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第一人胡启坤
1968年 8月11 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们上海六十一中学和陆行中学等51名同学，背负行囊，一同来到了井冈山，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我的爷爷和我的外公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安排下，父亲母亲相识并相爱了。1948年，我在江西南昌出生，两岁时，父母迁居上海，从此开始了我的幸福童年。
只是美好的时光太过短暂，1958年我父亲胡德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来爷爷胡先骕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们没有了生活经济来源。日子过得贫苦并不是最可怕的，知书达理的母亲成了反革命家属，我们姐弟三个成了狗仔子，残酷的现实，人来人往的冷眼，时时处处不让我们抬起头。还好那时母亲特别坚强，她没有和父亲划清界线，带着我和弟妹苦苦度日，到了能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就会带上我们前去探望，自己饿肚子也要省下粮票换点吃食带给父亲，就是这样的情感，成了我的精神支柱，让我无比地想改变生活的现状。本来，知青上山下乡是绝对轮不到我这样的人（1966届高中毕业生）。为了让家里的成份变得好一点，我幼稚地以为下放才是出路，于是我写了血书表明自己的决心，母亲那时已身体不好，妹妹还要读书，但我还是丢下了母亲、弟妹加入了知青的队伍，生活的重担也全部落在了弟弟身上。
刚到生产大队（井冈山拿山小通），老乡们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热情，教会我们怎么犁田，怎么插秧，怎么灌溉，还要防治稻田里的病虫害。不经历就不知道种田的辛劳和艰难，特别是双抢季节，半夜三更提着马灯拔秧，打谷一天下来全身湿透，挑完担子腰痛得只想躺在床不再起来，累得什么都吃不下，又饿得一顿想吃掉八个大馒头的这种感觉。
1970年，我离开小通，被借调到罗浮水电站参加电站建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分给我的活也是最苦最累的，有段时间我被派去做风钻工，打电钻是技术活，更被叫做“男人活”，一向好强的我咬着牙把这活硬扛了下来。
都说人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遇到知音或者伯乐，我也一样遇到了。当时建设电站时，我们的领导是一位很受大家敬重的南下干部，大家亲切地称呼他“周大炮”，因偶然一次到上海出差，不知道他听谁说起了我家的事，了解到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受到迫害，回来后他把我调离了原来的岗位，给我安排了更适合我的工作，让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到今天，我在内心深处，都忘不了这份雪中送炭的恩情。之后的工作生活，我都得到过很多身边同事好友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这就像冬日里的小暖炉，永远都有一团火，温暖着我。
劳动之余，我的业务爱好就是参加文艺小分队演出宣传，唱歌跳舞演话剧，大多情节我都遗忘了，只记得有一个节目叫《一担粮（柴）》。业余时间我们就是这样自编自演各种节目，贴近实际，喜闻乐见，反映当时我们的真实生活。那时候条件比较艰苦，文化资源贫乏，业余生活十分枯燥，文艺宣传队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营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也锻炼了自我。那时我还创作了一首歌《姑娘我爱上了井冈山》，我对井冈山所有的热爱都在这词曲行间里。
从踏上去往井冈山的火车开始，我们就将自己的青春泼洒在了井冈山这片贫瘠却又神圣的土地上。在这里，我们学会了吃苦耐劳，我们学会了坚韧勇敢。也就是在这里，我认识了我的爱人并嫁给了他，因为他是当地人，所以后来所有的知青都可以返城，我却享受不到这一政策，只能留在了井冈山，远在他乡，父母全靠弟妹照顾，不能在他们身边尽孝，成了我终身的遗憾。
难忘的知青岁月是我们人生的第一阶梯，苦难的日子让我们这代人饱尝了酸、甜、苦、辣，给我们留下了最深刻、最难忘的回忆。如今我们这一代人正在逐渐步入人生的晚年，回头望去，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些挥之不去的情景，就象岁月酿造的酒，需要与人分享，与人品尝。
人，总是在兜兜转转中过完这一生，我也会想，如果给自己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会像现在一样吗？还是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不知道……年青的岁月，我努力过，迷茫过，奋斗过，失落过，所有不好的都已过去，留下的，就是那些美好的青春印记。
生活的真谛是什么，就是等到苍老之时，依旧会回忆那段充满酸甜苦辣的日子，感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作者简介：胡启坤，女，上海市第六十一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1968年8月赴江西省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2月到井冈山罗浮水电厂参加工作。2000年6月退休至今随女儿在井冈山生活。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