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唐时期都城城门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和建筑发展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唐都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系统刊布，为研究城门建筑遗迹积累了丰富的基础材料。本文梳理了汉唐时期都城城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的重要贡献，结合考古学、建筑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考察综述，为进一步深入的建筑遗迹考古研究夯实基础。在中国古代建筑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和过渡，到隋唐时期建筑发展达到高度成熟定型的一个巅峰。了解这一发展变化的发生、形成过程，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历史至关重要，同样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可惜的是，这一历史阶段中保存至今的地面建筑实例为数不多，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反观考古学对这一时期的城址及重要建筑遗址都开展了大量考古发掘工作，古代建筑遗迹的基础资料相当丰富。
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留存至今，其地上遗存和地下遗迹都是不可分割的遗址组成部分，是整体的考古学研究对象。除了建筑史的研究方法，更需要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进行揭示、记录和研究。本文从汉唐时期都城城门遗址的考古资料入手，结合考古学、建筑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进行考察综述，为进一步深入的建筑遗迹考古研究夯实基础。
一、考古发掘报告的重要贡献
在汉唐时期的遗址考古资料中，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最为丰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考古工作陆续开展，从古代都城到地方城址都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汉唐时期的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曹魏和东魏北齐邺城、隋唐长安城、隋唐洛阳城、渤海上京城等都城遗址都在持续进行有长期规划的系统考古工作，并已陆续发表阶段性发掘报告，积累了翔实的考古资料，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和建筑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规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学研究成果。在都城考古发掘的建筑遗址中，与宫殿、寺院、礼制建筑等其他建筑类型相比，城门遗址具有显著的特点。第一，城门作为都城城墙和主要道路交会的节点，往往是考古工作中勘探和发掘的首要重点，是了解都城城址布局的关键。因此有相当数量的都城城门遗址经过全面考古发掘，考古基础材料充实。第二，城门是都城内长期使用的重要建筑，城门遗址在不同时期的营造或改建活动遗迹，可以较为全面和完整地体现整座都城的时代沿革和发展兴衰。第三，都城城门兼具建筑的政治礼仪性和防御功能性，城门遗址所反映的建筑外观形制、结构布局、构造技术及其变迁过程，是城市政治性和规划性的缩影，也是城市发展史和建筑发展史的重要研究基础资料。考古发掘报告对汉唐都城城门建筑遗迹的研究贡献，最重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考古发掘和整理中，对建筑遗迹进行精细揭露和翔实记录，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城门的形制构造和工程实施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基础史料。早在1957—1959年对唐长安城大明宫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就已经对城门建筑遗迹的各个构成要素进行了全面关注。如考古报告中，重玄门址的单体要素包括：夯土门楼的基座夯土、砖壁及砖铺散水、门道数量、门道两侧的夯土壁及其砖壁或石壁与其上立柱遗痕、夯土的木杠孔穴（即“絍木”）遗痕、门道内的（排叉柱）柱础石、车辙、地面等；版门残存的石门槛、门砧石、木灰、铁片、铁门钉等；门道下夯土基厚、门道口铺砖地面和排水砖沟等。门址的群组要素包括：城门两侧的城墙规制及夯土基础，城墙向城内、外两侧的夯土墙围合走势及其附属建筑遗迹等。在报告中提出对汉唐时期都城的两种城门类型的认识，一种是以玄武门、重玄门为例的“木架结构（每边立柱，上架过梁）”，一种是以内重门为例的“平房穿堂门”①。汉唐时期都城城门遗迹的考古发掘与报告，不仅记录了建筑遗迹群组和单体在形制布局方面的外观和结构要素，而且关注了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才能揭示的建筑营造做法和营建时序，为进一步建筑复原和深入的遗址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其次，考古发掘与研究中格外注重层位关系与遗迹关系。在明确的地层学依据基础上，对具有叠压或打破关系的不同时期或不同次第营建的城门建筑遗迹逐层进行清理，并分期次进行全面记录、测绘，综合多学科认识最终形成遗址考古报告。同样早在1957—1958年对汉长安城城门的发掘资料中，就已明确关注和记录了直城门、西安门、霸城门和宣平门等几座门址门道基础设施改建和部分门道被封堵废弃的层位关系和遗迹现象，结合相应层位内出土包含物和建筑遗迹的形制特点，确定城门建筑营造和改建的次序、时代。在宣平门址的平面测图中，用不同图例区分了不同时期的城门夯土遗迹，并发表了清晰的遗迹图版②。又如在隋唐洛阳城定鼎门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中，根据层位关系和遗迹现象，结合文献记载，学者将城门建筑遗迹分为唐代早期、唐代中期、唐代晚期和北宋时期四期，并逐期对城门墩台的夯土、包砖和散水，各门道内的地栿石、土衬石、排叉柱榫窝间距、门道包砖边壁、门砧石、立颊石、路土、车辙痕迹，隔墙、城墙、马道、朵楼等的夯土、包砖，水道、侧门等城门单体及群组构成要素进行全面清理和详细报道，分别绘制了四期城门遗址的平面测图，体现了定鼎门历经隋、唐、宋三代的长期使用，以及在四次大规模营建中对建筑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上的继承与改变③。这种具有地层学依据的分期考古发掘与研究，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建筑在古代城市中营建、使用、改造、废弃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研究古代建筑发展变迁最根本的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建筑所在城址布局沿革最重要的基础线索。第三，汉唐时期各都城长期以来对城门遗址发掘地点的选择和积累，体现考古学者对城址的整体工作规划和长期系统认识。考古报告凝聚了考古学者长期田野工作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思考，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对建筑遗迹的考古研究贯穿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各个环节。从发掘设计开始，只有明确对建筑遗迹的发掘和研究目标，才能始终围绕研究课题进行规划统筹，并依次决定揭露建筑遗址的哪些部分、揭露到哪些层面。在发掘过程中对遗迹现象的反复寻找和辨认，在宏观指导下对建筑细部做法、单体形制结构、群组布局组织、城市规划理念的对比和分析，怎样设定并实现发掘解剖的目标，怎样完成对遗迹现象的观察、记录和测绘，怎样收集和整理相关遗物，在考古报告中体现对城门遗址时代的讨论与确认、对城门类型的归纳与总结、对城门等级规制的分析与认识等，都是切实的考古学研究。汉唐时期都城城门遗址的大量考古发掘和报道，为我们研究城门遗址提供了丰富的基础材料。关于城门建筑遗迹的考古学研究，主要包括分期分区的综合研究和建筑类型、等级制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等。
以考古发掘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的城门遗址进行分期分区考古学研究，勾勒出中国古代城门和城市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整体面貌。汉唐时期都城经过长时期的沿用，对都城城门的不同建筑类型进行划分，不同文化因素进行对比，同样体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建筑技术的时代变化和地域特点。缪小荣以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商王朝及其周邻考古学文化所分布地区的早期城市城门遗址考古资料为对象，对城门建筑的形态结构及演变规律进行了系统地分期分区研究，为汉唐时期城门遗址的溯源提供了参考和借鉴④。刘振东对汉长安城门的考古资料进行综述，从城门分布、形制、规格、类型、排水、防卫、系统与沿革等方面提出研究汉长安城的礼制、防御、交通和规划特点⑤。钱国祥对汉魏洛阳城经过考古发掘的多座城门遗址进行分类考察研究，结合文献对大城、宫城、外郭城等各城圈城门的门阙制度、门道数量和形制结构特点等方面提出了归纳总结⑥。龚国强梳理了隋唐长安城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城门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提出隋唐长安城门在继承汉魏南北朝都城传统的基础上，首创五门道制，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关注到多座城门的增缩改建遗迹现象和都城、宫城正门或正殿设置双阙等相关规制问题⑦。石自社对隋唐北宋洛阳的城门考古资料进行归纳，深入分析了城门的形制结构、类型特点内涵所体现的都城礼制、交通防御功能和管理制度⑧。岳天懿以西古城、八连城和上京城三座渤海都城的城门、城墙遗址为研究对象，围绕都城的营建时序和文化源流两个方面，对渤海都城城门的形制结构和细部做法进行归纳，将城门规制分为殿堂式、过梁式两种，重新构建了城门遗址的时代分期，并对城门的条形基槽技术来源等问题展开探讨⑨。
对都城城门遗址的建筑类型及其所反映的等级规制问题，研究关注点主要聚焦在门阙、门道数量、三朝五门制度等方面。韩建华将考古发现的门阙遗址按平面形制分为单阙、双阙和三出阙，对各类型门阙的等级、功能进行分析，总结了门阙的四个发展阶段⑩。刘庆柱对门阙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进行了梳理，按城门与双阙的位置关系分为三型，并对各型门阙的时代、使用位置，功能等级形制的类型及其功能、使用位置展开论述⑪。陈良伟将中国古代都城城门分为过梁式和发券式两类，隋唐两京发现的24座城门遗址均属于过梁式；再按是否具有门阙和墩台，将上述实例分为有墩有阙、有墩无阙、无墩无阙、庑殿式城门四型；最后将各类型与等级逐一对应。⑫徐龙国对中国古代城门遗址的门道形制和数量展开了全面梳理，对都城中一门多道城门规制的产生、发展和政治礼仪功能的时代变化进行了综合研究⑬。罗瑾歆在对唐长安太极宫承天门的形制研究中，分析了历代都城宫城正门的形制演变，提出与门道数量相比，双阙更是显示最高等级的象征⑭。何岁利从考古发掘新资料出发，指出唐大明宫内部以三道宫墙为框架，以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为中轴形成外朝、中朝和内朝的三朝格局，体现唐代对于传统三朝五门礼制的继承与发展⑮。孙秉根、冯浩璋将已发掘的渤海上京城城门分为单门道和三门道两个类型，作为对应两种等级的不同规制，与隋唐两京城门的等级规制进行了对比⑯。
值得关注的是，在很多都城考古的研究成果中，都将都城城门作为核心要素，通过对建筑形制的分析来说明都城布局中的等级属性、功能分区及其变化，体现了建筑遗址研究对城址研究的重要意义。钱国祥通过在考古发掘和解剖中所发现的重要遗迹现象——北魏宫城阊阖门及其附属双阙的基本形制规模是沿用魏晋时期已经造就的门、阙基址而形成的——证实了以往北魏宫城沿用了曹魏洛阳宫，其正门阊阖门的名称和位置也沿自魏晋的推测，并结合相关考古勘探、发掘成果和历史文献，进一步推测了曹魏洛阳宫、汉代南北宫的形制布局及相关主要建筑遗址的位置⑰。朱岩石综合分析汉代到隋唐时期双阙楼式城门在都城中的应用，梳理出双阙楼式城门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而揭示具有三门道双阙楼的朱明门的功能和邺南城遗址作为内城的属性⑱。魏存成在分析渤海都城布局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时，指出渤海上京皇城南门的建筑结构具有特殊性，与唐长安兴庆宫勤政务本楼相似；宫城正南门的形制布局同时受到太极宫和大明宫的影响⑲。
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始于1929年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在梁思成、刘敦桢等的带领下，作为建筑科学的一个部分，营造学社开始以实地调查测量和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的现代科学方法，对一大批重要的古建筑遗构进行调查和实测，对尚存的古建筑年代特征进行小结，建立古建筑分期断代的整体研究框架。经过几代建筑史学者的努力，中国古代建筑史学科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地面建筑实测资料，编著了系列《中国古代建筑史》，在对中国古代重要建筑文献——官式建筑专书《营造法式》和《工部工程做法》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成果，形成了完备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
傅熹年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陆续对考古发掘的唐长安玄武门、重玄门、明德门等遗址发表了复原研究，全面分析了几座城门的具体建筑形象和结构原状，深刻阐释了中国古代城门构造技术的发展脉络及其原因，可作为建筑遗址复原的研究范式⑳。文章首先结合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确认建筑复原的具体目标时段，掌握时代建筑特点。其次，全面详细地展开城门的建筑构成要素分析。城门构成分为城墩、城楼和慢道三部分。其中城墩要素包括城墩高度（城墙高度和垛口高度）、城墩坡度、城门道做法（基础做法、门道构架、门、门道边壁处理）、城门道顶部、城墩的外形、城墩的施工；城楼要素包括基座结构、面阔进深间数、层数、屋顶形式、平坐木构部分、城楼木构部分等。再次，在充分掌握考古发掘遗迹现象的基础上，结合包括壁画、传世绘画等在内的历代图像资料、《营造法式》和文献史料，对以上要素逐一进行梳理。在尺度复原方面，以建筑遗迹测绘数据为基础，归纳总结建筑材分制度的规律，推定符合遗迹时代和等级的用材尺度。最后，以建筑制图标准，绘制了一批严谨精美的建筑复原图稿，包括平面剖面图、透视图、鸟瞰图、水彩渲染图等，生动直观地还原了古代建筑的外观形象、形制构造、细部做法、尺度比例等时代特征，代表了营造学社以来古建筑绘图的最高水平，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对考古发掘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来看，第一，文中对考古发掘所见的汉唐都城城门的建筑功能构件，按照《营造法式》的术语体系逐一进行定名和构造阐释，为考古学和建筑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第二，文中对城门建筑结构细部做法的类型和演变提出了诸多精要见解，对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宝贵启示。如提出从工程角度看，城楼或平坐的柱子需要向下延伸直立在地上，称“永定柱”，提示我们在考古清理过程中带着问题主动寻找相关遗迹现象。在可能使用永定柱的平面位置上，若城门墩台的始建夯土还保留一定高度，可以通过刮面寻找永定柱的开口平面和残迹。即使墩台地面遗存已毁，仍可通过解剖，在墩台基槽夯土中寻找永定柱柱基的磉墩剖面和做法，尽最大可能确认建筑遗迹现象及其准确尺度㉑。第三，构建了中国古代城门从木过梁结构到砖石拱券结构发展变化的历史框架。木过梁式城门在自汉代至南宋的1500年间，只有细部做法的改进，基本构造方法始终未变。南宋以来，由于战争中火药的应用，城门作为防御工事相应改进，木过梁结构被砖石拱券结构所代替。
此后，建筑史研究者承袭并广泛应用了建筑遗址复原研究的基本方法，充分发挥了建筑学在空间结构认知方面的优势和设计制图才能，依据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创作复原了大量汉唐时期建筑的形象与构造，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古代城市和建筑面貌的直观认识，深化了古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尺度模数研究，在古代城门的建筑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如2009年东南大学的两篇学位论文《隋—宋扬州城防若干复原问题探讨》《中国古代城墙规制溯源》，均是运用建筑史文献与实例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城门、城墙等城防体系进行的综合研究。刘妍建立了“从宏观——区域历史地理与军事地理研究到中观——城市城防设施布局研究再到微观——城防建筑的结构与构造”的城防研究体系，在此体系中审视隋代至宋南时期的扬州城防设施建设，尤其对考古发掘资料的细节进行了详细论述㉒。贾亭立侧重中国古代城防体系，尤其是整体平面形制的研究，对其产生、生长、变化以及成熟普及过程进行详细考证梳理，明确各关键时段的建筑表现，找出形制演变的主导因素。研究侧重从技术构造层面对包括城门在内的城墙体系要素逐一进行剖析，揭示筑城技术的发展对城墙、城门规制成熟起到的必要作用㉓。在规划设计、工程技术的知识背景下，对考古发掘的建筑遗迹理解更加充分，对城门建筑的复原研究更加深入，同时在研究中也对考古发掘资料提出了更高要求。
张十庆结合古代建筑、考古发掘实例和文献记载，以柱脚构造做法为线索，梳理辨析地栿及其关联构件的性质、特色，探讨柱脚构造做法的相关问题及其在木构技术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以此特定视角来认识中国古代木构技术发展的特色㉔。在考古发掘的城门遗址中保存了相当多的地栿营造信息。这一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城门地栿相关构件结构作用和发展演变的理解，也说明了考古发掘所见的古代建筑遗迹对于建筑史研究的重要性。
考古学对城址及建筑遗址持续进行的系统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以及考古发掘资料的系统刊布，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规律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伴随多学科对建筑遗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发掘成果作为多学科研究共同的基础材料，在建筑遗迹的揭露、记录、测量等方面显示的资料不足以满足研究的全部需求。有些考古资料对建筑遗迹的描述记录不够详细和明确，对考古研究中不重视的内容有所取舍、未能全面报道。有些受到测量精度和测绘标准的影响，考古绘图及其反映的建筑数据不够完整和精确，导致建筑遗迹研究在获取基础数据时存在误差和困难。有些考古发掘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对遗迹的揭露和解剖不够完整精细，使得建筑遗迹的全貌和细节呈现不够清晰。格外值得重视的是考古发掘中遗迹的分期问题。在考古清理过程中，遗迹和层位的明显变化，可能体现城市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当对建筑遗迹的发掘停留在某一层位时，此刻所呈现的建筑遗迹是一座建筑从始建、使用、改建直到毁坏废弃整个过程的累积叠加状态。怎样对建筑遗迹乃至城址不断营建和演变的过程进行大时段的划分与剥离，怎样复原每一时期建筑和城市的营建目标和实际营造次序，是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只有注重城市和建筑在各时期的面貌特点和演变过程，注重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寻找线索，才能搭建起建筑遗迹发掘和建筑制度、城市规划思想研究之间的桥梁。考古发掘是一项不可逆且难以重复验证的科学工作，考古遗址在回填保护之后也难以再次揭露，因此在考古发掘和报告整理过程中对建筑遗迹及其形成过程的忽略，会造成多学科研究中基础资料的缺憾。考古研究和认识的深入、考古发掘水平的进步和考古测量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弥补以往基础资料的不足提供了可能。因此，如何在考古发掘中获得和提取全面、精确、有效的建筑遗迹基础资料，是建筑考古首要重视的基础课题。目前关于汉唐都城城门遗址的考古研究，无论是通过类型分析来归纳建筑等级规制，还是将城门单体作为组成城市的核心节点来提炼城市布局沿革特点，多数研究的考察重点是围绕城门遗址的总体形制布局或某个独立的构成要素而展开，将城门遗址作为一个整体建筑对象、作为一项建筑营造工程来进行的考古学观察尚有不足。除了城门门阙布局、城门门道数量之外，在考古报告中进行详细记录的墩台和隔墙夯土形制构造及边壁处理、残存的城门道基础做法、门道内的石质构件和木质构件设施、城门和门道基槽的营造结构、出土建筑构件等，在研究中也应受到更多关注。如何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历史时期的大规模复杂建筑遗迹进行综合研究，也是仍需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总体而言，全面细致地关注建筑遗迹的形制结构和规模尺度，加强对建筑空间布局和营造做法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规范和统一古代建筑遗迹构成要素及其名称，进一步完善以包括城门遗址在内的建筑遗迹为对象的系统综合研究，都是未来考古工作中建筑遗迹研究的重点。随着考古发掘揭露出更多的重要建筑遗迹和测绘记录水平的提高，建筑史学者更多关注到考古发掘的建筑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建筑历史研究。建筑史学在对古代建筑形象、结构和功能的理解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势；中国古代建筑尺度模数规律研究方面的有效探索和长期积累，在建筑复原研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建筑遗迹的考古研究中，需要注重借鉴建筑考古的研究视角，探索如何解读和还原建筑形制结构、营造技术和规模尺度背后所反映的历史信息和社会变迁。（附记：本文由作者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建筑遗迹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唐时期都城城门遗址为中心》的部分内容改写而成，感谢导师朱岩石老师给予的指导与帮助！）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4期。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④缪小荣：《中国早期城市城门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⑤刘振东：《汉长安城城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⑥钱国祥：《汉魏洛阳城城门与宫院门的考察研究》，《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⑦龚国强：《有关隋唐长安城城门的几个问题》，《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⑧石自社：《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城门遗址的观察》，《华夏考古》2018年第6期。
⑨岳天懿：《渤海都城城门与城墙研究》，《北方文物》2020年第5期。
⑩韩建华：《中国古代城阙的考古学观察》，《中原文物》2005年第1期。
⑪刘庆柱：《古代门阙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⑫陈良伟：《隋唐两京城门基本类型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⑬徐龙国：《中国古代都城门道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4期。
⑭罗瑾歆：《唐长安城太极宫承天门形制初探》，《考古》2019年第12期。
⑮何岁利：《唐大明宫“三朝五门”布局的考古学观察》，《考古》2019年第5期。
⑯孙秉根、冯浩璋：《渤海上京龙泉府城门的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⑰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
⑱朱岩石：《东魏北齐邺南城内城之研究》，巫鸿主编：《汉唐之间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⑲魏存成：《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2004年。
⑳傅熹年：《唐长安大明宫玄武门及重玄门复原研究》，《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傅熹年：《唐长安明德门原状的探讨》，《考古》1977年第6期。
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5期。
㉒刘妍：《隋—宋扬州城防若干复原问题探讨》，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㉓贾亭立：《中国古代城墙规制溯源》，东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㉔张十庆：《从地栿做法看中国古代木构技术的特色》，《建筑史学刊》2021年第1期。
此文转自“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