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１９年春天，周作人在《新青年》六卷二号发表新诗《小河》：
一条小河，稳稳地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色的果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像同从前一样，稳稳地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土堰坍了；
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地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你我的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条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有工夫对了我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到沙滩上，
拌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哪里去了。
周作人晚年对这首诗作了这样的解释：“鄙人是中国东南水乡的人民，对于水很有情分，可是也十分知道水的厉害，《小河》的题材即由此而出。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
（胡适和周作人，性格不同，志趣不同，但两人的友谊却从未中断。根本原因在于两人都是伏尔泰的信徒：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尊重你发出的声音。）
胡适激赏这首诗，在《谈新诗》中予以甚高的评价：“这首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
“健全的思想”
1918年，周作人发表重要文章《人的文学》。所谓“人的文学”，周作人的定义如下：“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对作为根本的“人道主义”，周作人也做了特别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
胡适盛赞《人的文学》，认为，这篇文章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平实而伟大的宣言。胡适说，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另一个就是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周作人《人的文学》是新文学理论纲领性的文字。
周作人曾将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与谢野晶子此文，对道德、贞操的思考尖锐而发人深省。她认为，道德应是历史的观念而不能成为束缚人的教条。
当时的日本也是封建国家。社会对男女的贞操要求完全不同，女子不能失贞，男子却可以纵欲，对此，与谢野晶子提出尖锐批评：“倘这贞操道德，同人生的进行发展，不生抵触，而且有益；那时我们当他新道德，极欢迎他。若单是女子当守，男子可以宽假；那便是有抵触，便是反使人生破绽失调的旧式道德，我们不能信赖他。”“又听有人说，贞操是只有女子应守的道德；男子因生理的关系，不能守的。照这样说，岂不就是贞操并非道德的证据，证明他不曾备有人间共通应守的道德的特性么？”
在译后记中，周作人赞叹此文“纯是健全的思想”。
胡适读了《贞操论》，感触颇多，一口气写下数千字长文《贞操问题》。胡适说，家庭专制最厉害的日本能有这样大胆的议论，“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与谢野晶子在文中有这样的疑问：“贞操是否单是女子必要的道德，还是男女都必要的呢？”胡适认为，这个疑问，在中国更为重要。胡适批评了中国“贞操观”的男女不平等现象：“中国的男子要他们的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胡适最终的结论是：“男子嫖妓，与妇人偷汉，犯的是同等的罪恶；老爷纳妾，与太太偷人，犯的也是同等的罪恶。”
胡适此文是对周作人译文的回应，并且，胡适还把译文中提出的问题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对“贞操问题”，胡适和周作人的观点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关于子女的孝顺问题，胡适和周作人的观点也近乎一致。
1919年3月，周作人发表《祖先崇拜》一文，提出父母于子无恩的观点：“父母生了儿子，在儿子并没有什么恩，在父母反是一笔债。”周作人说，如果非要报父母的恩，那就应该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好，“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子女的债务——使子女比自己更好”。周作人在文中引用了尼采一句话：“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据此，周作人亮出自己的口号：“子孙崇拜”。
或许是受到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影响，胡适在儿子出生后，赋诗一首，其中也表达了“父母于子无恩”的观点：“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将来你长大时，这是我所期望于你：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周作人和胡适都不主张儿子孝顺父母，但具体理由却不同。周作人认为，儿子本身就是讨债的，“父母倒是还债——生他的债——的人。”胡适则认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结果流弊百出，所以，他干脆就将“孝”字驱逐出境了。
争论和风细雨
对日本的新村运动，周作人非常关注，也很推崇。他曾去新村访问过，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向国人介绍。
胡适看了周作人介绍新村的文章，对日本的新村生活颇为不满。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一文中，胡适从四个方面批评了新村运动。一、新村生活是“避世”的；二、“在古代，这种独善主义还有存在的理由；在现代，我们就不该崇拜它了。”三、新村人信仰的“泛劳动主义”是很不经济，因为这种生活“根本上否认分工进化的道理”。四、针对周作人所说，新村人的根本观念是“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胡适指出，这是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成两截，不妥。总之，胡适认为，新村运动宣扬的是一种“独善的个人主义”：不满社会，又无可奈何，最终选择过山林隐逸的生活。
对胡适的批评，周作人在《对于胡适之先生的演说》中作了回应。
关于“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起”，周作人强调，这不是如胡适说的那样是把“改造个人”与“改造社会”分为两截；而是改造社会先从改造自己入手。胡适说新村是“独善主义”，周作人也不承认，他认为，新村是想用和平的手段做到以前非用暴力才能做到的事。至于胡适所说“泛劳动主义”，周作人说，新村的劳动是有分工的，所以并非如胡适所说是“很不经济”的。
显然，对新村运动，胡适和周作人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不过，周作人在演说的结尾也承认，胡适对新村的“误会”，也是“绍介者”的责任，并且，他也表明“胡先生自己的主张，虽然与我的意见有不同的地方，依着我的习惯，另外不再议论了。”
周作人虽不同意胡适的看法，但他既能做自我批评，也能容忍对方的异见。这样的争论如同和风细雨，无损于两人间的友情。
胡适和周作人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但宽容却是两人共有的品质。
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提倡白话文学的运动时，曾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宿，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既然“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当然就能容忍异见。
正因为胡适周作人都主张宽容，都能容纳异见，两人针尖对麦芒的学术争辩只是切磋只是砥砺，不会演变成气急败坏的争吵和恶语中伤的谩骂。
1922年，有感于当时社会的“复古与排外”，周作人发表了《思想界的倾向》一文。文中他表露了对国粹主义勃兴局面的忧虑。对太炎先生的讲学，周作人做了委婉批评：“太炎先生的讲学固然也是好事，但我却忧虑他的结果未必能于整理国故的前途有十分的助力，只落得培养多少复古的种子，未免是很可惜的。”在文章的最后，周作人还担忧，国粹主义运动很有可能演变成“国家的传统主义”即是“包含一种对于异文化的反抗的意义”
周作人的悲观论调胡适不以为然，他随即写文章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文章里胡适安慰周作人，所谓“国粹主义勃兴局面”并未形成，胡适指出，周作人文中所举的一些事例，不过是“退潮的一点回波，乐终的一点尾声”。胡适说：“即使这一点回波果然能变成大浪，即使尾声之后果然还有震天的大响，那也不必使我们忧虑。”
两篇文章反映出两人性格之不同。周作人悲观，一有风吹草动，就悲叹：太阳底下无新事；而胡适号称“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再大的困难他也等闲视之，哪怕危机四伏，他也会豪迈地来一句：我们来了，一切皆会不同。
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著名的“首都革命”，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胡适风闻此事后，给外交总长王正廷写信，提出抗议：“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这封信后来发表在《晨报》上，周作人读到，立即致信胡适，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适之兄：在报上看见你致王正廷君信的断片，知道你很反对这回政府对于清室的处置。我怕你不免有点受外国人的谬论所惑。在中国的外国人大抵多是谬人，不大能了解中国……。这次的事从我们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士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胡适回信中首先表明，自己写这封信并非“受外国人的谬论所惑”，他告诉周作人，自己也赞成取消帝号，让溥仪出宫，但不赞成用武力的方式，最好采用绅士的办法，胡适说“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之点”。对周作人“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的话，胡适不同意，说：“这话里的感情分子之多，正与我的原书不相上下”——胡适这话很巧妙，他责备周作人的同时顺带批评了自己，如此一来，若周作人不同意这话，反显得自己心胸不宽了。
胡适的回信，言词诚恳，态度谦恭。这样的争执不会导致疾风暴雨，反而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1925年9月，胡适在武昌大学中国文学系做过一次题为《谈谈〈诗经〉》的演讲。演讲中，胡适对《诗经》中的一些作品作了富有个性的阐释。胡适的过度诠释周作人不敢苟同，便撰文《谈谈谈诗经》与之商榷。
演讲中，胡适是这样分析《野有死麕》这首诗的：“《野有死麕》的诗，也同样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初民社会的女子多喜欢男子有力能打野兽，故第一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写出男子打死野麕，包以献女子的情形。‘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便写出他的用意了。此种求婚献野兽的风俗，至今有许多地方的蛮族还保存着。”
周作人不同意胡适的看法，说：“《野有死麇》胡先生说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自然是对的，但他以为吉士真是打死了鹿以献女子，却未免可笑。第一章的死麇既系写实，那么第二章也应是写实，为什么‘白茅纯束，有女如玉’会连在一起去‘描写女子的美’呢？我想这两章的上半只是想像林野，以及鹿与白茅，顺便借了白茅的洁与美说出女子来，这种说法在原始的诗上恐怕是平常的。我们要指实一点，也只能说这是猎人家的女儿，其实已经稍嫌穿凿，似乎不能说真有白茅包裹一只鹿，是男子亲自扛来送给他的情人的。若是送礼，照中国古代以及现代野蛮的风习，也是送给他将来的丈人的。然而这篇诗里‘因家庭社会环境不良’而至于使‘那个怀春的女子对吉士附耳轻轻细语’，叫他慢慢来嘘，则老头子之不答应已极了然，倘若男子扛了一只鹿来，那只好让她藏在绣房里独自啃了吃。喔，虽说是初民社会，这也未免不大雅观吧？”
胡适又说《葛覃》诗是描写女工放假急忙要归的情景。周作人说：“照胡先生用社会学说诗的方法，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种情状：妇女都关在家里，干家事之暇，织些布匹，以备自用或是卖钱。她们都是在家里的，所以更无所归。她们是终年劳碌的，所以没有什么放假。胡先生只见汉口有些纱厂的女工的情形，却忘记了这是两千年前的诗了。倘若那时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说太史公坐了火车采风，孔子拿着红蓝铅笔删诗了。”
对《嘒彼小星》一诗，胡适的解释是：“好像是写妓女生活的最古记载。我们试看《老残游记》，可见黄河流域的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人的情形。再看原文：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嘒彼小星，维参与昴。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实命不犹。我们看她抱衾裯以宵征，就可知道她的职业生活了。”
周作人却说：“我把《小星》二章读过好几遍，终于觉不出这是送铺盖上店，虽然也不能说这是一定描写什么的。有许多东西为我所不能完全明了的，只好阙疑。我想读诗也不定要篇篇咬实这是讲什么，譬如《古诗十九首》我们读时何尝穿求，为何对于《诗经》特别不肯放松，这岂不是中着传统之毒么？胡先生很明白的说，《国风》中多数可以说‘是男女爱情中流出来的结晶’，这就很好了，其余有些诗意不妨由读者自己去领会，只要有一本很精确的《诗经》注释出世，给他们做帮助。‘不求甚解’四字，在读文学作品有时倒还很适用的，因为甚解多不免是穿凿呵。”
胡适有句名言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周作人在文章最后提醒胡适：“要大胆，要大胆，但是不可太大胆！”
后来，在把这次演讲收入文集时，胡适删去了对《葛覃》的解读，部分地接受了周作人的意见。
周作人和胡适都属于自由知识分子，但两人的性格却完全不同，周作人偏“冷”，胡适偏“热”；周作人悲观、消沉，刻意远离政治，只想躲进书斋，倾心自己的“胜业”；胡适乐观、自信，喜欢介入政治，坚信一点一滴的努力，就会有一尺一寸的收获。周作人信奉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胡适则崇尚“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由于两人都坚守自由主义立场，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虽然在学术上或在某个具体事件上所持观点不同，但两人惺惺相惜、彬彬有礼的关系却难能可贵地经受了风风雨雨的考验，维持了曲曲折折的一生。
志趣不同，却相互欣赏
生活上，胡适和周作人互相帮助互相理解；学术上，两人相互切磋相互勉励。当一方陷入困境时，另一方瞬时陷入深深的担忧中，并会在第一时间向对方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
1929年，胡适在上海发表《人权与约法》等系列文章。这些言辞激烈的批评惹恼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发文要撤掉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一职，中央党部也声称要严办胡适。周作人在报上看到消息后，立即给胡适去信，劝胡适“还是小心点好”，希望胡适“毅然决然抛开上海的便利与繁华，回到萧条的北平”，集中精力和才力，安心做学问。
胡适从信中读出了周氏对自己的深情厚谊，尽管他还不打算撤回北京，也不打算屈服于国民党的淫威，但周氏真诚的劝慰令他非常感动，回信中，他不免真情流露了一番：
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３日，周作人在《人间世》发表《知堂五十自寿诗》：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胡适于１月１７日依韵作《和苦茶先生打油诗》：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舍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第二天，胡适诗兴不减，又依旧韵和了一首五言诗：
老夫不出家，也不著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
周作人收到胡适的诗后，也回了一首《为适兄再续八句》：
双圈大眼睛，高轩破汽车。
从头说人话（刘大白语），煞手揍王巴（谬种与妖孽）
文丐叫连天，诗翁满地爬。
至今新八股，不敢过胡家。
３月５日，周作人给胡适写信，附上所作牛山体诗一首：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胡适收到后，叠韵答之：
肯为黎涡斥朱子，先生大可著袈裟。
笑他制欲如擒虎，那个闲情学弄蛇？
绝代人才一丘貉，无多禅理几斤麻。
谁人会得寻常意，请到寒家喝盏茶。
１９３５年，胡适还做了一首和周作人的贺年诗：
可怜王小二，也要过新年。
开口都成罪，抬头没有天。
强梁还不死，委屈怎能全！
羡煞知堂老，关门尚学仙。
从胡适的“和知堂诗”中，可以看出，一方面，胡适不能认同周作人安于“吃苦茶”的闲适，认为这种消极无为于世无补，所以坦陈自己“不敢充幽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盅茶”；另一方面，由于对当时政府的失望，胡适又觉得，在“开口都成罪”的不自由社会，“关门尚学仙”的知堂老人也确实值得自己的羡慕。
周作人知道胡适听不进自己的劝，仍热心政治，喜欢管“闲”事，说“闲”话，但他并不因此看低胡适，只是很惋惜。在他看来，倘若胡适安心做学问，静心写文章，他的成就将不可限量，因为，胡适这样的大才，世所罕见。“文丐叫连天，诗翁满地爬。至今新八股，不敢过胡家”，周作人这几句对胡适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可见，两人虽然志趣不同，但却不妨碍相互欣赏。
彼此牵挂到永远
1936年，周作人在报上看到丁文江积劳成疾，不幸去世的消息，他当即想到胡适。因丁文江是胡适的挚友，且胡适和丁文江一样，工作起来就不要命。于是，他致信胡适，劝胡适注意休息，不要再管政治的“闲事”，“不如专门讲学论学”。
胡适不能接受周作人的劝告，但他知道对方是真诚关心自己，所以就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阐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
“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问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周作人劝胡适“汔可小休”，胡适则对他说，自己越忙休息得越好，因为忙碌之后心能安，结果反而睡得沉：“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周作人责怪胡适不该再管政治的、社会的、学生的事，他认为胡适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这上面实在得不偿失，因为胡适的努力在他看来收效甚微甚至没有回报。对此，胡适说，自己已经得到很大的报酬：“但我也有我的酬报。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报。至于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胡适说：“私见如此，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
信末，胡适提醒周作人，写这封信，不是和老兄争辩，而是表明自己的“性情”而已。
一个是真诚地嘘寒问暖，一个是坦诚地自明心迹。这份真挚，不但化解了分歧可能带来的不快，而且使双方的友谊变得更加稳固、坚实。
１９３８年，胡适在伦敦给苦住在北京的周作人去了封信，信里是一首八行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显然，胡适是在劝周作人要“识得重与轻”，千万不能当汉奸。“藏晖”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留学日记用的笔名。周作人收到信后，回了一首诗：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
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在诗里表明“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其实是暗示胡适，自己不会当汉奸的。周作人将这首诗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收。胡安定是胡适的一个别号。遗憾的是，由于使馆人并不知道胡安定是胡适，这封信被扔在一旁，一年后才由一位胡适的熟人交到胡适手里。其时，周作人已经落水。收到此信的当天，胡适颇为感慨，写诗一首《无人认得胡安定》：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惘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在日记里，胡适做了一点说明：“周知堂去年九月寄一信一诗，又今年一月被刺后二诗和照片两纸，信封上写‘Dr.A.J.Hu，胡安定先生’，由华美协进社转。孟治兄不知是我，故搁到今天才转来。（最近他问我，我叫他寄来）。”
周作人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里还谈到了胡适“劝他南行”一事：
“适之的诗（稿已不存）系劝我南行，其意甚可感，但我因家庭关系实在无意摆脱，有母亲，鲁迅的故妻（另住别处），兄弟的故妻及三个小孩均在京，在自己一家大小四人，我女儿和她的两个小孩，以上均住在我处。故只能苦住下去，以诗答复，其自写的诗则一年后寄来者也。当年不便写真姓名，故写他的别号胡安定寄到中国使馆代收，却不料搁了一年不曾转到。此一件事值得写一篇文章，但大抵也就是回想记的一节。”
直到人生暮年，周作人仍觉得胡适的“劝他南行”，“其意可感”，“值得写一篇文章”，他对胡适曾经的关心和牵挂，可谓念兹在兹，铭心刻骨。
胡适和周作人，性格不同，志趣不同，人生的道路也不同；政治上有分歧，学术上有纷争，生活上也不免有龃龉，但两人的友谊却从未中断。根本原因在于两人都是伏尔泰的信徒：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却尊重你发出的声音。
钱玄同曾给周作人写过一封信，说：“我以为我们应该服膺圣训‘君子和而不同’一语……要是有依赖他人的行为，有结党成群的意味，别说干坏事，就是干好事亦是不足取。”
胡适和周作人想必都同意钱玄同这番话，因为他俩都做到了——和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