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陈克涛副会长给我送来了一份复印资料，其中一件是1993年6月刊的《文化与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新青年》在这里诞生”的复印件。它给我们撩开《新青年》杂志创办前后的历史尘埃，读到时代背后的故事。发表的文章与手稿，均出自一人之手，他叫陈伟崙，陈克涛的父亲。从此，《新青年》杂志成为了我关注的热点。
《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一声惊雷。她诞生于上海，诞生于今上海河南中路泗泾路口河南中路142号处，107年前，这里有个小型出版机构叫群益书社。1915年一位名叫汪孟邹的安徽人介绍了一位同乡到群益书社出版了一本杂志。从此，中国的革命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位安徽同乡就是陈独秀，这本杂志叫《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杂志为什么能在上海问世，因为在上世纪初，中国的出版中心在上海，在上海的棋盘街。棋盘街这个地名，对于今天的上海人来，几乎已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地名。棋盘街是个地名，旧时泛指今延安东路以北，福州路以南的河南中路两侧地区，因此处的街道纵横排列，形似中国的棋盘，故称棋盘街。它是上海英租界内最早开辟的马路区域，成为一度兴盛的商业街，名声仅次于南京路与福州路。到了上世纪初，这里成了上海的出版中心，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就座落在这里，随之一批小型的出版机构就在此脱颖而出，其中有一家就是群益书社。
说了棋盘街，再说群益书社。19世纪末，康有为等人鼓吹维新，影响遍及全国。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都是支持派，加之梁启超主讲于长沙时务学堂，因而长沙的维新浪潮特别高涨，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废科举，习新学。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湖南长沙人士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和堂兄陈子美结伴东渡日本留学，进一步接受了新思想，走上了追求知识救国的前沿。
满腔热血的陈氏三兄弟商量决定开办一个书社。1902年，由陈子美出资在日本东京神田区南神保町七番地创办了“群益书社”。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日本所有宣传革命的书籍等都是交由这个书社发行代售，从而名声大振。后陈子美因故脱离，而由学贯中西能译会著的陈子沛与陈子寿兄弟俩接办。1902年，陈氏兄弟俩回长沙探亲，同时运回一批畅销书，他们志在传播救国思想，并不想赚钱，可是门庭若市，欲罢不能，遂与亲友合资在长沙府正街开设群益书社的分店。
那么，群益书社又是如何开到上海的呢？原来在长沙开办书社时，在上海设了采购站。随着上海采购站的书籍的存量增加，1905年，陈氏兄弟将采购站搬到棋盘街泗泾路口，因地段好，索性开了一家上海“群益书社”，一举两得，即可营业又可堆货。后来店面经业主哈同洋行翻建后，便是现在河南中路泗泾路口河南中路142号处。上海群益书社的业务，除经销书刊之外还经营文具，再后来就是出版书刊。
陈独秀与上海群益书社的缘分，应该归功于一个叫汪孟邹的安徽人，此人早年在芜湖开办了科学图书馆，常到上海进货，湖南同乡会会长章士钊把他介绍到福州路惠福里的群益书社内住宿，并与陈子沛、陈子寿交上了朋友。1913年汪孟邹带着侄子汪原放也在福州路惠福里开设了亚东图书馆。第二年，汪将一位同乡介绍给群益书社陈氏兄弟，这位同乡就是陈独秀。
汪孟邹
汪提议由陈氏兄弟出资帮助陈独秀发行由他主编的《青年杂志》，作为拥护维新并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陈氏兄弟，满腔热情地接受了汪孟邹的建议。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由上海群益书社正式创刊发行。因这个杂志刊名与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青年报》名称相近，双方产生了争议。后来，陈子沛把《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并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从第二卷起用了《新青年》。当时，《新青年》杂志的名声很大，鲁迅先生早期作品《狂人日期》就是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作品发表后，有不少青年读者前往群益书社打听作者“鲁迅”情况，因为这是“鲁迅”笔名的首次使用，由此可见社会反响之大。
《新青年》在发行过程中也不是一帆风顺，因刊物宣传与提倡新文化运动，有着较为激进的思潮，在深受读者的欢迎的同时，也引起当时政府的监视。特别是1919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出现了大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文章，所以屡遭反动统治者迫害，千方百计想迫其停刊。《新青年》确被停刊过，但屡停屡印，顽强坚持，时断时续地坚持了8年。第九卷以后的《新青年》，由中共中央迁往广州，自行出版。
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出生于湖南，尤注重故乡情谊，当初清政府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时，黄兴也在搜捕之列，兄弟俩将他隐蔽起来，后又资助他东渡日本。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时，经表兄王季范的介绍，他与杨开慧也常来群益书社走动。毛泽东对店里的图书很感兴趣，一到便要翻书看，一看就是很长时间。看书时，他总是坐在店堂楼上一间房的一张帆布床上。
1926年，毛泽民奉党的指令到上海开办长江书店，出版和发售宣传马列、共产主义的书籍。经毛泽东的介绍，前来群益书社找陈子寿来商量开店事项，群益即派了两名店员前去协助开店。“四.一二”事变后，南京政府通缉毛泽民，毛逃离了上海，长江书店也被查封了，丢下的一摊子事，均由群益书社出面解决。另外，蔡和森、向警予、杨开慧诸先烈在上海时的许多事务也都是托群益书社办理的。
星移斗转，《新青年》杂志自1915年9月在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创刊至1920年第七卷共42期。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轰炸闸北，群益书社印刷、装订所连同仓库都被炸为平地，损失惨重。唯独《新青年》的纸型版藏于书店本部，得以幸免。元气大伤的群益书社由此衰落。1934年时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查封，后由债务担保人汪原放出面，讨出《新青年》全部纸型印刷重版，才还清债务。1935年群益书社停业。
群益书社后期由陈子沛的儿子陈汉声任经理，还清了债务，元气也尽，遂歇业。家道中落后，陈汉声曾与他人合资开过求益书社，可是经济困难的日子居多，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汉声仍小心翼翼地将《新青年》纸型完整保存收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陈汉声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告知纸型轶事。毛泽东即批示给出版总署，出版总署由张静庐同志接洽，将《新青年》纸型买了下来，陈汉声携《新青年》纸型进京呈献，受到张静庐的热情接待。至此，历经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新青年》纸型有了完美的归宿。民间收藏，成全了中国革命史料一段典藏佳话。（本文来源于上海市收藏协会，作者吴少华系上海收藏协会创始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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