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山西省太原市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1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南北朝时期，政权之间信息和情报不断被交换、传递、解读。而对于诸如间谍、流寓敌国的皇族和羁旅之臣等跨境者来说，不仅他们带来的信息会被甄别和评断，他们自身也在被新朝“细读”，以从其“言行”推断“心志”。对跨境者“内”“外”不一的怀疑以及跨境者在诗文中的自我塑造，让“志”和“言”之间充满了张力和不确定性。从南北政权之间信息战和文化战的角度来看，跨境者的言辞展现出“言”与“志”、“外”与“内”、“迹”与“心”对应的复杂性，以及跨境者如何利用修辞术进行自我言说，从而应对政治、军事、文化竞争中不断变化的局势。在跨境与文化竞争的语境下，“言”不再是“志”的自然外露，而是由多朝参与、虚实混淆、表意复杂的阐释事件，而跨境者的修辞作用也是在读者对其“志”与“言”对应关系的探求中生成、变化的。
南北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充满了风云诡谲的政治竞争与军事征伐。从5世纪起，随着北魏政权的巩固与扩张，北朝与南朝之间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而在文化领域，南北政权也开始更为积极地展现其各自皇权的威严与文化正统性。尤其是在5世纪末，北魏改土德为水德、将首都从平城迁移到洛阳，南北使者互访频繁、语言交锋频频，此后各政权之间对正统的争夺更是南北文化发展与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6世纪末[1]。
南北政权之间的“文化战”得以展开的前提是信息的流通与交换。换句话说，南北朝也是一个信息不断交换、流动、解读、重叙的时代。不论是使者、士兵、僧人、变节的将军还是出逃的皇族，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传递关于本国与他国的信息与情报，而这些材料会被人所用，甚至写入檄文成为出兵征战的动因。当然，情报虚实难辨，越境之人讲述的所见所闻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片面的、虚假的，而宫廷作为政治决策中心亦知道这些情报真假参半，需要进行甄别、解读与阐释，以求在修辞与现实、“饰”与“实”之间寻得真相。那么，越境之人在敏感的政治军事语境下如何进行自我言说与自我呈现，表达对新朝的忠心同时不忘展现对家乡的思念？他们的行为和言语如何被新朝和旧朝细读？跨境又如何让他们的言辞在一个多国的语境下被解读？跨境和“信息战”模糊了诚与诈之间的界限，在此背景下，我们该如何阐释这些跨境者的诗文创作，进而重新思索“诗言志”这一经典文论命题？
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流寓、迁移、羁旅之臣以及他们在文化互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学界早已有诸多讨论。不论是南臣入北还是北臣南下，前人常以融合、交流、影响为框架来分析这些跨境者的文化含义。跨境者所留下来的文字也常常被学者认为“真实地”反映了其在异国的情感，进而以此为基础来论述文化或者文学风格的“融合”[2]。本文试图将跨境者及其言辞放置在一个南北政权的“信息战”和“文化战”的视域中考查，尤其关注因跨境而产生的“言”与“志”的张力[3]；从对间谍的讨论出发，进而扩展到跨境者普遍面临的新朝对其忠心的探求与解读；通过对若干案例的细读，分析在信息不断交换与甄别的背景下，“内”与“外”、“迹”与“心”、“言”与“志”之间对应的断裂，以及这些断裂又如何被跨境者或者政权利用，制造新的阐释的可能性，让“心”或“志”等似乎是前语言（pre⁃linguistic）的概念成为修辞的一部分。在跨境与文化竞争的语境下，“言”（不论是诗、文还是口述）不是跨境者“志”的自然外露，而是由多朝参与的、虚实混淆的、表意复杂的阐释事件，而跨境者的修辞意义和作用也是在读者对其“志”和“言”对应关系的思考中生成和变化的。
一、越界：“志”的多重解读
南北朝时期，边境将领常派遣间谍收集情报，以干预或破坏对方的政治或军事计划。刘宋侍臣袁淑曾上奏《防御索虏议》，提到情报收集的重要性，尤其是间谍如何蛊惑人心、用言辞突围和解围：“劫晋在于善觇，全郑实寄良谍。多纵反间，汩惑心耳。发险易之前，抵兴丧之术，冲其猜伏，拂其嫌嗜。汩以连率之贵，饵以析壤之资，罄笔端之用，展辞锋之锐，振辩则坚围可解，驰羽而岩邑易倾。”[4]因为间谍往往为无名之辈或有意隐藏身份，现存文献中没有太多记录。但史书文献对善于利用间谍和反间计的帝王与军将颇有记载。间谍可以煽动边民造成局部叛乱，比如萧道成登基以后，“多遣间谍，扇动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5]；也可作为内应促成军事行动的胜利，如东西魏对峙时，东魏将领司马恭镇守正平，“每遣间人，扇动百姓”，而西魏将军裴邃“密遣都督韩僧明入城，喻其将士，即有五百余人，许为内应。期日未至，恭知之，乃弃城夜走。因是东雍遂内属”[6]。北周将领韦孝宽是反间高手，作为边地大臣，他“善于抚御，能得人心。所遣间谍入齐者，皆为尽力。亦有齐人得孝宽金货，遥通书疏。故齐动静，朝廷皆先知”[7]。他的情报网络和间谍活动成功反间了北齐将军斛律光。“周将韦孝宽惧光，乃作谣言，令间谍漏之于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8]韦孝宽特意留下的文字之“迹”引导北齐宫廷从字面的意象达到文字深层的暗指：“百升”与“槲树”指向“斛律”，“明月”为“光”。处于军事对峙中、对朝臣忠心格外敏感的北齐朝廷最终接受了此诗的“寓意”，在一些权臣的推波助澜下，斛律光因谣言而被处死。
九原岗北齐墓壁画，山西省忻州市
这里，间谍、谣言以及朝廷的决策涉及如何辨别信息真伪的问题。拙作《书信中的君王形象与心理战：拓跋焘（408—452）的国书和他的南方读者》曾分析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军事征战中对间谍的利用[9]。在一封寄给宋文帝的国书中，拓跋焘有恃无恐地谈到：“彼来侦谍，我已禽之放还，其人目所尽见，委曲善问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邪？”[10]为何拓跋焘不囚禁南方的间谍反而将其放回？他为何如此张狂地告诉刘宋皇帝，并鼓励间谍说出其所目见的一切？如此一来，该间谍陈述的“目所尽见”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拓跋焘随后又将间谍与错杀的南朝将领裴方明并提。如果裴方明有军功反而被处死，那南朝宫廷应该如何处理这个为情报而往来于边境、有“功”于宋的间谍呢？这些问题都会让南朝的君臣陷入阐释的圆圈，不断寻求拓跋焘文字背后的真正动机，却可能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敌方间谍被发现、原谅并遣回也许是一个极端例子，但间谍因为其特殊身份——表里不一，游走于真假之中，真实的自我被有意隐藏在其所扮演角色的面具之后——不可避免地带来阐释问题。因此，判断一个人是否为间谍，或者判断一位跨境者是真心归附还是另有图谋，也是一个复杂的“阅读”过程，需要观察者敏锐地从其人的言行举止等外在表现推导其内心。北朝将军孟表便通过细微观察发现一名敌方侦谍：
初，有一南人，自云姓边字叔珍。携妻息从寿春投表，云慕化归国。未及送阙，便值叔业围城。表后察叔珍言色，颇疑有异，即加推核，乃云是叔业姑儿，为叔业所遣，规为内应，所携妻子并亦假妄。表出叔珍于北门外斩之，于是人情乃安。[11]
孟表作为南兖州刺史镇守涡阳，而齐明帝萧鸾派遣裴叔业围城。在围攻过程中，孟表通过自称“边叔珍”的归化人的“言色”进行推敲，进而揭穿其“慕化归国”的假妄之词。一位希望入城为内应的间谍被押出北门、斩首于城外，是因为孟表可以从一个人的外在表现推断其内心。同样，另一位北朝将军裴侠也有“读”人之术：
梁竟陵守孙暠、酂城守张建并以郡来附。侠见之，密谓人曰：“暠目动言肆，轻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审定，当无异心。”乃驰启其状。周文曰：“裴侠有鉴，深得之矣。”[12]
“目”“言”“神情”等成为判断归化者是否有“异心”的切入口。在这里，我们看到穿梭于边境的无名间谍与因各种缘由而跨越国界、另寻新主的军将侍臣处于相似境地。不论是有意为之企图进行破坏还是因时势所迫投靠敌方，不论是真诚归属还是屈于眼下的权宜之选，他们都面临着所依附的新朝对他们的猜疑与细读。比如宋文帝曾宴会群臣，“有归化人在座，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辞答有十万人仗。旧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对，上甚善之”[13]。有“归化人”在的公开场合，以“实”回答反而成为政治与军事上的失误，顾琛的“诡辞”或“诡对”既为文帝化解了尴尬，也夸饰了南朝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归化人参与军事决策，其动因也常常被打上问号。宋明帝时，淮西人贾元友上书，劝宋朝北攻悬瓠。朝臣刘勔对贾奏一一进行驳斥，在表文结束之时，他说：
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阙，皆劝讨虏。鲁爽诞说，实挫国威，徒失兵力，虚费金宝。凡此之徒，每规近说，从来信纳，皆诒后悔。界上之人，唯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途，才见退军，便抄截蜂起。首领回师，何尝不为河畔所弊。[14]
刘勔在奏章中将“界上之人”和归阙的“伧荒远人”并置，前者处于空间上的边境，后者处于阐释的边界。前者以强弱为考量标准，根据王师的进退而见风使舵；后者远来归阙，忠心不定，运用修辞术干预国议，挫伤国威。可见，一方面，归化者常因对敌方军事与政治情况的了解而被邀请到军国大事的讨论中；另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建议的动机又会被质疑，正如上文拓跋焘所放回的间谍，对真伪、虚实的界定已经超越历史真实或者个人意图。对于这些跨境之人，如何让自己的言行等“迹”展现其希望别人看到的内心，是一个重要的阐释学和符号编码与解码问题。
如此阐释的焦虑不仅仅影响归化人，其留在本国的家人也因为“越境”这一事件而成为猜忌的对象，需要不断用言词来证明自己的忠心。比如在6世纪东西魏分裂以后，不少将领面临去留问题。裴诹之奔逃长安，而他的兄弟留在了东部。史载：
第二弟诹之奔关右，兄弟五人皆拘系。神武问曰：“诹之何在？”答曰：“昔吴、蜀二国，诸葛兄弟各得遂心，况让之老母在，君臣分定，失忠与孝，愚夫不为。伏愿明公以诚信待物，若以不信处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犹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释。[15]
固然高欢对裴氏兄弟的处理有着对于军事与政治形势的考量[16]，但是修辞可以让基于偶然情况而做出的决定变成必然。裴让之首先将此时此刻与三国时期进行比拟，确认兄弟各侍其主早有先例；其次，对于他来说，母亲在此，明主在此，忠孝与信可以合为一体；再次，这也体现了君臣双方的博弈，如果没有来自君上的“诚信”，臣子也就不能“自信”，因此也不能信人，更不用说尽心侍奉、安于本朝。
独孤信多面体煤精组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不过，作为君臣关系理想的“信”是异常脆弱的。对于跨境者来说，新朝对其小小的怀疑都可被敌方利用，成为溃堤之蚁穴。比如，北魏薛道摽是南朝将军薛渊的近亲，据此，萧道成打了一场成功的反间战：
虏遣伪将薛道摽寇寿春，太祖以道摽渊之亲近，敕齐郡太守刘怀慰曰：“闻道摽分明来，其儿妇并在都，与诸弟无复同生者，凡此类，无为不多方误之，纵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为渊书与道摽示购之之意，虏得书，果追道摽，遣他将代之。[17]
可见，反间的目的并不是让对方“信”谣言，而是用文辞引发疑惑，只要有“购之之意”表达出来，动摇了政权中心对于边境形势的解读与预测，这本身就是信息战的胜利。虽然在一朝之内亦会有效忠与背叛的问题，进而引发党派对立甚至宫廷政变，但一旦越出国界，忠诈真伪的评估——不论是对于跨境者还是他们留下的亲属来说——成为一个永远在场、疑惑与祛惑并存、由“迹”到“心”的阐释过程。而让情况变得更复杂的是，随着6世纪南北政权之间的往来和交流增多，更多材料记载越境之人的乡关之思，与新朝或者新主保持距离反而是被称赞的美德。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西魏荆州刺史贺拔胜和他的军将奔逃到梁朝，最终在南朝权臣朱异的帮助下，梁武帝遣送其回朝：
在梁二年，胜乃与宁密图归计。宁曰：“朱异既为梁主所信任，请往见之。”胜然其言。宁乃见异，申以投分之言，微托思归之意，辞气雅至。异亦嗟挹，谓宁曰：“桑梓之思，其可忘怀？当为奏闻，必望遂所请耳。”未几，梁主果许胜等归。[18]
贺拔胜一行希望朱异从中斡旋，说服萧衍让其北归。但正如上文所示，任何最终的政治决定都由修辞对合理性的说明开始。虽然史宁向朱异陈述的“雅至”之辞没有记载于史书之中，“申以投分之言，微托思归之意”的描述则展现了表面言辞与真实意图之间的微妙关系：“投分”之言的背后是“微托”的“思归之意”。朱异读懂了其中的“桑梓之思”，并向萧衍陈奏。最终，梁武帝允许贺拔胜等回朝，这也许是建立在对西魏、东魏外交关系考量之后的决定，但史宁之辞术，尤其是“投分”与“思归”的互为表里，成为该决定可以被讨论和接受的前提。
在军将、侍臣、皇族频繁跨越国界这一历史背景下，一方面产生了“归化人”的类别，他们被不断观察、解读与评判，另一方面，羁旅之人对故乡的缱绻之情也被视为美德，成为其被遣送回乡的原因，有些时刻甚至可以超越国家政权对正统的争夺与言说。元彧为北魏皇子，在南奔梁朝之后，他受到萧衍的赏识：
自前后奔叛，皆希旨称魏为伪，唯彧上表启，常云魏临淮王。衍体彧雅性，不以为责。及知庄帝践阼，彧以母老请还，辞旨恳切。衍惜其人才，又难违其意，遣其仆射徐勉私劝彧曰：“昔王陵在汉，姜维相蜀，在所成名，何必本土。”彧曰：“死犹愿北，况于生也？”衍乃以礼遣。[19]
引文显示，前后奔叛到梁朝的北朝侍臣都要遵循新朝的正统话语规则，称魏为“伪”，意味着以梁朝为“正”。但因为萧衍对元彧才华的敬佩和对其思归的体谅，又容许元彧以“魏临淮王”自称，暗示二国皆可为正。于是，“伪”作为文字符号所暗含的政治含义和权力关系开始变得不再绝对。元彧的跨越国界和“伪”意指的松动，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6世纪南北朝文化与政治互动中似乎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双方有着更为深入的文化共享与共识（萧衍爱元彧之才华，从而允许其不称魏为“伪”），另一方面，政治界线与你我之分也变得更加泾渭分明（“死犹愿北”），羁旅之人可以更直接与决绝地表达乡关之思而不受责难。这则材料更复杂地体现了跨境者自我呈现的光谱：归化者对新朝的忠心不断地被检测和确认，而直接表达思归之意的寄居者却因思乡的“恳切”之辞而被信服和称赞，甚至可以在话语上挑战新朝的正统修辞。
综上所论，在宫廷之间信息交流与甄别的大背景下，南北政权都在跨境者留下的文字表里之间推寻其“志”、探究其“实”。而基于这样的阐释背景，跨境者同样可以有意利用能指与所指、“言”与“志”之间的张力和断层——就像韦孝宽通过间谍泄漏出来的诗句那样——引导阐释的方向，以此达到自我心志的塑造和政治目的的实现。
二、“内”与“外”之间的迷宫
上文梳理了散落在史书中的关于间谍与跨境人士的零星描述，希望拼凑出南北对峙时期信息流动的一个面向和与之而来的阅读与阐释状况。我们看到，一方面，在理想情形下，人们相信通过言语和行为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内在；另一方面，跨境者也可以特意扭曲“迹”与“志”之间的对应而“表演”自己的忠心和真诚。“内”与“外”不再像《诗大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20]经典文论认为“志”因情感的需要通过语言和身体等自然外化，但在南北朝越境、修辞和信息的多重语境下，“内”与“外”之间则是一个表意与解读的迷宫。下面将通过分析三个具体的例子——从奏章、史书叙事再到诗歌——来看跨境者所建立的修辞屏障。
（一）间谍与查证
正如上文孟表的例子所示，判断间谍的身份是一个细致的“阅读”过程，需要通过一个人的言行神态来推测出他的诚心所在。6世纪初，萧梁与北魏对峙南北，不仅战事频繁，而且随着北魏政局的变动，既有北魏皇子南逃，又有南方军将被北方俘虏，边境更是充满了情报往来。梁朝刚建立后，有许团、许周兄弟从萧梁叛变加入北朝，随即获得北朝宫廷大臣们的青睐，但出身北方大族的源子恭则认为二人是南方派遣的间谍，上奏希望朝廷予以重视并进行调查。因为该奏文是南北朝时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对跨境者的调查和评估，故引《魏书》所录全文如下：
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许团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状，周列云己萧衍黄门侍郎。又称心存山水，不好荣宦，屡曾辞让，贻彼赫怒，遂被出为齐康郡。因尔归国，愿毕志嵩岭。比加采访，略无证明；寻其表状，又复莫落。案牒推理，实有所疑。何者？昔夷齐独往，周王不屈其志；伯况辞禄，汉帝因成其美。斯实古先哲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萧衍虽复崎岖江左，窃号一隅，至于处物，未甚悖礼。岂有士辞荣禄而苟不听之哉？推察情理，此则孟浪。假萧衍昏狂，不存雅道，逼士出郡，未为死急，何宜轻去生养之土，长辞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荣官，志愿嵩岭者，初届之日，即应杖策寻山，负帙沿水，而乃广寻知己，遍造执事，希荣之心已见，逃宦之志安在？昔梁鸿去乡，终佣吴会；逄萌浮海，远客辽东。并全志养性，逍遥而已，考之事实，何其悬哉？又其履历清华，名位高达，计其家累，应在不轻。今者归化，何其孤迥？设使当时匆遽，不得携将，及其来后，家赀产业应见簿敛，尊卑口累亦当从法。而周兄弟怡然，尝无忧戚。若无种族，理或可通，如有不坐，便应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真伪难辨，请下徐扬二州密访，必令获实，不盈数旬，玉石可睹。”于是诏推访，周果以罪归阙，假称职位，如子恭所疑。[21]
这篇奏文集中体现了时人从“迹”到“志”的探求过程。源子恭是从许氏二人在归化时所上牒状出发的，根据牒状，许周自称为梁朝黄门侍郎，因为心境淡薄，无意出仕而惹怒梁武帝萧衍。在被贬谪之后决定加入北魏，希望隐居嵩山。然而源子恭“案牒推理”，产生疑惑，他列出了四条原因。
前两条原因是从萧衍和梁朝政权角度来看的。源子恭认为，在漫长的政治与历史文化传统中——比如先前史书中的列传——早已有对不同类型臣子的归类和溯源，有处于政权中央、行伊霍之事的摄政大臣，也有隐居不仕的处士。虽然就魏梁关系来看，萧衍的梁朝是北魏的政敌，是缺乏文化正统性的“崎岖江左，窃号一隅”的“伪”朝，但源子恭在奏表中承认梁政权也是在一个“礼”的文化传承之中的，君臣都能在过去的文本中找到某一类角色的原型，为其行为辩护。所以萧衍因许周不仕而赫怒，难以理解。随即，源子恭提出第二条原因，似乎在回应其第一条原因可能招致的质疑：如果萧梁完全丧失了文化正统性、摒弃了对“礼”的敬畏，或者萧衍昏狂无能呢？源子恭于是从个体推断，认为许氏贬谪并非“死急”，这在情理上不至于让二人弃父母之乡。以忠、孝为原因反对接纳归化之人是一个常见的修辞方式，下文还会提到。离开“生养之土”与“父母之邦”，使人们对许氏兄弟的道德与品行打上问号。许氏兄弟如果失去对本朝、乡土的敬畏，那么必定也会轻其去留，不会在新朝常居。
北魏/北齐彩绘陶驯鹰人俑，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后两条原因则完全基于许氏二人的言行、心口不一。对于源子恭来说，如果如二人牒状所述其“志愿嵩岭”，那他们则应寻山游水，远离庙堂，但真实情况是，二人广寻知己，拜访执事，这只能说明其有“希荣之心”，与牒状所述大相径庭。二人在梁朝既居高位，家累应该不少，但他们却“孤迥”而至。如果是事出突然，无暇顾及，那么许家的家资应该被梁朝充公，而且其家人会受到刑罚，但“周兄弟怡然，尝无忧戚”。源子恭总结道，如果没有亲戚在，那么二人之“怡然”可以理解，但如果他们在南方的亲眷并未受罚，那二人必是萧衍所遣。根据推理，源子恭认为许氏二人来归疑点太多，“真伪难辨”，因此希望予以调查而“获实”，使得“玉石可睹”。
这篇奏章是南北朝时期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阅读”与调查间谍的案例。我们看到，“心”“迹”相合是判断的基础，而“迹”可以是跨境者的言词，也可以是其行为、神态。同时，许氏兄弟作为归化者或者间谍，也成为梁朝留在北朝的“迹”。虽然北魏朝臣被其“迹”所迷惑，争相结交，但源子恭则希望分别玉石，找到表面假象所掩盖的事实，发掘萧衍以及梁朝的真实用“心”。此外，正如上文所引萧衍允许元彧不再称“伪”的例子，在源子恭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对政权正统的想象与表述。在发表于一朝之内的文书或对敌方口诛笔伐的檄文中，读者可以很清楚、明确地看到谁为正统（我方）、谁为伪朝（敌方）：边民常常翘首企盼，等待我方正义之师的到来，而对方君主或犯下滔天罪行，或数典忘祖，或杀戮不断，或偏居一隅。但在这里，源子恭指出，首先梁朝也遵循着相似的礼义传统，君主礼贤下士；其次，若无生死威胁，一个人背井离乡——哪怕是加入所谓“正朔”之朝——其目的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虽然南北朝政权都有论述正统的一套话语，以作为各自意识形态宣传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在讨论和分析跨境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等的文书中，我们可以瞥见修辞套语之下现实的复杂性和身份归属的流动性。换句话说，不仅跨境者的自我呈现处于虚假与真实的迷雾之中，对跨境者作为一个类别的讨论也突破宫廷文化中的正统修辞，在“饰”“示”和“实”的错综关系中思考归化背后的动因。
最终，一个人的“志”或者“心”到底是什么，“读者”也许永远不可得知。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通过“迹”来追溯“志”或“心”的具有符号学意义的过程。源子恭的奏书因此是一则最佳的背景材料，它提供了一个调查者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一个条分缕析、以言行与心志必须吻合为逻辑基础的论证过程。但同时，作为跨境者的许氏兄弟，除了源子恭引用其牒状中的只言片语以外，没有留下其他自我陈述。而下文则从跨境者的视角出发，考察源子恭奏文中所追求的“志”与“迹”的吻合是否如其所述那样容易。
（二）萧综的“诚”与“诈”
上文所论源子恭的奏书是一个祛惑的过程，而下文讨论的一位即将叛变的皇子，却是通过“诈”与“惑”来证明诚意的。这位南朝皇子为萧综，梁朝的豫章郡王。他的身世扑朔迷离。萧综的母亲曾为齐朝东昏侯萧宝卷的宫人，后被萧衍宠幸，生下萧综。宫廷中流言，萧综其实为萧宝卷——也就是齐朝皇室——之后，而非萧衍之子。萧综相信了流言，掘萧宝卷之墓滴血认亲，进而更加坚信自己为萧宝卷之子、齐朝宗室。于是萧综决定叛变梁朝，投靠自己在北魏任职的叔父萧宝夤[22]。
萧综叛逃的时机是525年梁武帝发起的北伐。此时，北朝边将元法僧以彭城归属萧梁，萧综则被任命为镇守彭城的大将。萧综认为这是其入北的最好时机，于是开始和驻扎于附近的敌军暗通款曲，表达入北意图。《魏书·鹿悆传》描述了萧综投北过程以及鹿悆作为使者的机敏应对。在萧综发送密信到北朝阵营、告知其意欲投靠之后，北魏军营展开讨论，思考回应的方式。因为萧综为萧衍爱子，北魏军将有的支持速去迎接，有的却怀疑其动机。而鹿悆自荐出使彭城，查看实情，并扬言“若综有诚心，与之盟约；如其诈也，岂惜一人命也”。《魏书》载：
时徐州始陷，边方骚扰，综部将成景儁、胡龙牙并总强兵，内外严固。悆遂单马间出，径趣彭城。未至之间，为综军主程兵润所止，问其来状。悆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为临淮王所使，须有交易。”兵润遂先遣人白龙牙等。综既有诚心，闻悆被执，语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规欲叛城，将验虚实，且遣左右为元略使入魏军中，唤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诈作略身，在一深室，诡为患状，呼使户外，令人传语。”时略始被衍追还。综又遣腹心人梁话迎悆，密语意状，令善酬答，引悆入城，诣龙牙所。
……
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户内，指床令坐。一人别在室中，出谓悆曰：“中山王有教，与君相闻。”悆遂起立。使人谓悆曰：“君但坐。”悆曰：“家国王子，岂有坐听教命。”使人曰：“顿首君，我昔有以向南，旦遣相唤，欲闻乡事。晚来患动，不获相见。”悆曰：“旦奉音旨，冒险只赴，不得瞻见，内怀反侧。”遂辞而退。
……
还军，于路与梁话誓盟。契约既固，未旬，综果降。[23]
鹿悆的到来使萧综陷入一个复杂又微妙的处境之中。我们看到，这里有三方势力：萧综（将要叛逃的南朝皇子）、萧综手下的将领们（“总强兵，内外严固”）和鹿悆（北方阵营来的使者）。鹿悆虽因萧综之密信而来，但他不能向萧综手下暴露其皇子将要归魏的信息。萧综知道鹿悆是因他而来，为了表达自己的诚心，他需要与鹿悆缔结盟约，并让其平安而返。但同时，萧综也知道，不能让部下知道鹿悆到来的真正原因，使其对自己和鹿悆的关系有所怀疑。于是，在鹿悆被部下捉到以后，萧综编织了一套精妙的谎言。
被萧综放置在这套谎言中心的是元略——另外一位寄居在南朝的北魏皇子。在520年北魏宫廷发生政变之后，元略南逃，被萧衍收留，在南朝任职。当元法僧以彭城投降之后，萧衍派遣元略前去接应，但是其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后被召回建康。此刻，萧综以这位由北朝叛变而南来的元略的忠心为借口，开始谋划北叛。他向部下解释说，他早已怀疑元略的忠心，并在之前曾派遣一位使者去北魏军营，假装是元略的使者以探虚实。果真，北方阵营派鹿悆回访。虽然鹿悆是为萧综而来，但经过萧综的解释，南朝军将相信他是为元略而来的。这时元略已回建康，他们要找一个元略的替身和鹿悆见面，但又要以生病为由，只对答而不真相见。而后，萧综又秘密派遣自己的心腹梁话告诉鹿悆这个计策，让他知道如何酬答。
这样，萧综开始了他的双重表演。从萧综部下的视角来看，他们认为鹿悆的到来是为了北魏皇子元略，他们将和萧综一起诓骗这位使者以及北朝边军。对他们来说，萧综的计谋成功地让北魏送来了一个使者，给予他们一个向使者发问、打探北朝军营虚实的机会（鹿悆确实被这些南朝将领盘问，《魏书》原文过长，上文未全部引用），而且他们认为由此可以在敌方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使其认为身处南朝的元略心系“乡事”，甚至有意北归。于是，就像拓跋焘送回的间谍，鹿悆带回去的是他信以为真的虚假信息，鹿悆“目所尽见”都是这些将领与萧综散下的烟雾弹。但从鹿悆的视角来看，他和萧综皆知他的到来是为了检验萧综的诚心并缔结盟约，他们一起通过“元略”这一借口迷惑南朝将领。虽然鹿悆了解与自己相见的只是一个替身，但他依然毕恭毕敬，称其为“家国王子”。最终，南朝将领以为自己在诓骗鹿悆，殊不知鹿悆与萧综合作诓骗了他们。在回营的路上，鹿悆和萧综的心腹缔结盟约，由其“诈”萧综证明了自己的“诚”。萧综的双重表演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边境所带来的信息战、“内”与“外”阐释的复杂性以及“诚”与“诈”的转换。我们也看到，朝臣对越境之人忠心的怀疑成为可以被利用的资源：南朝皇子萧综成功入北是基于南人对一位来自北方的皇子元略——他本人在整个过程中是完全缺席的——的猜疑和利用。
萧综“诚”与“诈”、“内”与“外”的故事并未结束。在萧综入北以后，北魏政局急转直下，皇权不断受到权臣、宗室的挑战。当北魏东西分裂已成定局之后，南朝武帝萧衍派将军陈庆之辅助另外一位北魏皇子元颢归北称帝。根据《南史》记载，在元颢定都洛阳后，萧综又通过陈庆之向南方朝廷发送启文示好，希望可以回归梁朝：“陈庆之之至洛也，送综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综小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24]随着梁朝北伐的失败，萧综南下无果，最后死于北方[25]。《南史》与《梁书》都提及了萧综在北朝因“不得志”而创作的《听钟鸣》和《悲落叶》，《梁书》还引用了诗歌原文：
初，综既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辞，以申其志。
……
其《悲落叶》云：
悲落叶，连翩下重叠。落且飞，从横去不归。
悲落叶，落叶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
悲落叶，落叶何时还？夙昔共根本，无复一相关。[26]
萧综其人可以看作是一个在朝代更迭、南北竞争、真假难辨时代下身份流动的隐喻。他本身经历了齐和梁的变革，后来又逃离南朝加入北魏，到北朝后自认为萧宝卷后代，改名为萧赞。但他后来又重新希望回归南朝，一度支持叔父萧宝夤作为齐宗室对北魏政权的反抗。史书告诉我们，这首《悲落叶》的创作是由于萧综在北方“不得志”，但其不得之“志”是何？这首诗是为了“以申其志”而创作，此处所申之“志”又是何？《听钟鸣》与《悲落叶》常被看作萧综真诚情感的自然流露，一个南朝诗人洗尽铅华以北方质朴风格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的情感。《悲落叶》更是延续建安母题，是一首因离别而悲伤、唏嘘人生短暂的诗歌，也是一首关于“归”和“还”主题的诗歌。树叶“落且飞”“去不归”，寻根无望。但源子恭的奏文展示了对跨境者的“阅读”是通过“言迹”来达到“心志”的，而萧综在边境的变节告诉我们“真心诚意”可以通过“诈”表现出来。这样，我们或者当时的南朝与北朝读者，面对这首诗时，该如何联系文字之“迹”与诗人之“志”？这是一首笼统的悲秋——也即悲时光之逝、贤者不遇——之作，还是一首有寓意的寻“根”之作？如果是后者，对于萧综来说，他的“根”到底是哪里？南方？梁朝？还是名义上延续齐朝的叔父？如果他认为自己的“根”在南方，而萧综又一度请求南回，那这首诗是否又是萧综给南方观众的一次关于“诚心”的表演？
的确，萧综作为跨境者不断有意邀请他人对其进行“解读”。在这首《悲落叶》创作的几年前，当萧综说服鹿悆，成功叛逃到敌方阵营之后，北方将领元延明接待了他：“自称队主，见延明而拜。延明坐之，问其名氏，不答，曰：‘殿下问人有见识者。’延明召使视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执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阳。”[27]在应该亮明身份的时刻，萧综又刻意不答，先是自称“队主”，而后不留下任何语言上的痕迹，等识者视其面而辨认出其身份，由他人口中说出“豫章王也”。不论是在边境的诈术还是此时的闭口不言，抑或是后来表达其“志”的《听钟鸣》与《悲落叶》，萧综的“内心”隐藏在一个复杂的话语迷宫之中。最终，我们作为《悲落叶》诗歌的读者，也许正像其叛逃前夕手下的将领一样，以为我们已经知道了事实、知道了萧综真挚表达的“志”，但其言语之“迹”也是跨境者塑造其“心志”的修辞的一部分，有意引导读者走向其所期望的阐释方向。
（三）竹火笼与萧梁的灭亡
诗歌意义的多重性以及诗和作者生平的关系是文学研究者常常关注的焦点，而跨境者在诗歌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呈现或歪曲心志，往往增添阐释的复杂性。这里继续讨论诗歌阐释所展现的“内”与“外”、显示与掩饰的辩证关系，涉及诗人是南朝萧梁宗室萧正德。萧正德为萧衍养子，在萧衍称帝以后，萧统被立为皇太子，而萧正德则不受重用。史书载，萧正德在南朝郁郁寡欢。526年，萧正德变节逃往北魏并被北魏宫廷收纳。然而，他在北魏亦不得志，不久又回归梁朝。萧衍完全包容并原谅了萧正德的背叛，恢复他的官职与爵位。再后来便是我们都知道的：“侯景之乱”后，侯景与萧正德联手，攻陷了建康与皇宫台城。萧正德得到侯景的支持称帝，但很快又被侯景背叛，不得善终。
北魏宴饮图壁画，大同博物馆藏
在萧正德变节出逃北魏以后，离散在北魏的南齐皇族萧宝夤上奏强烈反对收纳萧正德。这篇奏文可以和源子恭调查许氏兄弟的奏章对照来读，二者都涉及如何分析、“阅读”、评价归化者。萧宝夤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况今封豕尚存，长蛇未灭，偷生江表，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犹子之亲，窃通侯之贵，父荣于国，子爵于家，履霜弗闻，去就先结。隔绝山淮，温情永尽。定省长违，报复何日，以此为心，心可知矣。”随后，萧宝夤总结道：“况遗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亲亲，安能亲人。中间变诈，或有万等。”[28]他认为只要看萧正德如何对待自己的家、国、父，便可推测其“心”，这和源子恭的论证相似。萧正德如此轻易地离开父母之邦，只能有两种解释：或者其道德品行低下，或者其后有“变诈”。
萧正德踏上北魏国土之前，曾作诗一首，以表达心境。《南史》如此描述萧正德的离境时刻以及后来他在北魏的遭遇：
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内火笼中，即咏竹火笼，曰：“桢干屈曲尽，兰麝氛氲销。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称是被废太子。时齐萧宝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岂有伯为天子，父作扬州，弃彼密亲，远投它国。不若杀之。”魏既不礼之，正德乃杀一小儿称为己子，远营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归。见于文德殿，至庭叩头。武帝泣而诲之，特复本封。[29]
竹火笼为宫廷暖手、熏香之物，乃竹做的笼子包裹着炭火。沈约、谢朓都有同题创作，谢朓《咏竹火笼》云：“庭雪乱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怀温奉芳褥。体密用宜通，文邪性非曲。本自江南墟，㛹娟修且绿。暂承君玉指，请谢阳春旭。”[30]此作是一篇比较典型的咏物诗[31]，诗人从物品使用的时节写起，再写物之性、物之用、物之质、物之产地，最后以寓言式的结尾作结，以物喻人。物即是人，物有用与不用，人有才与不才。谢朓虽然强调物用、人用之“通”，但是外在之“文”（“文邪”）和内在之“性”（“非曲”）也许并不吻合。因此，对人的“误读”会导致错误的录用或者弃置不用，这也给宫廷侍臣带来在官僚系统中上迁与贬谪的焦虑。反观萧正德的《竹火笼》，按照史传的叙述，该诗的创作被置于诗人由南入北的关键节点，其诗由竹火笼的弃用写起——竹干屈曲的时日已经结束、内含的香气已尽，随即从“无用”写到“用”，说明下一次再怀炭火之日，便是用者履冰之时。如果以人与物对应的寓言来解读，那么这首诗也许暗示着萧正德放弃旧用而期待新用，寒冷的北方是其再施展才用之处。
唐三彩陶香炉，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但史书的叙述语境会影响诗歌意义的生成。一方面，这一首关于竹火笼或者萧正德其人的诗被藏在一个竹火笼之中，而后萧正德便弃家国而奔北。由此来看，此诗似乎展现了“真诚”的诀别之语。另一方面，《南史》告诉我们，萧正德在北朝并不受重用，反而多受猜疑。他自“称”为废太子，在决定南回以后又“称”一小儿为己子，杀埋之而谋划回南方。始终，除了萧宝夤以外，魏人对其不疑，萧衍也悔恨不已，恢复其本封。萧正德两次跨境，最后又回到南朝，如果这首诗放在其回归梁朝这个节点来阅读，似乎也可以看作一首预言回归的诗作。竹火笼的使用是按照节候而重复的，“屈曲尽”和“氛氲销”描述萧正德北去以后留下来的寂寞的竹火笼，或者，屈节与香销也可以视为萧正德叛逃到北魏以后的一个隐喻。而他再一次回来、竹火笼再次“怀炭”的时候，其心炽热如前。
此诗中，“内”与“外”、隐藏与显示互相呼应、互相衍发、互相定义。竹火笼包裹的内心是炽热的炭，而竹火笼的使用却在寒冷的时节。时节改变、竹火笼束之高阁时，其内里却藏着一个诗人的诗和他想要表达的“志”。从“外”到“内”，我们看到了寒冷的天气、竹子、炭火、一首诗、诗中的人，层层剥开以后，我们发现诗中之人又是通过竹火笼——竹子包裹着炭火——的隐喻抒写出来的。正如竹火笼的炽热需要寒冷作为对比，一个人的“志”也因诗人跨越单一政治语境并且往返两方国境而获得多重意义。在咏物的传统中——比如谢朓《咏竹火笼》，人和物的对照都是在一朝之内的升迁与贬谪的框架中解读的。但在萧诗中，虽然有用和无用的主题再现，但两次跨境带来的人“心”的显露与隐藏、诗歌语言的模糊性、人与物对应的多层性以及咏物传统对“物—人—志”阅读框架的强调，让萧正德《竹火笼》可以包容多种解读，既可为诀别之词，也可为回归之兆。
至于萧衍为何原谅萧正德的背叛，后人不得而知。但如果我们想象在萧正德归梁之后，人们重读这首诗，再联想到谢朓所写竹火笼“本自江南墟，㛹娟修且绿”，则不难做出另一种物与人的联系：虽然一度干屈香消，但由南方材质做成的竹火笼会被再次使用，怀炽热之心的浪子也会回头。这些，都在萧正德出走之前已暗藏诗中。虽然在奏表中源子恭和萧宝夤都可以自信地说出其所认为的心志和言行的对应关系，史书编纂者也可以通过叙事告诉读者萧正德在北方的两次自“称”皆为虚假，但“诗”和“志”的关系却因为咏物传统、诗人跨境而变得更加复杂。诗歌让真假的议题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置换的语境和在新的阅读框架下意义的生成和延伸。
三、压境的傀儡政权
跨境所产生的“言”与“志”的张力还可以与皇家权威以及帝国的正统性联系起来。南北朝时期，皇族宗室因为本国政变而出逃很常见。他们往往被邻国接纳，加封官爵，或驻守边境，或率领他国之兵清本国之政（比如刘宋的刘昶、萧齐的萧宝夤、北魏的元颢）。当然这些皇族也会成为政治竞争中的棋子，在敌国皇权削弱、政变不断时，接纳国可将其送回，在大军支持下建立傀儡政权。下文讨论的萧梁皇室萧渊明从北齐的归来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因为在边境上，萧渊明和建康互送书信，让我们看到在此特殊时刻“萧渊明”作为跨境者的修辞意义和话语博弈。
萧渊明为梁朝贞阳侯，是萧懿的儿子、萧衍的侄子。547年，侯景叛变东魏，萧渊明被派遣接应侯景，在与东魏的交战中不幸被擒。于是，萧衍派遣使团（包括文学大家徐陵）去东魏交涉，希望赎回萧渊明。然而，侯景认为萧梁与东魏的谈判会对自己不利，于是起兵造反。很快，叛乱波及首都建康，覆灭了萧梁政权。萧衍、萧纲去世后，萧绎在江陵称帝。但不久，西魏派兵南下，攻破江陵。混乱之中，南朝大将王僧辩与后来的陈武帝陈霸先立萧绎第九子萧方智为帝，回到都城建康。在南朝政权发生诸多变故之际，北齐在555年遣送萧渊明南下、取代萧方智称帝。随同萧渊明回朝的是包括徐陵在内的梁朝侍臣与将军，还有北齐骁将上党王高涣，率领大军压境。此时的局势双方都很清楚。北齐希望另立新主，以此达到其对梁朝的间接控制（西魏已经扶持了另外一个梁朝傀儡政权，定都江陵）。而在建康的朝廷尤其是权臣王僧辩和陈霸先，则希望辅佐十三岁的皇帝萧方智拥揽大权。
九原岗北齐墓壁画，山西省忻州市
萧渊明一行到达长江后，王僧辩等并未迎其入境，双方对峙，互送书信，围绕萧渊明的合法性展开辩论。《梁书》简短地描述为：“贞阳前后频与僧辩书，论还国继统之意，僧辩不纳。及贞阳、高涣至于东关，散骑常侍裴之横率众拒战，败绩，僧辩因遂谋纳贞阳，仍定君臣之礼。”[32]《文苑英华》收录了当时若干互相往来的书信[33]。萧渊明一方的书信都是徐陵为萧渊明代言而作，而王僧辩一方应该是朝臣共同草拟，对萧渊明的诉求予以回应。这些书信展现了萧渊明作为一个边境上未来的傀儡皇帝，如何论述自己与北齐和梁的关系、表达自己的“志”并在正统与权宜之间进行切换。傀儡常常意味着一个面具或者空壳，通过线索被操控以反映他人之“志”。作为一个被推送到边境的“代言”——同时徐陵为萧渊明“代言”，“萧渊明”的符号学意义成为话语交锋的关键。固然萧渊明确有其人，但是徐陵笔下的“萧渊明”却是一个修辞形象，一个中空的能指，不断按照变换的语境来填充自己、塑造自己。萧渊明的“志”也成为齐朝深入梁朝政权并进行干预的修辞创造。
首先，萧渊明在书信中并不忌讳说明其到来是受北齐的大力支持。在第一次写给王僧辩的书信中，他不吝夸赞齐朝的正统与盛德，并认为齐朝的辉煌“开辟已来，未之有也”。而他的“志”和北齐皇室的“志”是统一的。萧渊明形容自己在听到江陵覆灭后“提戈负剑，卧泣行号，言念荆巫，志雪仇耻”，而齐朝“以为兴亡继绝，事昞前经；推择庸虚，命守宗虡。方欲仰凭神武，清我寇仇，旨喻难违，诸怀哽恧”。相比之下，年幼的萧方智在书信中只数字略过：“夙承所立，犹则孱蒙；天步方难，宁可弘济。”最后，萧渊明称：“自淹留大国，志荷恩私，朝夕宫闱，预奉颜色。黄河白日，亟亶诚言，分灾恤患，事非虚旨。但善相小国，终资大贤，定我邦家，繄公是赖。”[34]北齐为“大国”，而萧渊明守护的国土为“小”。萧奉齐“恩”而来，而齐的诚信、体恤和旨意并非为“虚”，且“旨喻难违”。《梁书》还收录了一封随萧渊明而来的北齐皇帝高洋给王僧辩的书信[35]，对照阅读可以看出，萧信是从“萧渊明”的角度重申了高洋的观点，也即北齐宫廷在借萧渊明的声音传达意志。
《北齐校书图》，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但是，随着正统讨论的展开，齐朝的军事与政治介入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边将裴之横在一封回信中便直接指出：“第下国之麟趾，先朝所寄，藉彼邻好，义深主祀。自宜单车入境，端委还朝。而朱旆启行，戎旌望国，江东士子，未达高怀。”[36]如果萧渊明之“怀”为主祀、归朝、兴梁，那齐朝的戎马旌旗似乎与其“怀”不符。于是，在另一封书信中，萧渊明改变话语策略，以越境之人身份的流动来言说自己的合法性以及梁朝相对于齐的独立性：
自皇家祸乱，亟积寒暄，九州万国之人，蟠木流沙之地，莫不行号卧泣，想望休平。何况于孤，预在宗室。家荷报雪之恩，身蒙鞠养之爱者，先皇之慈也。蒸尝不绝于私庙，子弟得嗣于南藩者，后主之惠也。朱方之地，建业之都，谁家丘陵，谁家宫庙。
……
古者天子六军，是为万乘，今日凶荒，致阙斯礼。偏裨将校，尚握精兵；州郡官曹，各有交吏。未有居称扆座，行曰乘舆，遂无五尺之童，高谢千人之长。于公明允，意复云何。国家雕荒，既乏屯卫；皇齐与睦，幸惠优矜。何乃自起趦趄，苟违邻德？克勘祸乱，欲立功名，咸自军师，岂在刍隶。湛海珍等前朝旧将，差匪齐人，分给羸兵，即是梁甲。非云背信，岂曰渝盟，朝野群雄，何所携贰。[37]
萧渊明首先强调自己的宗室身份，他的“恩”与“惠”来自于先皇萧衍和后主萧绎，进而论述自己为梁室奔走疾呼、继承大统是有依据的，毕竟“朱方之地，建业之都”正是萧家的“丘陵”和“宫庙”。接着，从家到国，在表明自己的皇族身份后，提到如今的梁帝并没有军事实力支持帝位，“屯卫”缺乏，边将握有精兵，州郡官曹都在观望。正统的修辞（如萧方智为“天子”）与政治现实存在鸿沟（如今“天子”没有六军）：“未有居称扆座，行曰乘舆，遂无五尺之童，高谢千人之长。”意思是萧方智缺乏六军、万乘，一旦他人具有军事实力并且进行辞语上的僭越，比如以“扆座”和“乘舆”来自指，那么皇帝便会像汉献帝一样颠沛流离。因此，王僧辩唯一能做的是依靠邻国的惠赠，“皇齐与睦，幸惠优矜”，因为“欲立功名，咸自军师，岂在刍隶”。然而，萧渊明也着重指出，王僧辩所接受的军队并非是齐，相反，“湛海珍等前朝旧将，差匪齐人，分给羸兵，即是梁甲”。虽然这些将领由齐渡江而来，但他们都是梁朝旧将。跨境之人身份流动，萧渊明未被接受之时是齐军，一旦接受，便变为梁甲。在萧渊明看来，如果其率领的是齐军，那么盟誓会涉及信与不信的问题，但如果本来便是梁人，“盟”就无从谈起。
在这封信中，萧渊明依然说明齐的恩惠不可或缺，但方式不再是机械地歌功颂德、己“志”与齐“志”的统一，相反，萧渊明转换了话语和论证模式：他受萧家的恩惠而拥有血脉的正统性，而齐的帮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让梁朝皇权之“实”与皇权之“言”相符合。萧方智的幼体也意味着国体的缺乏，而萧渊明作为天子所代表或者许诺的是南北朝时期所有政权都渴望的一个憧憬，那就是“辞”和“实”的完全对等与统一。虽然只是军事这一个方面，但是萧渊明和齐军（被接受过境后属梁）可以补充梁朝国体，让正统之言（如“天子六军”）不再空洞。萧渊明的论证策略从“萧方智代表正统，我也是正统”变成“我可以让梁朝的正统之言和正统之实得以统一”。越境之人身份的流动性带来了其修辞功能的多重性：一位为别人代言的中空傀儡可以填补梁朝正统话语的空洞。
随着萧渊明一方军事上的节节获胜，王僧辩开始妥协，决定跟齐朝订立盟约，迎接萧渊明回建康。他向萧渊明提出条件，希望萧方智可以被立为太子。萧渊明的回信是其进入梁朝前边境文书中的最后一封，也是他最后一次让徐陵代言发出自己的声音：
晋安王东京贻厥之重，西都继体之贤，嗣守皇家，宁非民望。但世道丧乱，宜立长君，以其蒙孽，难可承业。成昭之德，自古希俦；冲质之危，何代无此。孤身当否运，志不图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举。自惟虚薄，兢惧已深。若建承华，本归皇冑；心口相誓，惟拟晋安。如或虚言，神明所殛。览今所示，深遂本怀。戢慰之情，无寄言象。但公忧劳之重，既禀齐恩；忠义之情，复及梁贰。华夷兆庶，岂不怀风？宗庙明灵，岂不相感？正尔回旆，仍向历阳。所期质累，便望来彼。众军不渡，已著盟书。斯则大齐圣主之恩规，上党英王之然诺，得原失信，终不为也。[38]
虽然王僧辩迎立萧渊明，但萧方智被立为皇太子也意味着自己的势力可以东山再起。萧渊明“心口相誓”，同意将萧方智立为皇太子。与之前交涉的书信相比，萧渊明的口吻从强硬变为柔弱。他说皇位本来应属于萧方智，但因为“世道丧乱，宜立长君，以其蒙孽，难可承业”。王僧辩的要求和他的“本怀”完全相符。不过，尽管萧渊明郑重许诺，信的末尾提到，人质交易和盟誓还是要由北齐军队和大齐皇帝定夺：“所期质累，便望来彼。众军不渡，已著盟书。斯则大齐圣主之恩规，上党英王之然诺，得原失信，终不为也。”这也冲淡了萧渊明的权威和其“心口相誓”的话语重量。如果说萧渊明本不图生，“忽荷不世之恩”，起死回生，王僧辩也将通过人质的交换受到“大齐圣主之恩规”，处于与萧渊明相似的境地。换句话说，萧渊明在王僧辩身上复制了自己的修辞功用，通过让自己的子侄越境成为人质，王僧辩也成为梁朝境内的“境外者”。而王僧辩希望立萧方智为太子的诉求——正像萧渊明的“心口相誓”一样——也是一个政治势力平衡的假象，因为这最终也取决于齐朝的恩规和然诺。有意思的是，萧渊明简短提到其慰抚安辑之情，无法寄于言语（“戢慰之情，无寄言象”）。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寄言的情感既指向王僧辩也指向萧渊明本人：作为一个因齐恩而复活的“志不图生”之人，萧渊明成为“内”被掏空的傀儡，他的“言”皆为徐陵代言，而由“言”所呈现的萧渊明的“志”，则是建康和邺协商过程中的一个修辞事件。一方面，“萧渊明”作为一个北齐在南方留下的“迹”，他的修辞功能最终都指向北齐的利益；另一方面，“萧渊明”作为一个两次跨境的梁朝皇族，跨境者“心志”的复杂性也可以有意地被塑造和呈现，进而通过其“言”加入梁朝的正统讨论。和上文讨论的跨境者的“诗”和“志”相比，这里展现了更复杂的三角对应关系——“言”、傀儡之“志”、北齐之“志”，而处于中间的萧渊明则成为北齐试图干预梁朝大统的修辞工具。最终，萧渊明的“戢慰之情，无寄言象”不无讽刺地提醒我们，萧渊明作为历史人物，其真正的“志”只能存在于文本之外，因为一旦其“志”落入纸上，便会被视为符码置于复杂的信息、正统、跨界和文化的诠释网络之中。
综上，本文讨论了南北朝时期的信息、人员往来，尤其是往返边境或者跨境士人的自我呈现。间谍与跨境者带来了解读的困难。虽然由行为、神情、文字等表象推到内心是最为基本的阐释规则，但对跨境者内外不一的怀疑以及跨境者本身对此怀疑的利用和有意图的自我塑造，让解读的过程和意义的生成充满不确定性。通过间谍的甄别、跨境者的诗歌以及边境帝王的自述，本文展现了在文化竞争中跨境者之“志”与“言”的复杂关系以及“志”的政治性。同时，这些跨境者（比如间谍或者傀儡帝王）也是他国留在此国的“迹”，通过抒“志”而参与到国与国之间的文化正统与政治竞争之中。这些处于不同阐释社区边界的跨境者，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究南北朝分裂时期修辞的作用、边界（修辞和现实的差距）和重塑力（修辞如何重塑现实）。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新媒体编辑：逾白
此文转自“文艺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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