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向一种文化理论》导读
菲利普·里夫在其大部分学术生涯中都充当着社会学教授的角色。他的著作融合了社会学理论、思想史、文化批评和(在其晚期写作中)宗教辩护。他的写作涉及范围广泛的对象，尽管他时不时回到一些统一主题。他是三部重要著作的作者：《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首次出版于1959年),《治疗的胜利：弗洛伊德之后信仰的用途》(1966),以及《其他教师》(1973)和一系列论文。要了解他的风格特色，需要对他的核心主题和概念进行一番相当细致的介绍。
就里夫中心关切的来源问题，你可以看看他最早的著作，1952年他对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起源》发表的评论。里夫发现，在她的书中，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俄国来说，大屠杀是“可能性深渊中的一种提升”。里夫写道，“从特殊性中解放出来的不是人而是恶魔”。正是这种陈述构成了里夫后来论著中的基调。里夫把“阻止人们滑向可能性深渊的障碍”称为“文化”。他写道，“对人类来说，任何事都是可能的”,“一切都不允许我们做，甚至不允许我们想象，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是一种文化的成员”。
里夫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和激进左派对自由可欲性的突出强调，他强调典型的保守主义论题，即限制和约束的必要性，并且他时不时回到文化是“第二天性”,它遮蔽了人性深不可测的可能性这个论题。虽然许多社会理论家认为对什么在道德上是可欲的、什么是不可欲有共享的理解是社会整合的核心要素，里夫关注的却是后者，也即每一种文化禁止的是什么,或他所说的“禁令”,它常常被称作“禁忌”。
尽管大多数当代文化理论家追随克利福德·格尔茨强调文化所具有的美学和象征本性，里夫却坚持文化系统中道德要求的中心地位。在里夫看来，文化是建立在对理想道德行为以及禁止的行为共享的观念之上的。由于个人在道德上的易错性和脆弱性，违法乱纪的事情常有发生，而每一种文化也愿意“宽恕”个人做了这种本不该做的事情。换言之，宽恕使我们能够忍受自己达不到共享的道德标准这种常有的无能，而它也再次强化这些标准的价值。
里夫假设说人类从其生活的文化中获取目的感和意义感，而不能传达这种意义感的文化会让它们的成员觉得空虚或焦虑。通过让自身依附于更大的共享目的系统，通过压制人的非社会的或邪恶的冲动或把它们重新导向更高的、最终的目的，文化向个人提供目的以及集体凝聚力。
对里夫来说，在道德上可欲的文化具有这样的特征，个体深深地接受了文化系统的道德要求以至于人所拥有的本性上的邪恶可能性被普遍感觉为令人厌恶的：它们是如此令人讨厌，甚至人们都不愿意直接提起它们。教育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教育个体将他们的文化中“不可做哪些事的共识”加以内化。最重要的教育制度过去曾经是家庭，家庭是文化权威首先得以注入的地方。通过信条和制度，男人和女人被训练为只在其可能性受到必要限制的范围内活动。里夫写道，性格深度的形成，发生于当文化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是本能地去完成它们的时候。在此意义上，性格导向一致的行为，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它是社会信任的基础。知识分子在文化信条中表达得最多的那些信条所具有的适当角色主要是在教育过程中实行辅助，它们帮助我们避免个体化或集体化地滑向“可能性的深渊”。根据里夫的看法，当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的任务主要是打开这些可能性而非回忆关闭这些可能性的理由时，他们就为野蛮铺平了道路。
里夫的论点是，建立在政治或宗教理想上的传统西方文化正处于被激烈腐蚀的过程中。
在这个过程中，弗洛伊德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如果不是模糊的角色的话，对此，里夫在《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一书中进行了分析。一方面，这本书坚持认为弗洛伊德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个相当保守的思想家。与通常认为弗洛伊德是性革命和本能表达的立法者不同，里夫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个弗洛伊德，这个弗洛伊德认为社会对本能的压抑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里夫又把弗洛伊德刻画为在他看来逐渐主导美国受教育阶层的一种新的文化敏感性的催化剂。他称弗洛伊德为“我们生活的医院文化中的第一位门诊病人”,或他所谓的“治疗性”文化。处于这种治疗敏感性中心的，以及里夫所刻画的弗洛伊德，是一种权威的“下降”,其前提是原来被人们看作高的和终极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些低级东西的表达，在此它们是本能以及本能的升华。里夫表明，弗洛伊德对文化和人类动机的阐释不可避免地是还原论的。通过把所有自我牺牲的伦理和宗教信仰当作遮蔽的或扭曲的性表达，弗洛伊德或隐或显地打击了较古老的、较高贵的愿望。因而所有社会目标和宗教目标现在都被阐释性地重新想象为本能隐晦的表达。对那些陷入弗洛伊德的感性泥潭中的人来说，成为理性的人就是要去怀疑所有利他主义、公共承诺以及宗教信仰。心理分析因而降低了继承的文化认同的合法性，它帮助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理想，也就是里夫所说的“心理学的人”,他只听命于“他自己谨慎的内心生活的经济学”。对心理学的人来说，社会关系与文化归属被看作是治疗的形式。尽管心理学的人也进入社会关系，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却带着深深的怀疑，并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投资是否有利于心理健康。
在《治疗的胜利》(1966)一书中，里夫进一步讨论了用治疗性的世界观代替政治和宗教所带来的影响。对里夫所谓的“治疗学家”世界观来说，即用分析态度加以培育的人，最高的智慧是“时时更新组织其生活行为的观念；理想的状态是，让所有这些观念保持活力，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在既定的个人环境里，它们都同样可取或不可取”。这种治疗类型的教育因而反对约束和永久承诺；对治疗性人格来说，每一种社会契约的底线是例外条款。它不仅适用于个人承诺，而且也适用于文化或思想的承诺。承诺本身被看作是治疗性自我强化的一种形式，当自我强化消失以后，每一个承诺就会被废除。
这种治疗与分析的文化因而成为里夫所认为的高级文化的对立者：通过让个体从继承的宗教和历史要求以及理解中“脱离”出来，它让人的心灵变得开放和易变，而非稳定和可信赖。治疗性文化是一种“宽恕”文化，它更善于为过去“不该做的事情”开脱或辩解，而不擅长为反本能的道德行为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因此，它为里夫看到的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对文化约束的运动铺平了道路。
在里夫的论述中，知识分子是首先接受治疗性文化的一批人，他们最应该为这种文化的蔓延负责任。知识分子放弃了他们的传统角色，即为了公共目的和更高的权威而阐述压制欲望的必要性，却越来越热衷于宣讲所有约束和权威的武断和任意。
里夫声称，对这些假设的灌输，不管是以心理分析的形式还是以社会学的形式，都使得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可变得非常困难。因此，里夫认为，浸染于批判性的治疗文化中的当代知识分子只会教授一个又一个的意义批判。他们打开了“自由”之门：然而在这扇门之后，由于选择缺乏坚实的基础，人们获得的只有伴随着不得不一次次选择的无意义感。
以下的文选来自《治疗的胜利》一书，它表达了里夫的文化理论，以及他对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分析。
二、走向一种文化理论(1966)
谈论一种道德文化是多余的。每一种文化都有两个主要功能：(1)将人们施加于自身的道德要求组织为一个符号系统，让人们彼此之间成为可理解415和可信赖的，从而让这个世界也变成可理解和可信赖的；(2)将人们从服从控制性符号系统、构成个人性格的对文化的内在变异解读中释放出来的表达性宽恕组织起来。一种文化在最深层次上的变异过程也许可以在构成道德命令体系的控制与释放的动态平衡中找到踪迹。
那些传达道德要求体系的人是文化精英，他们在其性格和行为中展示那些要求。但一个精英不能仅仅是教授或者写作这个道德要求体系，而不按照它的部分要求行为。不管这种模范化的展示劳动如何分工，缺乏精英，即那些在文化中展示控制与宽恕特定平衡的人，没有哪种文化可以长久地维持下去……
随着文化发生变化，作为文化承担者的模范人格类型也要发生变化。随着我们的文化蜕变为另一种新文化，我看到出现的人类似于我们曾经所说的“精神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愿意保存摆脱了坚硬的制度纪律外壳而继承下来的道德。但是，我认为，从原则上说，一种文化是通过对人们出于他们共同拥有却无法言明的深层自我理由而做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制度力量才得以存活；与之相比，对明确的信仰和精确的外部知识的理解看上去就像浮在表面的冰山一角。宗教灵修者(和科学呆子)没有考虑到这种全面的内部理解与历史制度之间亲密的同源关系，它们甚至可以让文化的无知者也被整合到巨大的意义之链中。这些制度的责任是，传达为人们所接受的社会条件，从而避免他们陷入独特性和分离性的毁灭性幻想中。据说为了解放真善美的内在意义从而打破了外在形式，从开始之前到19世纪末的一小段时间，灵修者为西方文化生活确定步调，现在他们已经让位于他们逻辑和历史的继承者，即心理分析师，这些人是以人性对抗社会秩序的二元论传统的继承者。
在解密了所有具有道德约束力的根源之后，这些心理分析师现在已经完全成为文化变革的先导，他们提出要帮助人们避免进一步伤害自己，这个伤害指的是被继承下来的死去的传统活活欺骗。但是，为了拯救自身不像其文化那样支离破碎，人们必须创造另一种不同的文化，有足够能力将经验重新组织起来，从而使他们能控制他们面对的各种各样无休止的恐慌和空虚。为了控制个体的疾病，人们总是带着良好的信仰有教养地行为。书籍与游行，祷告与科学，音乐与孝敬父母：这些都是文化为了控制恐慌、填满空虚而产生救赎中的更大自我所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些。文化高于并且包含了体现它的不同模式。一种文化必须传达理想，必须就联合人和允许人就达成协议而获得基本乐趣的正确行为与错误行为做出内部的区分。文化是为将自我导向外部、导向公共目的(通过公共目的自我得以实现和满足)的动机而设计的别名……
20世纪最伟大的精神领袖曾经表达了他们对这种原初天真的确信，这种确信在更早的时期是罪孽深重的自负，现在即使社群解体，依然可以吃立的新中心是自我。通过这种确信，对无秩序的新动态的接受，对生活的热爱和毁灭，在这个世界上都松松垮垮了。在此文学与社会学汇聚了；像心理分析没有堕落为关注特殊病人之前那样，社会学的最终兴趣转向了我们的文化是否可以重建的问题，前提是我们不再需要信仰——对公共目的进行自我整合的一些令人信服的符号——来监督人格结构。
一种文化要保持它的活力，就要除旧更新；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叫做升华。但是，正如心理分析师中的圣人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曾经说过的：“如果你告诉人们他们可以如何升华自己，他们就无法升华了。”文化的动力机制在“它无意识的那部分”。现在放弃的东西已经让我们失败了；而回来的东西越来越少……
相比遗留下来的旧文化，新文化的出现更需要诊断。事实上，如斯宾塞假设的那样，邪恶与不道德正在消失，而它们消失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文化正在改变对人类完善性的定义。现在，不再是圣人，而是被文化的硬领子扭得脖子不舒服的拥有本能的普通人，成为共同的理想型，人们默默地向他们祷告，以便让自己从继承性的放弃本能中解脱出来。弗洛伊德只提供了软化硬衣领的办法；其他的人，运用他零碎的天才，想把这个衣领拿掉。这个运动已有很多先行者，如罗素、伯麦(Boehme)、哈曼尼(Hamann)或者布莱克(Blake)。但是，在美国和英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从未出现如此普遍的阵营转移。很多人已经投向敌营，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些自认为自己是文化精英的人)事实上成为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本能“大众”的代言人。许多现代文学构成了这样一种走向最晚近的、最原始的个人主义的象征性行为。这代表着对文化的完全民主化。
正是为了打击对文化如此有才的敌意，弗洛伊德强调压制和放弃本能是所有文化中不可分离的要素。弗洛伊德既不是一个性爱论者，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文化理论依赖于其道德权威理念与其精英倾向之间的一种交叉。他写道：“对大多数群众不加控制、免除压制，对于文明来说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弗洛伊德所说的“群众”不仅是那些“懒惰和不聪明的人”,更重要的是那些“对放弃本能没有兴趣”的人和那些“不能被论证的必然性所说服”的人。如此大量受过教育和有知识的人有意认同于那些对放弃本能无兴趣的人，对我来说，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曾经上演过的最精致的自杀行为。这些知识分子，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历史任务原本是去肯定一种为了公共目的将信徒组织起来的文化具有的权威…
由于公共目的的扭曲和萎缩而致使良心承受的负担现在正以离奇的高利率来获得赔偿。权威之爱迟迟不死，遗留下了仇恨和暴力，它们是死亡之爱的两位遗孀，在文化贫瘠或祛魅的精力从信仰中解放出来的情境下，它可以自由地激发想象。与不同文化阶级之间致死的暴力相比，阶级战争或种族战争也显得不那么可怕了。但是，由于他们对下层“活力”——那种活力成为他们早期拥有的活力的一种镜像——的羡慕，上层文化阶级已经丧失了在所有阶级斗争中最根本的东西。一个社会结构不仅在它无情地不公正时，而且当其成员必须通过狂热的活动来证明他们的活力时，都充满着暴力以及因恐惧暴力而战栗不安的情绪。我们中间就有暴力分子的殖民地，它们缺乏任何有关公共目的的稳定意义，我认为对其最好的描述是，我们现在暂时分裂性地处于两种文化当中，我们在死去的目的和为了逃离无聊的致命装置之间摇摆。
完全过渡到一种后公共文化也许永远难以实现。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论点，它坚持认为，在人类本性和文化中都有防御机制限制人们将自身原子化的自由。也许人类的本性会进行反抗，产生出第二天性的另一种版本，这个版本将抵御和限制我们目前对过去教化功能进行攻击的强度。每一种文化必须将其自身确立为一种拥有教化要求以及标志个体记忆踪迹图像的制度；因此，通过从错误的行为中区分出正确的行为，我们的内部条例得以设置，人们的行为得到了指导，从而可以确保人与人相互接触的安全性。的确，文化是一种更高级的学习。但是，这个更高级的学习不是从大学中获得的；相反，它是人们从最早的婴儿时期就开始持续接受同化获得的，婴儿阶段是人类最初开始信任他人对自己做出的熟悉反应的时期。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个审查者，它管理着入们对新刺激的认可和反应。这个管理者总是倾向于对新奇的事物进行批判，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称之为“信仰”。信仰是文化的强制运动，它向权威输送服从和信任并依赖于权威。带着或多或少思虑过的激情，人们不仅遵守道德命令体系，而且归顺于其典型，他们不能脱离这个典型，除非以极大的不安为代价，这种不安是这样一些权威人物从那些还没有冷漠到不再为否定他们而烦恼的人那里索取的……
理解社会组织的一个主要线索是在其符号性的公共目的中发现的；它反过来以告诫或安慰的方式通过一个社会系统对这些符号的执行来运作。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治疗秩序，即一个道德命令体系，包括缓解公共目的的压力的宽恕。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治疗精英主要是作为道德命令体系之文化的支持者而非批评者。告诫是安慰可预期的谓词；这就是今天“负罪”文化的意义所指。当治疗精英变得日渐具有批判性的时候，可以说一场文化革命就在酝酿之中。我们的文化革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东方的文化革命早就开始了。
直到现今文化开始上升到威胁它的前任，我们的道德命令体系可以由要求独立的冲动和从公共目的解放出来的自主性这种教义加以改造特殊化。在我们之前的那种文化中，治疗的秩序埋藏于“不应该做什么”的共识中。最好的人从未缺乏具有约束性的信念，因为他们是最受不应该做什么,甚至不应该想什么,梦想什么约束的人。“你应该做什么”触发了一系列“你不应该做什么”的规定。对承诺的宗教治疗从来不等于探索进入经验的新渠道研究；相反，新经验是不需要的。宗教治疗驯化了经验的野生性。通过以这种方式来处理一些新鲜的刺激或模棱两可的经验，那些显而易见的新东西被整合为一种受限的和集体的认同。因此，宗教治疗主要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严格限制那些越轨行为。个人通过仪式行为的培训来表达固定的需求，尽管他们不能因此指望从中获得相称的满足。对可能性的限制正是拯救的非常设计……
在经典的基督教承诺文化中，提到的一个解除控制的模式是个体的性机会主义。在一个认为说教多余的文化里，当代的牧师可能要扭曲和反转自己的意图以使自己的声音被聆听：事实是，放弃性机会被置于靠近基督教文化符号中心的位置，尽管这些符号已不再被捍卫。现在专业宗教人士出来道歉，假装说作为控制普遍模式的弃权从未主宰这个系统，这反映出怯懦与勇气的一种奇怪综合，这么做也是在消解他们的文化功能……从历史上来看，拒绝性个人主义(它将快乐与生殖区分开来)是基督教文化的共识。它从未成为最后一个限定。相反，在建立基督教的共同认同上，除了第一个限定还有其他限定，个人在这些限定之内组织他们的经验。个体性曾被性纪律所约束，挑战着那些建立罗马宽恕性文化的急速变动的必要条件，从这种宽恕性文化中产生的一种新夺权秩序旨在解放忠诚的基督教信徒。每一个控制性的符号系统里面都包含着这样的宽恕功能。现代文化中具有解放意义的是把人们从继承下来的治疗性剥夺中解放出来；从一种放弃的克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去享受满足冲动需要的轻松感，我们的文化已转向一种冲动释放，它将其控制不牢靠地建立在对(被提升到需要层次上的)各种无休止的欲望的控制上……
正如弗洛伊德写给詹姆斯·普特南的一封信中宣称的，道德的不是“自明的”。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有深层强制力的文化系统中，道德才可以成为并始终是自明的……当它的规范制度不能传达具有内在强制力的理想时，一种文化首先对其文化精英来说开始死亡……但是，就其本性而言，新的艺术和社会科学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它们无法创造对形成新社区来说必要的热心的想象……
现在形容我们继承者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呢?如果不破坏共同认同，不尖锐地怀疑所有规范制度，自我现在要从哪里去获得拯救呢?西方文化有其文献经典，通过这些经典，理想得以传播。有什么经典可以替代《圣经》呢?我认为，没有。我们可能在见证一个由书籍宗教和文字创造者主导的文化历史的终结。现在出现的这个文化的精英，如果他们不是在毁灭自己以及用一种看上去他们已无法控制的动力机制摧毁所有文化的话，也正在被与所有历史文化及其包含的自我阐释拥有最脆弱关系的术语所塑造……
与它的前辈们一样，我们的文化革命不寄希望于获得竞争对手的某种承诺，而希望以一种方式使用所有承诺，导向忠诚而不是虚无……
从传统的角度看，从一种控制性符号向一种释放性符号的不断转移也许可以被看作是文化的消解。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释放性主题的主宰性，在其中被释放者作为新的控制模式加以进化，以及作为我们大众纪律的消费模式，暗示着西方文化正在逃离它先前的形态，朝向一种旧的意识形态主要因其治疗潜能被保留(就像过去那些道德化主题的有趣存留一样)的新形态。因此，没有必要发展出对情感的垄断，因为没有人会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在条例的支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