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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认同与尊严的斗争如何席卷当代世界｜弗朗西斯·福山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勿食我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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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奥利弗·诺梅里尼高级研究员
我们无法摆脱身分认同或身分认同政治。套一句查尔斯·泰勒的说法，身分认同是“我们涉及最强大的道德理念”。而因为那建立在“激情”这种普世一致的人类心理上，它跨越了边界和文化。这个道德理念告诉我们，我们有不被承认的真实内在自我，暗示整个外在社会可能是错误、压抑的。那会凸显我们与生俱来、盼望尊严获得承认的要求，并且在得不到这样的承认时，给我们一种语言表达怨恨。这种对尊严的要求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消失。这是点燃无数平民抗争的火星，从法国大革命到突尼西亚不受尊重的街贩的抗议都是如此。这些民众希望被当作成年人对待，希望能影响统治他们的政府。自由民主建立在赋予个人自由平等的权利上，也就是有平等的选择程度和主体性来决定其集体政治生活。但就算被平等地承认为一般人类了，许多人仍不满意。生活在独裁政府底下时，我们会极度珍视民主国家公民可享受的权利，但民主一经建立，那些权利就被视为理所当然了。不同于他们的爸妈，今天在东欧长大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计划体制下的生活，而可能将其享受的自由视为理所当然。这使他们得以着眼于其他物事：不许彻底发挥的潜力，以及他们如何遭受社会规范和周遭制度的压抑。另外，作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代表真的会得到政府或其他公民平等的尊重，而会被依照肤色、性别、出生国、长相、族群或性取向来评断。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会以不同的方式遭受不敬的对待，而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会寻求自己的尊严。身分认同政治由此产生自己的动力，使社会依各群体被牺牲的独特“人生体验”，分裂成愈来愈小、愈来愈小的群体。身分认同的混淆俨然成为现代世界生活的一种症状。现代化意味着不断的变革和瓦解，以及开拓之前不存在的选择。它是流动、易变而复杂的。这种流动性大致上是好事；一代接一代，已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逃离未提供选择给他们的社会，属意提供选择的社会。但存在于现代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选择的余地，却也可能让人民不开心，或失去与其他人类同胞的连结。他们发现自己深深怀念他们认为已经失去，或据说先人曾经拥有的社群和有组织的生活。他们追寻的真实身分认同是能让他们和他人连结在一起的身分认同。如果有领导人告诉他们，现有的权力结构背叛他们、不尊重他们，而他们所属重要社群的伟大将再次获得承认，他们有可能受到蛊惑。
许多现代自由民主国家都来到一个必须做出重要抉择的关口。他们曾需调和迅速的经济与社会变迁，并因全球化而变得远比从前多元。他们已经为先前被主流社会忽略的群体创造了认同的需求。但可想而知，这需要拉低他们取代的那些群体的地位，形成怨恨、反弹的政治。双方都退回更狭隘的身分认同，便威胁到商议和社会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这条路最终会通往国家崩溃与失败。但现代身分认同的本质是变化无常。尽管有些人可能说服自己，他们的身分认同是基于生物学、非他们所能掌控，但现代性的状态正是拥有多重身分认同，会被多种层次的社会互动塑造的身分认同。我们拥有为种族、性别、职场、教育、群聚倾向和民族界定的身分认同。对许多青少年来说，建立身分认同的基础是他们和朋友听的特定次音乐类型。但如果身分认同政治的逻辑是将社会分成更小、只在乎自己的群体，那也可能创造出更广、更整合的身分认同。你不必否认个人的潜力和人生体验便能承认他们可能和更广大的公民圈子有同样的价值观和热望。“Erlebnis”可累积成“Erfahrung”，人生体验可能变成平常的经验。所以，尽管现代世界的我们永远无法摆脱身分认同政治，我们可以将它导回能更宽广、让民主运作更正常的形式：对尊严相互尊重。此时此刻，我们要怎么将这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呢？我们可以从试着反对那些驱使民众坚持身分认同的陋习着手，例如警察恣意对少数族群施暴，或工作场所、学校和其他机构里的性侵害及性骚扰。任何对身分认同政治的评论，都不该暗指这些不是真实、迫切、需要具体解决方案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议程是将较小的团体整合成较大的整体，以此建立信任和公民权。我们需要发扬以现代民主政体的根本思想为基础的信念式国族认同，并运用公共政策，谨慎地以那些身分认同同化新移民。自由民主有它自己的文化，我们必须给予它比排斥民主价值观的文化更高的评价。过去数十年，欧洲左派改而支持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贬低让移民融入国族文化的重要性。打着反种族主义的旗帜，它刻意忽视那种同化行不通的证据。新的民粹主义右派则怀念正在逝去的民族文化：那种基于族群或宗教，大抵没有移民或显著多元性的文化。在美国，身分认同政治已将左派裂解成一连串身分群体，每个群体都有精力最充沛的政治运动人士。那已经在许多方面与曾是其最大选民的身分群体断了联系：白人劳动阶级。这刺激民粹右派的崛起，他们觉得自己的身分认同受到威胁，进而受到一名将个人虚荣与他可以火上加油的愤怒和极化绑在一起的总统煽动。欧洲的议程必须从重新定义体现于公民权法律的国族认同着手。理想上，欧盟该创造凌驾国家公民法的单一公民身分，而其必要条件是遵循基本的自由民主原则。以往这不可能在政治上实现，现今，随着民粹政党在欧洲大陆崛起，又更难以想像。如果欧盟先透过将权力从委员会转移到议会来将本身民主化，并试着借由投入欧洲身分认同、创造适当的符号和叙述，并且在共同的教育制度中反覆灌输来弥补失去的时间，应该会有帮助。这也可能超出一个二十八国联盟的能力──每一个会员国仍唯恐失去其国家的特权，而准备否定这样的计划。因此，不论结果好坏，每一项行动都必须发生在会员国层级。那些仍以属人主义为基准的欧盟国家法律必须改为属地主义，不再优待某个族群。从严审理新公民的归化有绝对的正当性，美国这么做已经很多年了。在美国，除了要证明已在国内连续居住五年，新的公民也被指望能读、写、说基本的英语、理解美国历史和政府、具有良善的道德品格（意即没有犯罪纪录），并展现对美国宪法原则及理念的忠诚。相较于欧洲，美国向来更欢迎移民，因为它很早就基于其漫长的移民史，发展出信念式的身分认同。相较于欧洲人，美国人向来以归化美国的公民为傲，会举行隆重的归化仪式，有乐旗队和当地政治人物充满希望的演说助阵。政治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曾指出，在美国，一个人可能会被指控为“不是真正的美国人”（un-American）──换作在丹麦或日本，同样的情况，是不会被指控为“不是真正的丹麦人”或“不是真正的日本人”的。美国作风构成一套信仰和一种生活方式，而非族群性；人可能偏离前者，而非后者。
在南北战争后出现的信念式国族认同，如今需要再次大声强调、大力捍卫，抵抗左右两派的夹击。右派，新白人民族主义的声浪想把国家拖回那种以种族、族群或宗教为主的身分认同。当务之急是坚定地将这些观点斥为“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就像班·萨斯力图去做的那样。左派，身分认同政治试着借由凸显牺牲，在一些案例暗示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其他系统性排除天生存在于美国的DNA，来减损美国民族性故事的正当性。这些一直是，也将持续是美国社会的特色，而现在就必须勇敢正视。但我们也可以采用一种渐进式的说法：以美国的立国原则为基础来克服障碍、承认更多群体的尊严。这种叙述即是林肯所展望的“自由的新生”，也是美国人在林肯创设的节日──感恩节──庆祝的内涵。尽管美国曾受惠于多元，却无法以这样的多元性建立其国族认同。身分认同须与立宪精神、法治和人类的平等密切相关。美国人尊重这些理念；抵制这些理念的人，国家有充分的理由拒绝给予公民权。一旦国家界定了适当的信念式身分认同、欢迎现代社会的实际多元性，移民争议的本质就非改变不可了。在欧洲和美国，移民的辩论正在左右两派之间极化，右边是试图完全切断移民，还想将现有的移民送回出生国，左边则声称自由民主国家有几乎无限接纳移民的义务。真正的焦点应摆在如何以国家的信念式身分认同更妥善地同化移民的策略。同化得宜的移民会为任何社会带来健康的多元性，充分实现移民之益。同化不良的移民会扯国家后腿，甚至对安全构成危险的威胁。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不会因为它保障了公民的权利就要求太多回报。国家共同体的观念或许可透过国民服务的普遍要求来巩固。这样的委任会凸显这个事实：公民身分需要承诺与牺牲来维系。你可以透过效力军事或公职来做到这件事。美国的归化誓词就阐明了这样的要求：要宣誓者愿意从军报效国家，或依法律规定出任公职。如果这些服务建构正确，便能强迫年轻人与其他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区域、种族和族群的年轻人一起工作，就像今天的国军一样。一如所有形式的共同牺牲，这将是一种强而有力、让新移民融入国家文化的方式。国民服务将成为当代版的古典共和主义，一种鼓励美德和公益意识，而非仅放任公民追逐私生活的民主形式。政策面聚焦于同化也表示移民规模和变动率变得重要，对欧洲和美国都是如此。当移民人数相对于在地人口呈现增长，要融入优势文化便困难得多。移民社群一旦达到某个规模，就会倾向于自给自足而不再需要与外面的群体有所连结。他们可以淹没公共服务，强迫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额外照顾他们。尽管长期而言移民可能对公共财政有正面的净效应，但前提是移民要有工作，成为纳税的公民或合法的外籍居民。庞大的新移民也可能削弱国家对本土公民福利的支持──这在欧洲和美国的移民辩论中，都是一大要素。自由民主国家大大受惠于移民，经济上及文化上皆是如此。但自由民主国家无疑有权控制国界。民主政治制度是以政府和公民的契约为基础，双方皆有其义务。没有定义公民权、行使选举权，这样的契约就没有意义可言。所有人民都有成为公民的基本人权，据《世界人权宣言》，这是不能任意取走的权利。但那不代表人民有权成为任一国家的公民。此外，国际法也不会挑战国家控制边界或为公民权设立标准的权利。国家应给予难民同情、同理与支持，但一如所有道德义务，这样的义务必须与其他务实的考量相调和，例如资源短缺、其他优先事项，以及政府能否永续支持难民计划等等。对欧洲来说，这代表欧盟全体需要比现在更妥善地掌控外部边界，也就是说，要给义大利和希腊等国家实质的帮助和更大的权力来管制进入欧洲的移民潮。目前负责这件事的组织欧洲国际边界管理署（Frontex）人力不足、资金不足，也未得到最关心阻绝移民的几个会员国的强力政治支持。不先解决欧洲的外部边界问题，境内自由行动的申根制度在政治上就难以维系。美国的情况多少有点不一样。长久以来，这个国家在实施移民法方面非常不一贯。移民法并非不可能实施，但这是政治意志的问题。尽管在欧巴马当政时，被驱逐出境的人数已开始攀升，但这种行动本身就有反覆无常的特性，使政策无法长期维系。实施移民法不需要边墙；有很高比例的无证外国人是合法入境，签证逾期仍滞美未归。这类规范较合适的执行方式其实是透过雇主处罚制度（employer sanctions），而这需要全国性的自动识别系统，告诉雇主谁是合法居留。这尚未发生是因为太多雇主受惠于移民提供的廉价劳力，不想扮演执法官员的角色。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民众与众不同地反对国民身分证制度──基于对政府的猜忌，左右两派都是如此。于是，目前美国境内约有一千一百到一千两百万无证外国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来美国很多年，正从事有益的工作、抚养家庭，在其他方面犹如守法的公民。有人认为他们违反美国入境法律所以统统是罪犯，这种想法荒谬可笑，虽然他们之中确实有人是罪犯，就像土生土长的人口一样。认为美国一定可以强迫这些人离开美国、回到出生国，也是荒唐的想法。这等规模的计划足以和史达林的苏联或纳粹德国媲美。因此，移民改革能否达成基本协议的问题，已经存在好一段时间了。政府应严格执行控管边界的措施，来换取民众同意给无犯罪纪录的无证外国人一条成为合法公民的路。这样的协议或许真能得到多数美国大众的支持，但强硬派的反移民人士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特赦”，支持移民的群体则反对更严格地执行现有规范。美国政治体系的极化和失能已让这样的协议多年难成。我曾在其他地方称这种例子为美国的否决体制（vetocracy）──少数人的意见可轻易阻挡多数人的共识。如果美国是真心想同化移民，就必须照上面概述的方针改革其移民制度。取得美国公民权和宣誓归化是同化关键、深刻的指标。有人反对说，给无证外国人成为公民的路走，无非是奖励他们违反美国法律、允许他们插队，无视后面还有大批寻求归化的合法外籍人士。公共服务的需求或许能缓和这些顾虑。因为抱持这样的幻想──目前平静地住在美国而有生产力的无证外国人终将被遣返回出生地──这个国家正为同化树立不必要的障碍。在此同时，若美国仍无法贯彻现有的法律，这个问题势必会延续下去。着眼于成功同化外国人的公共政策，或许可以挫一挫目前欧美民粹主义的锐气。大声反对移民的新群体其实结合了不同顾虑的民众。强硬派是受种族主义与偏执驱使，做什么都很难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们不该迎合他们，而该以道德观点加以反驳。还有些人担心新移民最终会不会同化。他们比较不在意有没有移民，而是在意移民的人数、改变的速度，以及现有机构承载那些变革的能力。让政策聚焦于同化或许能减轻他们的忧虑，使他们和那些冥顽不灵者分道扬镳。不论能否做到这点，着眼于同化的政策都有益于国家的凝聚。与移民、难民和公民有关的政策是目前身分认同辩论的核心，但此议题涉及的层面比那广泛得多。如亚当·斯密所言，身分认同政治根源于一个穷人和被边缘化者不被同侪看见的世界。对丧失地位的怨恨是从真正的经济困境开始，而要消除这样的怨恨，一个办法是缓和对工作、所得和安全的忧虑。特别在美国，多数左翼人士早在数十年前就不再考虑以具企图心的社会政策来矫正穷人的根本困境。谈论尊重和尊严，比提出可能得耗费钜资才能具体缩小不平等的计划来得容易。一个重要的例外是奥巴马总统，他的“可负担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美国社会政策的里程碑。法案的反对者试着给它贴上身分认同的标签，小声暗示这个政策是由一名黑人总统设计来帮助他的黑人选民的。但那实为一项全国性政策，旨在帮助所有没那么富裕的美国人，不论其种族和身分认同为何。该法案的受惠者甚多，包括南方的白人在内──但他们仍被说服把票投给誓言撤销该法案的共和党政治人物。身分认同政治已使得设计这种雄心勃勃的政策更加困难。二十世纪的大半时间，自由民主国家的政治都绕着各种经济政策议题打转。进步左派想保护市井小民不受市场的变幻无常所害，也想运用国家的力量更公平地分配资源。右派则想保护自由企业制度及每个人参与市场交易的能力。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派、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政党占据光谱的从左到右，可透过他们希望政府干预，以及忠于平等或个人自由的程度来判断位置。这段时间也有重要的身分认同群体，包括主打民族主义、宗教和地域的政党。不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民主政治的稳定性是以最主要的中间偏左和中间偏右政党为轴心：对于民主福利国家的正当性，双方的意见差不多一致。这样的共识现在代表着一个旧体制，而这个旧体制正受到稳固生根于身分认同议题的新政党强烈质疑。这对民主政治的未来构成巨大的挑战。尽管二十世纪初期的经济政策争论屡屡造成尖锐的极化，但民主国家发现，相反的经济观点通常可以折衷妥协。反观身分认同议题就比较难调解了：你不是承认我，就是不承认我。对于丧失尊严或当隐形人的怨恨，固然常有其经济根源，但身分认同的斗争常使我们无法专注于能够具体矫正那些议题的政策。在诸如美国、南非、印度等有种族、族群和宗教阶层的国家，向来更难建立广大的劳动阶级联盟来为重分配奋斗，因为地位较高的身分认同群体并不想跟地位不如他们的群体齐心协力，反之亦然。身分认同政治也得到技术革新推波助澜。当网际网路于一九九〇年代开始成为大众传播的平台，许多观察家（包括我自己）相信它会成为推广民主价值的重要助力。资讯是一种力量，如果网际网路能让大家更容易取得资讯，就应该能更广泛地散播力量。另外，社群媒体的成长看来尤其可能作为实用的动员工具，让志趣相投的群体可就共同关心的议题串联起来。网际网路的点对点（peer-to-peer）性质可杜绝各种阶级守门员的暴政──他们会决定民众可获得哪些性质的资讯。身分认同是当今许多政治现象底下的论题，举凡从新民粹民族运动、伊斯兰主义的战士，到大学校园发生的争议。我们不可能完全不从身分认同的角度看待自己和我们的社会。但我们必须记得，深植我们内心的身分认同既非一成不变，也未必由出生的偶然因素赋予。身分认同可以拿来划分，但也可以、也已经被用于整合。那最终将是治疗现今民粹政治的解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