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迟定州墓” 是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 (457年) 的一座墓葬，该墓出土了一具房型石椁，石椁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单檐悬山顶，前面出廊，由56块石构件拼装而成 (图一)。在石椁封门石上有一篇较长的买砖券，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考证①。此外，在椁盖板上也有少量文字 (图二)。盖板东西长2.4、南北宽2.1米，由14块石板拼合而成。文字多刻于两块石板拼接处，简报介绍共计20 字，有“前” “三” “四” “日” “急” “甲” “用” “奇” “戟” “东” “豆”等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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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似乎是随意书写的，看不出什么规律和含义，所以，没有引起注意，而且简报在个别字的识别上出现了误释，更导致其价值无法彰显。
从简报中发表的石椁顶板平面图，可以看出有三行刻字，分别在前廊、前檐、后檐顶板上。下面按顺序分别讨论各行所刻文字。 前廊顶板共有6块。左起第一、第二块拼接处分别刻 “甲” 字，左起第四、第五块拼接处分别刻 “三” 字，左起第五块和最右侧一块拼接处分别刻 “亖” 字。 前檐顶部共4块石板。左起第一块刻三个字，左侧和中间为一反一正两个 “前” 字，第一块和第二块拼接处分别刻 “用” 字，第二块和第三块拼接处分别刻 “日” 字，第三块和第四块拼接处所刻字相同，但却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刻的，很明显是 “约” 字 ( 图三，1)，简报中没有提及，大概是将此字误释为 “豆” 字。 后檐亦为4块石板，上面的字也是从另一个方向刻的。左起第二块左侧刻 “急” 字，第二块和第三块拼接处分别刻 “就” (图三，2)，简报中称有 “戟” 字，大概是误释此字的结果，左起第三块和第四块拼接处分别刻 “奇” 字。 前廊的 “甲” “三” “亖” 应该只是用干支和数字来表示拼对顺序，本身无法组成有意义的语句。从刻字的规律看，似乎缺了 “一” 和 “二” ，笔者推测左起第二、第三块拼接处应该分别刻 “一” ，左起第三、第四块拼接处分别刻 “二” ，这样正好可以和后面的 “三” “亖” 接上。可能是这几个字刻的不清楚或笔画较少，所以，没有被发掘者看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前檐和后檐上的刻字。“前” 应该就是指前檐，用以区分前檐和后檐。前檐上其他三个字按从左向右的顺序组合起来是 “用日约” ; 后檐的三个字，从左向右组合起来则是 “急就奇” 。 “急就奇” “用日约”，这正是《急就篇》中的内容。《急就篇》开头第一句便是 “急就奇觚与众异”，第四句则是 “用日约少诚快意”，前檐和后檐顶板刻字分别取这两句中的前三个字，作为石板拼对的标记。 《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期黄门令史游编写的蒙学课本，原书为31章，后人增补为34章。该书内容丰富，编排科学，即所谓 “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又用三言、四言和七言的韵语写成，读来朗朗上口，易学易记，儿童可在较短时间内将其掌握，所以，流传非常广泛，影响极大，该书一出，而使之前流行的《史籀篇》《仓颉篇》等字书逐渐被淘汰。东汉魏晋之间，“乡曲之徒，一介之士”，莫不讽诵《急就篇》。由此下及隋唐之际，“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流行时间长达六七百年③。 东汉以来，就有很多人对《急就篇》进行过注解，流传下来的以颜师古《急就篇注》最为通行，宋代大学问家王应麟则为颜本做了补注。 北魏时期，先后有崔浩、刘芳为《急就篇》做过注解。《魏书·崔浩传》载崔浩上表于太武帝，云“太宗即位元年 (409年)，敕臣解《急就章》、《孝经》、《论语》、《诗》、《尚书》、《春秋》、《礼记》、《周易》。三年成讫”④。传中又载 “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 ‘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⑤。 《魏书·刘芳传》提及刘芳很多著作，其中有《急就篇续注音义证》3卷⑥。刘芳卒于宣武帝延昌二年 (513年) ，终年61岁，则其生于文成帝兴安二年 (453年)，成书年代应在孝文帝到宣武帝年间。 颜师古《急就篇注》问世后，崔浩、刘芳及其他早期注解就已经逐渐亡佚了。吐鲁番曾出土过抄写于 “延昌八年戊子岁” 的《急就篇》注本，周祖谟认为 “延昌为北魏宣武帝年号”，并 “猜想这可能是北魏时崔浩所作”⑦。但启功指出 “延昌八年为陈废帝光大二年，公元五六八年也”⑧。这个注本实属高昌时期，高昌亦采用过 “延昌” 年号，高昌 “延昌八年” 的干支正是戊子，即公元568 年，而北魏延昌并无八年，且与干支不合，所以，这个注本并不是北魏的。 因此，“尉迟定州墓” 石椁上的 “急就奇” “用日约” 刻字，大概是目前所见唯一的北魏《急就篇》书迹，应是制作石椁的工匠为了拼对方便所刻。工匠在进行标记时，所采用的应该是最常用的一些文字或符号，他们对《急就篇》必定是了然于胸，才会很自然地刻上这些文字⑨。而这些工匠文化水平恐怕不会太高，他们能熟记《急就篇》，应是儿童时期接受蒙学教育的结果，这正是颜师古所说 “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 的真实写照。“尉迟定州墓” 为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 (457年) 建造，当时正是崔浩注解的《急就章》流行的时候，工匠幼时所学的有可能就是这个注本。石椁上所刻的这短短六个字，透露出《急就篇》在北魏社会广泛流行，证实了《魏书》中的记载，实属弥足珍贵。①殷宪、刘俊喜: 《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文物》2011 年第12 期。石椁封门石上的文字提到了尉迟定州买砖建墓，发掘者将墓主定为尉迟定州，但笔者已经指出，尉迟定州只是买砖之人，并不是墓中所葬的那名女性，将这座墓称之为尉迟定州墓并不妥当，但绝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将该墓称之为 “尉迟定州墓”，可能是出于称呼上的方便。本文虽然也称 “尉迟定州墓”，但加上引号，以示并不认同墓主就是尉迟定州。笔者的辨析见郝军军: 《北魏尉迟定州墓墓主身份再考》，《文物》2014年第12期。
②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 年第12期。
③对《急就篇》的研究，可参见沈元: 《〈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
④⑤《魏书》卷35《崔浩传》，中华书局1974 年，下同，第825 页; 第826、827 页。
⑥《魏书》卷55《刘芳传》，第1227页。
⑦周祖谟: 《记吐鲁番出土急就篇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78—189页。
⑧启功: 《〈急就篇〉传本考》，《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⑨汉魏时期的工匠就已经在墓砖上刻写或者用毛笔书写《急就篇》中的内容，如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熹平五年 (176年)壁画墓、洛阳孟津曹休墓等，二墓资料分别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增刊;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 年第9期。
作者｜郝军军( 山西大学考古学院)
原文名为《北魏 “尉迟定州墓” 所见〈急就篇〉刻字考》
刊于《北方文物》2022年第4期
此文转自“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