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扎克特（Catherine Zuckert）：美国诺特丹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曾任《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主编，著有《理解政治精神：从柏拉图到尼采》（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Spirit: From Socrates to Nietzsche）、《柏拉图的哲学家们》（Plato’s Philosophers）、《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Machiavelli’s Politics）等，曾获1990年美国出版商协会哲学类最佳图书、2009年霍金斯奖最佳学术著作等
过去两年来，大众媒体上的评论家们经常讨论唐纳德-特朗普是否属于一位马基雅维利式的 “君主”。一些评论强调，他对真理的轻视、偏好重启谈判而非恪守承诺的随意态度，以及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和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等“强硬派”的公开赞誉，都表现出“君主”的特质。但也有评论指出，特朗普并未做到像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第17章中所建议的那样，总是“显得仁慈、忠实、人道、诚实和虔诚” （to appear merciful, faithful, humane, honest, and religious），也未能通过使用迅速的“残酷手段”来排除异己，从而确保自身地位。正因如此，特朗普既未能让人敬畏，亦未能令人喜爱。
然而，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政治结果并非仅由领导人的品格或能力（virtue或virtù）决定。政策和行动的成效同样受到“时局”以及领导人所处的制度和法律框架的影响。事实上，马基雅维利两部最广为人知的论著——《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核心观点一言以蔽之：不要把善治的希望寄托在领导人的德行上。政治上雄心勃勃之人同普通公民或臣民一样，都会自私自利。与其试图培养一批“最优秀、最聪明”的政治精英来治理他人，不如从罗马的经验中学习如何构建 “新的模式和秩序”。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新的模式和秩序将使野心之间相互制约抵消，从而使统治者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却不压迫他们。部分学者认为，与其问特朗普是否具备马基雅维利式 “君主 ”的品质，马基雅维利可能更建议担忧特朗普当选总统的美国人相信宪法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不幸的是，美国宪政体制的研究者们早已对“帝国式总统制”的发展深感忧虑。既然 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领导人总是努力通过增加资源来巩固自身地位，他很可能会支持上述担忧的正确性。但若果真如此，那么美国的问题并非出在特朗普或他的当选上，而是由于几代美国领导人未能使宪法适应现代世界急剧变化的局势。
由于特朗普未能赢得多数普选票，一些人将这一“非民主”结果归咎于宪法中关于选举人团的“过时”规定。
但即使在其最表现“共和”气质的作品中，马基雅维利也并不提倡一种纯粹或简单的民主政体。虽然他认为“众人比君主更聪明、更忠诚”（《论李维》 第一卷第五十八章），但他同时指出民众在选举领导人和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犯一些特有的错误。人们普遍倾向于选择那些益处立竿见影的大胆政策，而非那些需要经过漫长时间才能逐渐显示出效果的审慎政策。因此，罗马人民选举瓦罗为执政官。因为他承诺能摆脱汉尼拔的威胁，而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采用的拖延战术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瓦罗作为将军的无能及其在坎尼的惨败使罗马险些沦陷，最终是由于汉尼拔未能抓住机会才让共和国免于毁灭。马基雅维利承认，由于共和政体要求最终决策必须诉诸于民，这样的危险无法完全避免。尽管如此，真正希望为公共利益而努力的领导人应当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尝试加以应对。
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政体的维系不仅要求曾经担任过最高职位的官员将权力移交给合法选出的继任者，还要求他们在继任者之下继续服务（《论李维》第一卷三十六章、第三卷四十七章）。因此，马基雅维利会赞赏即将卸任的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以及落选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迅速认输，并敦促其支持者不要质疑选举结果。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会对唐纳德·特朗普威胁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的言论感到担忧。
马基雅维利是否会认为，特朗普的当选表明美国的宪政秩序——不仅是法律层面，还包括基本的政治组织结构、政府职位及其选拔方式——需要改革？对此，他的回答将取决于美国人民是否已经变得腐化。
通常来讲，宪法和法律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长久性。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第一卷十八章中指出，在罗马，“构成国家体制的是人民、元老院、护民官和执政官的权力；延揽和任命长官的规矩；制定法律的规矩”：“无论有何事变，这些制度都很难更易或一成不变”。然而，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社会往往会逐渐腐化。讽刺的是，由于人们习惯于服从他人，他们逐渐失去了自治的能力。罗马人试图通过颁布新的法律来遏制共和国中逐渐滋生的道德败坏和政治弊端，例如通奸、奢侈和野心。但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些法律并未生效，因为根本秩序并没有随之改变。
马基雅维利向读者提供了两个关于“制度”和“秩序”的例子，这些模式在罗马人民尚未腐化时运行良好，但在后期却产生了有害的影响。第一个例子涉及当选最高职位之人的品行。他指出，只要人民不腐化，罗马人就会选举出德才兼备且忠于共和国的人。因此，任何非贤德之人都不敢竞选，以免因落选而在公众面前蒙羞。然而，在人民腐化之后，他们开始选择那些能取悦他们而非具备保卫共和国及其人民安全能力的人。随着腐化愈烈，他们不再青睐那些取悦自己的人，转而选出那些他们畏惧其权势的人。
同样，马基雅维利认为，只要确保公民的良善，那么一项允许不仅人民的代表而是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法案、所有公民都可以参与讨论的法律，就是有效的。每个人都被鼓励提出有利于公共福祉的建议，而民众在听取所有方案后通常能够判断出最佳选择。然而，当公民堕落之后，这种看似自由和平等的“秩序”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只有权势者才敢提出法律。他们的目的不在于维护所有人的自由，而只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力；而其他人则因为害怕冒犯这些权贵，而不敢公开反对他们的提议。
那么，美国人民是否也像罗马人一样逐渐腐化了呢？在总统就职典礼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硅谷唯一一位公开支持特朗普当选的巨头向《纽约时报》记者表达了他的看法，暗示特朗普激起了人们对娱乐的渴望，同时也引发了恐惧感。“彼得-蒂尔指出："这场选举给人一种末世感。特朗普的表现方式有些滑稽，所以观众可以同时拥有末世感和趣味性。这是一种奇怪的组合，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很强的心理作用。”
其他观察者注意到，特朗普在竞选中违反了各种政治和道德方面的传统规范。在共和党候选人的第一场辩论中，他拒绝承诺支持该党的最终候选人，公开表露了他对党派忠诚度的缺乏。这并非特朗普表现出缺乏信仰的唯一方式。与他的前任们不同，特朗普没有公开宣布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很少被看到参加教会活动。尽管前几任候选人和总统都曾因离婚（如史蒂文森）和婚外情（如加里-哈特和比尔-克林顿）而备受指责，但福音派基督徒却依然压倒性地支持这位三次离婚、毫不掩饰地在言行上将女性视作性对象的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并不担心这位商人所经营的业务与其总统职权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这已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惯例。过去，美国总统候选人通常会公开其联邦所得税申报表，并承诺将所有资产放入盲目信托，以避免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然而，特朗普拒绝这样做，而其支持者似乎并不在乎他可能没有向政府缴税，虽然正是这个政府让他得以如此富有。甚至他们也不关心特朗普靠一份存疑的医疗证明来逃避服兵役。或者说，他曾陷入一系列关于违反合同和虚假承诺的诉讼中。大多数白人基督徒将选票投给他，至少是因为他反堕胎的立场，以及他承诺任命一位持类似观点的保守派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尽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不仅试图干扰美国大选，而且还企图使选举偏向特朗普，但多数现役军人也把票投给了他。
但是，一个品行有问题的人不是以多数票而是以大量选民的支持当选最高职位，这是否足以表明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已然腐化，共和国的未来岌岌可危？特朗普的当选会不会只是表明公众可能被不负责任的候选人的承诺所误导的一个例子？他们或许需要承受其后果，但在共和政体下，被证明无能或腐败的领导人是可以被选下台的。一些观察家担心，特朗普会利用他的权力发动一场核战争，摧毁共和国及其人民。他可能将战争视作团结国内支持的手段。然而，马基雅维利会提醒读者，瓦罗在坎尼的失败曾一度威胁到罗马的彻底毁灭；更重要的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够“认为自己总是能够选择一条万全的途径，因为事情通常是：人们在避免一种不利的同时，难免遭到另一种不利。但是，谨慎在于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作为最佳的途径”（《君主论》21章）。一些人明知存在风险仍选择支持特朗普，因为他们认为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的腐败毫无疑问。换言之，与其说他们投票支持特朗普，不如说是为了反对他的对手。
正如马基雅维利观察到的那样，罗马人的腐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克莱蒙特书评》（The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上的一小群评论家也认为，作为共和国的美国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逐渐腐化。迈克尔-安东（Michael Anton）以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穆斯（Publius Decius Mus）的笔名撰文提醒读者，“《美国伟大事业杂志》更深层次的论点之一是，只有在腐化的共和国、腐化的时代，特朗普才可能崛起 ”。安东承认“特朗普远非完美”，但他向读者保证，选择特朗普是他们推翻那些使国家分裂的愚蠢的移民、经济和外交政策的最后机会。沿着同样的末世论方向，安杰洛-M-科德维拉（Angelo M. Codevilla）在一篇题为《共和国之后》（“After the Republic”）的文章中进一步宣称，不论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当选都无关紧要，因为宪法对权力的行使已经失去了任何有效的约束。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当选，"行政命令、电话交涉以及合适的法官都比法律更有影响力。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总统们不是通过执行法律来统治，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自己制定规则的机构来进行统治......"。至于最高法院，美国人民见证了它在原本不存在的地方“创造”权利——比如堕胎权——同时却削弱了那些一直是共和国支柱的权利，比如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然而，尽管他注意到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民选和任命的官员......正在把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他们腐败无能、弊大于利、使我们更贫穷、让我们卷入战争并输掉战争“。因此人们被一个明确”反建制“的候选人所吸引，但科德维拉并不认为有大多数人”已经准备好支持一个连贯的帝国计划，以扭转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的轨迹"。但与穆斯和约翰-马里尼（CRBon发表的第三篇文章《唐纳德-特朗普与美国危机》的作者）一样，科德维拉并不归咎于人民的腐化。他指责“统治阶级”建立了一个基于专业知识的“行政国家”，取代了共和的政治秩序。
马基雅维利会同意，一个共和国的衰落应归咎于其统治阶级的失职。然而，他不会完全接受《克莱蒙特书评》作者对政治腐化的理解，也不认可他们的应对之道。这些作者强调保护甚至复兴宗教信仰、传统的性道德以及领导者德行的重要性。尽管马基雅维利赞扬罗马共和国的领袖利用宗教来指挥和控制同胞的方式，但他也指出，训练有素和被证明成功的记录更为可靠。在其散文和喜剧中，他都表明了在婚姻中保留传统道德和领导者共同的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这只是表象而已。他本人并没有提供任何一种信仰形式的典范。在观察罗马人民腐化的影响时，马基雅维利不仅解释了这种腐化是逐渐发生的，还指出它始于布匿战争胜利后外来侵略威胁的消失。
马基雅维利对腐化之民的定义是，他们不再认为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保卫祖国或选举贤德领袖的人。他们不愿意承认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有才能，因而受嫉妒所驱使，乐于看到领导者的缺陷被公开揭露。但是，如果没有值得信赖且有能力的领导者，这些民众也愈加容易陷入恐惧之中。
在《论李维》第三卷第一章中，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两种抵御共和政体人民腐化倾向的方法。第一种是让共和国及其人民的生存受到外敌入侵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意识到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共和国的必要性，并推举德才兼备之人来领导他们。然而，这显然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挑起外敌入侵很容易导致共和国的毁灭。因此，马基雅维利推荐一种风险较小的替代方案。为了重新唤起促使人们最初建立政府的那种恐惧，并使人们愿意将有德行的公民推上权力之位且服从其命令或法律，他主张每隔五到十年对那些被指控企图推翻共和国的中坚力量（outstanding citizens）进行一次“公开审判”。他所举的这种“审判”的实例包括对罗马领导者的公开审讯，但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会使他们被定罪，更不用说死刑了。他显然认为，看到权势显赫的领袖受到这样的审判，足以引起民众对非法行为受到惩罚的恐惧，表明没有人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款似乎规定了对美国公职人员的此类审判，因为该条款规定，总统、副总统以及美国所有联邦文职官员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被弹劾并定罪后，即可被免职。但建国后不久，政党的兴起削弱了这一条款的潜在作用。只有当一个人的利益与其职位权力挂钩时，野心才能抵消野心。而对于许多议员来说，政治利益并不在于将自己政党的成员免职。两百多年来，只有两位总统被弹劾，但无一被定罪，这绝非偶然。
其他学者指出，政党的兴起同样剥夺了选举团的预期过滤功能。考虑到广大公众并不了解候选人，建国者们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对候选人作出明智判断的机构。然而，各政党不仅迅速掌控了候选人的提名，还控制了决定选举结果的官方“选举人”的遴选。现在，这些官员受到各州法律的约束，必须遵从普选结果，而不能做出独立的判断。然而，正如特朗普胜选所显示的，美国主要政党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提名。候选人通过一系列初选产生，在这些初选中，有能力组建自己的组织并筹集资金的个人会获取一小部分民众的支持，而这一小部分人口在意识形态上通常相较于全体美国人民而言更为极端。如今已不再有任何由具备比公众更丰富政治经验和知识的个体组成的中介机构来“审查”各位候选人。随着候选人在一系列初选中逐步被淘汰，大众媒体对候选人的审查愈发深入，而这些初选往往从选民结构相对特殊的州开始。然而，正如特朗普的当选所揭示的，许多选民不再信任“主流媒体”，而“社交媒体”广泛使用则使得“假新闻”或虚假信息的传播更加普遍。正如马基雅维利在罗马所观察到的，选举过程的腐化与公共辩论的腐化是相伴相生的。
与许多当代评论家不同，马基雅维利并不认为当前美国选民内部的分裂是不寻常或不可取的。恰恰相反，他认为，所有政治共同体都存在两种 “心态”或倾向，一种是“权贵”欲掌权以势压人，另一种则是人民不愿被指挥或压迫。这些“心态”并非代表自然差异或经济阶级的区分。两者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个体是弱小的，为确保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感到有必要与他人联合，但一旦有了相对的安全保障，他们就会寻求更多的财产和更大的权力，以保全已有之物。因此，马基雅维利观察到（《论李维》第一卷三十七章），罗马平民最初通过设立保民官的职位来寻求免受贵族压迫的保护，但一旦他们获得了这种保护，平民就会追求分享原本只由贵族独占的职位或荣誉，如执政官。两种“心态”并不构成由权贵与民众组成的本质上存在天然差异的群体；恰恰相反，每个人都在不断追求获得更多。此外，这两种 “心态 ”也不完全对应经济阶级或利益。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见，掌控政府强制力的个人具备攫取所欲之物并因此致富的能力。在成熟的共和国中，这些“权贵”通过争取民众支持以获得统治权，而民众则仅希望免于被压迫。然而，压迫的形式各异。因此，在美国，我们现在看到共和党领导人承诺解除其支持者认为成本高昂的经济管制，并避免迫使他们接受违背自身宗教信仰的行为，同时应对各种外部威胁。另一方面，民主党领导人则承诺为遭受种族和性别歧视压迫的群体提供政府保护。马基雅维利认为，在任何自由政体中，意见分歧和私利的存在不可避免。因此，政治将充满争议。试图压制冲突即意味着摧毁自由。关键在于制定并维系法律和制度，即“模式和秩序”，以疏导冲突，使对立群体之间能够相互制衡，但同时又不至于使政府停摆。(见《论李维》第一卷五十章）。
马基雅弗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分析了他自己的共和国的弊端，宣称“那些希望共和国能够统一的人大错特错”。但他也主张："某些分歧对共和国有害，而某些则有益。那些伴随着派系和党争的分歧是有害的。因此，既然共和国的建国者无法确保内部完全无敌对关系，那么他至少要保证共和国中没有派系"。在《论李维》（第三卷二十八章）中，他观察到公民获得“声望”，即职位和影响力，有两种方式：公共的或私人的。他们通过打胜仗、认真谨慎地执行重大政策，或“为共和国提出明智且繁荣的建议”来获得公众的认可。也可通过“为某个特定公民谋利，保护其免受官员制裁，给予其资金支持，为其争取不应得的荣誉，以及通过举办庆典和馈赠礼物来讨好民众”，从而获得个人或党派的支持者。马基雅维利借此暗示，就像侦探在侦破悬疑故事一样，在寻找导致共和国内部功能失调的原因时，人们应当“追踪资金流向”。
在当代美国政治中，这意味着要研究并设法纠正私人财富和捐款对候选人自我提名的影响。在初选中，由于政治献金的作用，候选人能否获得党内支持越来越依赖于财力。而国会规则进一步强化了政党对委员会职位分配和竞选资金的控制，使得希望连任的议员几乎无法“跨过走廊”与反对党协商妥协。两大政党的控制权越来越多地掌握在极端党派人士和意识形态激进者手中。而各党派的团结主要是为了阻止对方的政策倡议。难怪负面广告层出不穷，公众政治讨论中的敌意程度亦不断增加。
此外，国家层面的僵局还渗透到了各州和地方政府。民主党将重点放在赢得全国选举上，共和党则通过组织运作成功控制了州政府，而这些州的立法机构有权划定选区的界限。结果，共和党能够设计选区，即便看似没有明显划分，却能够最大化其选票影响力并稀释竞争对手的投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是不可能，大多数美国选民也很难在下次中期选举中表达他们对共和党目前统治各级政府和分支机构的不满。倾向于专注于联邦政府事务的民主党人，是否会在州和地方选举中更加积极地组织和竞选，以作出应有的回应，目前尚不清楚。
然而，马基雅维利对共和政体固有问题的反思表明，即使改革提名制度，使其更清晰地反映选举时选民的意愿，依然不足以确保产生更好的候选人或选择。至关重要的是，要设计和维护迫使高级职位候选人必须寻求民众支持的制度。但马基雅维利也承认，民众可能会被那些轻率或无法兑现承诺的候选人所误导。事实上，美国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似乎需要被提醒注意直接民主政体中的政治不稳定性。政治和科学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有着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过去两届美国总统的选举过程中，我们看到选民倾向于支持那些以局外人身份参选并承诺进行前人未有的“变革”的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被许多人视作种族歧视遗留问题的终结，但在其任期内，面对警察与非裔美国人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这一承诺似乎烟消云散。他在振兴经济、改善美国与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以及提供全民医疗等方面的努力都遭遇了严重阻碍，以至于部分选民对他和民主党感到失望。尽管特朗普更多地迎合了支持者的恐惧而非希望，但在他任职之初，就似乎面临了与奥巴马相似的兑现竞选承诺的困难。他和奥巴马都是在缺乏华盛顿政治经验的情况下就任的；而他们的挫败感加深了民众对美国政府体制的失望。为了在获得民众支持的前提下实现更好、更有效的治理，马基雅维利会敦促更多知识渊博的政治精英设计更有效的方式，以更好地控制候选人的产生过程——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间接影响，例如通过改变各州初选的数量、顺序和时间安排。目前在艾奥瓦州/爱荷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选民，实际上决定了总统候选人的第一轮遴选，但他们并不能代表美国多样化的选民群体。如果对初选的组织方式进行调整，例如将全国划分为四个区域并错开选举时间，以便候选人可以在早期阶段得到筛选，媒体报道的重心便可以从单纯的“赛马”式比拼转向对候选人的信息和分析。与此同时，有必要对竞选财务法和立法程序进行更多改革，以向公众保证特殊利益集团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决定公共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要求立法过程“透明”，以此作为遏制特殊利益影响的一种手段，这使得代表们难以甚至不可能摆脱其选区和支持者的特殊利益，难以达成妥协以通过更关乎普遍利益的法律，进而加剧了停摆的政治僵局和民众的失望情绪。
但马基雅维利也会强调，这些改革远未达到对美国宪法秩序的“革命”性改变。这类改革正是他所认为的共和政体领导者必须不断设计的“补救措施”，通过调整法律和秩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确保法律和秩序的长期维持。特朗普或许对部分选民进行了蛊惑人心的煽动，但宪法对行政权力的制衡仍然存在。他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这些部队并不像推翻共和国的罗马领导人的部队或为希特勒服务的冲锋队那样是私人的或党派的。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法院几乎立即放缓甚至完全阻止了他在移民控制方面的一些初步举措。甚至在共和党控制国会参众两院的情况下，弹劾他的言论仍不绝于耳。诚然，马基雅维利警告说，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应该自满。人们不喜欢受约束或被征税，但他们需要一个有效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美国政府继续因党派僵局而停滞不前，那么要求进行更严肃、更危险变革的呼声就会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