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福柯为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所出版的文集撰写的导言，这一文集以总医院与巴士底狱中监禁者的档案为材料，撰写了《癫狂与文明》的福柯也参与到了这些档案的整理中。李猛教授以Paul Foss和Meaghan Morris的英译本为基础，参考法文原文，将之翻译为中文，以飨中国读者。
福柯所关注的不是那些有着辉煌业绩与崇高声望的历史人物，也不是那些看似没有名誉但以另类的方式留下了他们的传说的恶贯满盈者，而是那些真正的无名者，如今，我们只能够通过档案获得有关他们一生的只言片语，而这些记录的留存只能够通过他们与权力的偶然而短暂的交锋实现。
这些留存在监禁-王印文书中的记录被福柯视为一个尚不成熟的开端。在这里，基督教式的转瞬即逝的忏悔以文书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而权力机构还没有获得医疗机构、新闻媒体等中介来规训它的臣民，从而使得人民直接面对着国王的身体，将卑劣低下充满暴乱的生活以仪式性的矫揉造作的语言扭曲地呈现出来，以获得权力对他们诉求的支持。这一转型也预示着未来文学的发展方向，即坦言那些不可坦言的私人隐秘。
正如福柯概括的，《无名者的生活》“更多体现了在骚乱、噪声和悲哀中权力对生命的作用，以及从中产生的话语”，福柯关注的，是每一位如那些被记录在案的人一样无名的人，权力通过话语对于他们的生命与生活的塑造与影响。
图扎尔（Jean Antoine Touzard），1701年4月21日被送入比凯特城堡："背教的教士，四处煽动，可能成为罪大恶极的罪犯，鸡奸者，只要有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这实足足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如果放他自由，还不如镇压他。"
应该考虑的是确有其人的故事；
他们的生存状态应该既模糊不清，又充满不幸。
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篇幅要尽可能短，只有几页，几行就更好了。
这些叙述不仅仅构成了奇闻轶事，而且以某种方式（因为这些讲述是申诉、告发、命令或者报告）还真的在他们的生存、不幸、狂热和难以确定的疯狂所构成的微不足道的历史中发挥了作用。
在他们的言语和生活所产生的震撼中，应该再次带给我们一种夹杂着美与恐怖的效果。
我希望这本书涉及的都是一些真实生存过的人；人们应该能够找到书中描述的这些事发生的地点和时间。不过除了人物的名字之外，这些简短的故事经常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它的东西，而这些短促的描述可能充斥着错误、捏造、不公正、夸大其词的地方，但在它们背后，总是有过一些人，他们活过，然后又死去，历经了苦难、邪恶、猜忌与喧哗。因此，我排除了所有那些可能出于虚构，或者类似文学的文本：文学创造的黑暗英雄形象，从来没能象我眼前的这些鞋匠、逃兵、小贩、掮客或云游僧人那样热烈，尽管所有这些人都易怒、可恶，或者既可怜又可鄙；而之所以这样，无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确实存在过。同样，我也删除了所有可能属于回想、追忆、再现之类的文本，尽管它们也在讲述现实，但却是从一种观察、回忆、好奇或者取乐的角度出发，保持与这种现实的距离。而我坚持，这些文本总是应该与现实保持一种关系，或者说是无数种可能的关系：这些文本不仅涉及了现实，而且它们就在现实中发挥了作用；它们应该在真实故事的戏剧场景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它们应该成为施加报复的工具，解决仇恨的武器，一场战斗中的插曲，能够表达绝望、猜忌、哀求或命令的手势。组成这本书的并不是那些最忠实于现实的文本，如果那样做，就是从文本再现现实的价值的角度来进行选择了；我选择的那些文本，都在它们谈及的真实生活中发挥了作用，而反过来我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文本多么不准确、浮夸或虚伪，文本本身也渗透着真实的生活：话语的这些碎片拖带着它们参与的现实的碎片。人们在本书中将要读到的并不是一些人物肖像的汇编，这里收集的文本是圈套、武器、叫喊、姿势、态度、计策或阴谋，而在其中，词就是工具。真实的生命就是在这些简短的句子中"演出"；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字再现了那些真实的生命，而是说，事实上，正是在这里，至少部分决定了这些生命的自由，他们的不幸，经常还有他们的死亡，在所有的时候，都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些话语确实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就在这些词中，他们的生存历经险恶，不知所终。
我也希望书中的人物本身不引人注目；没有什么东西会注定让他们声名显赫，他们也不具有任何确定无疑的，可以辨认的辉煌特征，无论是出身、财富或圣德，还是英雄行为或者天赋英才；他们应该属于那些注定要匆匆一世，却没有留下一丝痕迹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这些人应该置身于不幸之中，无论是爱还是恨，都满怀激情，但除了那些一般被视为值得记录的事情之外，他们的生存灰暗平凡；不过，他们在某一刻也会倾注一腔热情，他们会为一次暴力，某种能量，一种过度的邪恶、粗鄙、卑贱、固执或厄运所激发。在同辈人的眼中，或者比起他们平庸无奇的生活，这些都赋予他们以某种辉煌，震慑心灵或者令人怜悯。我一直搜寻的就是这些具备某种能量的粒子，这些粒子微不足道，难以分辨，但他们的能量却很巨大。
不过，我们要想有机会遭遇这样的事情，也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纸只言。权力埋伏在那里，守候着这些生命，监视着它们，追踪它们，权力也会关注它们的抱怨和小打小闹，哪怕只是偶尔；权力的爪牙还会袭击它们，在它们的身上留下权力的烙印。也正是这样的权力，催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或是因为有人自己向权力呈言，用这些文字来告发、申诉、恳请或哀求；或是因为权力想要干预，然后用寥寥数语来裁决或者宣判。所有这些生命，本应注定活在所有话语不及的底层，甚至从未被提及就销声匿迹。它们只是在这次与权力稍纵即逝的接触中，才得以留下自己的痕迹，短促、深刻，象谜一样。因此，根本不可能重新捕捉它们处于"自由状态"时的本来面目；只有当它们落脚在权力游戏和权力关系所预设的滔滔雄辩、出于战术考虑产生的片面之辞或者奉命编造的谎言中，我们才能把握它们。
我之所以称它们是"传奇"，是因为在这些文字中，和所有的传奇一样，既可以说是虚构的，也可以说是真实的。不过模棱两可的原因和通常的传奇正好相反。无论传奇中现实的核心是什么，那些传奇人物或事迹最终总不过就是传奇中讲述的那些事情。传奇中传诵的那些丰功伟绩，它们的主人公到底是否真的存在，却无关紧要。即使确有此人，传奇加诸这个人身上如此多的奇闻，渲染了如此多不可能之事，以致于最终或者几乎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而且如果他纯属虚构，那么传奇将这些流传已久，众口一词的叙事与讲述他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也使他具有了一个似乎存在过的人才具有的历史深度。而读者在书中将要读到的文本里，那些男男女女的生活，已经只剩下了那些对他们所做的简短描述：除了几句话之外，没有保留下任何东西，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做过什么事。在这些文字中，正是稀少（rarity），而非冗长，使真假无关紧要。他们在历史中属于无名之辈，没有在什么事件中大显身手，或者身居显要，更不曾在身后留下值得一提的事迹，在这些文字岌岌可危的庇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容身之所，也将不会有。而当借助这些谈及他们的文字，我们触及了他们，他们带给我们的现实的迹象，也并不比那些来自《金色传奇》 或一部探险小说的人物更强。他们仅仅剩下了在这些言辞中的生存形式，这将这些不幸之人或恶棍流氓变成了一些半虚构的存在。这些人甚至几乎要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也不知幸或不幸，出于巧合，这些文献被重新发现，从而使这些谈及他们或他们谈及自身的片语只言留存下来。一部黑暗的传奇，但更是一部贫乏的传奇，保留到我们今天只剩下一个人某日的言谈，或者一次不期而遇。
这部黑暗的传奇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它的流传方式与那些装点着根深蒂固的必然性，历经了连绵不绝的路径的故事不同。就其本性而言，它没有传统；只是通过一系列断裂、漫漶、遗漏、交叉和重现，这部传奇才到了我们手上。从一开始，它就和偶然的际遇联系在一起。最初，一定是许多机缘凑巧，才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让权力的目光，及其爆发出来的愤慨，落在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个人身上，关注他平庸无奇的生活，以及最终看来不过尔尔的缺点。尽管当局或各种机构无疑致力于消除一切乱子，但就象一次掷骰子，纯属偶然，才唤起当局或各种机构的警惕，羁押了这里提到的这个人，而不是另外一个人，是这里出现的丑恶无耻的僧侣、被遗弃的妇人、酗酒成瘾的狂躁酒徒、嗜好争吵的商人，而不是他们之外的其他许多人，那些人惹下的乱子并不比他们少。而且，在无数散失的文件中，是这份而不是其它许多文件，到了我们手中，被我们重新发现和阅读。因此，在这些无足轻重的人们与我们这些和他们一样无足轻重的人之间，没有任何必然性的关系。没有任何东西一定使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突然从阴影中现身出来，带着他们的生活与不幸。我们也乐于看到（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这种机遇中存在一份补偿：使这些绝对毫无荣耀可言的人们突然从如此众多的死亡中现身出来的偶然际遇，也使他们能够再次亮出他们的姿势，依旧展现他们的愤怒、他们的苦恼或他们不可压制的固执的散漫，这些也许补偿了他们为权力的耀眼光芒所照射（尽管他们平庸无奇、无名无誉）而带来的不幸。
这些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生命，只是因为与权力相撞击才有机会幸存下来，而这个权力本来只希望清除他们、或至少抹消他们的痕迹。正是许多偶然的际遇合在一起，才使这些生命能够在我们这里重现：而我想要在这本书中收集的就是这些无名者稀少的残迹。有一种假的无名誉（infamy），Gilles de Rais, Guilleri或Cartouche，Sade和Lacenaire这些恐怖形象或恶棍就享有这样的名声。表面上他们是无名誉，但正是因为他们在身后留下了令人憎恶的回忆，人们相信他们犯下了无数恶行，引发了叹为观止的恐怖，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光辉的传奇的主人公，哪怕他们名声的来由与本应造就一个人辉煌形象的事情正好相反。他们的无名誉，只不过是一种普遍性的名望（fama）的某种样态。但是，那个背教的教士，那个迷失在无人知晓的道路上的贫乏的精神，这些人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名者；在今天，他们只是借助那些旨在将他们贬得一钱不值的几句可怖言辞，才得以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而机遇希望，留存下来的是这些片纸只言，而且只是这些片纸只言。他们重返了这个真实的现在，而方式与他们原来被逐出这个世界的方式凑巧一样。要寻求他们的另一幅面貌，或者在他们身上臆测出另一种辉煌，毫无用处；他们只不过就是那些希望毁掉他们的力量留下的简短言辞：不多也不少。这就是严格意义的无名，既没有混入暧昧的丑闻，也没有产生私下的崇拜，没有掺杂任何荣耀。
我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和这种类型的文本，是因为我对它们耳熟能详。但如果说，我对这些文本的偏爱历数年而不衰，并且在今天我又再次返回到这些文本上，那是因为我怀疑在这些文本中存在一个开端，无论如何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在这里，政治机制与话语效果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些17－18世纪的文本，是一道光芒，特别是如果你将它们与后来的警察或行政管理方面那些陈词滥调相比；借助一个句子，它们能够展现一种辉煌，一种暴力，而至少在我们的眼中，这种辉煌或暴力，与这些事情的微不足道或者人能够迷途知返，但却全无效果，现在穷途末路，惟寄望太子殿下。这就是一个悲苦之人的处境，他斗胆让其哀声上达圣听"。或者另一回，是被遗弃的乳母以四个孩子之名要求逮捕她的丈夫，"这些孩子从其父那里除了行为不端造成的可怕榜样以外，可能别无所得，王太子殿下，您的圣鉴应该使这些孩子幸免于这种摧残他们的教育，使我和我的家庭能够幸免于耻辱与恶名，将我和我的家庭从这个不良臣民的势力下解脱出来，他只知损害社会的利益。"人们也许会发笑；但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文本的修辞之所以显得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只是因为文本用这种修辞来处理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在我们眼中，权力做出反应的方式再克制不过；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反差，在这些文本的词句中还是划过一道闪电，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权力的决策；而且如果说这些决策的庄重不是从它们惩罚的对象的重要性那里获得权威，也至少因为它们强加责罚时是公事公办的。 如果要监禁一个四处流浪的算命婆，那是因为"她无恶不作，为所欲为。她多年来一直欺诈公众，愚弄公众，蛊惑公众，却一直逍遥法外，因此，立即将一个如此危险的妇人递解入狱，使公众不再深受其害，既符合正义，又慈悲仁善"。或者关于一个轻浮放荡的年轻人，"他是一个浪荡不敬的恶魔……惯于从事各种恶行：流氓无赖、顽梗不化、暴躁易怒、滥施暴力，甚至连蓄意谋杀亲父都干得出来……总是和一些最低贱的妓女厮混。无论人们怎么说他流氓无赖、荒淫放荡，他都无动于衷；他只是象恶棍一样，轻狂一笑，使人们知道他是铁石心肠，让我们理解，他不可救药"。只是因为最轻微的胡闹，一个人就已经属于可恶之列，或至少陷入了痛斥和咒骂的话语中。比起尼禄或Rodogune，这些不道德的妇人或不服管教的孩子，毫不逊色。古典时代的权力话语，是对权力陈辞的话语，它造出了恶魔。为什么这部日常生活的戏剧会如此浮夸？基督教就曾主要围绕告白（confession）安排把握生活平凡之处的权力：有义务用语言来剖析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世界、平庸无奇的过错、甚至觉察不到的毛病，一直追到你紊乱不清的思想、意图和欲望；在坦白（avowal）仪式上，言说的那个人讲的就是他自己；借助对一件事的言谈来抹消这件事，但同样，也取消了坦白本身，因为它必须保持隐秘，除了悔悟（repentance）和悔罪之外，没有留下其它任何痕迹。基督教统治下的西方世界发明了这种令人震惊的约束，它强加在每个人的身上，让他们说出一切，以便抹消一切，以一种不间断的，孤注一掷，穷根究底，巨细靡遗的低语来表述那些最微小的过失，但这种行动本身却在表述的那一刻就寿终正寝了。对于许多世纪以来的千百万人来说，过错必须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告白，用一种稍纵即逝，但却出于义务的悄声低语。
我们已经熟悉了这种工具最古老，但却已经很复杂的形式：包括请愿信、王印文书或者国王发布的命令，各种不同方式的监禁，警察报告和裁决。我不想重新追溯这些早已为人熟知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只想探寻其中的某些方面，它们能够说明为什么这些事情如此富有激情、令人惊异、带有一种美，也正是这些方面有时使这些稍纵即逝的形象生色，而对于我们这些远远瞥见的人来说，在这些形象中出没的那些穷困的恳求者，具有了无名者的面貌。王印文书、囚禁，无所不在的警察，所有这些平常只是让人们想起一种绝对君主治下的暴政。但我们必须真正理解，在什么意义上，这种"恣意妄为"（arbitraire）是一种公共服务。"敕令"（ordres du roi）只是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案例中才会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突然自上而下地降临，标志着君主的愤慨。绝大多数时候，这些命令是应某些人身边的人的请求，针对这些人发布的结果，这些出面的人包括他们的父母、某个亲戚、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子女，他们的邻居，有时是地方教区的牧师或者某个有影响的人；当人们恳请对这些人采取行动时，好象他们犯下的是什么十恶不赦的重大罪行，应该遭到君主的责罚，尽管实际上不过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家庭纠纷：夫妻之间的打骂、挥霍财产、利益冲突、年轻人不服管教、流氓无赖或滥饮纵欲，以及所有那些无足轻重的不轨之举。王印文书，自称是为了在正规的司法渠道之外，专门用来表达国王监禁某个臣民的意志，而它实际上回应来自下面的要求。不过，王印文书并不自动地听从提出要求的人：要在发布王印文书之前进行一项调查，旨在裁判要求的是非曲直；借助调查来确定这个纵欲者或那个醉鬼，对这次暴力行为或那项放荡之举，是否真的应该监禁，在什么条件下，多长时间：这一调查是警察的一项任务，警察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要汇集各种证词、探子的汇报和所有那些令人生疑的悄声低语，它们使每个人的周围都一团迷雾，面目模糊不清。
监禁－王印文书的系统仅仅是一个相当短暂的插曲：它持续的时间不到一个世纪，而且仅限于法国。不过，对于权力机制的历史来说，它很重要。它并非确保王室的恣意能够在生活中最具日常色彩的部分以自发的形式爆发出来。相反，它确保这种权力沿着复杂的环路，在要求与回应这一整套游戏中得以分布。这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滥权？也许是；不过不是指君主单纯滥用他自己的权力，而是指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巨大的君主权力，为自己所用，满足他们自己的目标，反对他人：这是一种对君权（sovereignty）机制，一种既定的可能性的处置方式：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懂得采用它，让它的效果偏向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掌握它。这就产生了一些后果：政治的君权转而将自身安置在社会肌体最基础的层面上；从臣民到臣民（有时问题涉及的是地位最低贱的人），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关系，商务利益关系，职业同行的关系，对头，爱憎交加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人们可以确定，这种政治权力具有绝对主义的形式，它的资源超出了传统的权威和服从的武器；每个人，只要他知道如何玩这个游戏，对另一个人来说他就会成为令人恐怖的、无法无天的君主：治人之人（homo homini rex）；一整套政治网络与日常生活的网络交织在一起。但一个人必须首先占有这种权力，哪怕只一会儿，为它提供渠道，发动它，让它偏向自己想要的方向；一个人要为了自身利益采用这种权力就必须"引诱"它；这种权力，同时成为人们贪求的对象和引诱的对象；因此，人们想要这种权力，而人们也在同等程度上畏惧这种权力。这样，一种无限制的政治权力对日常关系的干预就不仅成为可以接受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而且是人们迫切渴望的，并同时也变成了一种普遍流传的恐惧的主题。这一趋势逐渐打开了传统上与家庭联系在一起的共存关系或依附关系，交由行政和政治来控制，对此人们不会感到惊讶。同样平常的是，以这种方式在激情、暴怒、悲惨或卑劣中发挥作用的国王的肆意无度的权力，尽管有用处，或者也许恰恰是因为它有用处，才成为诅咒的对象。那些利用王印文书的人和授予这一文书的国王，由于二者的共谋关系，都陷入困境之中：前者越来越丧失他们传统上对行政管理权力有益的力量；而后者，由于每时每刻都和如此众多的仇恨诡计混杂在一起，也变得令人痛恨。我认为，正如肖利厄公爵（duc de Chaulieu）在《新婚夫妇的回忆录》（Mémoires de deux jeune maries）中所言，法国大革命在砍掉国王的头同时，也砍掉了每位一家之父的头。
眼下，我希望人们记住的就是：借助这种请愿、王印文书、囚禁、警察构成的配置，出现了无穷无尽的话语，它们贯穿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采用了一种和坦白完全不同的方式，但也是要掌握那些无足轻重的生命所犯下的微不足道的过错。沿着相当复杂的环路，权力的网络捕捉到那些邻里的争端、父母与子女的口角、家庭内部的误解、酗酒纵欲、当众争吵和许多隐秘的激情。就好象出现了一种无所不在的巨大召唤，要将所有这些乱子，将每一种微小的痛苦不幸都付诸话语。一种不知道有任何界限可言的低语开始膨胀：通过它，个人行为的偏离，耻辱与秘密经话语交付到了权力的手心中。琐碎的东西不再属于缄默的领域，不再是风言风语或是短暂的招供。那些平淡的事情、无足轻重的细节，含混之事与微末之辈，毫无荣光的日子以及普普通通的生活，构成它们的所有东西，都能够而且必须说出来。如果能够写下来，那就更好了。这些东西，都成为可以描述，可以记录的，就象它们被一种政治权力的机制所贯穿一样。长期以来，只有贵族的编年史，才值得人们用不带嘲讽的口吻来讲述；只有血统的传承、出身与英雄事迹才赋予一个人进入历史的权利。而如果说有时确实有些卑贱之辈会得享一种荣耀，那也是借助了某件异乎寻常的事情，这件事要么圣洁辉煌，要么罪大恶极。但只有当权力毫不松懈的目光逐渐驻留在那些毫末之间的乱子上，人们才开始在日常生活的秩序中发掘有待揭示的秘密，才认识到，从某个方面来看，那些无关紧要之处也不容忽视。
这样，话语的一种巨大可能性诞生了。至少，某种日常生活的知识（savoir）是导致它的一个原因，而且伴随这种知识，出现了一种西方社会用来掌握我们的姿态、我们的存在方式和行事方式的可理解性框架（grid of intelligibility）。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君主的无所不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都应该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任何那些要恳请国王颁发王印文书的人，都应该设想他对所有这些苦难都仿佛身临其境，对那些哪怕最无关大局的不太平之处也相当关注；他肯定应该具有某种无所不在之体，四处现身。就其最初形式而言，这种有关日常生活的话语完全是面向国王的；它针对国王发言；它不得不潜入权力的巨大典礼仪式中；它必须采纳仪式的形式，借助典礼的符号。这些琐碎平庸的东西，只能在一种国王的形象到处出没的权力关系中，在他的实际权力或幻象般的潜在权力出没的权力关系中，才能被言说，被书写，被描述，被观察，被勾划，并被评价。由此，产生了这种话语的独特形式：它采用是一种夹杂着诅咒和祈求口吻的雕琢语言。这些日常的小故事，讲到每个人，用的都是讲一种不同寻常的事件才有的夸张腔调，这样才会引起君主的注意。必须用华丽的修辞来装扮这些琐碎的事务。以后，无论是在沉闷的治安管理中，还是在医疗或精神病的卷宗里，都不会再发现这种语言效果。在这些文本中，有时，一座辉煌的言语大厦只是为了复述一次卑微的恶行或是一个小诡计；有时，几句简短的句子就把一个可怜人打垮，然后就又使他浸没在他的暗夜中；或者，又会出现以恳求的谦卑口吻对不幸进行的漫长复述：讲述平庸生活的政治话语只能是庄重的。但在这些文本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反差效果。关押某个人的要求经常是由社会地位非常卑微的人提出来的，他们不会写字，或者不善文字；当写给国王或贵族时，凭借他们浅陋的学识，或者由多少能够胜任的书手来代笔，他们能够尽其所能地创作那些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措辞和起承转合的程式，而且还夹杂着笨拙、激烈的词语，粗暴的表达，无疑他们认为加上这些语言，会使他们的请愿书更有力量，更真实；结果是，在庄严但又不相关联的句子中间，紧挨着那些不可理解的词语，就会爆发出一些粗野、笨拙，不雅的说法；与那些不得不说的仪式性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是不耐烦、恼火、愤怒、充满激情或满怀怨恨，以及忤逆之辞。一种震撼人心的野性激情，以其自身的讲述方式出现，打乱了这种矫揉造作的话语的规则。在一份文本中，比恩费的妻子这样说道：她"冒昧地向殿下诚惶诚恐地指出，这个该死的马车夫比恩费，霸道极了，将民妇往死里打，他快把家底倒腾光了，头两个妻子都被他害死了，第一个妻子死时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第二个妻子伤透了心，被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他虐待她，使她越来越瘦弱，甚至几乎把她掐死……他甚至想把第三个妻子的心烤来吃，其它的事儿就更崩提了；殿下，我跪拜在您的脚下，伏请圣恩，仁慈为怀，让我得享公义，因为我的性命岌岌可危，我会一直祷告帝，保佑您健康平安…"。
这里的文本记录了一个重要的时刻：一个社会将各种言辞、语句和构思起承转合的顺序以及语言的仪式"借贷"给那些无名的大众，以便让他们能够讲述他们自己，而且是公开地讲述他们自己。这样的讲述同时具有三个条件：这一话语是面向明确界定的权力配置的，并进入这一权力配置的流通之中；它展现了以前很少为人察觉的生存基础；从这些激情与利益的卑下战争中，给权力提供了君主干预的可能性。事实上，如果和这种话语相比，丹尼斯的耳朵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小机器罢了。如果权力的运作只是去监视、窥探、窃听，去禁止和惩罚，那么要摧毁权力，肯定非常简单容易；但权力还在激发、唆使、生产；权力不仅仅是眼睛和耳朵；权力还产生了言语和行动。
无疑，这种机制对于构成新的知识（savoir）来说是重要的。而在一整套新的文学体制中，它也并非格格不入。我并不是说王印文书意味着出现了一种以前未被认识到的文学形式，但是说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话语关系、权力关系、日常生活的关系和真理的关系以一种新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而文学恰好也跻身其中。
寓言（fable），从词义上看，就是值得寓诸语言的东西。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日常生活要进入话语，其中必须充斥着寓言式非同寻常的东西，并因此发生变形，才有可能；必须由英雄业绩、功勋、探险、神意或恩典，可能还会有恶贯满盈的罪行，使日常生活脱离它自身；日常生活不得不带上一种不可能之事的印迹。只有这时，日常生活才会成为可以讲述的。这样，就将日常生活置于常人所不及之处，作为教训，作为榜样发挥作用。叙事越是远离平常的东西，它的影响就越强，就越有说服力。因此在这出由非同寻常的榜样（fabulous-exemplary）构成的戏中，根本之处就在于真假无所谓。而如果凑巧有人来讲述现实生活的平庸之处，那只可能是为了造成喜剧效果，讲述这种生活只会令人发笑。
自17世纪以来，西方目睹了一整套讲述默默无闻生活的"寓言"的诞生，而这种寓言禁止采用以往非同寻常的腔调。只有从不可能出发，从嘲讽出发，才能复述那些平凡世界。一种语言艺术诞生了，它的任务不再是歌颂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使那些没有显现的――那些不可能显现或不得显现的――事情显现出来：要讲述真实生活中最根本，也就是最细枝末节的部分。同时，当设置好一套配置以迫使人讲述"卑微者"（infime），讲述那些不能讲述自身的人，讲述那些毫无荣耀可言的人，讲述那些"无名者"（infame），一种新的律令就逐渐成形了，它用来构成人们可以称为伦理的东西，一种西方的文学话语内在的伦理：它的仪式功能将渐渐消失；它的任务将不再是彰显力量、恩典、英雄业绩或能力方面轻易可见的辉煌，而是着手寻觅那些最难察觉的，隐藏最深的，在显示和讲述时最难以启齿的事情，最终也就是严格禁止，最不体面的事情。自从17世纪以来，一种旨在全面展现生存的最暗淡、最日常一面（尽管有时也是要揭示最庄重的命运形象）的新命令勾划了文学发展的趋势，因为正是从此，这种文字开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因此，这种话语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与形式的根本关系，而我宁愿称这种话语的制约为道德性的，这正是它的特征，它的巨大运动也因此传递到我们身上：有义务讲出最平常的那些秘密。文学本身并不足以囊括这种庞大的政治，这种庞大的话语伦理；当然也不可能将这种话语完全化减为这种伦理；但它正是在这种伦理中找到了它的位置，它的存在条件。
从这里，就产生了这种话语与真理和权力的双重关系。当那些非同寻常的寓言只能在一种真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发挥作用，文学却在一种确定的非真理（non-truth）的情况下确立了自身：它明确以虚构的面目出现，但同时却致力于产生它自身的真理效果，人们也会这样看待它；在古典时代，赋予自然风格和模仿的重要性，无疑就是表述文学的"忠实"（en vérité）功能的最早方式。从那时开始，虚构代替了寓言，小说抛掉了传奇风（romanesque）的羁绊，并且只能通过摆脱这种风格才能发展自身。因此，文学构成了西方迫使日常生活寓诸话语的庞大制约系统的一部分；不过，它在这种系统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决意寻求隐藏起来的日常生活，跨越各种界限，粗暴或阴险地暴露秘密，取代各种规则和法典，促使人们讲述不可坦言的东西，因此文学倾向于置身于法律之外，而无论如何它的任务就是要负责丑闻、逾越和造反。比起任何其它形式的语言来说，它一直是"无名誉者"的话语：它的任务一直就是要说那些最说不出口的：最糟的，最隐秘的，最不可容忍的，没有羞耻的。多年以来，精神分析与文学之间彼此迷恋，现在从这一点看，缘由就非常清楚了。但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文学的这种独特位置不过是某种权力配置的一个效果。在西方，这种权力配置渗透了话语的整个安排和真实的各种策略。
打一开始，我就说，我希望人们把这本书中的这些文本当作如此多的"故事"来读。无疑，这走得太远了；这些文本都没法和契诃夫、莫泊桑或詹姆斯哪怕最无关紧要的叙事相提并论。这些文本既非"准文学"，亦非"亚文学"，它甚至算不上一种文体的雏形；它更多体现了在骚乱、噪声和悲哀中权力对生命的作用，以及从中产生的话语。《曼侬·列斯戈》 就复述了一个这样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