是十分常见的事情。因此，“Cinapatta”又可称为不同民族之间用于表达对来自中国丝绸的称谓。[6]应该说，“西域”这一地理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理解。从广义来说，西域是指从今天的嘉峪关以西延伸至地中海沿岸，覆盖新疆、西藏北部等地的广大地区。而从狭义来讲，“西域”特指西域三十六国，即现今的新疆全境。清朝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后，将新疆南疆地区，巴尔喀什湖附近的区域，天山以北包括今天新疆的阿勒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广大区域都纳入西域的范畴。因此，后来历史文献中提到的西域，通常指的是这个区域。那么，丝绸之路成为架构起东西方之间贸易及推动艺术文化交流与发展的文明桥梁，自先秦伊始乃是不争的事实，是有力推动东西方政治、经济、艺术与文化大融合的重要通衢，是对先秦至两汉整个社会的兴盛，乃至隋唐商业和艺术文化繁荣的铺垫。
首先，就时间意义而言，丝绸之路实际的开拓时间极早。汉代以前的东西交往之路，亦可被称为早期丝绸之路。经考古与文献比对论证，这条道路开拓的最早时间，大致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至前1800年，[7]此时期表现在考古学上的认知，为从长江中下游流域到黄河流域，再到辽河流域，逐渐形成一个以敬天祭祖文化、龙文化、玉文化等为共识的“史前中国文化圈”，包括早期的母系氏族、有关三皇五帝的传说史，以及最后建立的夏朝。这时在俄罗斯境内是以“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为代表的南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时代，其文化的影响开始进入新疆地区”。[8]进一步细说，在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一文中就有考证：“经对其中的M22墓主骨骼进行检测，年代不晚于距今4500年。体质人类学检测数据表明，墓主体质形态趋向印欧人种。遗传基因组分析表明，墓主应来自欧亚大陆西部。”[9]该文进一步解释说，就该遗址考古发现的陶器来看，既有蛋形罐，又有平底罐、豆形器等，并应用了泥条盘筑法制作。[10]所以，该文化区一直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之后出现在西伯利亚的地方性文化，处于红铜时代或早期青铜时代。这表明，其实早在汉代丝绸之路开拓之前，已有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往的事实存在。除了阿凡纳谢沃文化这种比较典型的例子外，还有许多中原文化向西域传播文化与文明的例证。比如，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如菱纹罗丝织物）、漆器以及黄金饰品等在新疆托克逊的阿拉沟被考古挖掘出土（图3、图4）。[11]另外，20世纪40年代，位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北麓的巴泽雷克墓出土了属于战国至汉初期间的刺绣与织锦；与此同时，新疆托克逊阿拉沟墓地亦现战国时期的物件，如菱纹罗丝织物。从工艺和材质来看，均是从中原地区流传而至。[12]并且，有充分的考古资料显示，早期丝绸之路与欧亚草原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被越来越多先秦时期的考古实物所证明。
图 3 ˉ 阿拉沟墓地出土的凤鸟纹刺绣残片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 4 ˉ 阿拉沟墓地出土的虎纹金牌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具体例证，如源自斯基泰文化的浮雕动物纹金饰片等，在我国新疆、内蒙古地区就有大量发现（图5）。并且，其艺术风格多与“斯基泰文化”相近。况且，这个群体在中国古典文献《史记》和《汉书》中也有记载，曾被称为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而其文化实际上代表了俄罗斯南部草原上的一支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族游牧民族。就历史考察来看，斯基泰人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从俄罗斯东部的欧洲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内蒙古，甚至包括鄂尔多斯地区，他们是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13]如今，在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南西伯利亚考古队的发掘中，就在图瓦共和国皮赫姆区王公谷钦格泰1号坟发现了一座前所未知的坟墓。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斯基泰时期的贵族战士的坟墓。据考察报告介绍：墓主人的服装和武器上有大量金饰作为修饰。[14]该考察报告可作为追溯斯基泰文化与新疆及内蒙古地区产生联系的重要佐证。另外，以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阿鲁柴登墓在1972年所出土的战国鹰顶金冠为线索，能看出其与赵武灵王倡导的“胡服骑射”有着一定的关系，体现了将胡冠引入中原的事实。[15]在《后汉书·舆服志》中对其形制记载有：“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可见，赵武灵王仿效胡冠，并不是直接搬用，而是加以改造。
图 5 ˉ 阿拉沟墓地出土的虎形金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其次，就历史境况来看，在两汉丝绸之路形成之前以及其后发展进程中，中原与西域的各类贸易和艺术文化的交往始终是存在的，这也确有事实可证。如中原王朝早在先秦两汉就已经涉足与西域的联系和交往，这在先秦和西汉早期古籍文献中亦有体现，有“故黄帝……涉流沙，登于昆仑”（贾谊《新书》卷九《修政语上》，第359页），“尧……身涉流沙，地封独山，西见王母”（贾谊《新书》卷九《修政语上》，第360页）之说，同时，又有“流沙之西，有鸟山者，三水出焉。爱有黄金、璀瑰、丹货、银铁，皆流于此中”（《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第273页）。自然，在《山海经》中更有诸多涉西域之传说，如“西王母……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历及五残”（《山海经》卷二《西山经》，第41页），“西海之南，流沙之滨……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燃”（《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第255页），“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第248页）。其中，所涉地域名称，如“炎火之山”实为吐鲁番火焰山，“流沙”为塔克拉玛干沙漠，“不周”则是帕米尔高原等，都是有历史记载的实际地理位置，因而可考为佐证。
应该说，《山海经》溯源先秦，约成于战国初至西汉初期，楚国及巴蜀之士所撰。及至西汉，经刘歆校理，始成典籍。其记载大部分是按照古地图或是流传下来的传说陈述的，具有某种真实性。事实上，许多古老传说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不仅因为其文化意义和价值得以传承，更重要的是它们与特定的地理地域特征密切相关。这种关联使得这些传说融入了区域民俗，甚至被记录在族谱中，从而为我们今天追溯祖先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考据来看，《山海经》中的地理域名确与实际区位有着相关联系，这实属必然。如《山海经·西山经》曰：“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山海经》卷二《西山经》，第40页）；《山海经·海内西经》曰：“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卷十一《海内西经》，第22页）；《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山海经》卷十六《大荒西经》，第255页）。当然，由于历史变迁的原因，《山海经》中的地理域名也发生了变化，就比如“黄河”这个域名，其实是在东汉晚期才出现的。而黄河在《山海经》中却被称作“河水”，在《史记》中则被称为“大河”。进一步查阅历史文献可知，大禹治水后形成的大河，被称为“禹河”，其旧河道，即禹河故道，大致沿着太行山脉向东北方流去，最终经过现在的京津冀地区，流入渤海。这与黄河流向可谓基本一致。故就历史境况而言，针对古地理区位及域名的重新梳理与考察十分关键，这是确立中原与西域交往历史时段的一项铁证。
综上所述，“丝绸之路”虽说是在19世纪末才得以命名，然而，有充分的史实可以证明，这条贸易线路的开辟，必然涉及沿途各国和地区与之相应的艺术文化的交流，并且有足够的考古与文献可证，这种交流是多方面的，且早在秦汉之前就已形成。例如，2021年8月至9月于陕西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M5出土的一组共九枚金饰品（图6），从该饰物大小和形制（背面有扣）来看，应该是衣物装饰品。究其工艺考之，金饰表面可见多处绳索纹焊接痕迹，此纹饰乃北方草原文化之典型，常见于草原金银带扣边缘。再者，焊珠技艺源于两河流域及地中海沿岸，而于我国则在战国中晚期西北游牧民族遗址中出现，继而于西汉始现中原。因而，此次发现无疑表明早在战国中晚期，秦国就与中亚、西亚等地域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文化联系。[16]
图 6 ˉ 陕西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 M5 出土充满异域风情的“小金扣”，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由此可言，中西彼时交流是事实存在的，只是因不同时间和地点所交易的物品不同，以至传播的艺术文化形态有所差异，如殷商时期的马车、青铜器，汉唐时期的丝绸和宗教饰品等。而参与贸易的各方虽然都置身其中，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只是将其看作是商贸交易，加之缺乏考古深度挖掘的支撑，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文化交往的历史佐证揭示有限。自然，为了探寻两汉丝绸之路的前缘后世，更为广泛的艺术文化交流史迹仍需要进一步发掘，其重点就在于补缺这一历史探究领域的空白。而这一探究必然与丝绸之路的贸易构成密切关联，原因就在于这条贸易通道开通之后，中原的丝绸织品得以源源不断地向西域各国和地区行销，丝绸织品高超的织艺技术可与制瓷技艺一起构成所谓的中原特色产品的“双雄”。并且，其包含丰富的艺术文化的内涵，而受到沿途国家和地区民众的热衷追捧，特别是各国皇室和贵族可谓赞誉纷呈，激发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诸多国家和地区对中原精湛丝织工艺的浓厚兴趣，这也是中国丝绸为何能够赋能这一较长历史时期艺术文化传播力的主要原因。此后，随着这条丝绸之路贸易的越发完善，大量贸易往来中已不再只有单一的丝绸品种，各国和地区的商队都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助推自己的各类特色商品，这在当时就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从生产到销售的一体化贸易产业链。从两汉以后至元朝，西域各国和地区的各族百姓前来中原王朝的属地次数与日俱增，沿途都有胡人牵引骆驼运输队频繁往来。由此，孕育出丝绸之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如上述所发现的众多器物，因其艺术特色而成为几个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明象征符号。
二、丝绸之路构成的多元艺术文化交流渠道
丰富的史料与考古实证表明，丝绸之路作为东西方贸易交往的通衢之路，且伴随各种贸易活动输送太多的贸易商品和伴随而来的艺术文化思想的相互输入与传播，这使得中原艺术文化乃至民风习俗更趋多元。于是，各民族艺术文化就这样一步步地西来东传或东向西传，让丝绸贸易与中原通道不断加强，形成东亚与西亚及欧洲的密切联系，促使在丝路艺术文化交流之际，各民族的艺术观念开始交相混杂、相互融通，而多元艺术文化也成了丝绸之路上艺术文化风貌的新景观。
正如《汉书·张骞传》中对于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的盛况描述的那样，“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17]。《后汉书》中亦称当时贸易往来之频繁，尤其是域外商贩络绎不绝，有所谓“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18]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控，进一步促进其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等多方面的交流，在张骞开通西域之后，汉武帝以秦时郡县制为基础，设计出“设四郡，据两关”，这就为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节点敦煌郡提供了发展机遇，敦煌便在此时此际发挥出联系中西方交流的桥梁作用。近百年来，地下汉简材料之广泛出土，加以配合实地考古与考察，使此段历史脉络愈发丰富清晰，人们对此时期丝绸之路发展事实的认知也更深一步。
例如，在汉简《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以下简称“费用簿”）（图7）中明确记载有关于接待西域外来使者和朝廷出使西域的官员的生活记账与用度。这份“费用簿”的册书于1990—1992年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是目前发现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汉晋丝路驿置机构的文献记录。其中，木简18 枚，每简长23厘米，宽0.8厘米。这份“费用簿”[19]可视作为维护汉时丝绸之路的稳定与发展中原朝廷所提供的物质方面的重要保障。应该说，“费用簿”册书的出土“不仅为研究悬泉置的功能和经费物品的收支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西汉王朝与西域关系，尤其是同乌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可补传世史籍之阙载”。[20]
图 7 ˉ 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而在此历史进程中，吐鲁番也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要塞，乃是重要文化遗产地，并发现了诸多与丝路文化相关的艺术作品。例如，2019年，敦煌研究院携手美国普利兹克艺术合作基金会举办“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汇三十余家文博机构之藏，呈吐蕃与丝路文明交融之貌。展品中，金面具、珠饰、丝绸等，悉数彰显吐蕃与唐、萨珊、粟特文化之交融。由此衍生之吐蕃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展现了一部丝路文化艺术精髓之交融史。[21]（图8）
图 8 ˉ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中来自西域的团巢纹样织毯，神鸟纹嵌绿松石徽记
无独有偶，对应这项展示活动，我们还可以从吐蕃北面的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考察来审视西域与中原文化艺术的交往史实。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佛教洞穴艺术的综合体，其建造历史可追溯到5—14世纪，石窟壁画装饰是由丝绸之路来往的商人委托绘制的。壁画位于吐鲁番盆地西部木头沟西岸的悬崖峭壁上，共凿有83个石窟，如今依然保存的有57个。这些石窟中，超过40个洞窟内部装饰有绚丽多彩的壁画，这些壁画的总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这些壁画不仅在数量上令人印象深刻，其内容也极为丰富，涵盖宗教、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从中可以寻找到各民族人群的容貌，有汉人、古印度人、回鹘人、突厥人，甚至欧洲人的长相。这也使得壁画风格具有中原与希腊，以及印度犍陀罗样式的混合特征。这与附近高昌国的阿斯塔纳墓群相似，共同印证了吐鲁番区域内最早的多元化民族融合现实。其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因地处高昌，本属汉地，又与回鹘区域靠近，故可以在壁画的艺术风格上看到明显的与回鹘文化融合的痕迹。即便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柏孜克里克洞窟壁画仍然色彩艳丽，其大量使用石绿成为用色的一大特点，因为采用天然岩制颜料与植物提取颜料，加之干燥的气候，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色泽（图9）。
图 9 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内的壁画局部
此后，丝绸之路在隋唐时期的发展更是达到极盛阶段，且较具代表性的事件，便是隋炀帝率众亲自西巡，跋涉半载，抵张掖，晤西域二十七国君、使臣，而后诸西域首领又往来于洛阳以进一步沟通，即《隋书·西域传序》所载：“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为此，隋炀帝下令举办盛大宴会，以隆重的礼仪和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款待西方来客。这场盛会日夜不停，灯火通明，一直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才结束。这应当是史无前例的经济、文化和贸易的创举，可谓一次“万国博览会”，是中外交流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因此，就历史贡献而言，两汉丝绸之路不只是对当朝起到贸易与文明互鉴的作用，还深刻影响中华后世之发展。事实证明，在隋唐时期这条丝绸之路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拓展了交流的范围，同时丝路贸易愈加繁盛，其背景自然是得益于隋唐政治、经济的开明，以及艺术文化的迅速发展。自然，还有中原局势的相对稳定，使其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桥梁、艺术文化交流的纽带和文明互鉴的平台，从而更拉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沟通距离。此时的丝绸、纸张、瓷器，还有茶叶等中国特色物品也传到西亚和欧洲，这让中原经济有了更加稳固的贸易支撑，推动了东西方经济之往来，促进了文化艺术的跨域交融与发展。
在探寻历史遗迹时，我们会发现在这条丝绸之路频繁出现较大规模的商贸往来。以东汉班超出使西域为例，其开拓之路，始于洛阳，经河西走廊西行，远达中亚河中，延伸至古波斯（今伊朗）疆域，[22]由此连接起横贯东西以丝绸为主的贸易大通道，直达地中海各国。这就引发了自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对丝绸之路不断深入的考察与考古发掘。如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唐武德二年（619）时期的凸环纹玻璃碗，乃中亚罽宾国的进贡之物。经过对碗的化学成分分析，表明其材质为中亚植物灰玻璃，象征丝绸之路的文化与贸易交流（图10）。[23]而就全球范围比较，玻璃制品在中国境内并不普及，但出现并不太晚，很可能是从西域引进。有史料和考古挖掘证实，中国玻璃从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出现，古籍记载为“琉璃”，用于制作器物，亦称“琉璃球”。可是，这种琉璃制品在古代社会较长时间非常少见，只有少部分贵族才配有琉璃制作的工艺品，将其随身佩戴。从南北朝开始，琉璃逐步推广使用。宋以降，玻璃器物日趋多样，与庶民生活愈发密切，而至元代，新疆若羌瓦石硖遗址出土诸多玻璃制品，山东博山亦存元明之际玻璃作坊遗迹。直至明清，山东淄川县颜神镇遂成玻璃制造生产重地。[24]相对应的是在公元前1世纪末，玻璃业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手工业之一。有记载：“在罗马帝国统治的500年里，玻璃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且，“罗马玻璃输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汉中期”[25]。将此类考古发现与文献进行比证，自然能够得出大量中外商贸交易中遗留下的艺术品之重要价值，如商贾驼队带来的域外生活器物，贸易中作为等价交换财富的“易货贸易”，伴随文化交往所构成的艺术商品流转等多层次的交流面貌。它们共同反映了丝绸之路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中呈现出极具价值的风貌。
图 10 ˉ 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的凸环纹玻璃碗，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就历史分期而言，在丝绸之路早期出现的中西文化碰撞中，最为重要的史迹莫过于印欧人的两次大迁徙所留下的足迹，由之引发欧亚大陆各民族间跨艺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体现出多元艺术文化的发展轨迹。例如，考古发掘表明，印欧人的第一次大迁徙大约始于公元前18世纪，此时中国处于夏朝，印欧族群也正是在此时进入华夏文明领域中的。[26]而在新疆的阿勒泰地区及塔里木盆地南缘，考古证实有印欧族群来到的身影。例如，2003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新疆罗布泊小河遗址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干尸，距今已有四千年历史，其面部容貌清晰可见，将其命名为“小河公主”，考古学者感叹其美丽及完整性。关键的是，在小河遗址中还发掘出最为典型的文明代表，即印欧族群在第一次大迁徙时留在当地的青铜，表明其冶炼技术的传播痕迹。其他还发掘有马车、小麦和豢养的绵羊等，在这时也开始进入中国。[27]
此外，又如“四轮马车”，只曾小规模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公贵族以及一些随后朝代的特殊用途上，绝大多数时间在中国大地行进的都是两轮马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水路运输体系更为完善，自然条件致使对陆路运输的要求高而需求少。况且，虽说四轮马车比两轮马车在载重上有许多增加，但与船运相比，两种工具的运载量还是有天壤之别的。相比之下，古代欧洲因地理和人口规模较小，四轮马车能高效满足其运输需求。另外，欧洲重视马匹的选育，拥有多种体形大、力大的重型马种，与中国体形较小的马形成对比。如是，经考古发现表明，约在公元前4500年，欧亚草原地区就已出现四轮马车，且一直到公元元年前后，其车轮的形制均有着较为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28]例如，位于西亚地区的苏美尔文明的代表性遗址乌尔王陵中曾出土一幅镶嵌画，在这幅表现庆功场景的画作中所出现的战车就均为四轮车（图11）。而四轮车在中国的集中出现较之欧亚草原地区或晚至秦汉时期，最典型的要数秦始皇陵中出土的四轮车。同时，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中发现有一类造型表现为四轮车的铜方盒，如甘肃利县圆顶山墓出土一件春秋时期的四轮方盒（图12），这件器物设计精巧，器盖以双熊为纽，口沿四角栖鸟。器身四隅爬兽匍匐，器足底部四轮，每轮八辐，盖面与器壁皆饰秦代特色蟠虺纹。[29]经学者研究，该铜盒以车轮为器足，且其“8根轮辐造型很可能受到地中海—西亚系统战车的影响”。[30]再结合在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所发现的距今3500年的四轮车（图13），不难推测这类马车亦是通过北方丝绸之路而来到我国。先秦匠人通过创造性思维，将这种交通工具的轮辐形制融入青铜容器的造型之中加以设计，这满足了丝绸之路上马车的适用造型，其设计艺术旨在对不同文化、技艺吸收融合，这体现出最大的包容性特征。除马车外，丝路艺术相关的考古发掘还有许多，如青海沈纳遗址出土的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公元前20世纪至前18世纪）铜矛，也可以证实中国铜器与之有往来的迹象。
图 11 ˉ 乌尔王陵出土的乌尔军旗镶嵌画，大英博物馆藏
图 12 ˉ 春秋时期蟠虺纹四轮车型铜盒，甘肃秦文化博物馆藏
图 13 ˉ 新疆尼勒克吉仁台沟口遗址高台遗存出土木质车轮及构件
述说到此，我们还是要回溯到张骞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来阐述。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首赴西域，而第二次则是在元狩四年（前119）。虽说两次出使没有完全达到政治目的，但在客观上还是打通了中西之间的各种交往通道，推动了亚欧文化交流。尤其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派出副使分别出使大宛、康居、大月氏等西域诸国，涉足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地区，即《史记》中所提及的“凿空”。按照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对“凿空”一词的注疏，可理解为“西域险恶，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可见其遇到的艰难险阻。但也正因汉王朝不遗余力地“凿空”，由此开通了中原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奠定了后世文化交流之根基。而在张骞之后，还有很多人曾出使西域。东汉使节中，甘英尤具代表性，于永元九年（97）受班超之命出使大秦（即古罗马帝国）。甘英一行人的路线大体是从龟兹出发，经大宛、大月氏到安息，最后航至大秦，但最终抵达波斯湾时并未前往地中海而是折返。而这一次远途出使，可谓中国人开启的“地理大发现”。可以说，东汉时期的这一次向西探索是两汉时期丝绸之路线路的再开拓，虽未完成原定计划，但仍对东西方交往起到重要的作用。
此外，两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入并发展出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文化。历史上如东晋的法显和唐朝的玄奘等高僧，不畏艰难，远赴西域求取佛经。法显的西行经历记载于《法显传》，玄奘的则记于《大唐西域记》，这便有了丝绸之路绵延不断的佛教艺术。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有着千年历史文脉的敦煌壁画，被誉为“丝绸之路上东方神韵的写照”。敦煌“飞天”（Dunhuang apsaras）源自敦煌莫高窟壁画上的独特创意，已然成为敦煌艺术的标志性符号（图14）。不过，“飞天”形象的足迹远不止涉于敦煌一地，其还广泛存在于印度、中亚、东南亚及日本的佛教寺庙中，处处展现迷人魅力。关于其起源和演变，学界观点不一。学者多从印度古代文化寻根溯源，将“飞天”与乾闼婆、紧那罗，甚至金翅鸟等古印度文化中的神话形象联系起来。其中最普遍的说法是，“飞天”与“乾闼婆”（古代西域对乐人的美称）联系最为密切，被视为“伎乐天”（“音乐之神”）。[31]
图 14 ˉ 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反弹琵琶伎乐天”形象
而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就可见一件乾闼婆像（图15），其中人物两膝弯曲，两脚交叠，左臂弯曲抚向右前胸，右臂则弯曲背于身后，人物腰肢脖颈略微扭动，呈现出极为自然且优雅的舞蹈动作，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见“飞天”这一艺术形象既是佛教文化在艺术方面的直观体现，其背后所蕴含的也正是通过丝绸之路而展现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况且，仅就敦煌飞天艺术而言，在魏晋南北朝至元等众多朝代中均有不尽相同的形象、色彩等视觉表现，由此反映的正是丝路艺术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深刻影响过程。单从艺术这一角度出发，这一过程不仅有着承接前人技艺成就之表现，又有着创新和突破，尤其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可见以“飞天”为典型的敦煌艺术创作能够不断调整融合与发展的关系，是丝绸之路艺术的典型代表。
图 15 ˉ 乾闼婆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归纳来说，丝绸之路构成的多民族艺术交流的渠道是畅通的，也是更加多样化的。有学者研究指出丝路的开辟非独汉族之功，北方与西北诸游牧民族皆为这条跨越欧亚的商道作出贡献。其携马队和骆驼队踏出了连通东西的丝路通衢。过程中迁徙如潮，往来频繁，游牧贸易络绎不绝，使这些族群成为古代丝之路不可磨灭的重要角色。此外，草原古道的开通、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融，皆得益于月氏、乌孙、匈奴等先驱民族的贡献。继往开来，鲜卑、柔然、吐蕃、契丹、蒙古等族，亦在丝路的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是，绵延不断的民族交融，使丝路沿线处处绽放文化交融之花。[32]其实，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促进了古代中国与西域的民族间的贸易交流，它更为突出的地方，还在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纽带凝结下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不同民族在长期交融中结合而形成多元文化共同体，其中的每个民族既保持了自身特色，又在相互交融中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如今倡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从实践层面不断坚持和铸牢，使各民族在不断加强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深刻懂得民族大家庭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道理。
三、丝绸之路上的工艺文化交流与传播
在历史记载中，秦汉时期，中原王朝致力于大一统事业，汉朝在此基础上发展，最终达到鼎盛，与罗马、安息、贵霜鼎足而立，共称欧亚四大帝国。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往来频繁，交流盛况空前。
从服饰的演变可以观察这一历史进程，可见西汉初期的衣着与前朝颇多相似，其中曲裾深衣便是由战国深衣制演变而来，体现了传统文化因素发展的关键力量。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制将上下衣裳连在一起，其中一个特点是曲裾绕襟，这样可以保护身体在运动时不易裸露，而是将身体深深地包裹起来，这在审美上形成了宽博深邃的美感，体现了汉民族自古以来传统服饰上的审美特色。深衣作为汉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服饰，长期被社会各阶层所推崇。西汉初年延续了秦朝的某些服饰制度，其中包括秦始皇颁布的规定：三品及以上官员必须着绿袍、深衣。直至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后，这一服饰文化开始出现变化。此时的“裳”较之前朝更加宽大，又有四种不同形制——深衣、长衣、麻衣和中衣，通常采用大襟和交领的设计，且遵循右衽的穿着方式。深衣的设计突破了以往上衣与下裳分开的传统，通过将两者相连，同时通过腰带划分出明显的界线，既统一又保持了区分。如孔颖达在《五经正义》中所提到的：“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主要有曲裾和直裾两种。”例如，马王堆一号汉墓就曾出土一件朱红菱纹罗曲裾式丝绵袍（图16），朱红的色彩保存至今仍光彩夺目，反映了汉初时人对衣着服饰之审美。及至东汉，直裾袍服替代了深衣，这在汉墓壁画与画像砖中有图像可证。
图 16 ˉ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朱红菱纹罗曲裾深衣式样的丝绵袍，湖南博物院藏
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为中原与中亚、西亚之间搭建起文化与经济的桥梁。随着这条商路的繁荣，各民族、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这种跨地域的互动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服饰上尤为明显。人们对着装的追求逐渐提高，服饰款式不断推陈出新，进而带动了整体社会风尚的显著变化。例如，裤装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受北方匈奴服饰的影响，其传入汉地之初为无裆之裤，而“胫衣”原为古代内穿的类似套裤的服饰，后来发展为有裆的短裤。随着合裆裤的普及，传统的深衣逐渐被直裾袍替代。魏晋时期，服饰风格自然宽松，男女服饰都体现出飘逸之美。男子戴头巾，女子戴假鬓，衣身合体，袖口宽大，裙子多折，下摆宽松，装饰华丽。隋唐时期，人们开始流行穿白色圆领长衫，而下层民众则穿麻、毛制成的粗褐。隋代及初唐时期，吸纳外来服饰成为风潮，各民族间的服饰交流十分频繁，引发妇女衣着的完全改变。唐代女性服饰以短襦搭配紧身长裙为典型，裙腰通常高系至腰上甚至腋下，用丝带系扎。这种设计不仅显得优雅大气，还彰显了唐代的繁荣与开放，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趋势。
再看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方孔平纹的素纱衣”，这是丝绸之路使沿线织造技术明显提升的实证。这件方孔平纹素纱衣（图17）展现出汉代丝织工艺的精湛水平。其长128厘米，重量仅49克，可谓轻薄至极，堪比“蝉翼”和“鸿毛”。织造过程中，工匠巧妙利用拈回方向的变化，使纱面呈现出类似现代乔其纱绉之质感。无论从纱线的细腻韧性，还是从织造的技术水平来看，这件素纱衣都印证了当时缫丝、练丝工艺和相关设备的高度发展。事实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种类丰富几乎涵盖汉代丝织物的主要品种。其中包括烟色、朱色和皂色的纹罗，以及典雅精美的菱纹罗等。[33]
图 17 ˉ 马王堆一号墓方孔平纹的素纱衣，湖南博物院藏
除素纱衣外，汉代织锦工艺的先进性还体现在绒圈锦（也称起毛锦）上。这种织物具有极强的立体感，不仅展示了高超的织造技术，还记录了汉晋时期丰富的民族交流。绒圈锦上常见的图案，如源自古波斯的珍珠环绕怪兽纹样、西域的葡萄藤蔓图案、刻画少数民族特征的卷发高鼻梁人物造型等，均广泛应用于当时的服装面料，成为见证民族交往的重要成果。从技术角度看，绒圈锦的织造过程极为复杂，除了需要提花装置外，还需要两种不同张力的经线轴，以及专门用于起绒的特制针具。其中，总经数约为8800～11200根，织物的结构设计极其复杂精细，足见其织造难度之大和工艺水平之高。如此可见，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促进了纺织技术的交流与创新。约两千年前，我国工匠对织造起绒提花机进行了改良，这一技术革新使得改进后的织机在精致度、技术和效率上均处于当时世界纺织业的领先水平。而就丝织品而言，丝路辐射范围内的诸多域外文化因素对其纹饰、技术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翼马纹织物（图18），根据考古实证比对来看，这类表现双翼马的纹饰形象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中多有出现，并且常与联珠纹、骑士纹相结合，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一类较为流行的丝织品纹饰。此外，联珠纹亦是源自西域的一类独特纹饰，这种由等大的数个圆点穿连成串以构成更大圆形的几何图案带来对称的装饰性美感。在此基础上，在联珠纹构成的空间内部再嵌入对称或独立的各式人物、动物纹样，将极大地丰富构图的完整性，而部分内嵌图案所属的文化体系本就有着浓厚的西域风情。这类纹饰在我国丝织品上的出现反映出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34]
图 18 ˉ 唐代翼马纹锦与翼马纹锦的线描图，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据学者考证，这种带翅膀的翼马图案，其创作灵感源自珀伽索斯这一古希腊神话中的飞马造型，以其为主题应用于丝织品上的情况在地中海沿岸地区、中亚地区以及我国西北地区均有发现。虽然波斯和粟特系统中的翼马纹锦出现时代较早，但“唐系翼马纹锦在对西方系统的翼马纹锦进行仿制之外，有着如更高的光洁度、更清晰的纹饰表现等比西方系统的翼马纹锦更好的视觉效果”。[35]由此可将隋唐时期丝织物上的翼马纹视作经丝绸之路而产生联系的波斯艺术与中国艺术交流融合之产物。
自然，还有一历史事实必须认定，这便是纺织工艺。纺织工艺，特别是丝、麻、毛、棉的织造技术在秦汉时期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一进步体现在丝织物生产的各个环节，从纺纱、织造、染色、刺绣到花纹设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以西汉都城长安为例，其中设立东西织室专门负责缯帛和文绣服饰的生产。同时，在东部地区，如临淄和襄邑（今河南睢县）也建立了服官机构，专职制作丝织服饰，规模庞大，织工人数多达数千。这些官方作坊生产的精美丝麻织物不仅供皇室使用，还用于赏赐功臣和对外贸易。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大量绚丽多彩的丝帛锦绣被带到中亚、西亚，甚至远达地中海东岸。同时，为适应海外市场的需求，这些远销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这也促使纹样设计不断创新，以满足不同文化背景的审美需求。
例如，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在1995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汉晋时期的锦质护膊，这件织物艺术品上的图案丰富多样，其上精织有孔雀、仙鹤等飞禽，辟邪、虎、龙等瑞兽，织物上还呈现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颇具寓意的文字（图19）。据《史记·天官书》记载：“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连珠”是一种罕见的天象，往往被古人视作大吉之兆，且在汉代盛行的儒学理论体系中尤以“天人感应”为核心概念，故而这种大吉的天象可与现实相联系并被赋予一种政治意义，象征中原文化的统治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再审视这件织锦，即可得其出自皇家织室的结论。而且，这些图案和文字反映了多重文化元素的融合。首先，它们呈现了汉代谶纬思想的特征。其次，这些图像明显包含了源自《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的神话元素，这些元素可以追溯到商代，并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西域。进一步看，这些形象很可能受到先秦时期流传的周穆王西行传说的影响，这不仅证实了丝绸之路之前“玉石商道”的存在，也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早期文化艺术传播路径的新视角。
图 19 ˉ 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当然，除西传与引入外，秦汉之际亦有中国传统手工艺经丝绸之路向外传播之史实。以漆器工艺为例，中国的漆器工艺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并向周边地区扩散，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具体而言，这一技术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以及东南亚诸国，不仅促进了区域文化交流，还对世界漆工艺的演进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经考察，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中已出现漆器，其中，一件出土的“朱漆碗”尤为珍贵（图20）。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对这件漆碗进行的红外光谱分析结果显示，其材质特征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残片的成分高度相似[36]，这一发现为中国漆艺的起源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将其历史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战国至秦汉期间，漆器制作工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标志着中国古代漆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个时期的漆器在多个方面都实现了显著突破：品类更加多样、生产数量大幅增加、胎骨材质和结构得到改良、器物造型趋于丰富、髹饰技法更加精湛。这些进步共同构成了漆器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图 20 ˉ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木胎朱漆碗，浙江省博物馆藏
就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来看，秦汉时期漆器工艺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官方的系统管理，建立了完善的漆器生产管理体系。如秦朝设立了“咸市”“咸亭”“许市”等专门机构管理漆器作坊。到了汉代，中央和地方郡县都设有管理漆器生产的官员。其中，蜀郡和广汉郡在官方管辖下以生产精美的金银饰漆器而闻名。西汉著名文学家扬雄在其作品《蜀都赋》中，对蜀地漆器工艺的精湛技艺给予了高度赞扬，称赞其精工雕刻的漆器，汇集了数以千计的工匠和无数精妙技艺。这些器物往往采用多重装饰，辅以金银点缀的华美纹饰，令人叹为观止，充分反映了当时漆器生产的规模和高超的工艺水平。另外，汉代漆器生产的分工变得更为精细，逐渐发展出多种专门工种。[37]这种专业化趋势进一步提升了漆器制作的技术水平和艺术价值。例如，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中，发现了一个特殊的铭文字符“（㳉）”。考古学者研究表明，这个字符很可能指代漆器制作过程中的一道特殊工序——阴干。这一发现为我们理解汉代漆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提供了重要线索。[38]这种精细的阴干罩漆工艺可能与保护特定颜色漆层和提高食器卫生性能有关，凸显了当时漆器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和精细度。此特点对于研究我国漆器在域外流传的情况大有裨益。在域外地区同样发现设有铭文的漆器，比如朝鲜汉乐浪古坟便出土有一件公元4年的金铜扣漆耳杯（图21），上有铭文67个字，分别记录了这件漆器的制作年代、产地、容量以及匠作之人的详细分工、检查负责人的名姓等具体情况，而凭借该漆器上这些人员设置和漆器制作情况的记载，证明了我国丝路艺术在汉代向东传播之史实。
图 21 ˉ 朝鲜汉乐浪古坟金铜扣漆耳杯，大英博物馆藏
当然，也正是这种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大大地促进了大量精美漆器的诞生。《盐铁论》中的记载生动描述了当时漆器制作的复杂性和价值：“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富者银口黄耳，金垒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尤其是金错蜀杯，其价值更是同类铜器的10倍。历史文献资料表明，秦汉时期高档漆器不仅在国内市场流通，还远销海外。漆器制作业在中国多个地区蓬勃发展，形成了跨越南北的生产网络。主要产区包括现今的华东（山东、江苏）、中原（河南）、西北（陕西）以及南方沿海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这些地区生产的漆器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更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在东亚和东南亚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在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各国，中国漆器因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美学价值，成为备受追捧的舶来品。
丝绸之路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工艺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进一步确证丝绸之路是促进文明进步的重要枢纽。这条古老的贸易路线汇聚了丰富多彩的古代工艺文化成就，使之成为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纽带，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尤其是西亚地处亚欧腹地，处在丝绸之路整体线路的中心位置，为东西贸易文化与艺术交流起到桥梁作用。其波及范围之广、涉及地域和民族之多，是其他几条通道无法比拟的。从传播来看，丝绸之路的工艺文化交流是促进各民族间工艺成长与成熟的关键，尤其是在汉唐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网络横跨广大区域，这些区域内分布众多游牧部落，他们主要活动在几个关键地带——中亚辽阔的草原地区、东欧广袤的平原、蒙古高原的广大区域，以及农耕与游牧交界的过渡地带。这些游牧群体在丝路沿线的文化交流和经济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迁徙活动反馈在手工艺方面，有一种重要表现即在于以金银器为主要的器物创作类型，而其中如动物纹饰牌、带钩、冠饰等器物设计中又包含着本民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思想内容，且这些都随着丝绸之路而贯穿东西，反过来成为其他民族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并再次流通于丝路之上。因而，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工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史实，不仅展示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证明了它们在物质财富上的共同贡献，这一特性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结语
探讨由丝绸之路开启的艺术交流文脉，其意义可谓重大。这项探讨是针对存续两千余年的丝绸之路艺术遗迹及历史背景进行整体考察的关键，更是对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国与西域诸民族之间在传统政治、商贸经济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交往史实的深度挖掘和整理，进而阐明缘起于不同历史条件及背景下的丝绸之路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在沿线各国及各民族之间形成的文明互鉴，乃是促进东西方文明共享发展的必然动因。由此，本文对丝绸之路这一话题的探讨便是对这一遥远文明的致敬。当然，这项探寻也是对自先秦至两汉这条被誉为“冒险之旅”与“互通之旅”的线路进行的又一次有目的性的寻根。
自然，本文论题还有许多值得发掘探讨的空间，诸如针对丝绸之路的考察在考古实证上，如今有更多的参照。比如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古墓群，出土了一批珍贵的丝织品。这些织物遗存的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5—前4世纪，为研究早期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实物证据，尤其是凤鸟纹的图案及其刺绣风格，以及“山”字纹青铜器皿等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手工艺品。这些考古发现为西汉时期张骞开辟西域之旅的历史真实性提供了有力的物质证据，增进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至于相关的历史文献，仍然有进一步挖掘的需要。比如，追溯至上古与中古时代，尤其是从中国到西域各国、各地域陆上通道的史料进行研读[39]，可知先秦时期的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已被多项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所佐证，至隋唐及晚近又有更多的详备史料。关涉西域文献，则有1906—1908年间法国探险家与汉学家伯希和通过对西域的科考活动，尤其是收购大量文物资料后，亲笔所记的实录性考察报告《西域探险日记》，其中对西域的地理范围、民族构成、文化历史、古迹遗存、宗教信仰以及艺术面貌等诸多方面均进行了叙述和研究，[40]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此外，2015—2016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推出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学术著作《丝绸之路西域文献史料辑要》。这套共260卷的文献汇编系统地收录和整理了20世纪上半叶国内外学者关于西域的文献史料，内容涉及广泛，既有记述古西域历代的隶属、建置沿革及风俗物产等，又涵盖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军事战略、文化传统、民族风俗、地方物产等多个社会层面，为我们构建古代西域的全面图景提供了丰富材料。其中更涉及罕见的档案史料，共计58卷，通过收集整理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馆藏的有关丝绸之路的珍贵档案资料整理编辑而成。[41]
综上所述，围绕研究目标，无论是考古抑或是文献，均可说是“相望于道”，形成互证支撑，构成了针对横贯欧亚非大陆丝绸之路交流往来的史实写照。或许恰如“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一样，在这条绵延数千公里的长路上，丝绸作为中国物产、技艺、艺术、文化的代名词，成为自先秦两汉持续至今的国力强盛之象征。并且，丝绸本身不仅是线路贸易中的商品、高档消费品，也作为礼品由历朝历代的使节带到世界各地，由此作为一种表现友好外交关系的重要物质载体，构筑出一个国际性的交流网络，以至于让世界通过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上那丰富的中国物产认识到这个有着悠久历史且历久弥新的东方大国。换言之，丝绸之路的价值与意义在如今已然成为一种国家实力与外交策略的象征。本文经由对丝绸之路发生发展的前缘后世之梳理，旨在探寻其开启的艺术文化交流文脉，而其上灿如繁星的多元文化，又借助手工艺品这一艺术载体表现出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史实，以此构筑起丰厚丝路文明的重要篇章。
本文为2023年6月3日在太原师范学院与韩国又石大学联合举办的“对话交融文脉贯通：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后整理成文。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跨门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25）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参见黄锦前：《深入研究中华文明根脉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光明日报》2023年7月15日第11版。
[2]《穆天子传》是一部记述周穆王事迹的传记作品，又名《周王传》《周王游行记》。由于源于上古，因此多少带有虚构成分，这是古籍文献记载历史的基本做法，其作者不详。本书是西晋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人盗掘魏襄王墓(王隐《晋书·束皙传》作“魏安釐王”)所得竹书之一，其文原为小篆，计6卷。晋武帝命荀勖、和峤以隶字写定。主要版本有明抄元至正本、明天一阁本、清洪颐煊校本，以及《汉魏丛书》本和《古今逸史》本。该书前5卷记述周穆王巡行四海之事，后1卷则是记述穆王美人盛姬死于途中而返葬之事,以别名
《盛姬录》问世，该卷原与前5卷分作两书,后来合为一书。《国语·周语》是《国语》中的一篇，作者是左丘明，这篇文章主要记叙两周时期周王室的历史大事。
[3]参见李利安：《丝绸之路：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足迹》，《光明日报》2014年8月6日第15版。
[4]《穆天子传》中涉及周穆王的两次重要游历：一次是西行之旅，另一次是中原巡狩。其中的西行之旅，是周穆王从宗周（今洛阳附近）出发，跨越黄河北上，经过蠲山、漳水，巡视犬戎地区，然后穿越雁门关西行，游历昆仑山并会见西王母，其中记载道：“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
[5]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第17页。关于该书中提及的源自希腊语的“丝绸”称谓，其历史演变脉络比较清楚。希腊语“seres”，本意为“绢”的意思。由此，希腊人也称呼中国是“seres”。同样，罗马语“serica”，意思是“丝绸、绢”。因此，罗马人称呼中国是“serica”。此后，英语中称呼中国为“China”（大写字母开头），又将这一词的无头字母小写以表达中国的瓷器，即“china”。而这实际上是指一种装有来自中国各类瓷器物的博古柜，表明一种收藏趣味。英语中的瓷器还另有专门词汇，称之为“Chinaware”或“pottery”。有一种说法是，英国所知道的中国，是从秦朝开始的，英语将“秦”称为“China”。
[6]中国丝绸传入印度，最早的记录是在印度的古书上，即印度政治家、哲学家考底利耶(Kautilya)撰写的《政事论》(又译《治国安邦术》)一书中有cinapatta一词的使用，意思是指“中国的成捆的丝”。考底利耶是古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学者，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左右。这表明中国丝此时已输入印度。另外，印度梵文中的许多词也有古代印度人对蚕丝的表述，应该要早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但是，他们对“丝”的具体制作工艺并不清楚。在中国，丝绸的生产工艺流程业已成熟，包括栽桑、养蚕、缫丝、染色和丝织等，其间用到各种巧妙的工具和织机，由此生产出来绚丽多彩的绫绢、纱罗、织锦和缂丝等丝绸产品。而在上古时期交往极度有限的情况下，古代印度人只能猜想“丝”是虫子吐出的，丝是茧抽成的。在丝传入印度之前，古代印度人的衣料只有棉衣、羊毛和鹿皮等。印度古代可能有野蚕丝，但一直到中国唐代时期，丝还是很少被印度人采纳为服饰用料。自中国丝传入后，古代印度增添了新的衣服材料。到了宋代，靠近两国通商口岸一带的印度人，已经流行起穿着丝制衣服。当然，古代中国输入印度的不只是丝织品，还有生丝，而印度人再把生丝染色加工织成绫、罗、锦、绢。其后，印度丝绸工艺有了实质进步，薄如蝉翼，精美异常的“纱丽”成为国服。依据林太：《世界历史文化丛书：印度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7]公元前3000年中国处于原始社会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居住着上万个大大小小的部落，中国历史进入了“三皇五帝”时期，即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直到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建立。参见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商务印书馆，2020。
[8]参见王辉：《早期丝绸之路开拓和发展的考古学证据》，《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1期。
[9]李水城：《从新疆阿依托汗一号墓地的发现谈阿凡纳谢沃文化》，《新疆文物》2018年第1—2期合刊。
[10]这一上古陶器制作方法，属于新石器时代陶器成形原始方法之一，其他还有手捏（雕塑）成型法、泥板成型法、印模（印坯）成型法、拉坯成型法、泥浆铸件成型法。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文化，其陶器制作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
[11]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期。
[12]参见钱伯泉：《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的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13]参见邵会秋、杨建华：《早期斯基泰文化及欧亚草原的动物纹起源问题的探讨——从〈斯基泰—伊朗动物纹风格的起源〉一文谈起》，《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14]《俄罗斯考古新发现，虎形金饰亮眼》：【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俄罗斯考古学家对2022年野外考古工作的成果进行总结，图瓦共和国行政长官出席介绍考察和发掘成果的新闻发布会。资料来源：《环球时报》“透视俄罗斯”专刊，内容由《俄罗斯报》提供。环球网，https://www.huanqiu.com/，2022-10-24，17:43。
[15]参见田广金、郭素新：《内蒙古阿鲁柴登发现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第4期。
[16]参见《陕西咸阳塔儿坡战国秦墓新发现金饰品 见证中西文化交流》，陕西传媒网，http://news.cnwest.com/lianbo/a/2021/11/24/20117159.html，2021-11-24。
[17]《汉书·张骞传》（标点本），中华书局，2005，第2694页。
[18]《后汉书·西域传》（标点本），中华书局，2005，第2931页。
[19]“费用簿”的内容为元康五年（前61）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招待其路过军吏的费用记录。敦煌太守要负责招待出使西域的官员以及来汉的域外使者，且礼遇条件中“除了米、粟、麦等日常饭食外，还必须要有酒肉。而每饭提供酒肉，这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参见张德芳:《从出土汉简看敦煌太守在两汉丝绸之路上的特殊作用》，收录李肖主编《丝绸之路研究》(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20]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文物》2000 年第9期。
[21]《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艺术珍品大展敦煌开幕》，《中国民族报》2019年7月9日第8版。
[22]古波斯帝国的龙兴之地“伊朗高原”，是一片有着数千年波斯人游牧历史的区域，这里有湿润温和高原绿洲之称。但与产生诸文明的西亚大河流域相比，伊朗高原自然生态还是略显不足，这块高原绿洲仍然有多处“荒漠”。从伊朗到帕米尔，再到青藏高原，这一带自古都是亚洲枢纽，其区位将西亚、南亚、东亚和中亚有机连接在一起，极大提高了东亚与西亚，乃至南亚的交流。丝绸之路的经过，使这里成为中亚游牧民族进入西亚，以及连通中原的重要通道。
[23]参见马丽亚·艾海提、金诚实、郝春阳：《丝绸之路上的中亚玻璃器——兼论中亚玻璃器向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之传播》，《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6期。
[24]齐东方、李雨生：《中国古代物质史》（玻璃器卷），开明出版社，2018。
[25]安家瑶：《玲珑澄澈 缤纷东西：中国考古发现的国产玻璃和进口玻璃》，《文明》2014年第11期。
[26]张国刚：《人类的童年与文明的边疆》，《读书》2020年第5期。
[27]罗布泊小河墓地正式入选“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资料来源：新疆新闻网库尔勒，http://news.sohu.com/20050418/n225233809.shtml，2005-4-18。
[28]参见刘永华：《中国古代车舆马具》，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
[2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礼县圆顶山春秋秦墓》，《文物》2002年第2期。
[30]梁云、王宁：《周代有轮铜方盒造型探讨》，载罗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2023，第28—47页。
[31]段文杰：《飞天——乾闼婆与紧那罗——再谈敦煌飞天》，《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
[32]杜建录：《丝绸之路是民族交流融合的舞台》，《人民日报》2017年3月8日，理论版。
[33]参见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等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80。
[34]参见吐鲁番学研究院技术保护研究所：《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唐代麻布修复报告》，《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
[35]参见赵丰：《唐系翼马纬锦与何稠仿制波斯锦》，《文物》2010年第3期。
[36]何振纪：《宋代漆器缘何蜚声国际》，《光明日报》2023年1月24日第3版。
[37]对于汉代严谨的漆器生产组织，史书多有记载，而汉代出土的漆器铭文中就已记载了漆器生产细致的分工名称，包括：造工（作坊主）、供工（供应材料等）、漆工（专门制漆）、素工（做漆胎灰底）、髹工（在漆胎上涂漆）、画工（在漆器上作画）、上工（在漆器上进一步涂漆）、铜扣黄涂工（在漆器的铜扣上鎏金）、铜耳黄涂工（在漆器的铜耳上鎏金）、清工（相当于现今的检验工，做最后修饰）等。
[38]聂菲：《“㳉”字铭文研究述略——马王堆汉墓漆器研究综述之一》，《2011国际生漆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西安）文集》，2011。
[39]如《山海经》《左传》《吕氏春秋》《淮南子》《逸周书》《穆天子传》《法显传》《大唐西域记》《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咸宾录》《西行日记》《伊犁视察记》等中国古文献。
[40]参见胡同庆：《〈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1906—1908〉评介》，《敦煌研究》2014年第6期。
[41]参见《丝绸之路西域文献史料辑要》编委会编《丝绸之路西域文献史料辑要》，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15—2016。
（夏燕靖，艺术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原刊于《美术大观》2024年第8期第8页~18页。
此文转自“美术大观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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