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坛鬼才之称的徐訏，其中篇小说《鬼恋》，长篇小说《风萧萧》曾风靡一时。由于作品畅销，成绩显著，1943年曾被称为“徐訏年”。
1927年春天，徐訏考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有意思的是，徐訏的专业是哲学，平时酷爱的则是音乐，而最初崭露头角靠的却是文学。后来之所以用文学安身立命，徐訏的解释如下：“我既不是学文学的，学校出来也无志做作家，但无形之中，慢慢地走了以写作为主的途径，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究其原因，我则是个性上做别的都不适宜，东碰西摸，碰到写作，因为可以孤独地闭户摸索，所以反而就以此为安了。”
徐訏由诗步入文坛，不久又将写作范围扩大至散文、小说。
周作人五四时期是文坛领袖之一，但抗战时期却落水当了汉奸。当汉奸，当然是一种耻辱，那么，怎么面对这种耻辱呢？在《道义之事功化》一文中，周作人对此有“精彩”的剖析。
“‘《甲申殉难录》某公诗曰，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天醉曰，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天醉曰，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这里说的直截痛快，意思已是十分明白了。我所说的道义之事功化，大抵也就是这个意思，要以道义为宗旨，去求到功利上的实现，以名誉生命为资材，去博得国家人民的福利，此为知识阶级最高之任务。”
这里，周作人说得很明显，“一死便了事”不如“拼命去做事”，且只要能“拼命做事”，哪怕“以名誉生命为资材”也是值得的。这样，我们也就理解了周作人“落水”后为什么不说他的“落水”是因为敌人强迫的而是出于主动，原来，他的“落水”不过是“以名誉生命为资材”“拼命做事”罢了。周作人被捕后在法庭上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一点来为自己辩解的。
入狱后，周作人在《自白书》里这样辩解：“初拟卖文为生，嗣因环境恶劣，于2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在法庭上，周作人也这样辩称：“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
从这些辩称可看出，周作人认为自己“落水”当汉奸，就是“以名誉生命为资材”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虽然名声不好听，但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
1943年，周作人写了篇《记杜逢辰君的事》，借纪念一位十年前病逝的学生，宣扬他所谓“牺牲一己以利他人”“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的哲学，并且认为，这种“牺牲”这种“忍受”“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
杜逢辰是周作人的一个学生，因贫病交加，想自杀，后经周作人劝说，“杜君就改变了态度，肯吃药喝粥了”，那么，周作人是怎么劝这个学生的呢？周作人的话大意如下：“你个人痛苦，欲求脱离，这是可以谅解的，但是现在你身子不是个人的了，假如父母妻子他们不愿你离去，你还须体谅他们的意思，虽然这于你个人是一个痛苦，暂为他们而留住。”周作人这几句话“本极寻常”，却“不意打动杜君自己的不忍之心，乃转过念来，愿以个人的苦痛去抵消家属的悲哀”，于是，周作人对杜逢辰大加赞赏：“我想起几句成语，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杜君的事正当得起这名称。”
杜逢辰于10年前就已经病故了，周作人为何要等到10年后才写这篇纪念文章？这不奇怪，在周作人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行将结束时，他需要借杜逢辰这个人物来安慰自己，他需要借杜逢辰这个亡灵来倾倒内心的苦水。
在文中，周作人说：“我平常最怕说不负责的话，假如自己估量不能做的事，即使听去十分漂亮，也不敢轻易主张叫人家去做。这回因受托劝解，搜索枯肠凑上这一节去，却意外的发生效力，得到严重的结果，对于杜君我感觉负着一种责任。但是考索思虑，过了十年之后，我却得到了慰解，因为觉得我不曾欺骗杜君，因为我劝他那么做，在他的场合固是难能可贵，在别人也并不是没有。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事实上却不能不认他也是这一部类，其上者则为学问为艺文为政治，他们随时能把生命放得下，本来也乐得安息，但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这该当称为圣贤事业了。杜君以青年而能有此精神，很可令人佩服，而我则因有劝说的关系，很感到一种鞭策，太史公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句句是在夸赞杜逢辰，句句也是在安慰他周作人，不是么？他周作人不正是因为家室之累，而不得不在北平“苦住”，进而“落水”沦为罪人？他这样做不也是“以个人的苦痛去抵消家属的悲哀”吗？不也是“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吗？不也是“一直忍受着孜孜矻矻的做下去，牺牲一己以利他人”吗？
1966年，徐訏在香港《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从“道义事功化”角度分析周作人“落水”原因。周作人为此给徐訏写信对自己的沦陷时的境况及“落水”原因作了说明：
“徐訏先生：
承在港友人寄示在《展望》上所发表的关于回想录的大文，对于鄙人的批评，宽和平恕，得未曾有，至为钦佩。但有一点，即是以‘道义事功化’一文‘说明’自己的文章，则微有错误。此与‘伦理之自然化’相并，是我多年来的主张，说句老实话，也只是一种空论罢了。我对于自己的行为向取‘不辩解’主义，在《药堂杂文》中有过一篇文章申明此义，回想录中即实行之。但是对于现实却不妨来说明一下沦陷时的我的境况，就知道由于我不能丢下家族，所以留在北平。我的家族那时有我夫妇及子女各一，女已出嫁，丈夫在西安，所以她住在我家，带着两个儿子。我兄弟的弃妻，就是我的妻妹，有二子一女，也住在我处，过着共同生活，此外我的母亲同了鲁迅前妻虽然住在别处，也要我照看，这样说来，就是这不算在内，已经连我有十个人了。我也知道顶好是单身跑到西南去，但是撇下九个人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在北平‘苦住’了。头一年（民廿六至廿七）我靠胡适之编译会译书的事，算是混过去了，后来编译会搬往香港，我乃托燕大友人在那里谋得四小时的功课，承燕大特给报酬百元，并一个‘客座教授’的名义，我便借此抵挡了别处的劝诱，第一是师范大学的中文主任，算是成功了。但是到了廿八年的元旦，忽然光降了刺客，虽是没有死，可是燕京不能去了，所以只好就了北大图书馆长，随后是文学院长之职了。那刺客案后来查无结果，这也是当然的，因为那就是日本军部干的事，这在回想录里有点说明，可笑世间竟有这样无聊人，自己承认是那特务，并且用英文写什么书，还侃侃而谈呢。以上这些‘说明’实在没有什么说服的力量，当作辩解，结果无非证明我意思薄弱，没有撇掉家族，牺牲别人，救出自己的毅力而已，所以除了对于先生以外，我是并不曾说过。以前以教书为职业，没有余暇做翻译的工作，现今是工作与职业合一了，我好久想翻译的书于今才得实现，即如希腊路吉阿诺斯的对话二十篇，总计有四十七八万言，这乃是我四十年来的心愿，在去年里总算完成了。虽然何时能够出版，目下还不能说，总之我的心愿已了，对于那位后汉末年的希腊作家，也已尽了介绍之职了。我与先生只于解放的那一年的夏天，在金性尧的席上见过一面，没有详谈的机会，今日草草写这封信，幸祈鉴察，并望勿加引用发表为幸。
此请近安。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日，周作人启”
和以前的文章相比，周作人这封信显得诚恳实在，没有把自己的“落水”拔高到“日常的悲剧，平凡的伟大”的高度，而是老老实实低头认错了。
徐訏的一篇文章，引来了周作人一封坦白认错的信，而且这封信中的有些内容是周作人此前“并不曾说过”，可谓“独家新闻”，从这个角度来看，也算是“抛砖引玉”。
周作人这封信，其全集未收，从史料角度而言，显得十分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