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域的风情（风沙）
第二天下午召开全连大会，首先由指导员张士贤，对我们新战友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要求我们尽快“过三关”，当一名合格的军垦战士。连长许连荣，对连队的整体情况作了介绍，对当前的主要生产任务做了安排。会后给我们新同志每人发了一把坎土曼。
这个连队从宣布成立到现在还不到20天，一切都是从“零”起步。全连现有职工280多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上面有树林的地方是乌恰巴什镇的十大队，地名“阿克其”（维语：盛产芨芨草的地方，简称：阿克其大队）。树林以下的沙包、戈壁滩都是我们要开垦的土地，预计有2万多亩地。当地老乡称我们连部驻地的地名叫“栏杆”（即：丝绸之路古道上有水有草，能过夜的地方，类似驿站）。
目前，首先解决全连职工住房问题是当务之急。伙房和我们住的几间“地窝子”，刚盖好不到十天。这还是为了欢迎我们新战友的到来，特意加紧盖好的。有很多人还睡在老乡的马厩里。吃饭时大家都习惯蹲在伙房前的空地上，因为地窝子里会掉土。（后来我们自己用塑料布把顶棚遮上，解决掉土问题）
“地窝子”，是新疆在艰苦环境里最简单的住房，尤其是南疆干旱的地方。盖地窝子成本最低、速度最快，就是在平地向下挖2公尺深，直上直下的一个方坑，再挖一个人走的坡道，放上木料，压上树枝、芨芨草，抹上草泥、盖上土。门上挂一块毡子挡风沙、防野兽就行了（后来有了木匠和锯好的干木料以后，才给地窝子装上了门）。地窝子没有窗户，只是在房顶的中央留一个方洞，放上一块玻璃，边上压上土。玻璃上面要经常扫，不然就没有光亮了。
这里，每天一过中午以后就刮风沙，漫天的沙尘到处都是。晚上睡觉到早上起床时，鼻孔、眼睛、耳朵、嘴巴里都是土。还经常遇到大的沙尘暴，刮得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辨东南西北，刮得伙房没法做饭。这一刮，少则一天，多则一天一夜或更长。风停以后就是几天的下土天，灰蒙蒙的天地一色，地上落下厚厚的一层土。如果把一枚硬币放在桌子上，一天后就看不见了。
记得一次刮大风，有个老兵名叫方光海，他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正赶着马车给连里运粮食，从场部到“阿克其”18公里，他刚走了一半，看到大风黑压压的过来了。连忙停车拉紧刹把，卸套拴好马、支起三角架，用皮大衣把头一蒙，钻到大车底下躺着。这一躺就是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等大风停了以后才回到连队。
正如老同志们所说的：“新疆苦，真的苦，一天要吃四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还得补。”我们睡的是通铺，一个班十五个人，一个挨着一个，写信时，只能趴在床上。
条件差，风沙大，气候干燥，劳动强度更大。每天要干11个半小时，执行的是每半个月休息一天的大礼拜，实行的是食堂包伙，每顿每人一个大馍一份菜，礼拜天二顿饭。
连队刚成立，伙食上没有菜地，也就没有猪圈养猪。所以，伙房一点家底都没有。吃的全靠到外面去采购，所以伙食费高，伙食也很差。
粮食以面粉为主，搭配20%的包谷面。白面做馍馍、擀面条，包谷面蒸窝窝头、发糕，早上搅糊糊。大米很稀罕，一个月难得吃上1—2顿。菜的种类很少，只有大白菜、萝卜、洋芋、洋葱等。一个星期能吃上一顿肉，大部分是从牧业连队赶来的羊自己宰杀，算是改善伙食了。
劳动工具是一人发一把坎土曼。经过一天的休息，就加入到垦荒的劳动大军中，开始了我们的创业。
七、兵团人
我们小队被编入一连六班，我任政治班长，连里派来一名老同志叫张贯全（他是解放军攻打“瓦子街”时投诚的国民党老兵），担任生产班长，带领我们劳动。为了解决全连人的住房问题，每天忙的就是挖地窝子，背芨芨草，砍树枝，运木头。
我们刚来的小青年，谁也没有干过这种活。老班长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使用坎土曼，把子掉了教我们如何安装。从他的身上，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学会了劳动和生活。
经过全连20多天的努力，四排地窝子和开会用的俱乐部全部完工，全连人总算都住进了地窝子。
在“先开荒，后安家”的口号下，八月二十四日上午全连出动。连长带领一部分棒劳力，有：秦福民、那斯、戴家骏、黄锁洪……等，利用老乡大队的水渠引水上沙包，沿着新挖的毛渠向低洼地冲。大部分人沿着连队技术员预先插好的标杆，一字排开先在地处挖土垒坝。滚滚的水流带着大量的泥沙，很快就淤平了一大片地，拉开了开荒造田的帷幕。在昆仑山区，利用自然地形坡降和沙性土壤，用水拉荒效率极高，是个很好的方法。
由于刚到新疆，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恶劣的气候，让新来的支青们开始后悔、想家，不安心的情绪在蔓延。有的在偷偷流泪，有的面对戈壁、河坝发呆，有的吃不饱找茬发泄，有的完不成任务吵架，有的干脆躺倒不干……什么问题都来了。我是班长，当然要以身作则、带头干。除了每天超额完成自己劳动定额外，还要帮助班里完不成定额的同志完成任务，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全班。班里年龄最小、最瘦弱的陈德康和我最亲近（1970年他报名参军走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领导对我们的要求是“过三关”，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我虽然生长在上海，但还是工人的后代。班里的其他人，绝大部分都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与他们相比，我要比他们显得成熟，他们喜欢叫我老姜。到新疆来吃苦，有思想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学习，很快学会了生活和劳动，带领全班每天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受到连队和场领导的好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我慢慢地了解了兵团和兵团人。这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队伍。在王震将军的带领下，从延安到大西北，从战争年代、和平解放新疆到屯垦戍边成立兵团。他有建国前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子弟兵，抗美援朝的战士，“九、二五”起义的老同志，部队集体转业的官兵，来之湖北、河南、江苏的支边青年，六三年至六五年的上海支青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等等。在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立过战功的功臣，负过伤的军人。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反击战的英雄。我们的连长、指导员都是老子弟兵，听说副政委郭常林当年还是一位战斗英雄、刺枪全团第一名呢。就连放羊的张德功，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革命。今天，他们和我们一样，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保卫边疆，默默奉献，为建设边疆，奋力苦干，有的人把忠骨留在了戈壁沙漠、风雪昆仑。在我们畜牧二连的山脚下，就有三位因抢救羊群而牺牲——烈士的坟墓！我作为一名新来的兵团人，有那一点比他们强呢？老一辈兵团人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成了我一生扎根边疆的动力。
八月二十四日，我领到了进疆后的第一个月工资（七月份途中的另发）。因为我的年龄不满18岁，只能拿童工工资：共计28·75元，其中：基本工资25·00元，15%地区补贴3·75元.一直到第二年的8月份我年满18岁时，才领到了新农工一级工资：32·20元，其中：基本工资28·00元，15%地区补贴4·20元。
九月份，为了提高开荒的进度，运来了一台东方红—54推土机。连长找我谈话，让我上机车，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自己刚来不久，应该在班里多煅炼。再说班里目前还离不开我，有的同志思想还不稳定，让其他同志上吧。连长同意了我的建议，继续留在班里。
由于工作积极，表现突出，每天完成任务都在200%以上。劳动竟赛总是榜上有名。因此，在当年的十一月初，我和二连的一位牧工买买提·吾斯曼，出席了在喀什草湖（现四十一团，当年师部所在地。）召开的“农三师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志们称赞，领导的信任，荣誉的鼓励，使我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回来后没几天，场领导找我谈话，要把我调到汽车上当副驾驶员（以前没有驾训班，副驾驶即学徒,这是场里唯一的一辆南京嘎斯车。在那个困难时期，去新疆能当上一名汽车驾驶员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进疆还不到半年，就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就更应该在连队、在班里起带头作用。当驾驶员还是考虑别人吧！领导又一次同意了我的意见。
牧场党委为响应党的“以粮为纲”伟大号召，在畜牧业的基础上，发展种植业。主要种植粮食、饲草料为主，以解决全场的口粮和畜牧业的饲草料。为壮大职工队伍、加快开荒造田建设进度，于十一月七日下午，迎来了一批浙江绍兴支边青年，共100人。其中：男的50人，女的50人。把原生产队改为“农二连”。
八、艰苦的岁月
艰苦的年代，伙房总是矛盾最突出的地方。打架、骂街、提意见、发牢骚，大部分都是对准伙房。什么伙食费高、伙食差，菜太少、馍馍不够分量，炊事员偷嘴吃、把东西拿回家啦……等等。也难怪，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家又想多吃一口，能没有矛盾吗？经连党支部、班以上干部集体讨论后决定：取消包伙，实行饭票制，成立连伙食监督领导小组。尽管如此，每逢改善伙食，就是闹伙房最多的时候。
记得有一次伙房炸油饼，每人限量三个（100克一个），供应稀糊糊、咸菜。这时，有两个绍兴朋友：韩龙泉、单纯纯从场部来。我们一起进疆的张祖芳（小名叫阿芳）说：“正好，今天吃油饼，我去买”。我说：“你别去，还是我去吧”！因为他会摔跤、臂力过人、经常打架，我怕他闯祸。他说：“没事情，我和他们说来人了，就几个破油饼还不卖吗？”说完拿了一个盆子就走了。等了很长时间不见他回来，韩龙泉说：“我去看看”。他还没有走到伙房就看到围了很多人，伙房上士躺在地上，阿芳正骑在他身上用拳头往下砸呢，连忙上去把他拉开。上士已满脸是血，面目全非，四个人把他抬回了家。一问：阿芳委屈的说：“我再三说来客人了，油饼有多余的，你就卖几个给我嘛。他说：有多余的也不卖，这是规定，想吃就喝糊糊。他还骂人，说什么：‘喝就喝个，不喝去个。别人怕你，我可不怕你。所以我就……”。为此事阿芳背了个“警告”处分，我们几个朋友内疚了很久很久。
大量的体力消耗，矛盾也随着来了，我的饭量越来越大，吃不饱就难受。饥饿一直困扰着我，经常饿得头昏眼花，脸色苍白，心慌出虚汗。有两次晕倒在地里，医生来了说是“饿的，低血糖”，给喝了两支50%的葡萄糖。
每月45斤定量的粮食，不够我吃半个月的。虽然得到一些女支青们的帮助，还是远远不够。远在上海的父母、姐姐们，把自己省下来的上海粮票，连同油票一起换成全国粮票，装在特种挂号信里给我寄来，每月50斤，这可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粮食啊？尽可能地让我多吃一点。当年，吃不饱肚子的人太多了。为了吃，有的人偷伙房、偷库房、偷商店。偷私人家的鸡、狗来吃。
绍兴知青马力达，为了吃肉。一个人在山上，用一把不足八公分的小刀，把地方大队的一头大的母牦牛给宰杀了。案发逮捕后开了公审大会，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送往莎车牌楼劳改农场劳改。
记得有一位刚从北京军区转业来的副场长，老家东北人，叫王印亭。他没有多少文化，确是个实干家，经常下连队和我们一起劳动。因为是场领导，每月定量只有36斤，根本不够吃。有时饿的受不了了，就到地里捋生苜蓿（一种饲草）叶子吃。有一次被我看见，就把他叫到我住的地窝子里，拿出我的炒面粉（包谷面放在锅里炒黄后装在布袋里），用热水瓶里的开水给他冲了一碗，他好激动。看他吃的那么香，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吃过生苜蓿叶子，知道不好吃，但是人饿急了也就顾不了什么面子了。
记得曾经有一位支青说我：“你这么拼命的给公家干，吃的是自己的，又不给你加钱加粮，何苦呢”！我想，王副场长是位副团级的场领导、老子弟兵、抗美援朝的英雄，他都在这么拼命的干，我一个年青人还能说什么呢？光说创业，可创业容易吗？
吃得多，伙食费也高，每月要吃20多元。所以，在进疆后的前几年，我一直是个穷光蛋，没有余钱，有时还欠缴伙食费。
转眼到了十一月底，河坝下游的水早已断流。随着连队人口的不断增加，涝坝里的水也不多了。为了越冬，连领导决定让全连的男同志全部到上游去清理渠道里的冰，女同志清理下游渠道，往涝坝放水。那天，天气特别的阴冷。大家以班为单位，沿着渠道从上往下分段排开，直至连部，用坎土曼打冰。到下午3点多，才把冰打完、清完。我们班在中下段，必须让水顺利通过后才能回去吃饭。5点刚过，水头带着碎冰流了下来。由于渠道没有清干净，大量的碎冰越聚越多，很快堵住了水流，开始向两边跑水。这时连长骑马赶到大声喊：“快挖开，快，一冻上就麻烦了”。这时大家又冷又饿，似乎都不愿意干。我一急，顾不了其他，踩着水过去，几下就挖开一个口子。“轰隆”一声，水头直朝下游冲去。这时，由于边上的冰被水一泡，加上我的体重，“咔巴”一声冰塌了，我被掉进了水里，一直淹到胸口，刺骨的寒冷。上来后连长说：“我命令你跑步回去，盖被子睡觉”。当跑回地窝子时，衣服裤子已经结冰，费了好大劲才脱下来。冻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开晚饭时伙房送来了汤面条。我半夜开始发烧，体温39.1度。教导员刘井海正好到连队检查工作，听说后叫来了医生，打了二针、吃了点药，第二天天快亮时，高烧慢慢退去。为了我，教导员整整守了我一夜。第三天我又去上班了。这是我进疆后的第一次病假，也让我第一次品尝到了昆仑山冬天的滋味。
喀喇昆仑的冬天，永远都是那么寒冷，零下20多度很平常。由于附近没有煤矿，取暖只能烧柴火。新成立的连队，那有什么干柴火。都是些刚伐倒不久的树。柴火很湿，光冒烟，点不着。只能一边烤，一边烧。弄得地窝子里的味道很难闻。长长的地窝子没有门，只在进口处挂一快毡子，睡觉时用木头压住。晚上怕脱，早上怕穿，毛巾冻的梆梆硬。
刚来不久的南方支青们，衣服铺盖都很单薄，我动员班里的同志，二人一对，把行李合在一起，被子叠起来盖，身体相互挨着要暖和得多。我和陈德康睡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就这样进入进疆后的第一个冬天。
伙食越来越差，粗粮不断增加，蔬菜只有从叶城买来的洋芋、洋葱、辣子面等。在这个冬天，整整吃了七个月的洋芋，一天两顿。到了开春时洋芋发了芽，扳掉芽还得吃，吃得嘴都发麻（以致我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一见到洋芋就头疼）。好在每星期还能吃上一顿二连的羊肉或是三连的牦牛肉，一人一份解解馋。
牧场不供应商品粮，自己又不生产粮，农三师刚成立也没有粮食调拨。所以我们只能吃由喀什批复、从叶城县调拨的返销粮。从1967年起，我们的粗粮（包谷面）比例上升到了50%。（以后逐年提高，到1971年粗粮占到90%以上。一点点白面变得很珍贵，能吃上一顿捞面、喝一顿汤面条都成了是种享受。长年不供应食用油，）即使用全国粮票去买，也只能按照这个比例购买粮食，没有油.
环境真的能改变人。在上海父母亲面前，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但现在知青们几乎人人都学会了捡柴、做饭。年轻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子，爱和几个要好的合在一起。有时买、或者拿煤油、火柴、换，从大队老乡那里弄一点鸡、蛋、羊肉什么的回来，在地窝子门口用三块石头支起一口锅，捡柴、洗菜、做饭各有分工，也能做出可口的饭菜，吃的很香。没有办法，都是单干户，在这种条件下，有得吃就不错了。
在往后的日子里，由于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规定：私人家里养鸡不能超过3只，羊不能超过2只，大牲畜最多养一头。物资变得越来越缺乏，当地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苦，很难搞到吃的。有些人开始用苜蓿、野菜老葫芦瓜来填肚子。能用夹子夹到黄羊、野兔等，算是幸运。
这时，云母厂的王教导员来看望我们，详细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后告诉我们：“云母厂同二牧场分家了，二牧场不同意放我们30个人回去。为这事找了农三师、兵团都无法解决，只能留下了。这里条件差，太委屈你们了”。命运把我们同这昆仑山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我们这里的冬天特别漫长，几乎占了全年的一半。冬天河坝没有水，地也冻了近一米厚，推土机也用不成，开荒全靠人力来干。用坎土曼在有芨芨草根的地方往下挖（草根的地方松软、冻不死），挖到冻土层以下再把周围掏空，往下塌方。人多太挤，我被后面的人一坎土曼砍断了一个手指。经连里的医生包扎后，休息了半天。轻伤不下火线，一个手不能动，我还有一个手、一双腿。每天就帮伙房加火，往工地送开水，给中午回不来的同志们送饭。由于表现突出，在年底总结评比时，我被评为场“五好战士”，出席了叶城二牧场的先进表彰大会。
年青人永远是快乐的天使。尽管在这艰苦的环境里，累的时候叫不动，饿的时候发牢骚，想家的时候会掉泪。但是，吃上一个馍，休息一会儿又会活奔乱跳，打打闹闹。打乒乓球、打篮球，下棋、打扑克等，样样都有。这里再苦，也是兵团嘛！
夏天，干完一天的活，在我想家的时候，常常会拿上自己的笛子、箫，独自一人坐在河坝边，伴随着流水声吹上一阵，声音能传出很远很远。冬天，我有时又会坐在沙包上，弹奏起江南的小调、丝竹声。乐声勾起了多少支青们的思乡情，望乡泪。我们班的上海青年陈万国，每当我吹奏的时候他都会想家，一想家就要哭。他跟我说：我很喜欢听你吹，尤其是箫，声音很动情。可是我又怕听，心里受不了，好想家啊!
过 年
春节前一个月，场里从各个连队抽了一些文艺骨干和篮球骨干，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篮球队。把我也抽出来参加了演出队和篮球队，同上海、浙江和其他青年一起编排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节目，到全场各连队、放牧点进行巡回演出（每年都搞，一直到“文革”结束）。又参加了叶城县的文艺汇演和篮球联赛，得了二项第三名。让场领导足足高兴了一阵子，连连说：“好！好！好！大城市来的年青人就是不一样”。腊月二十九，我回到了连队。
春节快到了，内地早已充满了节日的气氛，买年货、放鞭炮、穿新衣、压岁钱等都是孩子们最高兴的事情。但是，这里的条件实在太差，又是少数民族地区，节日的氛围不浓。大年三十，连里树了两根杆子，拉了一块横幅，写上“欢度春节”四个大字。司务长和上士好不容易弄来了一口猪，杀了两只羊，场里给了一些大米。食堂里做了四样菜，一大锅米饭。所有职工都拿上自己的碗筷，十个人一桌，进行会餐。每桌上面放了四盆菜：红烧猪肉、清炖羊肉、醋溜白菜、洋芋片炒肉和一瓶叶城大曲（苞谷酒）。定量一人一碗米饭(约300克)，这已经算是一顿很丰盛的辞旧迎新的年夜饭了。晚上，连队自编自演的“欢度春节文艺晚会”，把节日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引来了阵阵的掌声和欢笑声。指导员在晚会上还作了一段新年贺词。节目中当然少不了我的笛子和二胡，来上一段。
“人逢佳节倍思亲”。支青们哪个不想家？相隔万里太遥远了。在这连电话都没有的昆仑山区，想给家里的亲人们问一声好、说一句祝福的话都不可能。有的站在沙包上目视着东方，有的坐在床边发呆，有的趴在床上流着泪写信，有的干脆蒙着被子痛哭。我也是支青，很理解大家此时此刻的心情。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也涌起了阵阵的酸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毕竟是我们进疆后的第一个春节，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在外过年啊。
天已经很晚了，连长、指导员带着各排排长、司务长、会计等，一起到寝室来看望大家。经过一番安慰后，大家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连长又带领全连排以上干部到各个寝室里去给大家拜年。这里的条件是很艰苦，但看到这些领导是那么的和蔼可亲、关心职工、善解人意，我的心也就坦然了
山里的“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份，经过两次叶城来人的串连，所谓：点燃革命的火种后，“文化大革命”就在二牧场开始了。从场部到连队都成立了筹委会，大字报、天天读，忠字舞开始了。“十二条”发布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使“斗、批、改”进入高潮。红卫兵、大串联、早请示、晚汇报，老三篇、语录歌，大标语、红海洋，传达最新、最高指示……接着又是“文攻武卫”，“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好”。搞什么“忆苦思甜大会”，吃“忆苦饭”，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总之，新名词很多，内容丰富，把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这里是兵团，从运动的激烈程度来讲，远不如叶城和其他地方。因为没有武斗，不搞大串联。但是，出工不出力，生产处于瘫痪、半瘫痪。领导不敢管，害怕落个“以生产压制革命”的罪名。
有时，一连几天，每天坐在俱乐部（大地窝子）里开大会。什么批斗会、亮相会、读书会、学习“毛著”经验交流会，革命职工大会、造反派……
最多的是“批斗会”。批斗对象主要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地、富、反、坏、右九种人。到后来连所谓说错话、站错队，或有贪污、盗窃、个人作风问题的……等等，全部上台挨斗。
干部们个个小心，人人自危。害怕一不小心说错话，办错事，就有可能上午是“革命干部”，下午就成了“走资派”、“牛鬼蛇神”，被打进了“牛棚”。
变相体罚很普遍，长达几个小时的捆、绑、吊、打、跪，什么土飞机、九十度……算是好的了，“牛鬼们”的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有的人为了显示自己“革命”，口号震天，大打出手，打得“牛鬼们”头破血流。连师里的领导下来视察工作，都围住不让走，叫“亮相”，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让人看不下去。叫开会，真的不如去干活。
运动的来临，给这远离城市的高原牧场，也带来了一些热闹和笑料，倒是让“牛鬼”们受罪了。记得有一年，到处都在敲锣打鼓送喜报：“特大号外！特大号外！根据有关部门科学认证，伟大领袖毛主席可以活到107岁。特大号外”。当地有一个老地主婆，见他的小儿子一回家也在边跑边喊，就把他打了一顿。这件事情让造反派知道了，马上开“斗批会”。斗这个地主婆。问到：“毛主席能活一百多岁，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你为什么不高兴？还要打你的孩子，难道还想反攻倒算吗？你这个地主婆真是贼心不死，你说，你说！”地主婆说：“大家天天都在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想：毛主席就应该活一万岁。今天听我儿子说毛主席只能活107岁，我当然生气了。就把他打了一顿，难道我打错了吗？”问得那些造反派哑口无言，只好不了了之。运动在“不断深入”，“走资派”的队伍在不断扩大，所有干经济工作的财会人员都在受到审查或批斗。
一九六七年三月，师里来了通知：在莎车办一个会计培训班，学期一年，各单位派人参加。当场领导找我谈话时，又一次被我婉言拒绝了。运动，使我对经济工作害怕。我看到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多少人被判刑、管制、下放。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让所有的会计、出纳都受到冲击、审查。好象财会人员中就没有好人，从不被人相信。人格的污辱，对职业的歪曲，我真的怕进入这一行。我的想法让领导很失望，失去了又一次培养我的机会，我继续担任我的班长。
为了体现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场下发通知：休息天由原来的十五天休息一天，改为十天休息一天，也算是“斗、批、改”带来的成果吧！
春天来了，为了提高工效，我自己出钱，走路到20公里外的乌恰巴什镇上买了一把又薄又大的坎土曼和一把大镰刀，回来后给坎土曼装上一根洋槐木把子。有了好工具，干起活来更是得心应手。
进疆后，经过不到一年的煅炼，我已成了全场的劳动强手，打破了日挖土方56立方米纪录，达76方，打破了日割苜蓿3.2亩纪录，达3.6亩，月平均完成定额的2.8倍。劳动竞赛时，肯定是数一数二。因为我要向人们证实，上海青年不怕艰苦，不光能说，而且能干，我是最棒的。我，“过了三关”，实现了对父母的承诺。（未完待续）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