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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倦怠社会》，中信出版社，2019年。转载自“实践与文本”公众号。![]()
在其著作《人的境况》(Vita activa,直译为“积极生活”)中，汉娜·阿伦特试图重新阐释积极生活，使它摆脱传统上低于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地位，并展示其内在的丰富多样性。按照她的观点，在历史上，积极生活被不公正地贬低为焦虑不安(necotium)、劳碌繁忙(a-scholia)。[1]阿伦特重新界定了积极生活，其中行动被置于首要地位。同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她也信奉一种英雄式的行动主义。然而，海德格尔早年以死亡作为行动的导向。死亡为行动设置了限度，并最终导向了自由。阿伦特则把出生和行动的可能性相关联，从而赋予行动更多的英雄主义色彩。奇迹正存在于人自身的诞生之中，以及人类能够借由生命用行动去创造的新起点之中。不再是信仰，而是行动产生了奇迹。以英雄主义行动创造奇迹，这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职责。行动因此获得了一种近乎宗教的维度。[2]然而在阿伦特看来，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作的动物，也因此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一切可能性。行动能够引发新的、积极的变化过程。相反，现代人类却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积极生活的形式，无论是生产抑或行动，都被降格到劳作的层面。因此阿伦特认为，新时代起初以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的姿态激发了人类的一切潜能，却终结于一片死寂的消极被动之中。如果仔细考察最新的社会发展状况，就会发现阿伦特关于劳作动物终将获胜的阐释并不适用。她认为，现代社会个体的生活“完全沉浸在由社群种属控制的生活洪流之中”，而唯一、主动的个人决定只能是“放弃自我，舍弃自己的个性”,以便更好地履行“功能”[3]。工作的绝对化和发展联系在一起，“最终，在社会的建构和扩张过程中，人类作为生物种类的生活成为唯一的绝对”[4]。在阿伦特看来，甚至已经能够观察到危险的信号，“人类将可能把自身转变成动物，按照达尔文的理论，人类正由动物演化而来”[5]。她认定，如果从宇宙中一个距离地球足够远的视角进行观察，那么人类的一切行为都称不上行动，而只是生理活动。在这个外太空的观察者看来，人类的发展如同一种生物的突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躯体像蜗牛一般包裹着金属外壳，如同细菌一样，以突变的方式同抗生素进行对抗。[6]阿伦特对现代劳作动物的描述不符合我们如今能够观察到的现代功绩社会。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绝没有抛弃他的个性和自我，也没有陷入变成生物种类的去个性化进程之中。劳动社会将自身进化为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被赋予了自我，这种自我一直扩张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动属性。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个性，投身于人的种群化过程中，那么他至少还能够拥有动物一般的泰然自若。更确切地说，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完全不同于动物，因为他是过度活跃、过度神经质的。那么为何在现代晚期，人类的一切活动都降格为劳作？为什么人类变得如此紧张、忙碌？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另寻答案。现代的信仰缺失，不仅针对上帝或彼岸，而且甚至包括现实本身。这种情况使人类生活变得极为短暂易逝。生活从未像现在这般飘忽即逝。不仅人类生活，甚至连世界本身也是短暂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长久持存。由于“存在”的匮乏，引发了紧张情绪和烦躁不安。这种情况下，归属于一个生物种类能够帮助劳作动物，使他获得一种动物般的平静放松。然而，现代晚期的自我是孤立无援的。过去，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塔纳托斯技术(Thanatotechnik)能够平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并带来一种永久持存的感受，如今也完全失效了。世界进入一种普遍的去叙事化(Entnarrativisierung)进程，更加增强了人的飘忽即逝之感。这种转变揭去了人类生活的遮蔽，使其呈现出赤裸(nackt)的状态。工作本身即是一种赤裸的行动。赤裸的工作适应于赤裸的生活。纯粹的工作和纯粹的生活，二者互为条件。由于缺少叙事的塔纳托斯技术(宗教信仰)，因此产生了一种强制性要求——赤裸的生命必须保持健康。尼采早已预言，在上帝死后，健康便将成为一个新的上帝。如果人类的视域能够超越纯粹的生命界限，那么健康的价值也就不会如此绝对化。相较于“神圣人”(Homo sacer)的生活，如今的人类生活更加赤裸。所谓“神圣人”是由于犯下罪行而遭到社会驱逐的人。任何人都可以杀死“神圣人”，而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在阿甘本看来，神圣人代表一种绝对可被杀死的生命。被阿甘本描述为神圣人的群体包括：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关塔那摩监狱的囚犯，无身份证件的人，在一个不受法律制约的空间内等待被遣返的难民，以及急救室里缠绕在橡胶管中奄奄一息的病人。现代晚期的功绩社会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都降低为赤裸的生活，那么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了神圣人，而不仅是那些位于社会边缘、身处特殊状态的人，即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然而他们(现代晚期的神圣人)有一个特殊之处，他们不是绝对可被杀死的对象，而是绝对无法被杀的对象，他们如同“永远不死的人”(Untote)。在这里，sacer一词不再表示“受诅咒的”,而是“神圣的”。如今，赤裸、纯粹的生活本身即是神圣的，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护。正是在赤裸的、极为易逝的生活刺激下，人类变得过度活跃，以歇斯底里的状态投入工作和生产。如今，工作的加速也和存在的匮乏相关联。工作社会和效绩社会并不是自由的社会，它产生了新的强制手段。主仆辩证法并没有导向一个自由的社会，在那里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闲适。它更多地导向了一个劳动社会，在这里，主人自身也成了工作的奴隶。在这一规训社会中，每个人都身处自己的劳动营里。这种劳动营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个人同时是囚犯和看守、受害者和施暴者。人类以这种方式进行自我剥削。在没有主人的情况下，剥削也能照常进行。那些身患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或疲劳综合征的人群显示出的症状，和那些身处集中营的囚犯的症状十分相似。这些筋疲力尽、困倦不堪的囚犯，如同身患严重抑郁症的病人，变得极度麻木、冷漠，甚至无法分辨躯体的寒冷和看守的指令。我们不禁产生这样的怀疑，现代晚期的劳作动物身患种种精神疾病，也如同一名囚犯，仅有的区别在于，不同于囚犯，劳作动物的营养很好，其中不乏身材肥胖者。阿伦特在《人的境况》最后一章中论述了劳作动物的胜利，然而她并没有针对这种社会发展趋势提出有效的替代方案。她仅仅无可奈何地指出，目前只有少数人拥有行动的能力。在该书的最后几页，阿伦特重提思想的重要性。在当下消极的社会发展趋势中，思想受到的影响和伤害最小。尽管世界的未来取决于行动者的力量，而非思想。然而思想对于人类的未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在积极生活的各项行动中，思想是最富有行动力的，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其余一切行动。在全书结尾处，阿伦特论述道：“那些富有思考经验的人，将很难不去赞同加图(Cato)的名言：‘当他表面看来无所作为时最为活跃，当他独自一人时最不孤独。’”这段结语看上去像是一种应急措施。然而一旦“行动的经验”以“最纯粹”的方式展现自身，那么纯粹的思想能够起到何种作用呢？阿伦特尤其重视行动，在这方面和现代晚期功绩主体的过度活跃和歇斯底里症状恰恰有许多共通之处。她以加图的格言作为全书结语，也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西塞罗最早在《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引用了这段话。他在同一段引文之后呼吁读者远离“集会”和“熙攘的人群”，回归一种孤独的沉思生活。西塞罗在引用加图的话之后，紧接着特别赞颂了沉思生活的意义：并非积极的生活，而是沉思的生活，才能使人类获得其应有的状态。阿伦特却从中发展出了积极生活的赞歌。加图谈论沉思生活的孤寂状态，而阿伦特则不断强调“行动者的力量”，二者之间并不相容。《人的境况》一书结尾处，阿伦特在无意中谈及沉思生活。然而她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丧失了沉思的能力，积极生活变得绝对化，从而导致现代积极社会的焦虑和歇斯底里症状。[1]与阿伦特的看法相反，在基督教传统中也并非仅盛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是更多地追求一种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之间的调和状态。例如，圣格里高利(der Heilige Gregor)写道：“人必须知道：一个好的人生要求，人从行动的生命过渡到沉思的生命，随后灵魂再从沉思的生命回归至行动的生命，这种回归往往是有益的。内心燃起了沉思的火苗，能够使行动达到完美的境界。行动的生命必须将我们指引向沉思，沉思起源于我们内心所见之物，并召唤我们重新回归行动。”(转引自：Alois M.Haas,Die Beurteilung der Vita contemplativa und activa in der Dominikanermystik des 14.Jahrhunderts,in:Arbeit Muβe Meditation,hrsg.von B.Vickers,Zurich 1985,S.109-131,hier:S.113.)
[2]“人的出生便构成了奇迹，借由他的出生，人以行动创造新的开端。……圣诞剧中宣告‘福音’的那句话———‘一个孩子为我们诞生了',以最简洁、美好的方式表达了如下事实——人在世间怀有信念，并对世界抱有希望。”(Hannah Arendt,Vita activa oder Vom tatigen Leben,Minchen 1981,S.317.)
[3]Ebd.,S.406
[4]Ebd.,S.409
[5]Ebd.,S.411
[6]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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