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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蒋莱的丈夫提出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8岁的儿子也要求妈妈再生一个弟弟，身边出现了许多赞同的声音：“赶紧从了（夫、子）吧。”彼时至今，蒋莱一直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研究公共政策、社会性别和领导学。
“生，还是不生？”
这是一个难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与个人、家庭、社会都息息相关。难道仅仅因为获得允许，就应该生二孩吗？是哪些动因和力量，促使那些已经生过一次孩子的母亲再为人母？
带着这些问题，蒋莱开始了对“都市中产二孩妈妈”的研究，“走上了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的道路。”
蒋莱的合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研究方向包括性别社会学、家庭社会学和公共政策。
这项研究历时五年，深度访谈了在上海、南昌等城市的四十多位中产妈妈，汇聚成一本生育图景与决策指南：《新生育时代》。
访谈对象大多是70后和80后，城市中产，拥有高学历、体面工作和房产。之所以聚焦中产，是因为过去30余年，受计划生育限制最大的就是这部分女性。在农村地区，二孩、多孩妈妈并不少见。90后、00后群体内部弥漫着恐婚恐育的思潮，这也让70后和80后女性成为了当前的生娃主力。
典型二孩妈妈有明显的共性——新时代职场母亲，“既能干、又肯干，一手抓工作，一手抓孩子们，即使疲于应付，也要努力趋近拥有一切。”
生娃犹如“黑社会”
“我们遇到过一些案例，二孩、一孩，都是意外怀孕的，性知识的偏差很严重。”蒋莱说。
怀孕是个意外。因为缺少教育和来自上一代的告诫，不少人的性知识缺乏，即使是最有避孕意识的年轻夫妇，奉行的也是最不靠谱的“安全期避孕法” ，最后迎来不期而至的小生命。
有一位叫文清的访谈对象，曾经是某传媒集团的导演、编导。结婚三年，就经历了三次意外怀孕。第一次怀孕，顺产引发了大出血。文清不想再要二胎，但她是严重的过敏体质，不能用安全套，也不想服用对身体有损害的避孕药。摄影师丈夫拒绝结扎，找了个“以后会腰酸膝软，再也没办法拎摄影机”的理由应付。但文清知道，丈夫偏见很深，在他那里，结扎和阉割就是一回事，无论她找多少科学文献摆在他面前，丈夫始终会被“一种传统力量拉回去”。
第二次怀孕，胎儿自动停胎，做完流产的文清第二天就回到片场熬夜赶工。等到第三次，文清分娩前，还在大着肚子跑业务，给客户发创意文本。让对方给她三天时间，生个孩子，就“满血复活”。但这一次，她经历了更凶猛的大出血，手术室里来了各科主任、副院长等十几号人，她在手术台上度过了整整一天，一半以上的血液差点流光，身体里置换了2/3的血液，才最终保住了性命。
鬼门关走了一遭，最后还是文清选择在自己体内安置了一枚不会引发过敏的节育环。
像文清一样，不少接受访谈的都是女公务员、医生、大学老师、企业高管等拥有体面工作的女性，但是，这些“意外”也揭示了她们在性关系中的不自主。
同样经历过意外怀孕的是研究者蒋莱本人。她在结婚之前，甚至有过不生小孩的想法。但意外怀孕后，丈夫对于新的小生命非常期待，尝试说服她，“第一个（孩子）不要不好。”
生下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丈夫的感受。如果不生，可能对两人关系造成重大打击。蒋莱后来反思，这可能跟自己的“配得感低”有关。从小到大，在成长环境中她似乎并未获得充分的爱和包容。老一辈的女性也是如此，蒋莱的妈妈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儿，因为是女孩，小时候还曾被送去亲戚家抚养。蒋莱的婆婆，甚至是被父母送走的女孩。对那个时代的女性而言，被爱本就不是理所应当的。
后来，蒋莱遇到了她的丈夫，体验到了被宠爱、包容的感觉。“别人一对你很好，你就觉得无以回报”，只能以满足对方期待的方式去回馈。
蒋莱分娩那天，因为顺产造成了阴道撕裂，需要缝针。那时，她痛得整个人都麻木了。医生安慰她：“我给你缝得好看一点。”这让蒋莱感到荒谬：给谁看？我自己也看不到。产妇还在痛苦当中，而丈夫的需求已经被提早考虑到。刚出生的儿子此时也穿上了新衣服，干干净净，格外好看。蒋莱有些失落，觉得没有人真正关心产妇的感受。
生下孩子，最不高兴的人，应该是蒋莱当时的顶头上司。那时，她刚进单位任职不久。在前辈看来，新人本就要多干活。原来，蒋莱一个人承担三个岗位的活，怀孕后，就要休产假、带孩子，难免迟到早退。职场妈妈的辛苦，都被视为“娇气，叫苦叫累”。她经常被单位里的前辈敲打，也没有获得该有的提拔。后来，蒋莱离职，接替上来的是一位男性，可能领导觉得“还是男人好用”。
除了母职惩罚，一个母亲还要遭受社会系统里的诸多评判。比如，一个母乳不足的母亲是不符合标准的。蒋莱感觉内疚，她羡慕比她生得更早的一位同学，那位同学母乳很多，营养价值也高，上面还漂着一层油脂，不像她的一样颜色很淡。
作为一位在事业上要强的女性，蒋莱一边努力工作，一边攻读在职博士，后又转职博士后。为了工作，她把孩子送进全托幼儿园，成了“狠心”的母亲。专家列出各种陪伴孩子的关键期、性格养成的黄金期，蒋莱上网查资料，越查越内疚，对孩子又充满了补偿心理。
“婚姻犹如黑社会。”作家亦舒的这个比喻，常常被蒋莱用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2019年，一位女性在社交网络上发帖，说自己怀孕时得了荨麻疹。她建议应该在女性怀孕前把所有可能面对的问题都告诉育龄女性。并且怀疑，老一辈的女性为了获得后代，刻意隐瞒了生育的真相，“骗”下一代女性生育。
但在蒋莱看来，上一代人或许并非有意隐瞒。“她们是无意识的，不认为这是个问题，觉得不值得去说。”
直到2005年生育后，蒋莱加入上海一个网络论坛，才了解了很多不一样的婚育观点。甚至“离婚是一个选项，永远不要觉得离婚是无法接受的”这句话，她也是第一次听说。很难想象，这就是当时都市高知女性面临的婚育处境。这让蒋莱想到自己父母的婚姻，他们的关系并不和睦，50多岁还会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互相攻击，伤心动怒。早该离婚，却离不了婚。“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是不是她们在这方面（婚姻）很不成熟？”
最隐蔽的权力斗争场所
沈洋是一位80后女性主义者，她比蒋莱小六岁，结婚得更晚，对待婚育也更加谨慎。在怀孕前，沈洋就曾和丈夫建议，关于冠姓权的问题，可以掷骰子，掷到哪一面，孩子就跟谁姓。丈夫思前想后，觉得这个反传统的行为不好跟自己父母交代，于是和沈洋商量，希望第一个孩子跟随父姓。
考虑到随父姓更符合社会规范，沈洋没有再提出异议。那时的她还没有下定决心生二胎，一想到家里唯一的孩子不能随自己姓，再加上有一段时间，沈洋带孩子更多，因此会有种不公平的感觉。
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随母姓也并不常见。在沈洋和蒋莱访谈的近50个家庭中，随母姓的仅有八例（七例是二孩随母姓）。
宋钰涵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上海独生女，父亲是985高校教授，丈夫的父母都是出租车司机。宋钰涵的父亲性格强势，看不起女婿家。
宋钰涵生下的第一个儿子随父姓。等到怀上二胎，老丈人叫来女婿谈话，想让二孩随母姓，如果不同意，就是“一点儿也没有良心”。
因为双方家庭经济实力差距大，婚后几年，小夫妻一直住在女方家里。宋钰涵还会每个月给男方家三千元家用补贴。丈夫创业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宋父帮忙介绍的。宋家父母还承诺，在二孩出生后，以小夫妻的名义买一套房。
在这种情况下，丈夫家才不情不愿地接受了。二孩生下来后，婆家觉得孩子没有随他们姓，干脆不帮忙带孩子。
在这个看似成功的案例里，两位学者却发现，这并不能算作一次女性实力崛起的胜利。因为宋钰涵的行为，是出于对强势父亲的顺从，这依然是父权制观念的体现，只不过把一位父亲换成了另一位父亲。
平时，中产妈妈看似“大权在握”。大到家里的买房决策，小到衣食住行，孩子入学、作业、兴趣班，和老师打交道，几乎都是妈妈们一手操办，学历高、能力强，有追求的妈妈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80后的二孩妈妈菁蓉是上海某市级机关资深主任科员，丈夫经营着两家公司。平时的生活、育儿，几乎都靠菁蓉。她每天要开车30公里进城上班，还要负责送孩子们上学。她的两个儿子也都经历了全托幼儿园，二宝当时特别抗拒，每周一送进园时，都要撕心裂肺地哭闹，菁蓉放下孩子，回到车里，哭一场才能去上班。
生活紧张得像打仗。除了午休，一天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连家里买学区房，从看房到签合同，都是她一个人。那天中午，中介打电话来催，她正带着孩子在外面玩，丈夫说自己没有时间。她只能拖着两个孩子，买几个面包垫肚子，赶过去签合同。
丈夫在家微信、电话不断，为了忙业务，几乎不怎么带娃。哪怕是有时间，他也更愿意去外面钓一天鱼。这些妈妈们看似更有主导权，实际上只是因为她们掌管的事丈夫并不关心，真正碰到他们在意的事，比如孩子随谁的姓，男性又想再度拿回主导权。
蒋莱和沈洋发现，生于70、80年代，在2010年之前结婚的女性会更能忍受不平等的婚姻和“男主外，女既主内又主外”的模式。
原因之一，是在2010年之前，“剩女”一词甚嚣尘上，成为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现象。当年的主流舆论视剩女为一种新出现、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一度给中国女性造成严重的婚嫁舆论压力。一位受访者就曾说：“我当时也不是说真的很想结婚，我只是不想做‘剩女’。”
年轻时，蒋莱也曾感受到焦虑的婚恋氛围。2001年，22岁的她刚本科毕业，获得保研资格，年纪尚小，但母亲就急着张罗相亲，既期待女儿学业、事业有成，又怕她会吓退追求者，时时告诫蒋莱：“你现在择偶的机会是最好的，在婚嫁市场上是价值最高的。”通过母亲的社交关系，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在24岁结婚。
很多接受访谈的精英女性在婚姻中显示出传统的一面。对于生于1975的辽宁人仇臻娅来说，一家之主一定是爸爸，哪怕两个人事业差距很大，仇臻娅是大学教师兼律师，她的一个案子，就能抵在外企上班的丈夫一年的收入。因为生了二胎，丈夫回归家庭成为全职爸爸。为了照顾丈夫的尊严，她给丈夫买了一套法拍房，只写他一个人的名字，每月由他收房租。仇臻娅把收入都转给丈夫，还会有意当着孩子们的面跟丈夫“讨要”零花钱。
来自山东的李佳莉，是上海一个科研机构的副处长。她的学历更高，事业也比后来成为全职爸爸的丈夫更成功，但在家庭关系里，却处于弱势地位。她形容掌控欲强的婆婆是关起门来的“小慈禧太后”，丈夫却叮嘱她，不许和老人顶嘴。
当一个女性主义者进入异性恋婚姻
2010年之后，女性主义思潮开始在微博上兴起，不少女性主义学者是微博的活跃用户。那时，蒋莱身边几乎没有科班出身的性别研究学者，她在微博上关注到了沈洋，发现这是个和自己很不一样的女性。
在很多女性开始为婚恋感到焦虑的二十七八岁，沈洋正在各个国家旅游，潜水、玩滑翔伞、学剧本写作。30岁那年，她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拿下博士学位。她写过很多关于家庭与性别研究的论文，也让蒋莱感到新奇。
2017年，蒋莱邀请沈洋一起参与自己的研究。同一年，沈洋结了婚。作为一个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主义者，她试图打破传统家庭模式的尝试，也提供了另一种婚育的样本。
原本，沈洋不觉得结婚生子是个必选项，而遇到了同样是女性主义者的丈夫杨帆之后，沈洋有了结婚的想法。头几次见面，丈夫就给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对于弱势群体的同情都是共通的，如果你对女性的处境感到同情，很可能也会同情穷人，以及少数族裔。
婚前，两个人约定好，要“构建一个平等的两人共产主义小社会”。现实和理念之间常有罅隙，为此也需要付出不少努力。
沈洋和丈夫学历差不多，在同一年入职，处于职业发展的同一阶段，面对着“非升即走”的压力。在沈洋看来，事业发展会关系到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一想到他一旦比我先评上教授，可能会对我颐指气使的场景，我就提醒自己不能躺平。”沈洋在书里写道。她和丈夫暗暗较劲，结果就是，在生完孩子的那年，她和丈夫同时评上副教授，同时担任博士生导师，连学术产量也保持着差不多的高位。夫妻俩常都互相嘲笑对方太卷，劝对方要多顾家一些。
家务和育儿的劳动分配是另一个角力场。平时，丈夫负责买菜、安排菜式和水电煤账单，沈洋负责孩子的日用品采购、规划孩子的教育和家庭娱乐活动。其余主要的家务和育儿劳动外包给住家阿姨，阿姨的工资由两人平摊。
有一次，沈洋正和朋友喝下午茶，就接到丈夫打来的好几个电话，问她：“你在干嘛？我在带孩子上网球课，你最近带孩子带得少了，我心理不平衡，你别忘记母职。”
每年三月都是国家课题申请的截止时间，需要在过年期间写申请书申请基金。每到这个时候，沈洋也会跟爱人再三坚持，自己每天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除夕和大年初一也不例外。并且威胁他，如果申请不成功，责任主要在他。“很多时候你在事业上保持不退后，或者想要晋升，肯定是要自己给自己争取空间的。如果自己都不争取，谁会把时间让渡给你？”沈洋说。
夫妻之间如果事业差距过大，就会渐行渐远，而女性极容易落入更艰难的处境。沈洋聊起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提出的“可转移投资”的观点。男性更倾向于把结婚后的时间用在可转移的投资上，比如投入工作，拿到一些工作的职称，但女性更多投入在家庭的无偿劳动当中，一旦离婚，男性的职业相关投资是可以随身带走的，而女性的家务付出无法转移。这让沈洋更深切地意识到，再三的协商和抗争都是必要的，如果顺从于社会对一位女性的期待，就会遭受明显的母职惩罚。
在这个家庭里，随处可见夫妻为打破传统家庭模式所做的努力的痕迹。沈洋经常用“妈妈爸爸”取代常见的“爸爸妈妈”，给女儿买女飞行员、女科学家的绘本，希望女儿们能不受束缚地追梦。而丈夫也会把“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词改成“爸爸”。
受美国经济学家艾米丽·奥斯特的书《家庭公司》的启发，沈洋还制定了一个家庭目标：每位家庭成员的茁壮成长，不应该以其他成员的枯萎为代价。这就要求大人们共同分担育儿压力，且不以孩子为中心。
最近，沈洋的大女儿被区级网球队选中，每周训练三次，大人要在中午十一点半到幼儿园接孩子，下午送去训练场。没过多久，女儿又被区级佩剑队选中，她自己也想体验佩剑。但佩剑队离家太远，接送折腾父母，沈洋和丈夫最后决定放弃佩剑。当然，也要避免“觉得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不报班就是耽误了一个奥运冠军”的父母心态。
这让她在一些兴趣班教练眼里成为异类。本着“不考虑步行二十分钟以上的兴趣班”的原则，沈洋曾经咨询一位教练，训练场地有多远。教练回答她：“问这个问题你就不要来了，我们有些家长，每天都会花三四个小时来回接送。”沈洋不解：“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我为什么不去看场电影，一定要投入在孩子身上呢？”在她看来，父母的身心健康、休闲娱乐，也和孩子的爱好一样重要。
但作为一个不鸡娃的中产妈妈，沈洋也会有不自洽的时候。她在自己身边，以及访谈对象身上，感受到不少育儿焦虑。为了让孩子进一个好的幼儿园，有朋友愿意在幼儿园附近租房生活。也有人在孩子三岁多就报了思维课、英语课等兴趣班。有家庭年收入超过百万的朋友给孩子选择了双语学校，每年在孩子身上的投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沈洋也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太自私，对孩子的投入不够？她看过一个基于美国数据的最新研究，了解到，在小学阶段过度育儿（对子女高期待、高课外活动参与等）与子女更低的学业成就以及焦虑、抑郁等内化问题有关联，这也坚定了她不鸡娃的决心。
目前，家庭得以正常运转，家庭成员之间在工作、家务、育儿事务之中和睦相处，离不开住家阿姨兼育儿嫂。“我和丈夫感到脚步更轻盈，呼吸更自由，相视经常面带微笑，还有时间结伴去练瑜伽和看电影。”沈洋在书里写道。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沈洋会想一个问题，女性主义者可以雇佣育儿嫂吗？这是不是一个中产女性对于一个相对阶层较低的女性的剥削呢？
她只能尽力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比如，“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我们的雇佣行为是符合《劳动法》的”“育儿嫂也需要收入”，可道德焦虑感依然存在。
谁在生二胎？
在做完这项历时5年，深度访谈四十多个家庭的研究后，蒋莱坚定了不生二胎的想法。访谈对象们的经历，让她回想起过去育儿时，“一路上的奶粉、就医、玩耍、入托、上学种种，是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再来一遍光想想就不寒而栗。”
她当年遇到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甚至加剧了：在前不久的一次分享会上，一位上海40岁左右的全职妈妈告诉蒋莱，自己是研究生毕业，生完孩子后找不到工作，她到附近的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全问了个遍，也没找到能做的工作。
沈洋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不仅生下大女儿，2024年上旬，书稿进入尾声的时候，她怀二胎也已有九个月了。蒋莱得知时，开玩笑地说：“做了很多研究，访谈了许多母亲，收集了许多生育故事，还是做出了生育二孩的决定，很正能量呀。”
决定生二胎前，丈夫答应沈洋，如果再要个孩子，无论男女，都随她姓。这是她生二孩的重要原因。
但更主要的，是“让孩子有个伴”。这也是大部分要二孩的受访者都提到过的原因。也有受访者表示，因为害怕“失独”，才希望生二胎，以此抵御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
沈洋会留心家庭聚会，发现80后、90后同辈中，没有一个有生孩子的打算。家族的第三代只有大女儿一个孩子，人丁寥落。她想到再过几十年，小辈们既使不主动断亲，也没亲戚可走了。沈洋希望，哪怕她和丈夫百年之后，两个孩子还能互相扶持，互相陪伴。
是否生二胎，既关乎经济条件，也关乎一种行动力——这方面，女性甚至可能比男性更具行动的决心。访谈对象中，丁淑云是一个规划意识很强的女性。喜欢孩子的她一直想再生二胎，那时，她是集团的中层干部，赶在上海房市大涨之前买了学区房。
很多受访的二孩妈妈们都是如此，她们以1970年末和1980年初的职业女性为主，在2010年之前买房结婚，踩住节点置换新房，完成了90后、00后难以企及的财富积累。“在房价飞涨以及消费主义盛行的中国大城市，生二孩逐渐变成了只有中产及以上家庭才负担得起的生活方式。”沈洋和蒋莱在书里总结道。
对于二孩，丁淑云的丈夫并没有她那么期盼，他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怕二孩对家庭负担很大，而且当时丁淑云也已经39岁了。
生于多子女家庭的丁淑云还是觉得，孩子有个兄弟姐妹是很幸福的事情。丁淑云的经济收入远高于丈夫，有能力雇佣育儿嫂，她在家里也有话语权，后来成功说服了丈夫，生下二宝。
这次生育对她职业打击不小，当年，她的考核跌到后10%，收入和职级地位大受影响。于是，丁淑云主动竞聘，到集团子公司任职，工作压力很大，出差也比以前多了不少。育儿的任务都交给了育儿嫂和丈夫。2021年，为了给孩子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她跟公婆商量，卖掉家里的四套拆迁房，凑了一千多万，又贷款，买了一套200平的大平层，给两个孩子配备了房间和专门的书房。她目标清晰，要求丈夫和自己一起挣钱、还房贷，还计划在50岁和60岁两个节点，给两个孩子买房。
这些职场精英妈妈们的故事，也是蒋莱打消要二胎念头的潜在原因：“她们很厉害，这让我也有一种能力的不自信，不能够hold得住（二孩）。”
不是所有二胎妈妈都能如此顺利。有一位在外企医药部工作的妈妈，因为生了二孩，为了照顾两个孩子，只能换到了社区医院工作，收入减少了2/3。原本跟她位于同个职业起点的丈夫，却升为主任医师、博士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学科专家，事业“一路开挂”。两个人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丈夫的“鸡娃大计”面前，她即使不愿意接送孩子上兴趣班，也不得不遵从丈夫的要求。
某种程度上，生育像是一个程序，每个个体输入不同内容，最终会出现不同的答案。许多问题是无解的。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生育带来的感受。
沈洋记得，以前抱着大女儿喂母乳的时候，孩子吃饱了，依偎在她怀里，冲她一笑，像个小天使一样，那个瞬间，沈洋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大多数时候，“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画面也只是生活的片刻，鸡飞狗跳才是常态。”生育带来的甜可能只有一两分，其他全是酸、苦的滋味。“但你就是愿意用八九分的酸和苦，去换这一两分的甜。”沈洋说。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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