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玲 | 优绩何以成为一种霸权？

从当前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和社会生活的各种争论当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当正处于一种极度分化的时期(a deeply polarized time)。政治家和社会公众在“左”和“右”之间争论、摇摆并相互批评，社会被不断撕裂。那么，这种分化和撕裂究竟源自何处？是什么将民主逼到了角落？

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新书《精英的傲慢》(The Tyranny of Merit)当中，探讨了这些更为深层、更为细致的根源性问题。在他看来，2016年川普当选和英国脱欧都反映出社会中的一种愤怒之声，这种愤怒源自于在全球化 进程中和经济的加速发展过程中，只有富人获利了，而穷人越来越沦为社会底层；源自于在专家统治式的政治话语当中，底层社会的穷人无法表达出自己的声音；源自于成功者变得傲慢自大、洋洋自得，而失败者陷入自卑与自责……桑德尔把这些愤怒归结为底层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愤怒(anger against elites)，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将当前美国社会中的排外现象仅仅看作是民粹主义的抗议、或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抱怨，那就是一种彻底的谬误。

那么，美国社会该如何应对和化解这种愤怒之声，该如何挽救政治生活中的撕裂危机，并重新构建充满活力和建设性的公共生活和讨论呢？桑德尔在新书中给出的根本之道就是：必须要重新思考“优绩”(merit)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公共善(common good)，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成功与工作的尊严。

本书从2019年震动美国社会的高校招生丑闻入手，描述了美国家庭如何竭尽全力通过各种正当的和不正当的途径将孩子送入名校就读。与大家所熟悉的 “走后门”(back door)的作弊方式不同，卷入丑闻的这位高考咨询师威廉姆·辛格(William Singer)，发明了一种“走边门”(side door)的作弊方式，即：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修改SAT答题卡、造假体育特长生等）来提升学生成绩，获得名牌高校录取通知书。

当所有人都为这种新颖、昂贵且不易察觉的“走边门”的作弊方式感到震怒时，桑德尔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些更加令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人们都要上好学校呢？为什么家长们要不惜重金并冒着损害声誉、甚至坐牢的风险，一定要让孩子进入名牌高校呢？

原因在于我们这个社会所奉行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的理念。

桑德尔在这本书里细数了优绩主义的缘起及在当代政治和社会中的表现。西方文化中的道德直觉在根本上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的命运折射出我们的品行。这在圣经中就有所体现。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发展，这种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桑德尔指出，新教工作伦理不仅仅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时也刺激产生了自助(self-help)的观念以及对自己命运负责的伦理精神，这契合了优绩主义思维方式；他指出，马克斯·韦伯在发扬新教伦理的时候便认为，幸运的人想要确信自己“应得”自己所拥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优绩主义理念的扩张。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带来了公平和生产力，但更深远的是，市场让人们仅仅基于努力和天赋就能够参与竞争。这使得市场所产生的结果与“优绩”(merit)相关：在一个机会完全平等的社会，市场会给予人们所应得的。市场所带来的这种优绩主义的(meritocratic)转向，促成了两种精神：一是个体责任意识(personal responsibility)的增强；二是阶层跃升(the rhetoric of rising) 意识的形成。如果有平等的机会，那么人们不仅仅会由于自己所具备的各种技能和自身的努力而获得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且他们的成功仅仅取决于自己、并应得自己所获得的奖励。由此，优绩伦理的核心观念得以形成。“如今，我们像清教徒当年看待救赎那样看待成功，我们不会将它看作是运气或恩惠，相反，我们认为我们成功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奋斗。”

这种优绩主义的核心观念，不仅仅认可个人自主性、契合个体责任意识，还符合人们对于阶层跃升和社会流动性的期望。桑德尔还指出，在分配工作时，奉行优绩主义理念会带来效率和公平。这是因为，让最有能力适合某个职位的人去做这样的工作是最有效率的；同时，基于能力或才能、而非家庭出身或肤色去分配职位，是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此外，优绩主义还会给人们带来某种自由感：我们的命运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是否成功不取决于外在力量，而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努力、能力有多强，我们就能走多远。因此，优绩主义高扬人的能动性，并带来一种能够安慰人心的道德观念：我们所拥有都是我们应得的。它不但鼓舞人心，而且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然而，在桑德尔看来，优绩主义并非看上去的那么美好；相反，它会导致诸多不满，甚至与当代社会中的新民粹主义理念相暗合并推波助澜，在政治生活和社会领域造成诸多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我们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没能兑现优绩主义的承诺时，当那些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的人无法获得上升时，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当人们认为优绩主义的承诺已经实现，但自己失败了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绝望感。这是一种更加挫败的不满，因为它暗示着，对于那些落后者来说，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如果人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功，那么，那些落后的人只能怪自己，社会也没有理由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如果优绩主义只是一种激励(inspiration)，那么，那些落后的人就会谴责这种制度；如果优绩主义是一种事实(fact)，那么那些落后的人就会容易谴责自己，并容易陷入自卑与焦虑。与此相对应的是，那些成功者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凭借于自己的努力与才能，因而应得所拥有的一切；这种理所当然的应得观，会让他们滋生骄傲、自大的傲慢感。

失败者与成功者之间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立心态，不仅与人类福祉相悖，而且会腐蚀公共善、破坏社会团结、甚至促进社会分裂。当社会存在严重不平等、并且缺乏流动性的情况下，一再重申我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并应得我们所拥有的，会腐蚀团结并贬低那些由于全球化而落后的人。升入好学校、拿到高薪、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品质，真的是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吗？我们越认为自己是自足的，就越难学会感激与谦卑；而没有这些情感，我们就很难真正地关心公共善。如果成功人士认为自己的成就部分地源自于好运气、上帝的恩惠或共同体的支持，那么，与他人共享的道德理由也就更强。同样，那些失败者真的完全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没有能力吗？他们很可能是受生活环境、教育资源匮乏甚至是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才没有获得成功；此时他们需要的是帮助，而非来自于成功人士和社会的蔑视，否则他们的自卑与焦虑很容易转化为对成功人士的愤恨，这也是新民粹主义之所以兴起的社会心理要素之一：民粹主义对优绩主义精英的反抗，不仅仅与公平有关，也与社会自尊相关。

二、当能力的获得和提升在当代社会与教育密切相关、甚至是绑定在一起时，优绩主义理念还会形成某种暴政、伤害民主。这是桑德尔始终最为担心的。他通过分析当前美国大学的相关录取数据、以及哈佛大学的优绩主义精神遗产指出，优绩主义的理念不仅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也是高等院校录取学生的根本价值取向，而优绩主义所倚重的才能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由此，当公共话语和高等院校录取原则呈现出优绩主义理念的叠加时，大学本科学历成为获得值得尊敬的工作和体面生活的敲门砖。这会造成一种文凭主义(Credentialism)的偏见，并贬低工作的尊严和那些没能上大学的人；高等院校沦为一种筛选机器(sorting machine)。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家长不择手段一定要将子女送入高等院校、尤其是著名大学的原因所在。进入好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将来能获得高收入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当大学学历成为一种武器时，优绩便成为一种暴政。

同时，与最早反思优绩主义的英国社会学家艾瑞思·杨(Iris Young)一样，桑德尔不仅仅认识到优绩主义可能会造成成功者的自大心理，更看到了他们与技术专家之间的亲密关联，认识到他们容易看不起那些没有与自己一样显赫文凭的人，也看到他们的这些态度会腐蚀公共对话。让桑德尔更为警惕的是，如果坚持认为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价值中立的专家们才能最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会形成一种技术官僚式自负，败坏民主并让普通民众变得无力。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治理社会当然是好的，但前提是他们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并对工人阶层的生活抱有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与公民德性。然而，事实远非如此。大多数大学并不能或并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商议公共善的实践智慧和公民德性，因而持有大学文凭的人并不一定能比没有文凭的人更好地治理国家。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并不比没受过教育的人更宽容，而且他们还不会因为自己歧视底层人士而感到惭愧；相反，他们认为那些失败者之所以没能成功是因为没有努力，不值得同情、不配获得帮助。因此，在优绩主义和专家统治相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公共对话和相互理解难以进行，更难以实现公共商议，民主会遭到戕害，并进一步加深社会撕裂。

既然看上去那么美好的优绩主义会带来这么多问题，那么，如何才能走出优绩主义的困境与陷阱呢？

桑德尔在书中列举并对比了优绩主义的两种替代方案：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强调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与罗尔斯强调福利国家的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在桑德尔看来，这两种方案都反对优绩主义所主张的：一个社会应当按照人们所应得的来分配收入与财富。但二者所形成的对成功的态度与优绩主义的态度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而且二者都没有能够充分深入地阐明公共善，因而不足以对抗优绩主义的自大与侮辱性的一面。他认为最有力的、能与优绩主义理念相抗衡的观念是：我们的命运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们的成功与困境都源自于上帝的恩惠和变幻莫测的运气。

当我们怀有这样的敬畏和谦卑之心时，才能更好地关心公共善、商议共同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共同善的引导下，重新认可各种工作所具有的尊严和价值。这不仅仅需要我们在公共文化中，认真严肃地回应工薪阶层的挫败感，更要将认可工作的尊严作为政治议程的重心；因为一个社会如何尊重和奖励工作，对于它界定共同善而言至关重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贡献并不是取决于偶然性的供需关系，也不应该有市场价值来加以衡量，而应该取决于我们的工作所具有的道德分量和公共价值。与此同时，有关工作尊严的公共讨论，也是我们重新思考和界定共同善的一个好的开始，借此我们进一步重新界定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共同善以及我们的共同体所期望的目的是什么？如此，我们才有希望超越优绩的暴政，走进一种少一些仇恨、多一些温情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