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嬴丨汉文帝霸陵位置考

马永嬴

（原载于《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3期）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汉文帝霸陵位置的文献资料，考证霸陵在“凤凰嘴”之说系误传；同时，根据新发现的江村大墓的位置、墓葬形制、规模、外藏坑、陵园设施等考古证据，分析并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关键词：霸陵；凤凰嘴；江村大墓

关于汉文帝霸陵的位置，早期文献记载在白鹿原上，但具体地点不详。自元代以降，霸陵一直被认为在白鹿原东北的“凤凰嘴”。但近年来，在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东的台塬上发现了一座大型汉墓（即江村大墓），因其位置特殊，且形制、规模、外藏坑、陵园设施等均与西汉帝陵配置相当，备受学界瞩目。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推进会宣布：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江村大墓考古工作主要收获》，b.马永嬴、曹龙、朱晨露）。这样就出现了史载世传的霸陵与考古发现的霸陵位置的偏差。笔者拟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等方面做一考证分析，以厘清汉文帝霸陵的准确位置，为其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不足之处，还望方家指教。

一、文献记载的霸陵地望

关于汉文帝霸陵，《史记》《汉书》多有提及。据统计，《史记》提到霸陵凡9处11次，《汉书》更是多达19处22次，但无一指出其具体位置。《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南朝宋裴骃撰《史记集解》引应劭注解曰：“（霸陵）就其水名，以为陵号。”同书《张释之冯唐列传》又载：“（张释之）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史记集解》引李奇注曰：“霸陵北头厕近霸水，帝登其上，以远望也。”（《史记》卷一〇二）应劭和李奇都是东汉时人，这两条较早的史料都指明文帝霸陵应当在霸水附近。东汉末年，王粲《七哀诗》有“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诗句，指出了霸陵的方位应当在汉长安城的南方。此后，《三辅黄图·陵墓》提及：“文帝霸陵，在长安城东七十里，……就其水名，因以为陵号。”这些记载说明，文帝霸陵在汉长安城东南。颜师古注《汉书·文帝纪》：“（文帝）乙巳，葬霸陵。”即明确指出：“霸陵在长安东南。”《汉书·地理志》：“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史记集解》引徐广注曰：“今霸陵。”（《史记》卷五）司马贞《史记索隐》亦载：“霸是水名。水径于山，亦曰‘霸山’，即芷阳地也。”（《史记》卷十）这些史料进一步缩小了霸陵的地域范围，当在芷阳县境的霸水岸边。另外，后者也提示我们，霸陵所在的区域可能地势较高。

关于霸陵的地势，《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袁盎骑，并车揽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骑衡，圣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骋六騑，驰下峻山，如有马惊车败，陛下纵自轻，奈高庙、太后何？’上乃止。”这表明霸陵所在区域的地势很高，否则，很难言说“峻阪”“峻山”。《水经注·渭水》载：“霸水又左合浐水，历白鹿原东，即霸川之西，故芷阳矣。……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意指汉文帝葬在白鹿原的“霸上”，这是明确提到霸陵在霸水西岸白鹿原的最早文献资料。此后，唐宋时期的历史地理著作均沿用这一观点。如唐代《括地志》：“霸陵即霸上，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括地志》卷一）《元和郡县图志》：“白鹿原，在县东二十里。亦谓之霸上，汉文帝葬其上，谓之霸陵。”（《元和郡县图志》卷一）明言霸上与白鹿原是同一个地方，汉文帝即葬于此。北宋《长安志》：“文帝霸陵。在县东一十里白鹿原上。”（《长安志》卷十一）南宋《雍录》：“霸陵，在白鹿原上，亦名霸上也。”（《雍录》卷八）均认为汉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上。

上述文献说明，汉文帝霸陵在唐宋以前一直被认为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上，只是具体位置不甚明了。而西汉皇帝葬于白鹿原者仅文帝一人，其它除宣帝之外，均葬于长安城北的咸阳原上。宣帝别葬长安城南，《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三辅黄图·陵墓》：“宣帝杜陵，在长安城南五十里。帝在民间时，好游鄠、杜间，故葬此。”可见，西汉其他诸帝陵位置明确，史无疑议。唯文帝霸陵不起封土，陵寝颓圮，湮没尘霾，难觅踪迹。

二、霸陵在“凤凰嘴”的来历

“凤凰嘴”是白鹿原东北面向灞河延伸的一道黄土梁，其孤峰耸立，气势奇峻，尤与唐太宗昭陵、唐高宗乾陵相类。按照唐代“因山为陵”的模式，结合“凤凰嘴”的地形地貌，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一座陵墓。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元代《类编长安志》中，其原文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类编长安志》卷八）因此，我们有必要来探究一下《类编长安志》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志书？其学术价值如何？

《类编长安志》的作者骆天骧，史无记载。据黄永年研究，其大约生于金宣宗末年（1223年前后），卒于元大德四年（1300年）之后（卷八）。骆氏出身于世居长安的故家旧族，曾任京兆路儒学教授。骆氏编撰《类编长安志》的缘由是因为长安地区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垣，禾黍离离，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因此，骆氏“乃翦去繁芜，撮其枢要，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类编长安志》卷八）。很显然，骆氏编撰此书的目的就是便于游览者了解长安古迹，“就是要编纂一部介绍长安地区山川地形、历史沿革，尤其是名胜古迹、旧事佚闻的通俗读物”（类编长安志》卷八）。而骆氏主要参考的《长安志》则“考论都邑，网罗旧闻”，“穷传记诸子钞类之语，绝编断简，靡不总萃隐括而究极之，上下浃通，为二十卷，用备旧都古今之制，俾其风壤光尘，有以奋于永久。故夫府县有政，官尹有职，河渠关塞有利病，皆干于治而施于用”（《长安志》序）。宋《志》堪称为学术性专著，而骆《志》“只是近乎后世旅游指南的读物而已”（类编长安志》卷八）。其学术价值与宋《志》不可同日而语。

黄永年认为骆《志》引用文献“是沿袭其时坊肆编刻书籍动辄以所谓几百家音注为号召的陋习，极不严肃”，在体例和内容上“杂乱不成章法，甚至望文生义”，“妄加之外也妄改，工作粗疏”。

细读骆《志》，其内容确实颇多舛误，如辩惑类小儿原条所说唐玄宗设置十六王宅的事情，宋《志》朱雀门街东第五街第一坊十六王宅条小注本引用《政要》，此书却改为《贞观政要》（类编长安志》卷八）。《贞观政要》是《太宗实录》的分类节本，如何能记玄宗之事?山水类有一个“南总五水”的条目（《类编长安志》卷八），让人一头雾水，莫名其妙。查对宋《志》，才知原文本作“《水经注》曰：酋水，出倒兽山，南总五水，单流北注，……又入渭”云云（《长安志》卷十一），骆氏误把“南总五水”当做水名，岂不怪哉！隋、唐离宫里还列了个“上清太平宫”（《类编长安志》卷八），其实这是北宋时期修建的一所道观，既非隋唐建筑，也非离宫别馆；苑囿池台类本来记述的是建筑，却将唐代御史台这样的官署机构混杂进去；堂宅庭园的亭亦应指建筑类，而骆氏却将秦汉时乡里机构的亭（如杜邮亭、鸿门亭等）也混为一谈（类编长安志》卷八），诸如此类问题不一而足。

根据骆氏序中自述：“仆家本长安，幼从乡先生游，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州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谈故事，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类编长安志》卷八）其学问渊源来自乡先生，从游历中讲谈故事得到。除旅游外，骆氏还酷爱碑刻，“仆自幼酷嗜古人法书名刻，仅有存者，不惮涉远披荆莽而追访，抄录书撰人名暨所在，垂六十年”（《类编长安志》卷八）。但看不出骆氏对考证有兴趣，正如黄永年指出的“骆氏妄加、妄改、滥引之例”颇多，不重视考证，其本人也承认“然老眼昏花，中间多所脱略讹错，更俟好古博雅君子改而正之”（《类编长安志》卷八），这还真非谦虚，实乃自知之言。

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首次出现在这样一本方志中，其可靠性不言而喻。考古成果也证实了骆氏之言虚妄无据。201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凤凰嘴”进行了两次大范围的考古勘探，未发现汉代墓葬遗存和相关的陵园遗迹。为了慎重起见，又与当地的地质勘探单位合作，使用探地雷达、高密度电阻仪、测氡仪等高科技仪器，对“凤凰嘴”一带进行全区域探测和分析，仍然一无所获。这些探测成果充分证明，“凤凰嘴”根本没有任何墓葬遗存，彻底否定了汉文帝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与传说。

三、考古发现的证据

在排除“凤凰嘴”的同时，考古工作者在窦皇后陵西侧约800米的位置发现了一座超大型汉墓，因位于西安市灞桥区狄寨街道办江村东侧，而被称为“江村大墓”。江村大墓为“亚”字形竖穴木椁墓，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室边长73米左右，墓葬东西长251、南北宽146、深度超过30米。墓室四周环绕114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门阙形成陵园，边长423米。另外，考古勘探、试掘还发现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一座将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围合在一起的大陵园。在这个大陵园之外还分布有20多座汉墓、40多座陶窑遗迹（马永嬴、曹龙、朱晨露）。

根据江村大墓及周边的遗存情况，我们认为，江村大墓应为汉文帝的陵墓。其证据如下：

1.墓葬位置

江村大墓位于西安东郊白鹿原西端，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100米，其东北是窦皇后陵，间距仅有800米；西南是薄太后陵，距离也不足2000米。从其位置来看，江村大墓的墓主应当与窦皇后、薄太后关系特殊，此地绝非常人能够入葬。更为关键地是，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外围有一周更大范围的陵园墙址，其东西残长1200多米，南北宽860米，这表明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同在一个大陵园中。西汉帝陵均实行帝、后“同茔异穴”的合葬制度。汉高祖长陵的帝、后陵即在同一个陵园中，高祖陵居西，吕后陵位东。汉景帝阳陵外围也有一周大陵园，将景帝陵园和王皇后陵园界围其中，而且也是帝陵在西，后陵居东。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的情况与汉阳陵非常相似，虽然居西的江村大墓外围有石砌的陵园界线，位东的窦皇后陵也有自己的夯土园墙，但二者却同在一个大陵园中，如此布局明显体现了帝、后“同茔异穴”的葬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其所在区域仅仅是中部稍微隆起的寰丘状地貌。这与“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史记》卷十），“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坟”（《汉书》卷四）的文献记载相符。

2.墓葬形制

江村大墓形制为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条墓道的“亚”字形，这种形制在秦汉时期，一般均为皇帝或皇后级别的顶级贵族使用。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西汉帝陵中，从开国之君汉高祖到末代皇帝汉平帝的陵墓均为“亚”字形，西汉的皇后陵墓也大多为“亚”字形。另外，像刘邦的父亲太上皇、汉文帝之母薄太后等，因为其生前或逝后被尊为“皇”“后”，因此，其墓葬也是“亚”字形。总之，当时只有皇帝、皇后或相当于其地位的人才能使用“亚”字形墓葬，他人则未见一例，即便尊贵如诸侯王亦如此。如赵王张耳墓“有南北二条斜坡墓道”（黄展岳）。洛庄汉墓是吕王吕台之墓，“主墓室的结构和形制，是一座有东西墓道的‘中’字形土坑竖穴木椁墓”（崔大庸）。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M1被认为是江都王刘非之墓，其南北两侧各有一条斜坡墓道，墓葬形制呈“中”字形。有学者认为北京大葆台汉墓是西汉后期广阳王刘建之墓，“刘建墓有南北两条墓道，以南墓道为主”（黄展岳）。考古资料表明，从汉初到西汉后期，诸侯王均为“中”字形墓，绝无“亚”字形墓葬出现，更遑论其他贵族大臣。袁仲一认为：“先秦及秦汉时期，墓葬形制的不同代表墓主地位的高低。天子级的墓为亚字形，即在墓室的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条斜坡形墓道；诸侯国君的墓为中字形，即在墓室的东西或南北两边各有一条斜坡形墓道；卿大夫的墓多为甲字形，即在墓室的一侧有一条墓道。”江村大墓仅从形制来判断，即非臣民的墓葬。

3.墓葬规模

从墓葬规模来看，江村大墓也是一座超大型墓葬。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土圹竖穴墓，除了帝、后陵墓之外，规模较大者当属洛庄汉墓，墓葬东西总长170米，墓室边长37、35米，面积1295平方米，深20米左右（崔大庸）。大云山汉墓墓口南北长35.2、东西宽26米，面积约915平方米，深19米。其他诸侯王墓多小于上述墓葬。列侯墓葬则规模更小。

根据考古资料，江村大墓东西长251、南北宽146、墓圹边长72~73米，墓室面积达5200多平方米，深达30余米。无论是从其墓室规模，还是墓葬深度来看，都远远超过了诸侯王墓。汉代有严格的葬制规定，湖北云梦睡虎地汉简中就有《葬律》，其中对列侯的葬具、墓室深度、封土高度、墓地面积、陵园建筑等都有严格规定（彭浩）。《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引《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史书也有“（武原侯卫）不害坐葬过律，国除”（《史记》卷十八）的记载。可见汉代葬制不仅在礼仪方面，而且还以法律形式做了严格规定，如果逾制，后果相当严重。正因如此，包括诸侯王、列侯等高级贵族在内的臣民绝不会冒险违规修建超等级的墓葬。因此，从规模来看，江村大墓应当高于列侯、诸侯王墓葬。

4.陵园设施

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自汉景帝阳陵开始，除了大陵园之外，帝、后陵墓还有各自的小陵园。其陵园界线为夯土墙垣，平面形制除成帝、平帝陵园为长方形外，基本呈方形，其中武帝、宣帝陵园较大，边长超过430米，其它帝陵陵园边长为420米左右。在江村大墓四周也发现了陵园边界，以卵石砌筑（暂称“石围界”），边长423、宽约1.5米。尽管江村大墓的陵园构筑方式与其它帝陵有异，但其所起作用相同，即标识陵园界限，而且其陵园规模与其它西汉帝陵陵园相当。

西汉帝陵陵园除了夯筑园墙之外，在四面园墙正中位置还有门阙建筑。“汉景帝陵园南门遗址东西全长134、南北宽10.4~27.2米，总面积2380平方米。”汉宣帝陵园“东门遗址面阔84.24、进深20.36米，由门道‘隧’、二塾和二配廊组成”。这是两座经过考古发掘的门阙遗址。另外，经考古勘探发现，西汉帝陵均有门阙，其面阔多在86~130米之间，进深约13~17米。

根据上述资料，西汉帝陵的门阙建筑规模最大者为景帝陵园的南门遗址，面阔超过130米，最大进深27米多；较小者为宣帝陵园东门遗址，面阔84、进深20米。江村大墓四面也发现了门阙遗址，只是因其陵园砌石为界，门阙均在石围界正中外侧的位置，但其规模与形制基本与其它帝陵接近。以保存较好的东、北门址为例，经勘探发现，北门址由两座东西对称的“凸”字形夯土基址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长88、宽9.3~16.1米，中间为门道，宽1.9、进深6.2米。东门址由两座南北对称的“凸”字形的夯土基址组成，形制、大小基本相同。通长89.5、宽6.3~16.5米，中间为门道，宽1.5、进深6.3米。江村大墓墓园的东、北门址规模及形制与宣帝陵园的门址相仿。

根据江村大墓的陵园设施来看，其陵园规模、门阙形制也与其它西汉帝陵相近或相仿。

5.外藏坑

西汉帝陵陵园中均有数量不等的外藏坑分布，特别是距文帝时代较近的汉景帝阳陵，“在帝陵陵园四门以内，封土以外钻探发现从葬坑（即外藏坑）81座”，“坑的宽度3~4米，绝大多数均在3.5米左右。最长的坑超过100米，最短的坑只有4米”。外藏坑“由坑体与通道两部分组成”，“已发掘的11座外藏坑，除K14东西两端带有斜坡通道外，其余只在西端有斜坡通道”，“坑体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外藏坑内由上棚木、立柱、侧枋木、挡板、封门、铺地板、地栿等木结构构成长条形箱式空间，在此空间放置各种陪葬品”。外藏坑发掘出土的文物有着衣陶俑、陶、铁、铜等质地的明器陪葬品，以及木车马遗迹、车马器等。另外，还出土有“宗正之印”“别藏官印”“大官之印”“大官丞印”“宦者丞印”“府印”“右府”“西府”“山府”等明器印章。文、景之后的汉武帝茂陵也发现了大量外藏坑，“帝陵墓室周围呈放射状分布有150座外藏坑”，“外藏坑平面多呈长方形，最长的达98.5米，最短的仅3米，宽度大多在4米左右，最宽的为7米，最窄的仅有1.4米”。因其未进行考古发掘，文物内涵不是很清楚。江村大墓在陵园以内，墓室外围也分布有大量外藏坑，其中东侧24座，北侧20座，南侧17座，西侧54座。这些外藏坑以长方形为主，长度大多在4~90米之间，宽度2~5米左右。大多由通道和坑体两部分组成。除个别两端带有斜坡通道或无通道外，绝大部分只有一端斜坡道，坑体均为长方形竖穴形制。外藏坑底部均有上棚木、地板、侧枋木、封门等木椁结构。根据目前已发掘的8座外藏坑来看，规模较小者出土马骨一具，另有塑衣陶俑、陶盆、陶罐等文物；较大者一般出土有数量不等的着衣陶俑、陶器、铁器、铜器、车马器等，另外，还发现包括木车马在内的大量漆木器遗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村大墓外藏坑也出土了“中司空印”“中司空丞”“仓印”“廥印”“器府”“车府”等明器官印（资料现存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在秦始皇陵探明180多座陪葬坑（即外藏坑），段清波研究认为，这些陪葬坑是秦始皇“借用先秦以来车马坑陪葬的形式，将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下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模拟、设置在地下，由180多座陪葬坑构建的外藏系统象征着中央集权体制被模拟在陵园”。汉承秦制，西汉帝陵外藏坑的象征意义应当与秦始皇陵是一致的。汉景帝阳陵已发掘的11座外藏坑“代表和象征的是卫尉、宗正、少府三卿或其下属官署机构”（焦南峰、马永嬴）。

江村大墓四周的外藏坑无论从其数量规模、分布形式、形制结构、文物内涵等诸多方面都与汉景帝陵高度一致，特别是其中也出土了多枚官印，因此，这些外藏坑也应当是模拟官署机构。这种围绕主墓室设置的大量外藏坑既然具有如此象征意义，在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的秦汉时期，其墓主应当非皇帝莫属。

综上所述，汉文帝霸陵的地望在唐宋之前，一直被认为在白鹿原上，但具体位置不详。近世以来，可能受到唐代帝陵“因山为陵”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汉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坟”（《汉书》卷四）的陵墓形式应与之相仿，而距窦皇后陵不远的“凤凰嘴”因其奇峻的地形地貌特征，尤易误导人们的认识。再加《类编长安志》未经缜密考证，即言霸陵“在白鹿原凤凰嘴下”，致使以讹传讹，贻误后世。

近年来，经多次考古勘探、地质探测证实，“凤凰嘴”并无陵墓遗存，彻底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之说。而考古发现的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文帝霸陵前后的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因此，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编辑 | 孟雷 褚酉鑫 潘泳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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