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至北魏时期的邺城佛教史迹
何利群
内容提要：邺城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东汉以后，成为河北地区(泛指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北方东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国都，也是十六国以来中原北方地区佛教传播、发展的初始地之一。通过梳理早期佛教史料，结合近年来邺城考古的新发现，本文对十六国至北魏时期邺下佛教史迹文物进行钩沉索隐，分析了邺城地区佛教初传阶段的师承脉络和造像传统。
作者简介：何利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扼华北平原南北交通之要道，东汉以降，邺城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及发达的农耕经济，成为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古河北地区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公元前后传入中土的佛教于十六国时期在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得以广泛传播，由最初的星火传承渐呈燎原之势，并最终取代长安、洛阳，成为6世纪中期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
一、十六国时期的邺城佛教
根据文献记载，邺下佛教初兴于十六国时期。值此中原北方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之际，西域高僧佛图澄来到河北，以其德行及神异之术为后赵石勒信服礼敬，尊称为大和尚，凡事必咨而后行。佛图澄借此劝诫石勒悯念苍生、多行仁政，中原士民受益良多，官宦士族及各族百姓由是奉佛者日众。
《高僧传》载：“竺佛图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于是杖策到军门……勒喜曰：‘天赐也。’召澄问曰：‘佛道有何灵验。’澄知勒不达深理。正可以道术为征……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呪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谏曰：‘夫王者德化洽于宇内，则四灵表瑞。政弊道消，则彗孛见于上。’……勒甚悦之。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1]
石虎即位后，于335年将都城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迁至邺城，更奉佛图澄为“国之大宝”，倾心礼敬。而民众则竞相出家奉佛、营造寺塔，从而引发了佛教史上最早的华夷之辨，其结果是佛教从制度上列入后赵供奉的宗教信仰。
中书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尝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祠奉。”……虎下书曰：度议云：‘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2]
佛图澄在邺弘法期间，威望日重，声名远播。海内外名僧前来求学受教者络绎不绝，邺下佛学渐成体系，僧团规模初具雏形，佛法之盛，前所未有。澄公门下，弟子众多，既有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天竺、康居名僧，不远万里，追随闻法，亦不乏大量中土名士跨关渡河，前来受教。知名者如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道进、道安、法雅、法汰、法和、僧朗、安令首尼等。法雅创立格义，法汰弘教江南，法和授徒蜀中及西北，而尤以释道安最为南北人望，其博学多识，德行卓越，著述丰厚，集汉代以来般若、禅法、毗昙诸学于一身，又兼创立僧团仪式、行规戒律、礼忏仪轨等，堪称中国早期佛教发展传播过程中划时代的关键人物[3]。
释道安，常山扶柳人，12岁出家，后入邺师从佛图澄，极受推重。348年，佛图澄去世后，道安成为邺下事实上的佛教领袖。这一时期，后赵内部争夺皇位内乱不已，冉魏、前燕先后占据邺都，中原北方地区烽火连月，百姓生灵荼炭。《晋书》详载后赵末年以后之乱象： 邺中饥，人相食。季龙时宫人被食略尽。[4] ……人物殲矣，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5]
为躲避战争和灾荒，道安率同门子弟在邺城周边四处迁移，先后驻锡于濩泽(今山西阳城西)、飞龙山(今河北鹿泉、元氏之间的封龙山)、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部)、邺下受都寺和华林园(今河北临漳西南)、牵口山(今河北临漳西北)、王屋女休山(今山西阳城西南)等地[6]，最终经陆浑(今河南西南部之嵩县)、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下襄阳(今湖北襄樊)。
《高僧传》载：“(道安)后避难潜于濩泽。太阳竺法济、并州支昙讲《阴持入经》，安后从之受业。顷之，与同学竺法汰俱憩飞龙山……安后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至年四十五，复还冀部，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时石虎死，彭城王石遵墓袭嗣立。遣中使竺昌蒲请安入华林园，广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国运将危，乃西适牵口山。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7]
365年，为避前燕掳掠，道安率众四百余人南迁。在长年的流徙途中，道安深悟乱世凶年，佛教不依附世俗皇权则难以自立，痛感聚则不立，散无不可，且佛法之教化，亦赖于僧众之广布，于是在新野和襄阳两次向各地分派徒众，其同门及弟子先后遣往建康、扬州、荆襄及川蜀诸地。
俄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行至新野，谓徒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乃令法汰诣杨州……法和入蜀……安与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渡河夜行。[8] 伪秦建元九年(应为十四年，378年)，秦将苻丕寇斥襄阳。道安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9]
此次道安率众南迁并分张徒众事件在佛教史上意义非同寻常。邺都僧众由是广布大江南北，邺下佛学始得传承并宏扬光大。从365年起，道安居襄阳15年，同门弟子从之者数百人，知名者如竺僧辅、昙翼、法遇、昙徽、慧远、慧持、慧永等。道安及其门下在襄阳整理经籍，确立戒规，广修寺舍，讲经说法，般若和弥勒净土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荆襄佛法之盛，莫过于此[10]。弟子慧远，自太行恒山从道安出家后，长年追随，承其衣钵，后入庐山，亦为一代宗师。另如竺法汰，少与道安同学，避难至新野时，受道安委派，与弟子四十余人弘教东南，后至建康，深受晋简文帝敬重，为帝开讲《放光经》，王侯公卿及四方各界名士云集闻法，门下弟子昙壹、昙贰及竺道生等均为江南名僧[11]。东晋时期，蜀中原本少闻佛法，道安同门法和受遣率众入蜀，后道安弟子昙翼、慧持也辗转入川，蜀中佛教自此日渐兴盛[12]。
379年，道安西入长安，为前秦苻坚深相敬重。道安在长安七年，大力从事译经事业，并于382年东赴邺下省视先师佛图澄寺庙，同时令西域僧人鸠摩罗佛提在邺城的佛寺中翻译出《四阿含暮抄经》。
余以壬午之岁八月，东省先师寺庙。于邺寺令鸠摩罗佛提执胡本，佛念佛护为译，僧导昙究僧叡笔受，至冬十一月乃讫。此岁夏出《阿毘昙》，冬出此经，一年之中，具二藏也，深以自幸。[13]
另有名僧竺僧朗，早年亦师从佛图澄[14]，与道安同学。后入泰山，于金舆谷创立精舍，授徒讲学。僧朗曾设金舆谷之会，道安、法和远道赴会，共襄盛举。泰山朗公声名播于四海，东晋孝武帝、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南燕慕容德、北魏拓跋珪先后或征召赐地、或投书致敬[15]。
十六国时期出生或经行邺下的名僧还有竺僧辅、释法瑗、释僧叡等。僧辅本为邺人，学通诸论，曾与道安同隐于濩泽，精研佛法。后南憩荆州上明寺，笃奉弥勒，东晋琅瑘王荆州刺史司马忼请为戒师[16]。法瑗本陇西人，家世名门，初事梁州沙门竺慧开，承师嘱外出游学，经涉燕赵，去来邺洛，后返梁州，入成都，下建邺等地弘法[17]。僧叡，魏郡长乐人，少投僧贤出家，尝从僧朗听放光经，并参与邺下译经，颇有令誉。后游历至长安，后秦姚兴慕名召见，盛赞其为四海标领、邺卫松栢[18]。姚秦弘始三年(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在姚兴主持下掀起了中国古代译经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僧叡与僧肇、道生、道融参证其事，成就最大，并称什公门下四大弟子，被誉为关中四圣[19]。
二、北魏时期的邺城佛教
北魏建国之初，对佛教知之甚少，国人或未闻佛法，或闻之而不信。太祖拓跋珪在平定中山、经略燕赵过程中，与佛教接触越来越多，虽因战事，无暇专注于佛事，但对佛教寺塔及僧侣颇多礼敬，并曾向泰山僧朗致书赠物。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开始营建寺塔，剃度僧尼，此为北魏官方奉佛之始。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统一中原北方，尽迁凉州僧尼及工匠至平城，北魏佛教由此大盛。
《魏书·释老志》载：“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20]
5世纪中叶以后，北魏佛教达到顶峰，平城和洛阳先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官方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佛教事务，四方高僧云集国都，译经注疏，授徒讲学盛极一时。上起皇室下至普通百姓，建塔立寺、开窟造像蔚然成风。
《辨正论》载：“元魏君临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国家大寺四十七所。又于北代恒安治西，旁各上下三十余里，镌石置龛遍罗佛像。计非可尽庄严弘观，今见存焉，虽屡遭法灭斯龛不坏。其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总度僧尼二百万人，译经一十九人四十九部。”[21]
十六国以来的邺城因屡经战乱，佛教僧团流徙不定，徒众四处分散，5世纪以后的佛法传承事迹并不彰显，但邺城始终是东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北魏统一中原北方地区后，皇室也曾多次在邺剃度僧尼，兴建寺院。
魏太宗明元皇帝(讳嗣)，明叡宽雅，非礼不言。愍念四生，敬重三宝。仍于邺下，大度僧尼。
魏世祖太武皇帝(讳焘)，气盖当时，威振天下。匣牍四海，牢笼万邦。回向一乘，归依三宝。复伽蓝之胜地，创招提之净宫。仍于邺城，造宗正寺。后因崔皓始沦正法。
魏高祖孝文皇帝(讳宏)，神光照室，和气充庭。仁孝绰然，岐嶷显著。听览政事，从善如流……仍于邺都，造安养寺。硕德高僧，四方云集。
魏肃宗孝明皇帝(讳诩)，得一居贞，体二邻极。总三乘以驰骋，临四衢而闲步。仍于邺下，造大觉寺。窈窕曲房，参差复殿。[22]
由上述记载可知，历代北魏皇室不仅在邺下大度僧尼，并先后建造宗正寺、安养寺和大觉寺等佛教寺院，而北魏孝文帝更曾在邺城修建宫殿，并一度考虑迁都于此[23]，因而邺城在北魏一朝依然为河北佛法重镇应可无疑。
三、邺下佛教史迹文物钩沉
尽管史料中常见十六国时期邺下立寺造像方面的记载，由于时代久远，现今存世的4和5世纪的佛教遗迹和遗物可谓凤毛麟角。通过梳理文献记载，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据，可略窥邺下早年的佛教史迹。
自佛教东渐中土，作为僧尼日常起居和从事法事活动的各类寺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建立起来。十六国时期邺下高僧及信徒建塔立寺屡见于史载，尤以佛图澄功勋最为卓著，《高僧传》载其弘法期间，“受业追游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24]。这一时期的僧传中也时有邺下及周边地区信众营建寺塔以及部分寺院名称的记载，如在佛图澄传中多处提及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石虎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石勒诸稚子多养于佛寺；石虎于临漳修治旧塔；佛图澄曾与弟子自官寺至邺城内中寺；石宣与佛图澄同坐寺内浮图；澄公卒于邺城内宫寺[25]。北齐僧妙传中亦追记邺古城中有白马寺，为佛图澄所建，内有木塔并出舍利[26]。道安传中提到道安于太行恒山创立寺塔；45岁还邺都住受都寺；入住华林园广修房舍；南下荆襄更是四方募资建寺造像[27]。遗憾的是，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寺院迄今尚未发现任何明确的遗存，道安、法汰憩居的飞龙山[28]及泰山僧朗始创的神通寺[29]，现存均为北朝及唐代以后的遗迹。
1998年及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的邺城考古队在邺北城南城墙下发现一处地下潜伏城门[30]。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掘过程中先后出土两块文字瓦当残块，前者编号为98JYBT1②：42，后者从01JYT54东盗洞内出土，二者可拼合。(图一)瓦当残存大半，制作较为精良，质地为泥质灰陶，直径16～16.1厘米、边郭宽1.5～1.7厘米、厚2厘米。当心圆钮饰六瓣叶纹，当面由成组的棱线分为四区，每区内填写二字，由左至右竖读“大赵 光 浮图”(图二)，文字外两周凸弦纹，外缘饰一圈三角形锯齿纹。该瓦当与邺城地区出土的“大赵万岁”文字瓦当在形制、制法、纹饰和字体上基本一致，残缺文字部分应为“万岁”两字[31]。此为邺下十六国后赵时期与佛教寺院密切相关的实物资料，是以佛图澄为代表的高僧信众在邺下传播佛法、建塔立寺的重要证据。
邺下造像亦有传统，最早的记录见于现已佚失的东晋陆翙《邺中记》，文载后赵石虎笃信佛教，中御史解飞匠心机巧，为其造九龙浴太子金铜像及众僧礼佛木像等。
“虎至性好佛，众巧奢靡，不可纪也。尝作檀车，广丈余，长二丈，安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余木道人，长二尺余，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32]
图一 大赵 光 浮图
图二 大赵 光 浮图拓片
图三 后赵建武四年坐佛像
图四 太和六年鞠抚造释迦像
图六 太和十九年刘伯阳造释迦像
目前所知最早的纪年佛像是现存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金铜坐佛，通高39.7厘米。主尊面相略呈倒梯形，高髻，枣核形眼，阔鼻抿嘴。身着通肩袈裟，胸前衣纹呈“U”字形。结跏趺坐，双手拢于胸腹间，作禅定式。下有方座，正面有三个嵌孔。(图三)类似的金铜像近年来在河北等地也有不少发现[33]，可视为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的基本样式之一。
5世纪中期以后，各种质地的佛教造像开始在中原北方地区大量出现。作为十六国以来的佛教重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邺城遗址及其周边地区陆续出土了不少北朝时期造像[34]。近年来有几次比较集中的发现，其一是1997年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在成安县城关镇南街寺庙遗址发现一批造像，总数量当在数百件以上[35]。其二是2012年邺城考古队在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发掘的一处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各类造像2895件(块)，另有数以千计的小型碎块[36]。尽管历年出土造像时代多为东魏北齐时期，但也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北魏金铜像和石造像，这为我们探讨邺城地区造像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邺城地区的北魏造像以6世纪为界可大致分为两期：
第一期相当于北魏中后期，造像均为青石质，尖楣背屏，方形底座。主尊以释迦像为主，组合常见一佛二菩萨三身像。代表性造像为成安出土的太和六年(482年)鞠抚造释迦像(图四、图五)及北吴庄出土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刘伯阳造释迦像(图六、图七)。主尊结跏趺坐，面相椭圆，波状发髻。体型健硕，身穿袒右式袈裟，偏衫搭敷右臂，双手作禅定印或施无畏印。胁侍菩萨发髻宽大，颈悬较宽的项饰。背屏边缘和背面阴刻或浮雕禅定坐佛，身着通肩袈裟，胸前衣纹呈“U”字形。供养人像头戴冠或梳宽圆髻，身着交领窄袖长袍，单膝胡跪作供养状。本期造像特征与5世纪中期以后云冈石窟造像样式接近[37]，其时代约当于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另需注意的是，鞠抚造像和刘伯阳造像题记中明确提到“相州阳平郡发干县”和“魏郡邺县”等地名(图八)，显示发愿造像者均为邺城及周边地区的当地信徒。
图七 太和十九年刘伯阳造释迦像
图八 刘伯阳造像题记
图九 正始二年三褈法荣造像
图十 正始二年三褈法荣造像
图十一 永平三年张雄造观世音像
第二期相当于北魏后期，造像数量逐渐增多，质料以青石常见。尖楣背屏，方形或四足式底座。造像组合仍以一佛二菩萨三身像为主，主尊题材常见释迦、观世音等。代表性造像有北吴庄出土的正始二年(505年)三褈法荣造像(图九、图十)、永平三年(510年)张雄造观世音像等(图十一、图十二)。主尊身材瘦削，面容清秀，肉髻细高，长颈削肩，颔首下视。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衣褶繁密层叠，两侧向外撇扬。胁侍菩萨面容瘦削，披帛较宽，在腹前交叉或穿环后悬垂，身侧发辫、缯带、披帛及衣裙下摆均向外撇。供养人则常见头戴高冠，身着宽袖长袍的形象。本期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相近，反映的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摹仿南朝造像而出现的新样式[38]。这一时期的金铜造像主尊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底座为四足式，尖楣状背屏常饰火焰纹。菩萨面容清瘦，头戴三叶冠，颈悬桃形项饰，上身半裸，下着束腰长裙，披帛覆肩绕臂下垂。右手常在胸前持长茎莲蕾，左手在腹下提净瓶[39]。(图十三)上述佛教造像样式、题材及组合在中原北方地区普遍有见，时代约当6世纪初至6世纪中叶之前，即从北魏孝明帝景明年间起，其下限一直延续至东魏初年。
图十二 永平三年张雄造观世音像
图十三 武泰元年邓法念造观世音像
综上所述，自十六国后赵统治时期，得益于皇室的支持和佛图澄等高僧的弘扬，邺城的佛教初显盛况。之后由于战乱不息、民生凋敝导致寺塔毁废、僧众流徙，但这也在无形之中促进了邺下佛学在各地的传布，公元4世纪中后期的荆襄、江东、川蜀和关中地区均留下的邺下僧人弘法事迹。北魏统一中原后，邺城作为东部重镇，建塔立寺、度僧造像再度繁荣，并在东魏北齐之际达到极盛，取代洛阳成为中原北方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邺下的佛学思想上承北魏传统，下启隋唐宗派，佛法弘传、寺院布局及石窟造像均开创出崭新的模式[40]，这一进程既与东魏迁都，洛阳僧尼与佛教重心东移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与邺城十六国以来深厚的佛学基础和造像传统密不可分。
此文转自“齐梁文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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