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日益凸显。对此，刘少奇结合国内外形势，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高度，将其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分，通过调查研究和深度思考，给出了自己的理论解释和解决之道。刘少奇对中小学毕业生及相关问题的解答在《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文中有着集中反映。在此基础上，他又不断思考这一问题，形成了一套富有远见的理论解释。这体现了刘少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精神。因此，无论是这篇文章本身还是他由此展开的理论思考，都有深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1957年，刘少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下称《中小学》）一文，在反复修改后于当年4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共1万余字，图文并茂，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述了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也指 出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所存在的客观困难，号召广大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科学对待“劳动”二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文章系统总结了青少年的受教育情况，分析了如何对待个人 出路与国家建设问题，指出：“从事农业是今 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此文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对中小学毕业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少奇在此基础上仍不断思考这类问题，提出了“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对国家、社会和当时的青少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5年12月出版的《刘少奇选集》完整收录了这篇文章。可见，其在刘少奇的思想谱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但既有研究对此文的理论意义重视不足，缺乏将其放在刘少奇对党和国家建设的理论思考中的考察。为此，本文以《中小学》一文为线索和研究对象，从刘少奇的理论思考出发，结合当时党和国家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对此文的诞生及理论意义进行探讨，以此探究刘少奇对中小学毕业生问题与党和国家发展的理论思考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本的生成

《中小学》一文发表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对这篇文章的学习和讨论。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5篇相关文章，包括教师、学生及家长等在内的作者，表达了他们对到农村参加劳动的重要意义的理解和认识。随后，安徽、江西、上海、陕西等省市均说明各地升学形势严峻，同时也批判了轻视劳动的思想，并指出学习上述社论和有关文件的重要性。陕西、江西等省还组成“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指导委员会”，做好应届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安排工作。可见，《中小学》一文在当时的重要影响，这也与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有直接关系。

1957年春，刘少奇率调查组离开北京， 沿京广铁路南下调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据调查组成员回忆：“当时反映的问题，突出的主要的是青年这部分。青年始终是社会的晴雨表，社会问题往往集中在青年的身上，所以当时少奇同志主要力量是放在研究青年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的问题。”2月19日、22日，3月3日、 5日，刘少奇先后在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郑州、许昌，同中小学教职员工、学生进行座谈。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对中小学生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了解。对此，刘少奇意识到：“办学情况跟不上人民要求。就是小学生毕业升不了初中，初中毕业生升不了高中。县里有初中就算好的了，乡里还没有初中。大家很有意见。这反映了学生和农民对子女的升学愿望。在郑州、开封，也都反映这个情况。学生座谈会，教员座谈会，对升学问题众口一词。”据调查组成员回忆：“这个问题一直研究到汉口，到了汉口文章基本上出来了。然后到了湖南，作了个报告，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的问题。那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听报告，讲了之后，大家很赞成。所以这个文章就发回中央，中央也发了，全国就一下子找到了出路，解决了这么多中小学生毕业的出路问题。”虽然事情经过大致如此，但过程却更为复杂。有同行成员回忆，从郑州到武汉，刘少奇“一直在研究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说”。3月20—21日，刘少奇在湖南听取党政领导的工 作汇报，对中小学生的情况作了进一步调查研究，并于22日同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他在座谈中指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可能都升学，有很大一部分要转入生产……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是从事农业。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应当努力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7]这是刘少奇在考察途中第一次完整地阐述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较为系统的看法。随后，他对这一看法进一步梳理，并撰写了文章初稿。

3月31日，刘少奇在广州修改、审定《中小学》一文，并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请他将此文报中央审定后发表。信中指出：“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没有前途的，是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现在有不少学校的学生对学校当局进行的所谓劳动教育，大有反感。原因是这种所谓劳动教育是枯燥无味的教条，不能解决学生思想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这封信对文章的缘起和目的都有明确交代，即廓清社会上对中小学生升学问题的思想迷雾，正确对待升学、劳动教育问题。

总体来看，《中小学》文本的形成过程大致如此。它是基于大量调查研究，经过长时间酝酿形成的理论思考，对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原因、方法及意义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因此得到了中央高度肯定，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在此基础上，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持续思考，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解释。

二、持续的理论思考

刘少奇在南下考察途中既发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困难所在，指出中小学毕业生参加 农业生产的必要性，同时也强调继续学习的重 要性。因此，《中小学》明确指出：“一切在校学生，不论毕业的或不毕业的，不论能升学 的或不能升学的，都应当继续努力学习，认真学习……在参加生产以后，也要利用业余时间和农闲时间，继续进行学习……青年人在参加工农业生产以后，决不要停止自己的学习。”与此同时，刘少奇还反复强调要多办学校。1957年4月3日，刘少奇在听取中共广东省委文 教部负责人汇报后指出：“办学有几种办法： 第一是国家办学，要搞得正规一些；第二是合 作办学、集体办学，城乡都可以办，可以叫教 育合作社；第三是私人办学，个体办学。”13日，他在同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等谈话时也提出：“可以集体办学。农村合作社自己办学；城市街道、机关、工厂都可以组织起来办学，但不能从工厂、机关开支公家的钱。提倡半工半读， 勤工俭学。”由此可见，尽量多办学校以解决中小学毕业生安置问题也是刘少奇的重要考虑。1957年5月5日，基于刘少奇南下考察的几次谈话整理而成的《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一文，经他审定后作为《中国青年报》社论发表。文章既讲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的严峻形势，又指出了国家对中小学生教育的巨大投入和负担；既批判了轻视劳动的错误现象，也表扬了参加劳动的多种好处。同年10月26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这就进一步在政策上肯定了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中央一再强调要关心参加农业生产的学生的学习。1958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江苏省委关于做好城市下乡学生巩固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对于参加农业生产的学生，除帮助和指导他们积极进行劳动锻炼外，同时还应适当地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解决他们学习上的一些困难。”这其实也是对刘少奇“决不要停止自己的学习”这一指示的贯彻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刘少奇也在不断思考。1958年5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 动制度》的讲话，结合自己早年在保定半工半 读的经历，指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 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 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 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此后，他多次提出要抓好半工半读。例如，6月14日，在与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等人的谈话时指出：“共青团抓两项工作： 一、半工半读；二、把家务劳动组织起来，解放妇女劳动力。”不过由于受到“大跃进”的影响，这一制度当时未得到很好落实。

“大跃进”结束后，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安置问题再次凸显。1962年11月7日，国务院（修正草案）》明确指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农林办在《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中提到：“汇总各地计划，共拟安置一百一十二万人，比原报数字增加了六万人。其中城市精简职工三十三万七千余人，青年学生三十八万二千余人，家属约四十万人。”这份报告中的青年学生安置数约占总数的34.11%，很显然属于重点任务之一。而在这之 前，同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原则同意在山区设立半工半读学校给福建省委的批复》中便指出：“中央原则同意你们关于在山区设立半工半读学校的意见。由于目前经验不足，学校工作尚未打下基础，在开始创办的时候，规模不宜过大。”可见，半工半读作为安置青年学生的重要方式再次被提出。1963年7月9日，周恩 来在接见参加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代表时指出：“今后十五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 编制十五年安置规划。”这也证明当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大势所趋。不过，刘少奇早在1957年、1958年所指出的学习问题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城市青年下乡后的巩固工作难度较大。1963年12月20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 特别是要把他们长期巩固在农村，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而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此外，当时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也比较重。1964年3月31日，教育部临时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克服中小学学生负担过重现象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报告》，指出：“近来，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现象有所发展，有些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对此，刘少奇也在不断思考解决之道。1964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听取国务院计委领导小组汇报后提出：“我们这个国家怎样普及教育？按照现在的办法，农民负担不起，国家也负担不起，在目前的制度办法下谈普及教育是行不通的。要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只有一种制度不行，必须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对于刘少奇提出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赞同。同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当面肯定了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是“好东西”。

为进一步推进这一制度的落实，1964年夏，刘少奇到北京、天津、山东等地视察时多次论述这一问题。通过视察，他对这一制度的推行又有了进一步认识。1965年3月26日至4月23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刘少奇在会议期间听了汇报。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提出，要“积极试行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制度”。这说明“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制度尚不够成熟，需要各地在推行过程中进一步总结经验。5月21日，刘少奇在给北京市一○一中学校长王一知关于拟在该校试验半工半读问题的信上批示：“在短时期内半工半读还不可能代替全日制学校。全日制学校大批改为半工半读学校，目前也不适宜。但是作为试点，个别地改制是可以的……半工半读学校同样有一个升学问题。半工半读的小学、中学、大学的课程，都应该衔接，以便毕业后能够升学。”与此同时，刘少奇也要求各地进一步做好试点工作，及时总结提炼经验。8月2日，他在给中央学制小组的指示中就明确提出：“半工半读，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要扩大试验。”显然，半工半读是一个较为系统的工程，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又需要各地积极推进。对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持同样认识。1966年1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便明确表示：“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要谨慎一点，步子稳妥一点。”

综上可见，半工半读是刘少奇对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持续思考的结果。从参加农业生产到半工半读（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日益系统化。同时，通过不断调查研究，他也发现了这一制度在推行过程中的利弊，并就此不断提出新的指示，要求各地进一步落实好这一制度。

三、文本及持续思考的理论意义

《中小学》之所以重要又经典，是因为它建立在坚实的现实问题基础之上。刘少奇对这些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并在此基础上持续跟踪这类问题，形成了自己对这类问题的理论体系。

（一）这篇文章建立在坚实的现实问题

基础之上。第一，升学困难长期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教育投入持续增加。1953年、1960年，国家对文教、卫生、科研部门的拨款数分别达到7.78亿元、18.26亿元。随着国家投入增加，中小学生人数持续增长，加之人口基数不断扩大，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也越来越难，成为一个长期的社会性难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杨尚昆1957年1月25日的日记记载：“今后初中、小学升学的只是小部分，高中毕业的也不能全部升学。”可见，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1957年6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安排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指示》，指出：“据教育部的统计，今年暑期应届毕业不能升学的学生，高中约有八万四千余人，初中约七十七万九千余人，高 小约三百五十六万余人。”一方面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困难，另一方面适龄儿童的入学也面 临困难，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入学率仍然不 高。1964年10月19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 于组织农村青少年学习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指出：“农村从七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少年和学龄儿童，总共约二亿二千万人，现在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的有六千万人，仅占百分之二十七， 而在校外的却有一亿六千万人。”显然，很长一段时间里升学、入学的困难也很大。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为上述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

第二，必须加强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在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加大的同时，全国也不断掀起对忽视劳动、轻视劳动尤其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批判。1954年4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今年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升学做好准备工作》指出：“许多中、小学生轻视劳动，轻视工人和农民，缺乏对劳动生产的光荣感。这是他们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主要思想障碍。”刘少奇在这篇文章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强调要加强对中小学生的劳动教育。与此同时，他又认识到中小学毕业生对学习的渴求，因此要求各地多办学校，但需要将学习与劳动结合起来。显然，这篇文章是基于生产劳动和升学两方面现实问题的综合考虑。

第三，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从乡村到城市走向胜利的， 一直注重维护农民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推动农村发展，关心农民切身利益。1961年7月初，毛泽东同从湖南来北京的同乡谈话，详细询问家乡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说：“我对农村教育工作考虑得少了一点。我们是文明古国，旧社会人民缺少文化，受人欺压，这个教训不能忘，要在农村普及文化……在我们这一代，总要为农民做点好事才行。”由此不难体会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农村、农民的朴素心情，而“要在农村普及文化”则是其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1964年10月8日，国务院农林办在《关于逐步推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初步设想（草稿）》中也指出：目前农村高小毕业程度以上的知识青年约有4000万人，第三个五年计 划期间还将有3000万左右高小以上的知识青年留在农村或由城市返回农村，其中初中以上的约700万人。今后必须有计划地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对他们施以必要的技术训练，组织他们从社队来，回到社队去，成为推广新技术、建立现代农业的生力军。可见，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他们的共同心声都是推动农村发展。

（二）这篇文章为此后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围绕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就业等问题，在《中小学》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半工半读”“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对此，有学者认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源于刘少奇对1957年11月 8日《参考资料》刊载的《美国大学生有三分之一半工半读》一文的批示：“中国是否可以试办。”但通过本文的梳理可知，刘少奇在《中小学》一文中便透露出这种思想。而且，他在完成这篇文章后仍在不断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断完善其理论设想，从而形成了“半工半读”这一理论。而且，刘少奇还就具体政策给出相应的指导。例如，1965年6月29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关于一九六五年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和一九六六年毕业生预分问题的报告》，指出：“根据少奇同志关于分配一批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指示，在今明两年分配给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数之内，共安排了一万多人，并由高等教育部拟订了具体分配方案，已报经中央批准下达。”可见，刘少奇希望通过这样的政策既能解决中小学毕业生的问题，又能真正推动农村发展。

（三）这篇文章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认识。

1893年12月19日，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的努力将获得成功，能使大学生们意识到，从他们的行列中应该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 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恩格斯提出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是对知识分子脑力劳动的高度肯定，说明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辩证关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既需要脑力劳动者也需要体力劳动者。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关系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同年11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要关心人民的生活……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问题、参加农业生产等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之一。为此，刘少奇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发展。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更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重要品格。1957年春，刘少奇南下考察时在讲到中小学毕业生问题时便反复提及“劳动” 二字，号召大家要正确对待劳动与升学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与党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反复提及劳动的重要性。1939 年5月4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明确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 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 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反复提及教育要与劳动相结合，不断重申青年要与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在毛泽东看来，“党的教育 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在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中，还是在当时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相关论述中，并不是单纯突出“劳动” 二字，而是如恩格斯所言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注意将劳动与学习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了既有学制所存 在的不足，学生压力大、课程设置不合理等。1964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学校课程和讲授、考试方法问题的批示》中明确指出：“现 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 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 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 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显然，刘少奇的这篇文章与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思一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四、小结

《中小学》一文是刘少奇在1957年南下调查人民内部矛盾时所产生，这既缘于他当时与人民群众、地方领导人的交谈，更缘于他本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刘少奇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并非简单地就事论事，而是站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角度、思考党和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均视中小学毕业生及相关问题为人民内部矛盾，其妥善解决与否影响着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因此，刘少奇在这篇文章中既指出了升学问题，同时也指出了继续学习的问题。总之，他并非将其视为简单的中小学毕业生安置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社会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持续、系统思考。

刘少奇对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持续思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以及 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怀。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在 党的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新时代以来，劳动教育再次被提到历史新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对青少年的关心，也反映了青少年在国家发 展中重要性。回顾历史，面向未来，刘少奇在《中小学》一文及后续中的所思所想，尤其是对广大青年的学习、劳动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深层次分析，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即既要解决好广大青年的安置问题，又要处理好继续学习问题，同时还必须牢牢扭住“劳动” 这个体现党的性质的鲜明特征，解决好社会性结构性问题，帮助广大青年进一步成长。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5ZDB05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注释从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