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新中国史视野下的上海生态建设，有三个大关节口，即上海城市环境史研究的问题构架应该得到梳理和阐明。其一，为什么上海城市的环境恶化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其二，为什么事实上中国的环境治理与世界同步，却“有治理，难作为”？其三，为什么是改革开放的大势和推进，才使上海的环境换得了“新天地”？
“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大背景
上海城市的环境污染，滥觞于近代以降的工商业勃兴。甲午战争后，从“外人兴业”的资本熙来攘往，到“华界紧随”的筑路建厂，产业崛起，人口汇聚，工业污浊混合生活污秽随意排放。1928年，政府不得已将在恒丰路桥苏州河取水的闸北水厂，搬迁至北郊的军工路，改从黄浦江下游取水，此为上海地区出现环境污染的标志。据1933年的调查，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产值的51%，资本总值占全国的40%。再据1947年的统计：上海的工厂数（7738家），占全国12个主要城市工厂总数(14078家，30人以下小型工厂不计)的54.9%，工业对环境已呈隐性挤兑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1952)，革命的胜利催生了巨大的动力，上海的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94.2%，平均每年递增24.8%，其中钢材增长17倍，水泥增长16.1%，棉纱增长9.2%。继而，“一五”时期(1953—1957)，上海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市投资总额的40.8%，其中以钢铁、机电、造船、化学和建材五大类为主的重工业投资占73%。就此，上海的工业结构，按历史上形成的“纺、轻、重”顺序，向“重、轻、纺”并举的方向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启动，以中央确立的“以重工业为中心”方针为指导，上海的重工业建设滑向了高速增长的轨道。
“大跃进”后上海蜕变成一座生产型城市
终于，上海城市的环境恶化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暴发了。
1961年8月，据上海市肥料公司抄送市委的报告：1958年以前的生产垃圾数量为“几百吨一天，增加为现在的二万吨一天”，有些厂区堆积的废渣，“几乎把车间包围了起来”，更多则是将废弃物倾倒在马路边，累计达数千百万吨。中山西路一带“原系五车道，现仅能两车行驶”。当月，市人民委员会组建“处理生产垃圾工作组”，在全市开展大规模地清理“生产垃圾”行动，并于1963年8月6日成立上海市环境卫生局，作为应对性的举措。1963年夏，上海黄浦江首次出现持续22天的“黑臭”，破坏了黄浦江自身循环的承载域限，并延展至20世纪90年代，标志着上海城市水系的全流域污染，以致市区段“江中鱼虾绝迹”。1964年10月，上海桃浦化学工业区发生5人硫化氢气体中毒，一人致死的工伤事故。市环境卫生局在事故报告中承认：从全市来看，工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有毒有害废气，“对城市环境卫生和人民生活、身体健康安全的危害影响还是相当严重”。
固然，这是上海城市工业化经年累月的积弊。但从隐性的风险到显性的灾害，“三废”（废渣、废水、废气）在这个“历史之点”上“突破”而出，恰是工业“大跃进”（1958—1960）给予业已脆弱的上海环境的“最后一击”。
1958年10月9日，蓬莱区清流街道居民用土法炼钢
以上海的钢铁工业为例。在“超英赶美”口号的驱动下，1958年，上海钢铁工业新建、扩建39个项目，钢产量指标从原定的64万吨，大跨步三级跳达120万吨（计划2月完成76万吨、6月完成100万吨），并规定必须确保完成。这个指标比1957年的51.8万吨，增长1.3倍，总产值增长55％。1959年，上海在冶金行业跃进誓师大会上，提出誓夺年产160万吨钢的指标。时隔10天，在全市钢铁高产优质竞赛大会上，又宣布指标改为200万吨。1960年，上海计划钢产量更是高达250万吨。结果，工农兵学商齐上马，成千上万的小土炉炼出一堆堆“粢饭团”（劣质土钢土铁），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据统计：3年中，主干企业的上钢一、三、五厂三个厂竟亏损8.87亿元。上海冶金局亏损几乎抵消了1953—1958年全部利润的总和。与此同时，上海3年基建投资达34.29亿元，不仅兴建了闵行发电厂、重型机器厂、吴泾热电厂等大型企业，更在上海近郊辟建了吴淞、高桥、吴泾等10个工业区，在远郊辟建了桃浦、嘉定和松江等7个卫星工业区，却全然没有考虑“环境保护”的举措。
相关部门在总结工业“大跃进”的失误时认为，主要原因是急于求成，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资料严重浪费，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却压根不提环境的困局和教训。1960年，上海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提出“综合利用资源”，尚未有防范“工业污染”的警惕。直至3年后黄浦江“黑臭”暴发，上海才在第三届党代会上提出了“三废”的问题。
这或许是当时没有环境意识的认知和概念，或许是环境灾难有个延迟暴露的过程。殊不知，“大跃进”过后的上海，每年排放废气25—33亿立方米；废水3.6亿吨；移置废渣400万吨，且种类杂多，性质复杂，分布广泛。上海完全蜕变成了一座生产型城市，“三废”污染成了城市的病患。
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难作为！
1972年6月5日，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会上，113个国家政府代表共同探讨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口号。此次会议开创人类社会环境保护事业的新纪元。由此，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
中国代表团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赴会前，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
1972年6月5日中国代表曲格平（前排右一）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6月10日，中国代表团进行发言：中国政府和人民积极支持与赞赏这个会议，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共同努力。同时声称，“中国政府按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方针，正在有计划地开始进行预防和消除工业废气、废液、废渣污染环境的工作”。
1972年，是当代中国环境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份（可称“纪年标志”），围绕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前前后后，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工作正式提上了日程。年初，根据国家计划会议精神，上海向全市人民发出“向‘三废’开战”的号召；4月，国家计委在上海召开全国“烟囱除尘”现场交流会；8月，上海市委召开“三废”问题座谈会，向各工交局下达任务，提出要在短期内改变上海的环境面貌。1973年，国家计委在北京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海列入“全国搞好环境保护的14个重点城市之一”。可见，面对国内各工业城市环境污染的严峻态势，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非常时期，“国家管理”在职位和职权上，仍有所体现，有所表达；在职责和职能上，仍有所运作，有所行使。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面对环境问题的基本史实。
在此，值得关注《人类环境宣言》的7点看法和26项原则。其中提及“在发展中国家，多数的环境问题是发展迟缓引起的；在工业发达国家，环境问题一般是由工业和技术发展产生的”。所以，必须“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特殊性”，考虑其“经济因素和生态进程”，并加强国际合作，供给“国际技术和财政援助”，促进“有关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及其发展”，等等。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羁绊，令内在的“重生产—轻治理”的对冲难以调和。
检阅“四五”计划期间（1971－1975），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含工业净产值、利税总额等）从336.52亿元增长到420.37亿元，平均每年增长7.48%。同时，上海的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到90.09%，工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65.2%，其中重工业占83%以上。国家下达给上海的33种工业产品指标，大多完成或超额完成。而工业耗能则从1971年的1049.9万吨标准煤，一路飙升至1976年的1454.7万吨标准煤，以致强势的工业排放吞噬了弱势的治理。再加上土法上马、零敲碎打的“作坊式”作业；市区工厂将毒害产品向郊区的社队企业转移，造成“合围性”的泛滥污染，违逆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科学规律。鉴于此，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参会者、中国首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曲格平教授坦诚述说：第一代环保人的锥心之痛——非后悔不作为，而是难作为！
终于迈上“环境友好型”城市文明之路
当年黑黄分明的苏州河黄浦江交汇处（摄于1982年）
改革开放伊始，百废待兴。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环境问题如城市绿化仍处于“边改善—边减损”的状态中，此因发展工业经济时，相关部门往往在城市绿地上打主意，甚至擅自占用绿地或改变绿地的性质；水污染、大气污染亦仍处于“边治理—边排放”的状态中，此因历史欠债和当时工业生产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导致各项指标不断恶化，黄浦江不忍卒睹的记录，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环境状况：1978年，黄浦江“黑臭”106天；1988年高达229天！
今天苏州河黄浦江交汇处
改革开放终究是大道归途。进入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文件，成为各国政府保护环境计划的行动蓝图。中国政府在大会上作出履行该文件的庄严承诺，并制定了《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在立法、经济政策、管理体系、费用与资金机制等总体战略的依据，以及在水、土等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控制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无害化管理等方面的行动方案。为此，上海加大对环保方面的投资：1993年，达到32.13亿元（其中基础设施为19.9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1%（比1991年的7.6亿元增加了4倍多）。此后，上海的环保投资基本占地区生产总值的2%以上。至2000年，环保投资额达到141.91亿元。可见，上海正在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实施循环经济方略，努力走出经济效益低、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怪圈。上海苏州河经过大规模综合整治，由昔日的黑臭河道变成今日景观河道即为明证。
上海世博会（摄于2010年）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的环境治理经历了一段低落后的崛起。那么，进入21世纪，上海紧紧抓住举办“世博会”的契机，以实践“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获得了大发展的机遇。2002年，上海成功“申博”，便从世界20个国家的数百个征集规划设计中，确定了贯通黄浦江两岸45千米滨江岸线的选址方案。殊不知，上海工业百年发展史中，黄浦江两岸码头密布、工厂林立，市区段除外滩以外，几乎没有公共岸线，这一方案不仅成就了“世博会”亲近上海母亲河的选址愿望，更是立足于“生态文明”高度，通过拆除污染源，保护性地搬迁、改建、移建大批工矿企业，为城市的大规模更新赢得了空间。时下，黄浦江畔及新开发的后滩公园，已形成绿树成荫、花团锦簇、百鸟飞翔，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生态岸线。这种大思路、大手笔，不仅需要技术和资金的支撑，更是先进理念的成功实践。
围绕2010年开幕的“世博会”，上海努力探索符合特大型城市特点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建立了多层次的国际环保合作机制。9年间，全市累计环保投入达到2250亿元，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环境治理获得了新动力——黄浦江水环境质量稳中趋好；电厂脱硫全覆盖，空气质量优良率连续多年稳定在85%以上；绿化覆盖率从20%上升到38%，人均公共绿地从3.62平方米提高到12.5平方米；工业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置率达100%。这是改革开放的大势，赋予了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时运；这是上海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品格，终于让自己迈上“环境友好型”城市文明之路。（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来源于2024年第10期《上海滩》杂志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