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井上村东距汉长安城遗址5.7公里处发掘了一座墓葬。该墓与北周安伽墓相距约2.2公里（图一）。墓内出土石门、石椁、石榻、金戒指、金币和金饰等珍贵的文物，其中石刻上均采用浮雕彩绘贴金作装饰，经初步观察，图像内容涉及汉文化和袄教等。据石椁上的题刻记载，墓主姓史，为北周凉州萨保。这是继虞弘墓、安伽墓发掘后有关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1]。
一
该墓为长斜坡土洞墓，由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和墓室等组成，全长47.26米。坐北朝南，方向186度（图二；图版柒，1）。墓道水平长16.3、南宽1.7、北宽1.48米，坡度15度。该墓共有5个过洞和5个天井。甬道为拱顶，长2.8、宽1.5、高1.9米。墓道和墓室之间有两重封门，第一重为砖砌封门，第二重为石封门，石封门高1.65、宽1.66米。门楣和两侧立柱上均浮雕缠枝葡萄、忍冬、飞天和守护神。两扇石门上均饰彩绘贴金，彩绘大部分已脱落，仅存飞天和莲花等图案。
墓室东西长3.7、南北宽3.5米。由于盗扰和坍塌，墓室顶部情况不清，现四壁残高0.5米。墓室中部偏北出土1座石椁。石椁为歇山顶式殿堂建筑，坐北朝南，面阔五间、进深三间，东西长2.46、南北宽1.55、高1.58米（图版柒，2）。石椁由底座、四壁和椁顶组成。底座用2块石板拼合而成，东西长2.5米，南面一块宽0.88米，北面一块宽0.68米，四边都伸出椁壁之外，四周均雕刻有浮雕纹饰。石椁四壁由12块石板构成（包括石椁门扇2块、横枋1块和门槛1块），其中四角转角处都是曲尺形整石。各石板之间的接缝处上方，均扣有铁质“细腰”（也称银锭榫），石板两侧、石板与底座之间用直榫连接。四壁分别浮雕有四臂守护神、袄神、狩猎、宴饮、出行、商队、祭祀和升天等题材的图案。在人物面部、服饰、身上佩饰、器物、山水树木和建筑构件等一些重要部位施有彩绘或贴金。雕刻内容与风格带有十分明显的西域特色。椁顶由5块石材拼合而成，其中4块放在椁身上面，四边宽出椁身，形成屋檐，并用朱砂绘出仿木的建筑结构。屋顶部分由一块整石雕刻而成，内部有明显的凿刻痕迹。
在石椁南壁椁门上方的横枋上，发现分别用粟特文和中文刻写的题刻。题刻文字共51列，其中粟特文33列、中文18列（图版玖，2）。粟特文目前正在翻译之中，从中文可知墓主人为“史国人也，本居西土，……迁居长安，……授凉州萨保”，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薨于家，年八十六。妻康氏。以其二年（公元580年）岁次庚子正月丁亥朔廿□已日，合葬……”。这是目前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粟特文和中文对应的题刻，这为粟特语言文字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石椁内出土石榻一个，长2、宽0.93、高0.21米。石椁内壁尚残留有朱砂分栏的壁画，现仅存部分树叶和葡萄纹。椁内顶部用朱砂绘有建筑结构。由于墓室已被严重盗扰，骨架散乱于石椁内外。经初步鉴定，出土的骨架有人骨和兽骨，人骨分属两个个体，其中一具为男性，一具为女性。从出土的骨骸看，未发现火烧的痕迹。石椁内出土金戒指、金币和金饰各一枚，同时出土一件陶灯，陶灯残碎不能复原。
金戒指 1枚。环状，镶嵌长方形绿松石一颗。戒指面呈覆斗状，两侧分别阴刻相同的符号，像英文字母“V”。外径2.45、内径1.9厘米，重13.372克。
金耳坠 1枚。造型奇特，上面有珍珠一颗，下为半环状纯金坠饰，象英文字母“C”，两者之间有两层纯金装饰的联珠。长3、珍珠直径0.85厘米，重11.02克。
金币 1枚。制作较粗，两面均有纹饰，但上面图案多模糊不清。直径1.75、厚0.05厘米，重1.75克。
二
目前这批资料正在整理中，我们现选取石椁四壁浮雕图像作重点报道。另外依据有关文献、袄教经典和神话传说，结合历年来出土和分散于各地及国外的有关图像，对其内容作初步的解读。
（一）石椁南壁
由8块石板和石块拼合而成，宽220、通高110、厚8.5厘米。椁的南壁是石椁的正面，共分五个开间，当心间宽68厘米，两次间东宽33、西宽35.6厘米，再两次间东宽41.7、西宽37.7厘米（图三；图版捌，1）。当心间由两扇椁门、横枋和门槛组成。椁门在当心间的中央，宽68、高90厘米，为关闭着的板门两扇，门环为铁质，已锈，仅存两孔。每扇门宽43、高98厘米，各有门钉四路，每路五钉，每扇共有门钉20枚。门的两侧刻有宽3厘米的门框柱。门上有一长方形的石块，长88、宽23厘米，长度略宽于当心间的宽度，所以两端可以插入两次间的屋柱上部凹槽中作为横枋。横枋上刻有粟特文和中文题刻，由于墓葬曾被盗扰，文字现已部分残缺。门槛长86、宽20、高12厘米，两端插入屋柱下部。门槛有六级台阶，两端分别刻有两对狮子和四个童子，这一题材尚属首次发现。两次间采用高浮雕雕刻手法分别刻有脚踏小鬼的四臂守护神（图版捌，2）。两再次间的正中各有一个直棂窗。每窗都竖立着1.1厘米宽的直棂8根，直棂的横截面为三角形，与敦煌佛爷庙盛唐时代砖墓[2]中墙壁上所刻的直棂窗相同。窗的上部各有四个伎乐，两侧各有一个侍者，窗下各有一个戴口罩的人首鸟身鹰足穆护，肩生双翼，手持火棍，其面前各设火坛（图版捌，3）。
（二）石椁西壁
由两块石板拼合而成，宽120、通高110、厚8.5厘米。两块石板之间有宽约1厘米的缝隙，北面一块宽61厘米，南面一块宽58厘米。四个立柱将浮雕画面分成三个部分，从南到北依次编号为Wl、W2、W3（图四；图版玖，1）。
W1高83、宽34.5厘米。画面为一个神正在对周围一切众生讲经说法。画面上部中心位置有一个交脚盘坐于莲花宝座上的神像，身后有椭圆形背光。该神头挽小髻，面有髭须，右臂弯曲上举，右手小拇指上翘，左臂微曲，左手置于胸前，袒右肩，披帛搭于左肩上，似在讲经说法。神像的右下方铺有一块椭圆形毯子，毯子上跪坐一对男女，男子居前，两手合十，向上伸举。在神像的左右两侧及左下方各有三个男子，或跪或坐。在画面下部右侧的一块椭圆形毯子上也跪坐着五个男子，双手合十置于胸前，十分虔诚。在这些人周围有狮子两只，雄鹿、羚羊、绵羊、野猪等各一只。画面的最下方是荷叶和水波，水波中有两只水禽。
W2高83.5、宽32厘米。画面中心为一座砖砌木结构的建筑，一对夫妇怀抱婴儿端坐其间。男主人位于中间左侧，头戴宝冠，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盘腿而坐，右手抱一男婴。女主人位于中间右侧，头戴宝冠身披裘皮披风。在女主人右侧站立两位侍者，右边一位怀中抱一瓶，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有物。台阶上放置两个瓶子，台阶下卧有一犬。画面下部右侧有山石和水波，左侧有一匹鞍鞯俱全的马，马前有一位跪坐的男子，马旁边站立一位侍者。
W3高83、宽38.7厘米。画面内容反映的是在山石、树丛中商队狩猎和出行的场面。画面上部正中偏左有一位骑马弯弓射箭的男子，头戴虚帽，右手持弓，左臂抬起作射箭状，身穿交领紧身窄袖衣，腰束带，腰下悬挂有箭袋。其马前有五只动物，其中一只已经中箭倒地，其余四只依次是雄鹿、羚羊、野猪和兔子。在骑马男子左后侧有一匹马，右后侧有一名侍者，左手上举架隼。在山石和树木之间还有四只犬。画面下部是一个由马、骆驼和驴组成的商队。在商队的最前面是两个骑马的男子，其中一位腰上悬挂着箭袋。两个骑马男子身后是两头驮载货物的骆驼，骆驼后面有一个头戴“船”形帽、骑在马上的男子。在两头骆驼右上方，有两匹马和一头驴驮载货物并行，驴位于两匹马中间，后面有一个右手持鞭的男子。骆驼脚下有水波纹。
（三）石椁北壁
由四块石板拼合而成，宽221、通高110、厚8.5厘米。四块石板的宽度从西至东分别为：28.8、91、74、32厘米。北壁从建筑结构看原应有六个立柱，分为五个开间，由于受石材尺寸的限制和画面内容的需要，在两次间少了两根立柱，整个北壁仅雕刻四根立柱。但画面从内容上看仍为五个部分，从西到东编号为N1～N5（图五；图版玖，4）。
N1高82.5、宽25厘米。画面内容反映的是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的场景，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画面上部中心位置为一个帐篷，门帘上卷，帘上栖有两只小鸟。帐篷内男主人盘腿而坐，头戴宝冠，身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握一长杯，左手置于腿上，脚穿长靴。帐篷外树木茂盛,空中有飞翔的大雁。帐篷前靠右侧铺设有一块椭圆形毯子，上面跪坐一位头戴毡帽的长者，胡须较长，身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腰刀，右手握长杯，左手微前曲，两人对坐，作饮酒状。帐篷两侧有三位侍者，左侧两位，右侧一位。帐篷门前和椭圆形毯子之间卧有一犬，作回首状。帐篷的下方为四个男子率领的商队，有两匹骆驼、两匹马和一头驴。商队中间有两位男子正在交谈，其中一位肩上搭有货物，两匹驮载货物的骆驼跪卧于地。
N2高82.7、宽58.2厘米。画面为男女主人在家中宴饮的场面，整个画面中心为一座砖砌木结构带回廊的建筑。正中间端坐男女主人，男子居左，头戴宝冠，右臂弯曲上举，右手握长杯，左臂搭靠在身后的隐囊之上,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腰刀。女子居右，头戴冠，右手握一小杯，左手置于腹前，身披长袍。男女主人周围有三个伎乐，右侧一位弹奏箜篌，左侧和身前者均弹奏琵琶，在两个弹琵琶的伎乐之间站立一位侍者，两手上举前伸。在男女主人前面跪坐一位侍者，左手持杯上举，身前放置一个长柄胡瓶。回廊中有四个侍者，手中捧持有物。台阶下右侧有三人，右侧为伎乐，正在手拍腰鼓，中间站立一人，左侧一人长袖飘舞，左腿抬起作舞蹈状。
N3高83.5、宽52.2厘米。画面为男女主人骑马出行的场面，可分上下两个部分。画面上部为五个男子，正中一位为男主人，头顶上有一把曲柄伞盖，马旁边站立一位举伞盖的男侍者，主人头戴虚帽，身穿长袍，腰束带，骑在马上准备出行。男主人马后有两个骑马送别的男子。男主人马前有一位男子，腰挂长剑，已骑马前行。画面下部主要为女眷出行的画面。在女眷前面有一位骑在马上的男子，腰悬箭袋。其后为三个骑马的女眷，均头戴裘皮做的风帽，正中间头顶有曲柄伞盖的为女主人，身披裘皮披风，女主人马右侧站立一位举伞盖的女侍者，马的左侧有一犬。
N4高83.5、宽41.5厘米。画面为男女主人在葡萄院中宴饮的场面。在成熟的葡萄院中，铺设两个大的椭圆形毯子，正中间的毯子上坐有五位男主人，毯子中间放有三个装满食物的大盘。五个男主人身后均靠有隐囊，其中四人正举杯饮酒，从左向右，他们分别举长杯、杯、来通杯和长杯；左侧一人右手前伸，正从盘中取食物。毯子外面有四个弹奏的伎乐，四个伎乐也均为男子，右侧两个伎乐分别弹奏箜篌和琵琶，左侧两个伎乐分别吹奏横笛和拍打腰鼓。在男主人毯子下方跪坐着两位男侍者，两手上举，身前均放有一个酒壶。在画面下部的毯子上坐有五位女主人，毯子中间放两个装满食物的大盘。五位女主人均身穿交领宽袖长袍，这种装束为石椁上惟一一处出现身穿中原女子服饰的画面，其中右侧三人持杯饮酒，左侧两位似正取食物。女主人毯子外侧有两位伎乐，两位伎乐均为女子，右侧的一位吹笙，左侧的一位弹奏琵琶。在女主人毯子前面右侧有一个跪坐的女侍者，右手举长杯，身前有一个酒壶。毯子前面左侧为水波纹，水波中间有两个装有花草的花瓶。
N5高83.7、宽28.3厘米。画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画面上部为山峦和茂盛的树木，山上有一洞，洞中有一位盘腿侧坐的老人，身子弯曲前倾，右臂弯曲前伸，右手拇指上翘，食指和中指并拢前伸，仅腰上围有衣物，上身和下肢裸露，跣足。老人身前有一个瓶，洞外有一只犬，伏首立于老人面前。画面下部有两个落入水中的男子，水中有荷叶和两只水兽，落水者回首惊恐地看着向他们游来的水兽，两手上举，伸向从天上飞来搭救他们的两个飞天，这两个飞天身后还有一个项上有联珠纹嘤珞的飞天，右手托一个装有物品的大盘，左手拿一花瓶。
（四）石椁东壁
由两块石板拼合而成，宽120、通高110、厚8.5厘米，北面一块宽57.5厘米，南面一块宽62.5厘米。四个立柱将浮雕画面分成三部分，从北向南编号为E1、E2、E3（图六；图版玖，3）。
E1高84、宽33.5厘米。中间以山和云朵将画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画面上部正中有一个正面盘坐于圆环中的神像，神像面庞周正庄严，头戴宝冠，右手握三叉戟，上举于头右侧，左手叉腰，手腕皆戴镯，盘腿而坐，右脚置于左脚上。身着圆领窄袖衣，肩披长帛，下着紧口裤。其坐骑为三头牛。圆环上部覆有拱形飘带，两侧各有一个带翼飞天执其两端。主神右下方有三个头戴宝冠的神。右侧一位右手持杯于胸前，左臂抬起，腰部以下隐于山后；中间一位右手置于胸前，左手拈花，亦仅露出半身；右边一位身穿圆领窄袖长裙，腰束带，肩生翼，右手叉腰，左手曲臂，跣足，左脚腕戴镯。主神左下方有一男一女，皆跪坐于椭圆形地毯上，上方为一男子，头戴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托一长方形物，左手微上举。女子梳髻，穿交领宽袖长裙，裙边为百褶边，裙腰高及胸部。画面下部为起伏的山峦，山上树木为绿色，山坡上有两只犬，犬颈下挂铃。山下有一个雕栏的拱形桥，桥头有一对望柱。桥左侧站立两位祭司，戴口罩，穿圆领窄袖长袍，足蹬高筒靴，腰束带，腰的左侧均悬挂有物，双手持火棍。桥上方和望柱上分别刻有两团火焰。桥面上有向右行进的一队动物，从右至左依次为两只羊、一只羊羔和两头骆驼，最后面的一头骆驼背负高高的货物，货物上有两只鸡。桥栏板上装饰五瓣或六瓣的花朵，其下有一排连续的三角纹。桥梁下有四柱，柱头分别雕作鸟形或兽形，桥下为旋涡状水波纹。
E2高84、宽31.5厘米。中间的祥云和瑞草将画面分为上下两个部分。画面上部正中为两匹向左飞奔接引的翼马，其中下面一匹马头顶日月。两匹马的左上方为一个头戴宝冠的飞天，左手持一物，右手微上举，身穿圆领窄袖长裙，腰束带，赤足。飞天的右边和下方均刻有莲花图案。在下面一匹马的左边有一个似正从空中坠落的人，头挽小髻，四肢向上，左右两手分别握有一物。画面下部为一拱形的桥梁，与E1的桥梁相连接，栏板和桥柱的装饰与E1内桥梁上的装饰相同。桥上有向右行进的行列，亦与E1的驼队相连贯，其中走在前面的为三个大人和一个小孩。最前边一位仅露出半身，中间为一男一女。男子高鼻深目，袖手置于腹前，女子紧随其后，最左边为一个孩童。四人身后为两匹马，马后面跟随着五只动物，有驴和牛等。桥下水中有莲花和荷叶，水波中间有两只水兽，正张口上视。
E3高84、宽38厘米。上部似为天国的图像，占据了画面的绝大部分。画面正中为一对男女各骑一匹翼马，男子居前，头戴宝冠，冠上飘带向上扬起，右手食指和小拇指上翘，左手张开。其身后女子右手食指和中指上翘，左手张开，肩上的披帛向后飘起。两匹马头顶均饰有日月。画面最右上方为两个头戴宝冠导引的飞天，上方的飞天肩生双翼，右手持一环形物，左手向上托举；下面的飞天右手小拇指上翘，左手张开，肩上的披帛向身后飘起。在骑翼马的两个人周围，还有四个发髻不同的伎乐飞天，均肩有双翼，居左上方者弹琵琶，右前方者吹奏横笛，右下方者弹箜篌，左下方者吹奏排箫。其中吹奏排箫的飞天头顶饰有日月。在伎乐飞天下面，有四个飞奔的动物，从右到左分别为狮子、牛、骆驼和羊，其后半身皆化为回环漫卷的云纹（或为卷草）。动物以下为河岸山石，石上点缀着少许植物。河水与E2相连，水中有三个水禽。
从石椁东壁的浮雕内容看，画面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彼此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E1、E2、E3的粉本实际上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因石椁模仿木构的殿堂，而被四个立柱人为地分成三部分，但画面的内容紧密相连，展示了粟特人去世后亡灵升入天国的整个过程。根据画面中人物与动物的总体走向，我们不难看出，这套叙事性的画面是从E1向E3渐次展开的。这正与当时所流行的手卷上的绘画次序相同，使我们怀疑有类似手卷形式的粉本存在。
E1刻一个圆形光环环绕的主神，右手持三叉戟，坐骑为三头牛，疑为袄教中的某一尊神。该神左下方跪在地毯上的人应为墓主人夫妇，右下方为三个头戴宝冠的神。E2自右向左的飞天和两匹翼马，与整套画面的总体走向相逆，应为来接引墓主人夫妇者。E1、E2下方刻一个拱桥，桥头有两个祭司，并有两个火坛，山坡上有两条狗，桥上是由众多人物与驼马等组成的行列，桥下为两个水兽。E3画面为墓主人夫妇骑着翼马，在两个飞天的导引下，由四个伎乐飞天护卫，升入天国的场景。
三
此次出土的石椁，是国内出土的一系列入华粟特人石刻墓葬资料的重要部分。这与在粟特地区Kashka-darya发现的骨瓮上带口罩的祭司站在火坛前的形象相同（图七）。而粟特遗址片吉肯特（Panjikent）发现的丧葬仪式壁画中，也有“济面截耳”的图像（图八）。从已出土的墓葬情况看，入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虽然还保持有一定的袄教信仰，但随着不断东迁，他们也逐渐接受了一些汉族人的丧葬习俗。截止目前已发表的考古发掘资料，仅在新疆吐鲁番发现过粟特式的骨瓮（Ossuary）。进入中原后，粟特人逐渐改用土葬，从已出土的固原南郊隋唐墓[3]、天水石马坪墓[4]、山西太原隋虞弘墓[5]、西安坑底寨北周安伽墓[6]和井上村北周史君墓来看，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形制与同时期汉人的墓葬形制没有区别。但虞弘、安伽和史君等墓，都出土了具有粟特风格的浮雕彩绘贴金石葬具。通过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从骨瓮到石棺床和石椁的过渡形态。特别是安伽墓的尸骨放置于甬道中，而不是在石棺床上，该墓在封闭前墓室内还曾点火焚烧，墓室四壁和尸骨也均发现了用火薰过的痕迹，但骨骼上未发现狗咬的痕迹，墓室内只有石棺床和一盒墓志，无其他随葬品，这应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有关[7]。这些现象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做法，也不是粟特本土的形式，应当是入华粟特人糅合中原土洞墓、汉式石棺椁以及粟特浮雕骨瓮的结果。
在这种殿堂形的葬具上再现入华粟特人丧葬的场面，史君墓石椁并非孤例。山东青州傅家石刻的第9石就描绘了丧葬中使用殿堂形椁的场面（图九）。图中刻画了四匹马抬着一座房屋前行，有一犬相随。这座房屋应是一套葬具，而其中的犬应与粟特人葬礼中的“犬视”（Sagdid）有关。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见于流散到日本Miho博物馆的一套石棺床上，在其后壁第三块石板上，保存了一幅珍贵的粟特丧葬图（图一〇）。Jadith Lerner特就此图撰写了《六世纪中国的中亚人——琐罗亚斯德教丧葬仪式》一文，详细阐明了图像的内容[9]。
荣新江认为，这显然是一幅袄教丧葬仪式的图像，表明一个袄教徒去世后，要由祭司在圣火面前主持户外奉献仪式，他的周围有死者的女眷和其他送葬的人，后面则有以突厥式的剺面来悼亡的人。下面的图像可能是接着上面的，在经过“犬视”后，死者由马车驮向树林中，有男女送行[10]。郑岩也认为这是一幅具有典型袄教特征的丧礼场面。画面中的丧礼是在野外举行的，其中有一个戴口罩的祭司照料火坛，他背后有四人手持尖刀“剺面截耳”，其余的人低首肃立哀悼[11]。关于九姓胡的丧葬礼俗，蔡鸿生认为：可大别为丧礼和葬礼。丧礼中的“剺面截耳”长期流行于北胡和西胡各族之间，成为古代亚洲内陆殡葬文化的一大特色[12]。
现结合北周史君墓石椁东壁图像和Miho丧葬仪式画面分析，这两者之间的画面内容不同，但有一定的内在联系。这既反映了粟特人的丧葬仪式，也反映出墓主人死后升入天国的思想。史君墓东侧的画面由于受石椁画面大小的限制，桥头仅刻了两个身穿长袍的祭司和象征火坛的火的图案。而Miho丧葬仪式画面，则刻画了袄教徒去世后要由祭司在圣火前主持“户外奉献仪式”。如果将这两幅画像进行对读，彼此补充，便可以大致复原出当时一个比较完整的丧葬仪式。
关于Miho丧葬仪式中的围栏，以往学者由于出土实物材料有限，对它缺少必要的关注和解读，这就影响了对整个画面的正确理解。结合史君墓E1、E2画面的内容，我们认为，以往认为Miho丧葬仪式中的“围栏”实际上应为桥栏[13]，它与史君墓东壁浮雕图案相同。在这幅画的桥头也站立着一位身穿长袍的祭司，他的脸下部戴着白色的口罩，他的面前有一个火坛，站在火坛前的祭司正在护持圣火，有一条小狗站在祭司旁边，面朝火坛，桥上有三头骆驼，只有后腿显露出来。
如果我们把两个墓葬出土的浮雕画面结合在一起来看，会发现Miho中的祭司在桥头护持圣火，主持“户外奉献仪式”，他的周围有死者的女眷和其他送葬的人，后面则有以“剺面截耳”方式来悼亡的人，旁边有狗“犬视”。如果说这一画面完全是一种写实性的表现手法。那么，史君墓石椁上的雕刻则可以看作是在此基础上的延展，火坛、祭司等内容只在后者画像上占据了很小的面积，“剺面截耳”的吊唁者甚至被省略，画面将重点转向了对丧葬观念的表现，也就是说，将人们对于墓主升入天国的期望表现为昭昭在目的图像。Miho所藏一石，只象征性地刻画了桥栏部分，而在史君石椁上则显现出桥的全形，桥上的人和动物可能是墓主人生前所拥有并带往彼岸世界的。
E1中跪在地毯上的墓主经过神的审判后，将通过这座联系人间和冥世之桥，即“钦瓦特"（Cinwat）桥升入天国[14]。从E2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两匹翼马的前面有一个似正从空中坠落的人，头挽小髻，背朝画面，四肢向上，左右两手分别握有一物，而桥下的两个水兽正张嘴等待。而E3与此有很大的区别，墓主人夫妇在飞天的导引下，乘着两匹翼马，飞向天国。北周史君墓东壁浮雕用图像的方式表现了粟特人死后，其灵魂离开躯体，来至钦瓦特桥头，接受袄神“善恶”的审判和裁决，善者进入天国，恶者坠入地狱[15]。这幅画面为我们理解袄教有关“善恶”二元论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可供解读的图像资料。
此外，还有两个需要提出的问题。一是在注意到入华粟特人葬俗和相关葬俗汉化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注意到在粟特文化的影响下，汉文化传统的一些变化，如此前有学者所注意到的山东青州傅家墓葬图像所反映出的多元文化因素，这种多元性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新近发现的山西太原北齐武平二年（公元571年）徐显秀墓的壁画和随葬品中[16]。或许，在同时代或更晚的墓葬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类似的例证，通过对这些材料的仔细分析，将会加深我们对隋唐文化和美术题材等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的理解。
二是近年考古发掘的虞弘、安伽和史君等墓均为粟特贵族墓葬，墓主人身份较高，葬具多釆用石棺床和棺椁，并刻有浮雕彩绘贴金。但是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特别是隋唐时期，大量入居中国的粟特人及其后代，有很多人仍采用了粟特人的葬俗，这些人的墓葬可能随葬品很少，也可能无任何随葬器物，墓葬形制已釆用了汉人土葬的形式，对这些墓葬的发掘要予以密切的关注，骨骼的采集和测定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将为我们更多地了解入华粟特人的丧葬习俗和袄教信仰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
附记：本文照片由王保平拍摄，线图由寇小石绘制。
执笔者：杨军凯 孙福喜
注释
[1]杨军凯：《西安又发现北州贵族史君墓》，《中国文物报》2003年9月26日；《关于袄教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西安北周萨宝史君墓》，《文物天地》2003年第11期。
[2]夏鼐：《敦煌考古漫记（三）》，《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图版拾壹，4~6。
[3]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4]天水市博物馆：《天水市发现隋唐屏风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期。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
[7]《南齐书》卷五十四《顾欢传》云：“棺殡椁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通典》卷一九三引韦节〈西番记》以康国为例云：“国城外别有二百户，专知桑事。别住一院，其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8]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见《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9]J.Lerner，Central Asians in Sixth-Century China：A 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lranica Antiqua，XXX，1995，pp.179-190.
[10]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154~1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1]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61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
[12]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第24~25页，中华书局，2001年。
[13]2003年10月22日，郑岩在我所工地发掘现场结合史君墓东壁图像认为，Miho博物馆所藏F板上的围栏应该也是桥。
[14]魏庆征：《古代伊朗神话》第44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钦瓦特桥（Cinwat）：钦瓦特桥是古伊朗神话中人间与冥世之界桥。据琐罗亚斯德教之说，查拉图什特拉为钦瓦特桥上之命运支配者；他在该桥上接引义者之灵(《耶斯那》)。据晚期之说，钦瓦特桥为“决定命运之桥”，密特拉、拉什努和斯劳沙对死者之灵的命运进行裁决。据《阿维斯陀》所述，人死后，其灵魂离开其躯体，来至钦瓦特桥头，接受审判和裁决，或进入天国，或坠入地狱。据说，罪者来至钦瓦特桥头，其桥面则窄如“刀刃”；义者来至钦瓦特桥头，其桥面则宽“二十七箭之地”(《萨达尔》46，第1~2页)。此外，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桥也是连接生与死的符号，如巫鸿指出山东苍山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墓画像石中所见的“上卫（渭）桥”就与丧葬有关。信立祥也指出汉代画像石中的桥是人间通往鬼魂世界的象征物，与后世传说中阴阳两界之间的“奈何桥”含义相同。参见WuHung，Beyond the Great Boundary：Funerary Narrative in Early Chinese Art，in J.Hay，ed.，Boundaries in China，p.100. London，Reaktion Books，1994；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331~334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15]据〈索鲁什·亚什特·哈多赫特》（即《亚纳斯》第56章）记载，善良的良知在钦瓦特桥头将现形为天仙般的美女，引导其亡灵安然通过宽敞的大桥，再经过善思、善言和善行三道关口，即可升人美好的天国；而作恶者的良知将变形为丑陋不堪的妖婆，引导其亡灵走上细如毫发的钦瓦特桥，再经过恶思、恶言和恶行三道关口，最终跌落阴森可怖的地狱。见元文琪《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第214~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1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此文转自“考古”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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