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娟《北京宣言》《行动纲领》30周年研讨对话（全文）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妇女的意义是什么？

第四次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中国政府提高妇女地位和赋权妇女的蓝图，中国妇女运动进入了快车道。男女平等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国务院设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至今已发布了4个《妇女发展纲要》，每个纲要都提出妇女发展新指标，并进行评估。中国建立了包括一百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基本消除了义务教育性别差距，全社会就业人员女性占比超过4成。¹ 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女性全面发展，实现共建与共享。

    它如何改变了中国妇女和女孩的生活？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是深远的。世妇会带来的“用妇女的眼睛看世界”、“用妇女的声音告诉世界”、“用妇女的行动改造世界”，激发中国妇女参与性别平等事业的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标志性的表现是，由普通女性自愿组织的、自下而上的、独立于主导体制之外的妇女社会组织平地崛起，从仅此一家到集体亮相，登上妇女运动的历史舞台，成为推动性别平等的新生力量。

时间过去了2、30 年，世妇会的影响并没有远去，世妇会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女性的思想、生活与人生，她们用不同的方式传播、践行世妇会精神。

在世妇会20 年后，华中师范大学一位教授谈了自己的感受。² 她说，95世妇会影响了我的价值判断、专业选择与人生奋斗的方向。我从一个性别盲变成为一个忠实捍卫性别平等的女性主义者。我主编了两本性别学教材，率先开设了女性学课程和妇女社会工作课程，并为弱势人群开展社会工作实务。20年繁忙的春秋，我从一个年轻教师变成中年人。这20年是中国社会性别突飞猛进的20年，是我个人省思、解构、重构、成长的20年，我为自己的付出和成就感到自豪。

一位80年代出生的女士这样谈自己的人生。³ 她说，1995年世妇会召开时，我12岁。虽然知道有这回事，但离我很远。我的妈妈是个女权主义者，但我从未想过以此为职业。直到上大学，接触了许多女性受歧视的事件，深刻体会到妈妈这一代人，在挑战传统旧观念、完善社会制度和法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让我们年轻一代享受到更多平等的权利。世妇会那一代人开始老去，我们应该接着她们的事业。我在大学专攻女性史、社会史，博士毕业后在南京师范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工作，负责教授社会性别课程，成为一个“权二代”，感受到薪火相传的快乐。

这些年来，红枫中心一直有00后的女大学生来当志愿者。有位志愿者对我说，她是听到我讲红枫的故事后，决定加入到志愿者队伍的。

    我们尤其想知道您在大会上的经历？

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妇女组织，成立于1988年，原名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妇女研究所。这是我与一些知识女性鉴于改革开放后妇女弱势群体的出现，为了帮助她们重新找到社会主体的位置，搭建了这个妇女自我教育平台。我们在1992年9月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妇女热线，运用心理咨询专业对弱势妇女进行心理救助，缓解她们的情绪困扰，唤起她们的主体意识，实现妇女的自我价值。

我们有幸全程参与了第四次世妇会的活动。中国承办第四次世妇会是中国妇女头等大事，我们积极争取参与大会的机会。联合国大会的活动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府会议，另一部分是非政府组织活动，吸收非政府组织意见，完善大会的决议。我们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委员会分别提出了申请。结果，两个申情都获得批准。我们是联合国批准的第一批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政府会议，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也获得了举办非政府论坛的机会。

我们的论坛名为“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以妇女热线中出现的弱势妇女为主，包括家庭暴力受害者、性骚扰受害者、单亲母亲和卖淫妇女，研究如何对她们进行社会救助。论坛在1995年9月3日在怀柔一中的教室举行。教室只有50 个座位，那天来了100多人，不仅会议室的后面、过道上站满了人，连前面的演讲区也坐满了人。这是 一个国际性的论坛，美国、日本、巴西、芬兰等国的妇女工作者参加了论坛，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论坛开得很成功，新华社发了通稿，题目是“给弱女子一份爱心”。论坛获得了非政府论坛组委会的嘉奖。

我们还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政府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第一份建议，建议政府加强对弱势妇女群体的社会救助。

    您和您的同事参加大会后有哪些收获？

世妇会给我们最大的收获是送来了社会性别理论，这是我们多年寻寻觅觅，才找到开启女性心扉，唤起女性主体意识的钥匙。

妇女热线在1992年开通时，是以罗杰斯人本主义咨询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它倡导以人为中心，对来话者无条件积极关注，理解与共情。运用这个咨询理论收到好的效果，很多来话者是哭着打来电话，笑着挂上电话的。但是也有来话者不满意，主要是一些走投无路的妇女，她们希望得到妇女热线的指点，帮助她们走出困境。咨询员按照心理咨询非指导性原则，没有给出建设性的意见，来话者感到失望。特别是一些看似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家庭纠纷，如家庭暴力，主流社会的认识是夫妻打架，没有对错，实际上反映了家庭关系性别的压迫和控制。咨询员采取价值中立的原则，就等同于赞成或默认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维护和践行以男权为中心所制定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无法对家暴受害者给于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在咨询中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因素，把家庭暴力看做是个人内心的问题，做出责备受害者的错误判断，更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继续忍受痛苦和压迫。这样的咨询是不能为妇女服务的。

当时我们接触不到女性主义咨询理论，而我们又是第一家运用心理咨询对妇女进行心理救援的组织，国内没有经验可循。于是我创造了一个新词“妇女意识”，要求咨询员处理有关妇女权益的电话，必须站在妇女的立场上，为妇女撑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启发她们的自觉，帮助她们走出困境。后来从香港学到了“妇女为本”，又倡导志愿者要有“妇女为本“的观念。直到世妇会，我们才找到社会性别理论，找到了帮助弱势妇女摆脱传统旧观念，树立社会主体意识的理论和方法。

社会性别理论给了我们全新的视角，帮助人们解决一个长期困扰的问题，这就是女人是怎样成为受压迫者的？不是由于生理的原因，而是社会制度和为这个制度服务的社会文化造成的。用这个理论可以帮助咨询员认清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抓准了靶目标，从根本上撬动当事人的传统观念。于是我们将妇女热线的理论基础修改为：社会性别+人本主义。对咨询员进行社会性别理论的全员培训，从而使热线咨询更好的为妇女服务。时至今日，社会性别理论已成为红枫中心服务的理论基础，它像一根红线贯穿在所有为妇女服务的项目中。

    您认为其更广泛的影响在哪里？

95世妇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世界各国促进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利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框架，加快全球妇女运动发展的速度。全球一百四十三个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实行男女平等，赋予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在法律上已经没有障碍，妇女接受教育、婚姻自由、职业自由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⁴

从我国的情况看，世妇会不仅促进了政府加大力度，推进性别平等，而且让中国妇女了解世界，走出国门，与国际妇女进行交流，走上国际妇女运动的舞台。

红枫中心借助世妇会的东风，有90人次先后走访了25个国家和地区，与各国妇女学者、非政府组织进行了交流与合作。红枫在北京+5、北京+10和北京+15 纪念活动中，三次组团进入联合国，向世界讲述红枫的故事。红枫的发展也吸引了世界妇女的目光。有2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00人参观访问过红枫，研讨红枫的特点，并为志愿者办讲座，介绍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的新理论、新技术，实现共同的发展和提高。

国际间的交流活动，让我们具有国际的视野，吸取了世界妇女运动一些先进理念和方法，加以本土化，为我所用。红枫设计的一些公益品牌，站在了世界的前沿，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的特点。

    对您来说，《北京宣言》《行动纲领》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明确宣示女性的权利是人权，实现性别平等和全面发展是妇女的权利。两个纲领为在全球范围内对妇女权益的关注和保护，提出了战略目标和行动框架。将两个文件落到实处，将极大的提高妇女的主体地位，争取到更多的权益和机会。

    如果今天起草《北京宣言》《行动纲领》，它将如何不同或保持相同？为了更好地促进其实施，还需要进行哪些研究？

2020年联合国妇女署的负责人在世妇会25周年时，说到《北京宣言》的重要性有增无减。她认为，《北京宣言》对采取集体行动的力量和影响与日俱增，25年后，没有一个国家接近完全履行其中的承诺。涉及12个关键领域的改革议程，旨在实现妇女和女孩人权，其持续的重要性，今天怎么强调都不为过。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所言，过去几十年性别平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正面临退步风险。在中国，不少领域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甚至是世界瞩目的进步，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同样并没有完全实现95世妇会的目标。哪些领域的进步需要巩固和提高，哪些领域的进步还较缓慢，哪些领域同样面临退步风险，这些都需要我们加以警醒，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抗击疫情和推动经济社会复苏进程中，尤其要关注妇女特殊需要，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⁶

这就是说，实现《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对推动性别平等至今仍有指导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起草新的宣言，而是要加速这两个纲领的落实。实现性别平等，女性全面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需要继续做出巨大的努力。

   在您的专业领域，自1995年以来，中国在处理家庭暴力和性侵害受害者方面的情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取得了哪些进展？

去年一家新媒体发了一篇报道：“从一条热线到一部法律  她们反家暴的半生”，⁷写的就是红枫妇女热线以及妇女界的同仁，在反对家庭暴力促进“反家暴防治法”出台的故事。

家庭暴力是外来语，中国长期对这种现象称为夫妻打架，没有对错。1992年妇女热线开通前，我在美国参观过庇护所，学到了家庭暴力的词语，目睹了受虐妇女的惨状。热线开通第二天，就接到受虐妇女的来话，马上判断这位妇女遭受到家庭暴力。这一天正是我国第一部《妇女权益法》公布施行的日子，我阅读后发现这部法律没有涉及反对家庭暴力问题，由此我们开启了反对家庭暴力的研究工作，对受虐妇女进行社会救助，与妇联、妇女界一起，为制定和完善反对家庭暴力法律持续工作了24年。从《婚姻法》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做起，倡导增加反对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条文，到推动《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的立法，红枫先后通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给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务院提交过7份议案、提案和意见。2016年《反家庭暴力法》终于出台，人们盼望已久的保护令得以施行。

这篇报道采写了6位女士，有研究员、社工、律师、妇女行动者。包括三代人，我年龄最大，94岁，平均年龄75岁，这些人的半生都投入到反家暴活动中了。我感到，用20多年的时间，让家庭暴力从社会不认识到法律的制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值得的，我为之自豪。

    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完成？

《反家暴法》制定是阶段性成就。精神暴力、经济控制、婚内强奸还没有界定为家庭暴力，还需继续努力，进一步完善。

   在您看来， 推动中国及全球的青年——特别是学生——知道并关注《北京宣言》《行动纲领》的重要性在哪里？您对中国年轻女性主义者有什么建议？

30 年来，世妇会的两份纲领性文件推动世界各国妇女运动有了快速发展，但是世妇会提出的目标尚未完成。妇女发展水平不平衡，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仍然不平等，歧视、虐待妇女的现象依然存在。实现性别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接力奋斗。在年轻一代女性中宣传两个纲领性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可喜的是，在高校，在公益界，活跃着一群群青年女性的身影，性别平等的事业正在代际间传承，推动女性事业的发展。

   对开展持续有效的女性工作，您有什么建议？

我希望中国的妇女理论工作者和妇女工作者，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经验，采取一种更包容和开放的态度。西方女性主义是西方的妇女为了争取男女平等的权利，在不懈的斗争中探索出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创建了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世妇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已将性别主流化确立为推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我们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和经验，有助于拓宽视野，吸取其中的精华，推进妇女理论研究以及妇女活动的发展。

在这点上，我有很深的体会。我在以后学到了女性主义心理咨询理论，发现妇女热线那么多年苦苦探索的理论和方法，其实在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咨询已经有成熟的、完整的学科理论和临床经验，如果我早一点学到，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在红枫中心成立30周年时，在理事会支持下，在2018年，我和一些专家编辑出版了《女性主义与心理咨询》一书，对西方女性主义心理咨询学的来龙去脉，作了简要的概括；对她们在咨询过程中，以社会性别作为理论基础进行心理救助的技术和经验，做了介绍。在这本著作中，我对妇女热线30年走过的道路和经验，也作了梳理和总结。我把这本著作作为红枫中心的财富，留给后来者，以便于传承和发扬。

    您对于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或女性工作的未来发展有何期望？

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实现社会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是全球妇女共同的目标。尽管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民族不同，各国妇女运动的轨迹不同，但是各国之间加强合作与交流，将有利于促进全球和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我希望，中国的妇女与世界妇女进一步融合，加强全球合作，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鋻的桥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有哪些领域或者活动方式您觉得尤其需要重视，可以继续挖掘，或者有潜力？国际女性运动或联合活动可以对中国妇女权利方面起到什么作用？

九五世妇会的妇女论坛，让中国的妇女见识了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促进了中国一批妇女社会组织的诞生，在唤起妇女主体意识，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发挥了很好作用。社会组织是服务社会、服务妇女的重要力量，我希望，中国有更多妇女社会组织建立，特别在社区，在反对歧视妇女、赋权妇女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中外妇女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共同发展，共同提高。

    最后请您总结一下您认为《北京宣言》《行动纲领》在当今世界的持续作用和相关性是什么？

世妇会通过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为全球妇女事业设定了明确目标，这些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对今后全球妇女运动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建立一个平等、发展、和平的世界，仍然是全球妇女共同的理想与追求。中国的妇女要加强与全球妇女的合作，加速两个纲领的实现，促进全球妇女事业和中国妇女事业有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