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在十九世纪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是从尼布尔（Niebuhr）和博埃克(Boeckh) 到蒙森和布克哈特，从萨维尼和兰克到马克斯·韦伯和特勒尔奇的德国大师们的劳绩。观念并非由观念无性繁殖而来。这一产生了新历史观并且奠定了它对西方相当部分政治与精神生活之决定性影响的过程，乃是植根于至少要追溯到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社会与文化巨变。历史意识的兴起最广为人知且名声不佳的后果是民族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而它在兴起之时便立刻响应了为民族与阶级间的公开搏斗正名的需要。若寻其开端之地，非止一域，但它最初是在德国思想家们那里得到了系统的表达，且它与民族化的德意志国家的兴起有历史性关联。根本性的政治发展常由观念领域中某一酵素前驱，而正是德语国家中，对于历史发展的新看法衍成一股有力且影响深巨的观念潮流。单独的思想家与学术、政治、艺术、宗教的广大群体先后开始将所有人类活动看成某个统一的“有机”社会整体中的元素，这一整体并非静止的建制结构，而是民族、文化、阶级发展的动态过程——它是由活生生的社会整体所特有的玄妙复杂关系所连结成的社会“有机体”，是不能被精确量化的物理、化学方法分析的类生物体。此种形式的生命据称可藉由某种亲接来感受、直觉、理解，但即使是在思想中，也不能拆散再重装，像由一部可分的部件所组成、服从普适不变的因果定律的的机械那样。
这些思想家们反叛了某种形式的古典的、基督教的由单一静止的自然规律统治的核心世界观念，无论这观念是斯多葛派的或亚里斯多德式的，或托马斯主义的，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因果机械模式的，则他们几无可能是超脱尘世的哲学家了。他们大体上都与所属的政治群体和民族羁绊甚深；且他们都认为自己的智力活动与一个新秩序的兴起紧密相连，在此秩序中，德意志民族扮演了领导角色。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德意志之根，它深植于宗教改革、虔敬主义与此前的神秘主义预知运动中，也深植于德意志城市与邦国那种地域性的、乡土的、固守传统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他们都强烈地意识到他们的世界与深嵌于莱茵河西岸的文明观中的那种普遍主义和科学浪漫主义的区别。作为学者、批评家、历史学家，他们探究、搜集、描述、分析、解释；作为人与公民，他们不能自外于所属团体的社会政治问题与斗争。不管他们之间有何种争议，他们都未尝将上述两种职能区别开来：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党派活动和某些运动，并且通常与它们的领袖有直接的私人联系。这赋予他们所表达的观点以特殊的生命与力量，有时还有相当的公众影响力。正是这一新历史学派某些中坚对政治的投入（尽管他们中一些人努力与之保持一定的疏离）向他们的历史著作传递了一种道德和政治的导向，不论所处理的是他们自己的时代还是遥远的文明和情境。尽管他国的历史学家们也同样如此——麦考莱（Macaulay）和格罗特（Grote），米什莱（Michlet）和基佐（Guizot）并不能被描述成政治中立的作者——但在德国这却成了具有近乎官方地位的民族历史哲学。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这一点既适用于尼布尔和蒙森、德罗伊森和马克斯· 韦伯，也适用于激烈的党派性作者如特赖齐克和桑巴特。这一点在此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弗里德里希·梅尼克身上也同样成立，尽管他挣扎着试图超越于急迫和暂时的考虑之上。
在他的三部名著中，梅尼克致力于处理他自己时代的一些中心问题，并追溯了它的源流和发展。特别是他以精确和无可置疑的学识描述了那由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强有力的统治者，无论个人或集体，违反它也须付出骇人的代价）观念所主宰的旧欧洲图景的逐渐淡出，以及它如何被具有自觉的独特个性与迫切要求、只需对自己负责的国家的概念所压倒。他给出了对这样一种张力的经典论述：一方面是被广泛接受的普遍人类价值，个人与群体的权利和指导人类行为的总体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危机时刻与人类的一般道德准则激烈冲突的国家需要——无论以何种代价，满足这种需要便能确保国家的安全、力量与伟大，而这正是国务活动家们的首要义务。
他自己对一个难题的意识贯穿了他对此话题的讨论：决定社会走向及其成员发展的萨维尼所谓“沉默的操纵力量”与他认为在历史限制之内人类行动的自由之间的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在何种程度上或此或彼的个人、群体或政策将承担或免于历史责任。但这个吸引了他和他的前辈们的主要问题 （idée maîtresse），乃是关于某种（在他看来是唯一真切的一种）人的联合的性质，这种联合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与独特的“有机”特质，是像植物一样发育、只遵从它自身本性的社会总体，若妄图依据某种定律或原理将它们归于普遍图式而忽阿略它们的独特精华，它们各自生存与行动的目标，它们与其它社会或时代不可通约的、足以为它们之所为与所是解释辩护的价值，是无法理解、解释与限定它的。无疑他被一个显在的冲突所困扰：上述一切似乎将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成功本身——有时干脆只是强力——便能决定什么是重要的、值得为之而生（或为之而死）的信条，然而毕竟还需要一些能超越主观主义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单独的思想家、诗人或国务活动家们不可预料的个体直觉所揭示的价值——毕竟人们之间还需要有共识或共同目标，它即使不是被普遍接受的，也应当能把客观性引入一些基本的价值决定——伟大与渺小，美好与邪恶，进步与倒退。梅尼克认为，不同国家——独立的社会有机体——具有个性和不同发展道路这一观点的兴起，乃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欧洲思想延续中最重大的断裂。的确，今日回首不能否认的是，那些激烈摇撼着过去两个世纪的伟大运动——传统主义与多元主义，浪漫主义和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类观，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所有社会和政治上的非理性主义——其根基都在于背叛了梅尼克所说的“简化的视角”——对科学均一性的信仰；或者说，在于动摇了自然法和各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实用注意和理性主义，最重要的，动摇了那种把宇宙设想为一个单一不变系统的一元论观念，在此观念下，宇宙可以被所有人的理性所理解——只要他们开眼去看——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境。
在那部旨在探求新的历史意识之起源的书中，梅尼克将这种新的观念从莱布尼茨和伏尔泰，孟德斯鸠、维科和伯克一路追踪到新历史方法在伟大的德国奠基者的著作中的最后胜利。梅尼克具有淹通而不散漫的渊博，而他对意识形态与观念最细微差别的审慎与敏感，即使在他的伟大前辈中也罕有其匹：他论述他的三位英雄默泽尔，赫尔德和歌德的文字，将描述、观念与历史环境，思想家的个人气质与他们身处其中并为之写作的社会生活的特质精心编织起来，而构成了这伟大三联画中最后一幅的他对歌德的论述尤是如此。较之那些大胆乃至肤浅的观念史家们的浮泛概括，他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他的题材一样，他的风格复杂甚至有时晦暗，他的方法有时也缺乏重点并流于印象化。梅尼克深恐自己重蹈他在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那种令人憎恶的自然法的、机械性的、抹平一切的传统中发现的错误。他畏惧过度简化，唯恐概念劈开了社会或个人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肌理——这些需要竭尽心力作互动性的“个体化观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愿用教条性的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手术刀对它作活体解剖。他不愿传达默泽尔所谓的“总体印象”，因为它不能仅从对部分的分析中得到，更不可能来自某种历史规律削足适履的应用，因为此类规律无法传达德国历史主义思想家们称之为“时代风格”（Zeitstil）和“民族风格”（Volksstil）的音调和独特色彩，而它是渗透在个体或社会的所有活动中的，无论是它的科学还是艺术，无论是黎塞留的公文还是他的情书。他想避免会造成狭化和扭曲的公式，清除对社会变化必须遵守的规律的狂热信仰，在这种规律中一切事实都被强行压缩，不论其对象如何抗拒图式化。梅尼克以无比纤细的笔触来画肖像，即使主线仍然存在，读者如果习惯了分析思想家们所写的那种运用着精确的术语定义、门类分明、意识形态线索果断鲜明的思想史，有时或许会在这座森林里迷失，虽然作者所勾勒的总体轮廓其实是不能忽视的。而读者若做好准备去跟随梅尼克细致却并不繁冗重复的行文，最终将得到丰厚的回报。他的方法目的在于保存一种鲜活完整的现实感——社会、政治、艺术、宗教和个人生活的流变，它的复杂图式，它与信仰和理念的相互影响，个人与社群对自己和过去的看法——对不同社会的具体、多面、富于变化且永无止境的生命的感知。
毫无疑问，将历史视为社会、政治和道德有机体、其相互作用构成了人类精神的亚里士多德式“生命实体”的发展——一种新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的观念——只不过是许多关于人类生活的看法之一，而且在要求运用更严谨的方法来进行确证的人们看来，可能属于虚妄：后者希望运用经验或科学的方法，即使得到的结果不能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或者回答得不足以达到运用想象的探究的那种深度。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除了它的历史和政治影响、它改变了西方一般思想与感受方式的冲击力，与它所反抗的实证主义教条相比，这一方法（不管它有何种形而上学的缺陷）的确扩大了历史学家的领域和视野。梅尼克在对这一运动的信仰中成长起来，并倚仗它本身的经典作品，如狄尔泰（他自己深受其影响）、马克斯·韦伯和李科特的著作，向满心科学、已对它的真实性日益怀疑的年轻一代重新描述它的起源。
像任何一个初学者一样，梅尼克为他所处理的问题深深困惑，而这赋予他对十九世纪初历史意识革命的论述以巨大的生命力。他成长于普鲁士民族主义的鼎盛时期并深受影响。价值（无论是对历史学家还是对一般人而言）与客观事实和自然科学的结论的关系，不同观点和它们所体现的价值的相对性，民族秩序与国际秩序的冲突，国家与其他组织或个人权利的对抗，运用力量，特别是战争手段的正当性，自然科学与人文研究方法明显的不相容及其对政治和个人道德的意义——所有这些问题，他不仅以历史学家和历史方法研究者的身份，而且以一个德国人和普通人的身份来面对它们，终其一生，他都为这些问题所苦。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从未完全明确：他从不回避痛苦的话题；他耐心地寻求解答；他希望能有某个天才人物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解决或消解这些问题，而他自己从不装作得到了最终答案。
他写作《历史主义》一书时是身处一个危机时代，有意或无意地，与德国历史上那个重要的转折点恰成镜像：那时德国精神一方面被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和拿破仑式中央集权、理性组织和对传统与不同社会个性的摈弃所压制——同时还有英国工业主义的影响和它对古老纽带的毁灭——而在另一方面，还受到好斗野蛮的东方强权的威胁。如果说当年德国“精神”在两条战线上赢得了战争并建立了伟大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它也付出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骇人的道德代价。而在1918年之后，东方有布尔什维主义，西方又再次出现了他认为是浅薄的自由普世主义，梅尼克便寄望于个人的自由与道德和公共生活的需要与价值的一种神秘的综合，体现于伟大的有机总体——民族国家的宏伟历史进程中。对他来说这代表了一种富于教育性的、净化精神的力量，它能塑造人，且能保证人们的生活目的的发展——道德目标与感受，艺术，人际关系，在内心与外在两方面征服野蛮的自然。他谈论西方文明，但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德国和她的文化与生存：他既害怕那无时间性、全然不考虑生命与变化的抽象原则，也恐惧摧毁一切道德，或把其目标降低为主观性情或倾向的道德相对主义。在他心目中，这一冲突表现为人和随着历史发展的社会历史建制之间的张力，而后者其实正是由人们自己构想出的。
历史主义的观念便是他以富于激情的希望，但有时候带着痛苦的不确定感加以寻找的解答；既然它能在1815和1848年解决这一问题，在1918和1932年它也应当可以。正是这个观点给他的整个历史观注入了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热忱，并且影响了他的行文风格；这种风格是袭自赫尔德与兰克，而非那位被他偶像化的大师，冷静、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歌德。某一刻他似乎相信黑格尔已经成功治愈了马基雅维里通过揭示个人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不相容而对欧洲的政治机体造成的创伤；他几乎说服了自己，那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某种程度上已经在一个宏伟的综合中满足了政治道德和个人——亦即人类的——道德的要求；即使黑格尔没能做到，无与伦比的歌德也以天才人物才堪具有的直觉而非系统然而却是具体而令人惊叹的风格做到了。他崇拜俾斯麦，在他看来——那时许多德国学中人亦如是观——俾斯麦的政策创造了使德意志民族得以实现其特质与使命的条件。在1914年，他是许多满怀希望地期待伟大的普鲁士梦想即将实现的人们之一，然而这样的展望却带来了1918年那样的结果。尽管秉性谨慎而保守，他却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接受了魏玛共和国并忠诚地支持它直到最后。他是一个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但他不能接受不人道的行径。国家的权威有其限度；在风烛残年，他也未曾向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低头。
最终战败后他的苦涩反思是一个悲伤而压抑的文本。平心观之，它宣告了他和他那一代德国学人所代表的大部分东西已经破产。梅尼克具有坚定不渝的诚实，即使他没能克服时代和阶级加于他的偏见，他对给定社会与道德情境下道德的重心究竟何在总是有准确——有时是痛苦——的认识。这一点，连同他渊博的学识和他对观念、运动、制度、事件和重要人物的人格所组成的复杂网络的敏感，使他对德国历史思想之兴起的论述成为一部至今未被超越的经典。
在1918年德国战败后的黑暗日子里，为寻得安慰，他返回德国文化生活最美好的时刻，而新的历史观正是其核心。理论上讲，他的任务仅仅是描述与记录他人的抱负与成就，但实际上，那也是他自己的抱负与成就。讲述故事的是一个参与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旁观者。对歌德的赞颂，甚至梅尼克为这位近乎完美的人物竟公然厌恶历史并对国家的权威明显缺乏尊敬所找的借口，大概都源自他从他生长其中的德国文化的沉没中尽量拯救些什么的可悲愿望。他希望回归诗人和学者们的遗产，正是这遗产的堕落令他回头仔细检视它开端所在的更加幸福美好的年代。他所描写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发展的早春，而当他完成他的三部伟大论著之时，它已经完结于黑暗和超乎想象的灾难中。在《历史主义》所关注的年代，浪漫的德意志梦想离它后来蜕变成的可怖噩梦还很遥远：于是他用鲜亮的色彩来描摹那令他心驰神往的时代中的天才先驱们，他自己学派的奠基者们。或许他自己也明白，他是这一学派最后的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