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怀旧，我当然也不能免俗，脑海中常常會浮现出青少年时期的点点滴滴，数十年前的情景历历在目，甚至有時会在睡梦中回到过去的时光。
我的家在上海市虹口区（原先称为北四川路区）山阴路，從懵懂稚兒到長大成人，我就一直生活在那里。小时候刚能认字时看见过当时路边的水泥路牌，上面写的是“施高塔路”，而经常去的溧阳路那时叫“狄司威路”。
这兩年，我的小学（山阴路上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的几位同窗不辞辛苦，历尽周折，居然联系上了包括我在內的不少同班同学，並且有过几次难忘的相聚。尽管不少同学因远在外地或异国未能赶回上海，然而每次聚会出席者少则数位，多则达二十多人，这么多半个世纪前的同学能再次重逢，实属不易，也更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们班的這些同学当时大多都住在山阴路，遍布千爱里、四达里、恒盛里、恒丰里、大陆新邨、东照里、花园里、兴业坊、191弄、文华別墅、青庄和303弄等各条弄堂。尤其令我们喜出望外的是，一位有心的同学一直妥善保存着摄影於1960年的我们全班的毕业合影照片，并经过修整放大印制，分发给了我们每一个人。端詳着照片上半个多世纪前天真烂漫、欢快调皮又纯洁无瑕的我们，大家都不禁一起回忆起我们的老師、谈论当年的许多轶事、又加以善意的调侃，仿佛再次回到了童年，大家都露出开心的笑颜，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年逾花甲。
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1960屆 六（1）班毕业留念摄於教学楼前，后排左起第一人为笔者
我家住在山阴路大陆新邨192弄，这是1949年我父亲從中央银行转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后由单位分配的住房，同时有不少原先在各大银行工作的职员也分配住在大陆新邨。看到有文章說大陆新邨共有60号，在此纠正一下，其实六条弄堂共有61个门牌号，在我家的后弄堂底还有个61号，它的外墙与整个弄堂一样，也同样是三层建筑，但內部格局却大不相同，大门也和其他门号开的方向不一致，却不知当初建房時是怎么形成如此格式。在网上看到一幅照片，可以清楚见到此情景，从画面來看，摄影者恰好是在我家后门近旁拍摄的。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幅照片，拍摄地点应为山阴路192弄后弄堂和208弄之間，左边是192弄的连排屋宇，到弄底成一个J型转角，那就是61号。前景的那座平房在我小时是居委图书館，我门常去借书看，后来也曾用作居委的办公室。不过从这张照片看，似乎成了什么小店了。原本並沒有右侧稍矮的灰色部分，是后來搭建的。
当年的山阴路是一条整洁、幽静、頗具人文气息的小马路。山阴路的住家主人大多是知识阶层，也有部分民族实业家。那时在路上相识的人见面都十分有礼貌地互相问候，说话轻声细语，极少有人在马路上放浪形骸、大声喧哗、更鲜见吵骂斗殴，入耳的常常是悅耳动听的钢琴练习曲或是留声机中流淌出來的优雅的古典音乐。
山阴路上有几座深宅大院——离大陆新邨不远的292号，和191弄、209弄、275弄等弄堂底的几个大院，还有我家前弄堂底的一个小木门里面的一个大院（其实這个花园正门在相邻的甜爱路上）。
这几座花园住宅曾先后居住过上海警备区和东海舰队的多位將军，有刘浩天、陶勇、饶子健、饶守坤、高志荣等，当然这是听年长的邻居说的。起义将领刘昌义（影片《战上海》中央军将军刘义的原型）那时也住在大陆新邨，好像是30几号，读小学时他的公子还和我们一起玩耍过。而“文革”后期，著名编辑、出版家、文学家赵家璧先生也搬來大陆新邨，並和我家紧邻，我母亲退休后曾协助居委工作过一段时间，曾多次去他家，由此相熟。
说起《战上海》，不能不提当年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它的原址就在复兴中学过去一点，四川北路和东江湾路相交的转角处，一座灰色的弧形建築，当时拍摄影片时此处就是外景地之一。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成了上海无线电八厂的厂房，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曾因公出差去过一次，里面滿是机器、工作台、零配件、半成品、电器产品和各类包装箱，十分杂乱，已经完全沒有了电影画面中的阴森和威严。
山阴路上有不少近代文化名人的故居，如鲁迅、茅盾（大陆新邨）、日本人內山完造（千爱里）、瞿秋白（东照里）、沈鈞儒、胡愈之（恒盛里）等人，不过除了鲁迅在大陆新邨9号的故居以外，其他的似乎已经被渐渐遗忘了。
那时的山阴路上除了有少量部队的军车，基本沒什么汽车开过，更不通公交车，所以显得安逸、静谧。而最热闹的时候就数过年时节，一辆军用大卡车，车廂里是一个军乐队，穿着华丽的军礼服，手持鋥亮的铜管乐器，吹奏着雄壮的乐曲在马路上缓缓驶过，那是去给首長拜年。这种热闹场面小孩子当然不会错过，总有一帮孩子追着卡车跑，直到卡车驶进大院才意犹未尽地慢慢走回來。
儿时经常看见马路上有白俄男子推着一辆似乎是金属打造的漂亮的手推车，随着他缓慢地搖着一个手柄，从车上的某个地方就放出十分动听的异国音乐，那是在卖“沙拉面包”；还有挑担卖豆腐脑的小贩，拉长声音叫一声“喔——”，余音绕梁，很长时间不绝於耳，声音虽单调，却也还耐听；更有卖青果的，用能与帕瓦罗蒂相媲美的男高音唱道：“檀香——橄—榄——，卖——橄榄——。”声调高亢激昂之极，不过那要用沪语唱出來才有韵味，否则就显得不伦不类；还有其他各种小吃的叫卖声……碰到运气好的时候，大人会让我们尝尝新鲜，而青果却是常买來吃的，因为爸妈说青果清火有奇效。
山阴路为居住区域，商店很少，记得仅有兴业坊到东照里弄口一带有米店、油酱店、大同南货店，四达里弄口的一家杂货店（店名记不得了）和煤球店以及副食品合作社以及四川北路口的银行、理发店和水果店，此外，就是少数几爿私人开的小烟纸店（上海人称做夫妻老婆店）。闻名遐迩的內山书店位於山阴路甜爱路口，因它与鲁迅的深厚淵源而著名，我上学时它叫读者书店。住在山阴路生活十分便利，一则吉祥路就是小菜场，又有副食品合作社，各类荤素食品一应俱全，十分热闹；二则步行三兩分钟就可走上四川北路闹市，买什么都很方便，是名副其实的闹中取静。可是从1960年前后几年开始，生活却不那么方便了，尤其在那几年的困难时期，买什么都須凭票，几乎包括一切生活必需的食品和日常用品，烟酒等也毫不例外。
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们肯定都有一个共同的体验，那就是饿。因为大米（就是晚稻米，粳米，上海人通常叫做大米）限量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三市斤，其余是秈米，即早稻米，色黃又十分粗糙，而且混杂了许多糠壳、稗子和小石子，此外还要搭配面粉、包谷粉、山芋等等。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月经常吃面饼、面疙瘩、甚至面糊糊，因为买任何点心也都要凭十分珍贵的“就餐券”和“糕点券”。由于少油水，容易感到饥饿，有限的粮食定量额度就常常会捉襟见肘。那时我在学校吃午饭，有一次竟然一顿吃了二两烂糊面再加上24只一两的馒头，过后也不明白是怎么吃下去的。按政策我父母还可定期购买一些黃豆、白砂糖等，相比有些人家要稍好些。人吃不饱，蔬菜也会长不好，那时从菜场买回來的卷心菜的外皮的“尊容”深深印在我脑子里，颜色墨绿，又硬又老，可那也是计划定量供应的，绝不是你想买就可以买到。稍有点意思的就是买计划供应的山芋，凭购粮证一斤粮食定量可以买数斤山芋。各家各戶老少齐出动，根据有关部门的告示前往指定地点，手提肩背，热闹非凡，孩子们有空闲也会兴致勃勃地加入这个队伍，毕竟山芋也可以解馋和填饱肚子，至於它的营养价值，那时沒人会想得到。这种情况持续了较长时间，后来才逐渐好转。
取道274弄或文华別墅（那时文华別墅弄底有一扇小门可以走通，后来不知何时被一堵墙封死了），走出去就是甜爱支路，数十米外即到虹口公园正门。这里有73路公共汽车起点站，后来改为18路无轨电车，而在四川北路复兴中学对面，那时是1路有轨电车起点站，改为21路无轨电车后，起点站延迁至虹口公园。年幼时会结伴跑到复兴中学附近看1路电车“当当当”地掉头，因为那里沒有环形轨道，到站后要往回开只能在一个岔道上掉头並换一头掛后面的车廂，所以有轨电车车头两端均可以驾驶。年纪小好奇，还看得津津有味。
儿时剧照 摄於外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大礼堂 位于中间的是笔者
我学龄前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幼稚园，就在山阴路甜爱路口的一幢花园式房屋內。对于幼稚园的生活，我现在仅仅记得我们的老師是一位姓邓的女士，她既严厉又很亲切，对我们十分关爱，我们都称她“邓先生”；另外就是记得那里的午餐十分可口，尤其是熏青魚，太好吃。在幼稚园我们还经常排练节目去外滩24号人行上海分行礼堂演出，至今我还留有一张演出的剧照，一同登台的小朋友大多仍叫得出名字。
和幼儿园的老师们一起合影
192弄是大陆新邨最末一条弄堂，共有11个门牌（51—61号）。我家住的是底楼，楼上楼下及隔壁的邻居关系都很融洽，大人们互相间的称呼原來是“某先生”、“某太太”，不知什么时候慢慢改成了“某家姆妈”、“某家伯伯”、“某家阿婆”…… 我们小孩子却不管那么多规矩，大多呼以小名，甚至取绰号，不过大家都不以为忤，嘻嘻哈哈，闹作一团。
我家后弄堂和文华別墅（其实应该是曙光邨，文华別墅的楼宇在曙光村的后面）之间原來有一堵高墙，弄口各有大铁门，所以后弄堂很逼仄。后来那堵墙被拆掉，两条弄堂并为一条，就显得宽敞多了，如此一来我家后门就正对曙光邨住戶的前门。1号住的一戶主人1949年前是在某洋行做买办的，現在应该叫职业经理人；2号住的就是人称“周百万”的一家，这两家因为有男孩子和我年龄相仿，小时曾一起玩耍。据我所知“周百万”大名周福庆，经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奋斗开了一爿“福庆机器厂”，是一位民族实业家。
大陆新邨的六排房屋建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年代久远，但与山阴路上的绝大多数里弄一样，建筑品质十分好，虽然從斑驳的外表看，历经数十年风霜雨雪显得很旧以至有些破败，但房屋结构还是十分牢固，甚至看不出一点現在新建社区普遍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沉降。大陆新邨很早就通有煤气，我家刚搬进去时家里厨房一角就有一台锅炉，建在一个二尺见方的水泥平台上，还连接着粗细不一的管子，但那时已不能使用，因为煤气当时不通，过了几年才接通了煤气，可是锅炉早已拆除。此外大陆新邨每层楼都有抽水马桶，这在距今八、九十年前的上海滩也是不多见的。底楼和三楼是“小卫生”，二楼则是带有浴缸的“大卫生”，因为原本设计三楼仅由一家人居住，由于人多房少才分住三戶人家甚至还有四戶同住的。
我家住的是底楼，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大概有十个平方米。院子一小半是通前院大门的水泥走道，另一多半是泥土，靠墙根原先就种有一棵冬青树，高出院墙很多，四季常绿。而余下來的，基本上就成了我的“一亩三分地”。我曾在这里种过各种花草，喂过鸡，养过兔，也种过丝瓜和鸡毛菜等蔬菜。丝瓜籽种下后只要拉一绳繩索，让它爬藤，自然会发育成長、开花结果，种牵牛花也是一样，只不过丝瓜更具经济价值，尤其在那食品短缺的年代。种鸡毛菜蛮有意思，买些菜籽撒入泥土，浇点水，然后每天去观察，可以发现从萌出嫩芽开始，每天都在长高，尤其是在下雨天，长得飞快，用不了几天，长到三五寸长，就可以收获了，嫩绿嫩绿的，十分惹人喜爱，手捧青翠欲滴的小青菜時心里总是充滿了成就感。
这个小院子，还差点成了“炼钢厂”。那是在“赶超英美”的“大跃进”时代，为了完成年产1070万吨钢，全民动员，人人炼铁炼钢。我家院子的铁门和围墙上沿的装饰铁柵都被拆走当作炼钢原料，当然其他各家各戶也是如此，包括弄堂口的大铁门。受这样的形势感染，什么都不懂的我们小学生也跃跃欲試，我同班的几个同学和我一起商量也搞一台“反射炉”來“炼钢”。因为我家有个小院子，所以就把这儿作工地，我们分头找來一些砖块和数块耐火砖，就地取院子里的泥土，居然砌起了一台“反射炉”，在炉膛里放进几块废铁，然后就象生煤炉一样用废紙作火媒，再加些废木头和煤球，沒有鼓风机，就用蒲扇拼命煽风，顿时浓烟滾滾，呛得我们眼淚鼻涕直流，尽管我们几个轮流煽风，个个煽得手臂酸麻，可是炉膛里的火就是燃不起來，搞了一整天，最后以完全失败告终。
受父母影响，我们兄弟都十分喜爱音乐，尤其是古典音乐。家里有一台“哥伦比亚”公司产的手搖唱机，还有许多胶木唱片，內容都是古典音乐，有贝多芬等音乐巨匠的交响乐，也有世界著名作曲家的小夜曲、幽默曲、歌剧序曲、进行曲等等。一有空闲，我们便会放唱片，顿时或优雅，或雄壮，或抒情，或明快的乐曲充滿了整个家，扩散到半条弄堂。弄堂里有一家许姓近邻，主人是医生，他家也有不少好唱片，也酷爱音乐。我们有时会和他家的孩子交换欣赏唱片，我家有贝多芬的《田园》，而许家有《命运》，其他的轻音乐我们也会互通有无。我所受的音乐启蒙就是在幼儿时期开始的，年龄很小时就知道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等响彻世界的名字，渐渐体会交响乐所表达的意境，也渐渐熟悉了管弦乐隊各种乐器的音色及每个声部的位置和表现力，还省下零用钱多次买票去上海音乐厅现场欣赏各类音乐会，真是很大的享受。听了从许家借來的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给我印象很深，听着这首乐曲特有的旋律，眼前仿佛就是入夜时分，陆续出现了众多鬼魂，它们在墓地唱歌跳舞、饮酒作乐、整夜恣意狂欢，直到黎明时教堂钟声响起才全体回巢，一切又恢復平静，简直就像是看了一幕活剧。《田园》的乡村意境更像“写意”，相比之下《荒山之夜》就有“写实”的味道了，好的音乐真是魅力无穷，当然百听不厌。我们兄弟三人有时也会举行小型家庭音乐会，手风琴、小提琴、口琴就组成乐队，演奏一些熟悉的曲子，还蛮像回事，常常吸引邻居的孩子趴在前院围墙上“观摩”。
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自以为比现在的孩子要快乐幸福得多了。那时虽然沒有电视、沒有电脑、沒有手机、沒有psp游戏机、沒有ipad……甚至在一般家庭连收音机都十分少见。但那时我们也沒有那么多的作业、沒有那么多的考试、沒有那么多的竞赛、沒有那么多的培训班……然而，我们有比现在孩子多得多的自由空间，有充裕的玩耍时间，还有丰富多彩的孩提遊戏，那可是“真人版”的哦！既丰富了课余生活，又增进了个伴之间的友谊，还锻炼了身体。有时和外孙女讲起这些，她都会羡慕得一塌糊塗。
我们那时候作业量很少，和现在的孩子相比甚至可以说几乎沒有。小学放学后有作业小组，就是放学后到一位同学家一起做作业，二、三十分钟就可完成，然后就是玩，上中学作业量也不大，所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可以玩得尽兴。上海的弄堂就是孩子们玩耍的天地，当年上海弄堂遊戏也是种类繁多。除了少数专属女孩的譬如跳橡皮筋外，大多遊戏我都玩过：打弹子、飞（或刮）香烟牌子、盯橄榄核、跳房子、打菱角，抽贱骨头、滾铁环、斗鸡、斗田鸡（用纸折成青蛙状，两人相对在桌子上对吹，以先翻身者為输），丟麻将结子……后弄堂围墙未拆前，我们会贴着墙根练倒立，也会在地上划一张“乒乓球台”打乒乓，棋牌类那更是经常玩。遇到周日或节假日，孩子众多，就会一起玩“官兵捉強盜”，经常会为谁做“官兵”谁做“強盜”争得面红耳赤。
前弄堂对过的191弄也是我们常去玩的场所，那里只有四、五个门牌，都是带花园的独栋別墅，可那时大多并非仅住一家一戶。儿时我们都称191弄为“农林部”，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大概是里面本來有个相关單位？不过记得那里原先倒是有一個医疗器械厂，生产玻璃温度计的，我还去拣过扔在厂门口的废次品玩。弄內1号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而且有一片不错的草坪，我们常去那里踢小足球。草坪上当然沒有中线，也沒有中圈、禁区甚至沒有边线，然而我们都乐此不疲，把衣服一脫堆成两堆就是球门，男孩子都喜欢这项运动，感到十分快乐，既锻炼了身体，也从中学到了足球知识和规则。我们兄弟也参加进去，并和其他孩子一起切磋球技。有时候会有其他弄堂的孩子來约我们比賽，胜负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踢球从沒人耍赖。那时中小学校几乎都有足球队，可现在应试教育环境下，上海的学校足球队已基本绝迹了，无怪乎中国足球水准连许多小国都比不过，沒有基础，何來大廈？
那个年代脚踏车还是奢侈品，记得我们弄堂里那时只有一家拥有一辆，可相邻的甜爱路上有出租脚踏车的摊子。我们会一起去租车学骑，沒多久，基本上孩子10岁前都学会了骑车，有些7、8岁的，人还沒车把高，把一只脚伸进三脚架也能骑得很好，自然也沒少摔跤。我们兄弟也是在很小的时候就会骑车了，个人拥有自己的自行车当然是多年以后的事，但学会骑车后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与山阴路为邻的甜爱路也是一条难得的安静清新的马路，也极少有车辆通过，行人稀少，更沒有任何商店。马路一边是高高的围墙，另一边则为老上海常见的用细竹子编成、並刷上黑色沥青的“墙篱笆”（沪语里“墙”字念第一声），加上茂密的行道树，白天走在浓浓的树荫里，別有一番感觉。夜晚在路灯光下，树影婆娑，充滿幽静而浪漫的情趣，据说是青年男女谈恋爱的好去处，当时我们年幼，还不懂这些。
暑假里我们常去虹口游泳池游泳，经常浑身晒得绯红，火辣火辣的，不久就会脫一层皮，却全然不在意，弄堂里绝大多数孩子很小就都学会了游泳。放暑假時，我们会成群结队去不太远的江湾路附近的“联义山庄”、“广粵山庄”（均为大型墓地）玩耍，主要是捉蟋蟀。那时捉蟋蟀很容易，翻开乱石头，用一张小的网迅速罩住，再小心翼翼转移到手掌心，设法装入专门用来装蟋蟀的“竹管筒”，如果忘了带，那就用纸片卷成圆筒代替，也管用，只是小心不要压扁了。回家前再采一把“赚绩須草”，这是沪语发音，就是把端部撕开后可弄成极细的绒毛状，这是在斗蟋蟀时用来引蟋蟀“开牙”的。那时男孩子几乎都有蟋蟀，互相斗着玩。当然有些成年人也玩，还有不少人会以此赌输赢，听说別处有“斗俘虏”、“斗蟋蟀盆”、“斗月饼”，甚至还有赌钱的，我们小孩子当然不会玩这些，一则有家教规范，二则也沒有实力，只是斗着玩，图个心理滿足而已。
我们还会去江湾路那边的“靶子山”，那里能挖到不少子弹头，都是打靶时钻入靶山的。每次去都会有不少收获。由此我们在很年幼时就能分辨出“小口径”、“冲锋枪”、“步枪”、“手枪”等子弹的不同。有时还能拣到子弹壳，由此居然还了解了子弹的构造，知道了“弹头”、“弹壳”、“火药”、“底火”“来福线”（后来知道专业术语叫“膛线”），那也算是军事知识的启蒙吧，反正男孩子都十分感兴趣。此外，靶子山附近还有一种野生植物，结的果实像一颗颗珠子，中间还有一小孔，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叫什么，就叫它“珠珠草”。我们会採集很多珠珠，带回來用针线穿起來，就是一串不错的手工艺品，女孩子拿來做项链、手镯都不错，还可以用多串做成门帘，阻挡苍蝇蚊子很有效。
那时拥有一台收音机是很奢侈的，我自小就喜欢做一些小玩意，于是就自己制作矿石收音机，看有关的书，了解了基本知识，花几分钱买來“矿石”，然后用废旧的漆包线自己绕制线圈，接好电路，仔细调整触针在矿石上的位置，调到最佳位置时，耳机里就放出了悅耳的广播声，顿时感到兴奋极了。由此培养了我对电子技术的浓厚兴趣，並陆续组装过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电子钟等，当然这大多是成人后的事了。
矿石机接收灵敏度很低，必须架设天线，可我家在底楼高度不夠，于是我就到三楼天台，征得主人同意，从天台的边缘借助突出部分爬上房顶架天线。我爬过房顶好多次，在全民消灭麻雀的那场运动中我也爬上去过。后来长大了再到三楼天台看到我爬房顶处，不禁倒抽一口冷气，那实在是太危險了，大陆新邨的楼层很高，天台离地面足有十多米，攀爬处下面就是天井的水泥地，而能用作攀爬的突出部位又不夠牢靠，万一不小心失手失足的話，肯定沒命，也不知当初怎么会有那么大胆子，后来懂事了想起來真后怕。
说到消灭麻雀，那是在1958年的事。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消灭“四害”，就是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理由是麻雀吃了大量的粮食。那几天，人人都被发动起來了，大家手拿一切可以敲打出声音的物件，有搪瓷脸盆、白铁畚箕、钢精锅、废铁皮、铁罐头……也有吹哨子甚至大声呼唤的，还有人不断挥舞红旗，到处树立类似“稻草人”的东西。这种热闹场面，小孩子是不会错过的，当然也跟着瞎起哄。各种声响汇成一股巨大的洪流，铺天蓋地，震耳欲聋，殊不知那可不是某一个区域在这么搞，而是全国处处同时进行，可怜的小麻雀被惊吓、被驱赶，逃又沒处逃，又不敢停下來歇息，于是很多麻雀筋疲力尽，体力不支终于掉了下來，成了人们的战利品。我那时也兴致勃勃，爬上房顶，挥舞旗帜，敲打响器。站在高处，更感觉到这场运动声势之浩大，也亲眼見到不少麻雀纷纷落地，房頂上也有，据说全国共捕杀了数十亿只。可是麻雀几乎绝跡，后来粮食却減产了，这是因为害虫沒有了它们的天敌——麻雀，可以肆无忌惮地啃食庄稼。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沒丝毫科学道理的一出闹剧，违背大自然的规律行事，终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当时山阴路因为地势较低，排水系统也不是很完善，记得那时只要下大雨，马路就会积水，每年都有这种情況。孩子们毕竟不懂事，看见有水就会去趟水玩，有时还觉得不过瘾，就跑到地势更低的甜爱路去玩，尤其看见有自行车在水中驶过，车轮在水中划出兩道波浪，还觉得很好看，根本不知道那水有多脏。有些年雨下得太大，在我上初中的有一年，山阴路积水越來越深，渐渐漫进了弄堂，又渐渐从我家后门漫上了过道、厨房，眼看将要进入房间了，我们兄弟几个急忙用一块木板拦在后门口，再拿废布包上泥土沙石填滿缝隙，形成一道“堤坝”，然后拼命向外舀水，以降低里面的水位。搞了好久，才沒让房间进水。回想起來，那时感到好玩倒是多过对水漫进房间的担心，毕竟童心犹在。后来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改进，即使雨再大，山阴路也不会积水了，这样的情景也仅仅保留在记忆之中。
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我的兩位兄长先后离开上海去外地念书，我也在校住读，平日家里只有父母亲和小妹友苏，稍嫌冷清但仍不失温馨。我则每星期回家一次，周六下午回到山阴路的家，周日傍晚前再赶回学校。每每走过山阴路，觉得她还是那么干净，还是那么富有人文韻味，还是那么文靜，还是那么亲切，甚至行走在“台硌路”——吉祥路和四达路上，也沒觉得那么硌腳。直到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山阴路随着也在改变。
山阴路上原來的静谧被喧囂所代替，路上的汽车越來越多，灰尘也越來越多，晚上睡梦里都会被疾驶而过的汽车声震醒；马路上的人也越來越多，各种面貌的人们或情绪激昂地遊行，或鋪天蓋地张贴大字报，或面紅耳赤地进行大辩论，都说自己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包括大陆新邨在內的许多住戶被认为不配住在这里而“扫地出门”，或是被认为不应该住较大的面积而被迫騰出部分住房，更多人搬进来成了新住戶。山阴路上浓厚的人文气息也在渐渐消退，除了仅存的大陆新邨9号鲁迅故居和吉祥路口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之外。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流行抄家，简直随时随地都有。因为1945至1948年我的父母曾在台北工作过，我家就被抄过兩次。尽管当时我在学校沒回家，沒有亲眼看见我家被抄被劫，但过后回到家里见到屋內雪白墙面上的黑墨标语，看着书柜被贴上的慘白的封条，发现家里的相冊、书籍、图片等被撕毀、被丟弃、被拿走，再看着家人的无奈和无助，我完全可以想像出当时的情景。好几大本珍贵的老照像簿、许多精美的台湾风景名胜图片、伴随我们兄妹长大的一大摞古典音乐唱片……全部遭劫，直到多年后“落实政策”时，才归还了仅剩的那本台湾银行纪念冊。我家后门对面的“周百万”家被抄多次，有一次他家被抄时，我正巧在后门口，只闻噪声喧天，几辆卡车停在门口，“造反派”们不断从屋內搬出大小箱子，往卡车上装，直到再也堆放不下才停止。周家的損失可想而知，不知道后来是否有归还。
那个时期，我眼中（当然也包括我心中）美丽的山阴路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而我尚未等到拨开这层雾霾，就被统一分配到大西南山沟里的大三线工厂去了。以后每次探亲或出差回上海，走在山阴路上总觉得与我印象中有些异样，然而来去匆匆，竟也沒有细细琢磨究竟不同在何处。易地多处工作，辗转数十年，直到退休回到上海，方有暇再次仔细打量山阴路。当然我已经不住在山阴路了，而是安家在離山阴路甚远的虹桥机场附近，但我还是会常去山阴路走走——友苏妹一家仍旧居住在大陆新邨，四达里还住着八姑外婆八姑外公二位耄耋老人，他们是看着我从幼兒渐渐长大成人的，那么我有空总会去山阴路拜望二位长辈，看望友苏妹一家，这些年我才有机会注意数十年来山阴路上发生的变化。
过去安详静谧的山阴路变得嘈杂，空气也远不如以前清新，这要归功于人多和车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路上能夠开店的地方都开出了各式各样的商店；路边几乎停滿了各式大小车辆，路上行人川流不息，车辆在狹窄的缝隙中蜿蜒前行，似乎欲与闹市比肩。但是毕竟马路狹窄而又短小，无法开出大商店，人们主要购物场所仍是四川北路商业街和附近的大卖场，本来闹中取静的优越性却荡然无存，难怪有人说在山阴路做生意的商贩们抱怨生意不景气，以至于说山阴路的住戶是“破落戶”，无非是责怪人们不照顾他们的生意而已，殊不知市场经济下，何关“破落”与否？
和以前相比山阴路的面貌变得更杂乱了。原本就不宽敞的人行道上（包括有些弄堂里）还增添了许多外观和造型实在不敢恭维的水泥“花坛”，种了一些花草，人们行走时要绕道，人多时更常要侧身而过，委实是不方便。听说这也是基层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必須完成多少数量的“绿化面积”的任务而建起來的，全然不顾实际效果。其实路边的行道树再加上各家小院及阳台上的花草，本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何必搞这种效果适得其反的形式主义呢。
各条弄堂里再也见不到有孩子们在玩耍，在运动，在游戏，当然现在他们有更具技术含量的电视、电脑、手机、psp游戏机、ipad或者其他现代玩具，可是传统的弄堂文化却绝迹了，邻里之间的和谐交往也減少了，孩子群中“小胖墩”却增多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一眼见到的只是旁边停泊的各式各样的车辆，原本不宽敞的弄堂愈加狹窄。对此现象，近年來以至於上海的有关部门还要重建类似“新天地”、“田子坊”来“复原”老上海风貌，以及在报纸、电视等媒体上追忆沪上的传统弄堂游戏……
由于有识之士的呼吁、政府部门的努力，山阴路上原有的各条弄堂里种类丰富、风格各异的优秀建筑总算较完善地保留了下來，尽管如此，我觉得走在山阴路上的“味道”不同了，虽然增添了不少五顏六色的店招，增添了些许“花坛”，但终究缺少了山阴路原本所特具的“书卷气”，已经和上海许许多多的马路沒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了。
我更喜爱那时的山阴路——薰陶我度过幼年、童年、少年的美好时光並陪伴我长大成人的山阴路，给我留下无限美好记忆的山阴路。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