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汉唐研究室主任、邺城考古队队长、九三学社社员
朱岩石的办公室，一个个高大的书架满满当当，涉猎广泛的书籍令人震撼。他“坐拥书城”，温文尔雅、谦逊随和。
访谈之始，朱岩石坦言：“我对采访我个人是忐忑不安的，对于考古学者来说，一定要低调。考古学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考古课题的完成首先是建立在严谨详实的科学规划基础上的，完成一项考古课题依靠的是一个团队的力量，其中包含着一些学者的针对性研究和科研辅助人员的辛勤工作。具体到我个人我觉得没有什么，还是从我的团队说起吧，我为我的团队深感自豪。”
团队是制胜法宝
朱岩石所在的汉唐研究室，仅在编的就有24位研究人员，是国内历史考古学阵容最大、最集中的。汉唐研究室下辖的10个考古队、70余位技师，基本承担着我国汉唐时期大型都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如隋唐长安城、西安长安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等。在中国都市考古学乃至东亚地区都城考古研究方面，汉唐考古研究室具有引领作用。
朱岩石与科技中心同事讨论工作（摄于2014年）
朱岩石说，之所以强调团队优势，是基于考古学本身特点，因为仅靠一个人是无法完成一项大型考古项目的，团队才是支撑的法宝、成功的关键。在艰苦的发掘过程中，无论是青年学者、中年学者或者是更资深的学者，他们都能良好配合、各司其职，这样的深度发掘研究工作不可或缺。
考古所从夏鼐那一代考古学者起，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求真求实、忘我投身于事业的优良传统。比如，在文革那样一种政治风云突变的特殊时期，考古所所有学者都被抄过家，但没有一个人家里抄出过一件文物。尽管他们经手的国宝级文物无数，但他们一件都没有私藏。他们不会去购买文物，即便买了文物也会上交公家。这就是考古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这种传统一代代传承下来，对以后的青年学者包括朱岩石本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半兴趣，一半坚持
走上研究考古学的道路，对于朱岩石来说，一半源于兴趣，一半源于坚持。朱岩石1962年出生在北京，1975年进入北京四中就读，在北京中学教育领域享有盛名的四大语文教学特级教师之一的黄庆发老师门下进行学习。“四中的班主任黄庆发老师给了我很多教诲，特别是对古文名篇的学习，让我开始对历史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最初，他是怀揣着走遍天下的理想选择了考古学。然而，考古并不是一件如想象中那么“浪漫”的事，相反是艰苦甚至枯燥的，但朱岩石一坚持就是几十年。他笑称自己的简历“太简单”，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就一直在考古所做研究，之后出国留学，接着又回所里工作，方向从未改变。
建树于邺城考古
长期以来，朱岩石主要负责汉唐研究室下辖的邺城考古队。在历史学、建筑史学上，邺城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都市发展的里程碑。从三国时期曹操规划建立邺城之后，中国的都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都城规划出现了中轴线，形成全城中轴对称的格局。从邺城开始，确立了单一宫城制度，宫城和全城拥有同一轴线。经过3世纪的曹魏邺城到6世纪中期的东魏北齐邺城，完成了逐渐成熟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划进程，进而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成熟的都城平面图——隋唐长安城。它的宫城在整个平面图北部的正中央，下面是皇城，外围是外郭城。这种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墙成为定制之后，一直到宋元明清都没有大的变化。
邺城考古队全体（摄于2014年）
对于邺城考古，朱岩石作出了极大贡献。正是因为他提出了东魏北齐邺城存有外郭城的设想，才使得考古队在推测的外城范围内不断有重大发现。2002年，他主持发掘的邺南城赵彭城北朝佛寺塔基就在外城，该项目被评选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他主持的诸多考古发现都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及国家级奖项。
田野考古就是“土里找土”
田野考古是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风吹日晒，酷暑寒霜；常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有时还会遇到各种意料之内之外的危险。更具挑战的是，在田野考古中，每天都可能面临新情况，需要考古学者动用全部的知识和经验，去辨识、判断，然后才可以继续进行下去。稍有不慎，可能珍贵的信息就失掉了，再也没有了。
这一切，在朱岩石的娓娓道来之中，变得趣味横生。
朱岩石在考古现场进行发掘工作（摄于2012年）
中国的田野考古与国外的不同。国外很多古迹都是巨石建筑，比如埃及、希腊、罗马的。但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就是在土里找土。像找古城墙，古城墙也是土，不过是夯土而已；找古代道路，道路也是土，不过是路土而已；发掘水沟，水沟也是土，不过是淤土而已。
比如，挖车马坑是一件细致的工作。但是商代战车都已经化为泥土了。通过土质细微的区别，小心翼翼地把是木头的地方的土留下，把不是木头的地方的土小心剔掉。最后，一驾完整的商代战车就漂亮地呈现出来了。如果不细心，可能马车就挖没了，最后发现马骨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竟然是个车马坑。
朱岩石在佛教造像修复研讨会上（摄于2016年）
“土里找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如果颜色、质地差别大就容易些，但如果差别细微、微妙，那就需要经验、细心操作，需要科学精神，同时也需要理论指导，缺一不可。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考古学者，一定是需要很长时间磨练的，光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少数遗址的发掘经验是远远不够的。”朱岩石坦言，由于自己长期负责邺城的考古发掘，更加熟悉中原地区的地层堆积特点，2004-2005年，受国家文物局的委托，与浙江省考古所、杭州市考古所共同在杭州寻找南宋皇城临安城四至范围时，就遭遇到了相当大的挑战——勘探寻找城墙极度困难。考古队员们感到非常苦恼，因为南北方地层情况差异大，夯土质地、结构都不一样。在一片未知的情况下，他只能带领考古队员每天一点一点地摸索，逐渐建立起新的认知系统，慢慢地沿着有效的线索扩大成果。经过两年的努力，南宋临安城的四至范围终于确定。
危险和艰苦并存
2007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在对河北省磁县北朝墓群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过程中，当考古学者们惊叹于墓葬保存如此完好而沉浸在发现的喜悦之中时，突然，地下水涌出至齐腰深，虽然经过保护措施有惊无险，但考古田野作业之危险可想而知。
朱岩石在邺城北朝佛寺遗址发掘现场（摄于2014年）
田野考古期间，除了工作环境险象环生，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2012年5月，邺城遗址的开发已经初见规模，一些民主党派学者前往邺城遗址考察，他们对祖国瑰丽的文化遗产和朱岩石丰厚的学养赞叹不已。随后大家来到了朱岩石在考古现场的临时宿舍---遗址旁的一座破旧的小四合院内，朱岩石的房间很小，只有一架简陋的高低床，一个放文件的柜子和一张陈旧的小桌子。“与农民工的临时住地差不多”，考察学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朱岩石在邺城北朝寺院遗址发掘工地与同事讨论（摄于2016年）
“田野考古不是一件浪漫的事，也不可能很风光，既然选择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就要愿意为之付出、愿意吃苦。”朱岩石常告诫他的研究生：“一定要不怕吃苦，为人处事扎扎实实，必须能沉得下来，把一件事做到极致。把田野考古作为工作来做时，要认真做好；把它当事业来做时，那就还要再上升一个层次。所以，对青年学者来说，不要轻言放弃。当你觉得最艰难的时候，很可能是你正在爬坡的时候，是你即将要收获的时候。在辛苦之后获得成功时，体验到的快乐比一般人更多更深、更刺激更有意思。”
走向公共考古
在朱岩石看来，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是有自身规律的。发展过程中，这些实物就是很好的例证，需要考古学者用普及的语言介绍给大众。这些遗迹、遗物的经济价值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些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对于大众陶冶情操、提升基本素质具有很大的作用。
朱岩石在公益讲座现场（摄于2014年）
朱岩石认为，在传媒时代，考古学者面对媒体应该采取一种审慎的态度，而不是煽呼舆情，突出自己。当公众和媒体被海昏侯墓出土的金灿灿的文物“晃晕”时，告诉他们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是考古学者的职责所在。
朱岩石一直不赞成把所谓的金银财宝与考古学挂在一起，因为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当你说这么一块古瓷片值5000元钱，老百姓会疯狂到什么程度？全都去挖瓷片！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杭州南宋官窑被偷盗发掘。以前盗墓贼只盗墓，现在所有的遗迹都在他们的破坏之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认为瓷片值钱。大家都为这些碎片而疯狂了。这样破坏的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像翻土一样把我们的文化遗产翻了一个过，代价是破坏一万件东西只为了获得一件东西。”
作为一个考古学者，当代中国文化遗产遭到前所未有破坏的现实，时时触痛他的神经。朱岩石说，当他站在满目疮痍的邺城遗址，会心痛得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近些年，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公众考古，到博物馆普及宣讲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通过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采访最后，朱岩石再次叮嘱我们:“多宣传我的团队、我的专业、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至于我个人，微不足道。”
此文转自“民主与科学”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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