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设备先进性能优良的跑车而言，广阔无垠的跑道正是它梦寐以求的。而胡适这辆簇新的“跑车”刚出哥伦比亚的“熔炉”，就被蔡元培领上“北京大学”的新跑道。胡适后来的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不能不归功于蔡元培的慧眼识英雄。
伯乐与千里马
1916年12月26日，大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蔡元培于1917年1月4日走马上任。在给汪精卫的信中，他坦承了心迹：“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不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之者，亦以此。”
在就任演说中，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三点忠告：
“一、抱定宗旨：即研究高深学问，不求升官发财；二；砥砺德行：束身自爱，力矫颓俗；三、敬爱师友：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互敬互爱。”
蔡元培上任伊始，一方面督促学生改良讲义，鼓励他们用心潜修；另一方面，则着手购买书籍，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
蔡元培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北大的办学方针。循此方针，激进如陈独秀胡适，保守如黄侃刘师培等均被其收至麾下。在他看来，凡教师，只要学问高深，至于观点相异思想相左，均可被北大“兼容”：“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当抱残守缺的林纾致信蔡元培批评白话文攻击“新道德”，矛头直指陈独秀胡适时，蔡元培则不温不火有礼有节回函为胡适等辩护。
林纾说，《水浒》《红楼梦》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可证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蔡元培反问：“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之为非博极群书，非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文藏拙者？”蔡元培还特别夸赞了胡适：“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胡适不仅把新观点新思想带到北大，也把一些志同道合趣味相投者介绍给了蔡元培。蔡元培对此颇为满意，赞道：“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樵、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蔡元培对保守派的包容，胡适不以为然，曾抱怨说：“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一向比胡适激烈的陈独秀这一次却温和多了：“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学术讨论的自由……他是对于各种学说，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不妨碍他们个性的发展；至于融合与否，乃听从客观的自然，并不是在主观上强求他们的融合。我想蔡先生的兼收并蓄的主义，大概总是如此。”
看来，对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陈独秀比胡适领会得更深更透。
当时的胡适年轻气盛激情洋溢，一心提倡白话文，把文言文视作“死文字”，对林纾黄侃旧派文人也是不屑一顾，必欲推倒之而后快。但蔡元培却认为白话文言各有所长，新派旧派“并不相仿”。他说：
“我本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一类的主张，因为学术上的派别也和政治上的派别一样，是相对的，不是永远不相容的。……。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曾说明，作美术文，用文言文未尝不好。
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仿。”
显然，胡适早期还没有蔡元培的胸襟和雅量。晚年，胡适一再倡导“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时候的他才认识到蔡先生当年包容的气度是多么难得而不凡。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时，蔡元培欣然为之作序，其中的溢美之词充分显露了他提携胡适的热忱与急切：
“……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先生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才满一年。此一年的短时期中，成了这一编《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可算是心灵手敏了。”
胡适这部开山之作，蔡元培总结出几大特长：
“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远在老子、孔子之前，是无可疑的。但要从此等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记载中，抽出纯粹的哲学思想，编成系统，不是穷年累月不能成功的。适之先生认定所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发达史，不是中国民族的哲学思想发达史，所以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这是何等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第四是系统的研究。”
这篇序对推广胡适这部书起了多大作用，难以说清。但蔡元培对胡适的器重和热切期待却蕴含在字里行间。
对蔡元培的青眼有加胡适心存感激，直到晚年仍和弟子说，当年若不是蔡元培先生提携，自己终生恐怕只能成为二三流的编辑。
蔡元培被逼无奈，胡适之愤愤不平
本来，是汤尔和与沈尹默举荐了陈独秀，而陈独秀又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陈胡二位巨头一拍即合，联袂发起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抨击旧思想旧学术，利用北大这个得天独厚的平台推广白话文，一时间，两位巨头在中国思想家独领风骚一呼百应；新文化运动也风生水起势如破竹。以汤尔和沈尹默为首的顽固守旧派慌了手脚乱了方寸，就找蔡元培诉苦告状，但蔡先生不为所动，依旧重用陈胡二位得力干将。
蔡元培先生逝世后，傅斯年曾说过这样一件事：
”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并要制约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所提及的那个“老谋客”即为汤尔和。
为整饬北大风纪，蔡元培还倡议成立了“进德会”，要求北大教授注重私德，慎言谨行。会员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会员，要求不嫖不赌不纳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还须“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
“进德会”的戒律主要是警戒教员，对于偶有触犯者，蔡元培也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多教育，少处罚。对此，他的解释如下：
“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虽然蔡元培对人才至为爱惜，但几个守旧人士还是成功地利用进德会的戒律赶走了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陈独秀。当小报渲染陈独秀的冶游癖好后，汤尔和沈尹默便给蔡元培施压，逼其开除陈独秀，实则是因为他们不满陈独秀的革命言论，早就欲驱之而后快了。尽管心有不甘，但蔡元培作为一校之长哪能出尔反尔，只得挥泪驱独秀了。洞若观火的胡适为此愤愤不平，曾一连给汤尔和两封信批评他们的“假公济私”“借刀杀人”
1935年12月28日，胡适给汤尔和的信中指责对方“借私行为攻击独秀”：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意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在信中再次为此批评汤尔和：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所谓“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是指当初抓住陈独秀“私德”大做文章的守旧者，其生活也开始变得“浪漫”起来。
一唱一和，惺惺相惜
在教育理念和政治理想方面，胡适和蔡元培也往往是一唱一和。他俩对政治对教育的诸多看法有时简直不谋而合，可谓心心相印，心有灵犀。
1922年，蔡元培在《教育杂志》发表《教育独立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胡适对此完全赞同，在燕京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他多次引述蔡元培的这篇文章，向在座者灌输这种“教育独立”的思想。
1937年抗战初，胡适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庐山会议。在会上，胡适重申“教育独立”观，主张：首先，现任官吏不得作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其次，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再次，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就主张“教育独立”而言，胡适和蔡元培堪称知音。
对于学潮，胡适和蔡元培的看法也一致。他们理解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行为，但不主张罢课。
蔡元培认为，学生的天职是学习，爱国不能影响学习，所以罢课不可取。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他的话语重心长：“读诸君十日三电，均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
胡适虽也赞成学生通过抗议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但不赞成学生罢课，他认为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所以，对学生而言，报效祖国，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
1922年4月9日，蔡元培和一些主张延长春假（变相罢课）的教授发生激烈争执，他说，若有教员坚持此议，他便辞职，但这次辞职不是针对政府，而是对教员。胡适在日记里赞叹“蔡先生此举极可使人佩服”并为自己此前未能反对罢课而后悔。
后来《申报》上说，蔡元培反对教授提议，“系为胡适蛊惑”。胡适看了大笑，道：“他们未免太看轻蔡孑民而过奖胡适之了！”其实，当时胡适人在天津，根本不知道蔡元培和教授们有过争执。不过，胡适也承认，由于自己屡次反对罢课，所以别人才有这样的误会和传言。
胡适回国之初打算“二十年不谈政治”，后来在好友丁文江的劝说下，决定办报，写政论谈政治。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是在和蔡元培等人商议下完成的。胡适在文中主张成立一个“好政府”。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则是既能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福利，又能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保护个性的发展。
对今后的政治改革，胡适提出三个基本要求：第一，要求有一个宪政的政府；第二，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第三，要求一个有计划的政治。
这篇由胡适起草经众人修改的文章作为一篇宣言公开发表时，共有16人签名，蔡元培排在首位，表明他对胡适政治主张的支持和赞同。
反专制争人权也是胡适和蔡元培矢志不渝的共同追求目标。
胡适在《人权与约法》中提出，政府若真要保障人权，首先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胡适呼吁快快制定约法：“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政府的权限；过此权限，便是‘非法行为’。我们要一个约法来规定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有侵犯这法定的人权的，无论是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蔡元培大赞胡适此文“振聋发聩，不胜佩服”。
替蔡元培辩护
为抗议国民政府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蔡元培愤而辞职。之后，蔡元培发表一篇《不合作宣言》剖明心迹：
“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位，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只见他们一天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的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地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蔡元培还在各大报纸登了启事：
“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胡适不满这个启事，认为这个启事专以彭允彝为主题，使人失望。为消除这则启事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对这则启事作了一点稍嫌过度的阐释：
“他（蔡元培）这一次单借彭允彝的事为去职的口实，似乎还只是孔夫子‘欲以微罪行’的传统观念；蔡先生虽不信孔教是宗教，但他受孔教的影响甚深，是不可讳的。但他的呈文也明明说出：
‘数月以来，报章所纪，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国中。’
他又说：
‘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这是他愤然抗议的本意。我们赞成蔡先生此次的举动，也只是赞成这点大声主持正谊，‘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精神。”
当时鲁迅陈独秀等人都撰文批评蔡元培的辞职是一种消极行为，胡适一连写了多篇文章为蔡元培辩护：《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蔡元培与北京教育界》、《蔡元培是消极的吗》、《彭允彝代表什么》。
胡适提醒人们注意，蔡元培的辞职不是“消极”而是一种“牺牲”：
“‘有所不为’一句话含有两层意义，两层都是积极的。第一，‘有所不为’是尊重自己的人格。‘不降志，不辱身’，不肯把人格拖下罪恶里去。这种狂狷的精神是一切人格修养的基础。第二，‘有所不为’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为要做人而钱有所不取，为要做人而官有所不做，为要做人而兽性的欲望有所不得不制裁，为要做人而饭碗有所不得不摔破：这都是一种牺牲的精神。蔡先生举的例是‘若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其实这个公式可以扩大成‘若有求X，至少要有牺牲G的决心。’这个G，是无定的；也许是金钱，也许是饭碗，也许是生命！所以我们说蔡先生这个态度是不错的。”
胡适宣称，蔡先生这种牺牲精神值得提倡：
“在这个猪仔世界里，民众固不用谈起，组织也不靠，还应该先提倡蔡先生这种抗议的精神，提倡‘不降志，不辱身’的精神，提倡那为要做人而有所不为的牺牲精神。先要人不肯做猪仔，然后可以打破这个猪仔的政治。”
蔡元培人品高洁，办事认真，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他颇为倚重，让他承担多种职务。身兼数职的蔡元培，一方面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另一方面则左支右绌顾此失彼。胡适便劝他对自己的工作要有一番通盘筹划，把精力放在“性之所近而力之所勉”的教育事业中，全力以赴，然后才会有所作为。
蔡元培采纳了胡适的建议，向南京政府递上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院长及其他各项兼职事。
所谓益友，就是关键时候能为你指点迷津出谋划策，而你又愿意接受他的建议或批评。胡适之与蔡元培，即为这样的益友。
批评不留情面，赞美不留余地
胡适敬重蔡元培的人格和气度，也感谢他的知遇之恩，但胡适爱真理胜过爱朋友。在其名作《〈红楼梦〉考证》中不客气地批评了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由于一时口快，胡适的批评言词显得有些刺眼。他断言蔡元培用索隐法研究《红楼梦》，是很牵强的附会，白白浪费精力，甚至讥嘲蔡元培的著作不过是猜笨谜。
胡适此文写就后给蔡元培寄去一份，相比胡适的言词刻薄，蔡元培的回函如同其做人一样平和宽厚：“《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祥写奉告。”
胡适对蔡元培的不偏不倚颇不满意，在日记里写道：“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
胡适太性急了。作为文学研究，一种流派的消亡岂可立竿见影，指望一篇文章就推倒一个流派似乎不太现实。蔡元培在未能理解胡适提出的新的研究方法之前，就慨然同意二者可并行不悖，其实已经难能可贵了。
尽管胡适对蔡元培不放弃索隐式研究方法颇有微词，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蔡元培道德上堪称完人。——当然，这也是知识界人士对蔡的共识。若干年后，香港学者金耀基也盛赞蔡元培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
“在新旧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十九世纪中叶与二十世纪初叶，这段时期中，蔡先生可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崇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万言，但他名扬天下，而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世纪中国伟人中的极少数例外之一。”
用出淤泥而不染来形容蔡元培决不为过。做官几十年竟然没有一幢自己的房子。在中国官场，还有谁比他更清廉呢？出于关心、敬重和爱戴，胡适、蒋梦麟等人决定集资买一幢房子，送给蔡元培作70岁贺礼。在联名函中，胡适等人写道：
“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个归拢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我们希望先生把这所大家献奉的房屋，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同时，这也可以看作社会的一座公共纪念坊，因为这是几百个公民用来纪念他们最敬爱的一个公民的。”
蔡元培接受了这份厚礼，他知道这幢房子蕴含着朋友们的深情厚谊，是朋友对他一生的最高奖赏。他的回函坦白实在：
“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而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意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现，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远铭感，且勉为公而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
胡适特别佩服蔡元培有做领袖的本领。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胡适倡言以蔡先生长处补蒋先生的不足：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杏佛是一个最难用的人，然而蔡先生始终得其用，中央研究院之粗具规模，皆杏佛之功也。杏佛死后，蔡先生又完全信托丁在君，在君提出的改革案有不少阻力，但蔡先生一力维持之，使在君得行其志。”
翁文灏一段话可证胡适此言不虚：
“蔡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的主要办法，是挑选纯正有为的学者做各研究所的所长，用有科学知识并有领导能力的人做总干事，延聘科学人才，推进研究工作。他自身则因德望素孚，人心悦服，天然成为全院的中心。不过他只总持大体不务琐屑干涉，所以总干事、各所长以及干部人员，均能行其应有职权，发挥所长。对于学术研究，蔡先生更充分尊重各学者的意见，使其自行发扬，以寻求真理。因此种种，所以中央研究院虽然经费并不甚多，却能于短时期内，得到若干引起世界学者注目的成绩。”
1930年7月23日，胡适和美国公使杰生（Johnson）谈到中国政治。杰生认为，书生文人很难合作，真正的领袖往往不是文人出身。他希望中国能产生如华盛顿这样行伍出身的国家领袖。杰生告诉胡适，凡能带二百兵士走二百里路的人，都有不能不与人合作的机会，这便是学做领袖的第一步。
胡适批评杰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为中国的军人如张作霖、阎锡山等一开始在治军方面颇有长处，但时间一长，“用其过量，任过其力”，就不堪其任了。胡适不赞成杰生的话，他声称，中国的这些军人学识、眼光、胸襟都不够，所以在太平盛世，尚能做一番事，在乱世则不免于失败。
胡适大胆设想，倘若蒋介石这样的军人具备了蔡元培的学识、眼光、胸襟，也许就能成为继往开来的国家领袖了。
晚年，胡适曾写了篇文章给蒋介石祝寿。在文章中，胡适建议蒋介石作为一国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显然，胡适是希望蒋介石能多一点蔡元培的雅量。
蔡元培逝世后，胡适在日记中对他的评价依旧是“能充分用人”：“蔡公是真能做领袖的。他自己的学问上的成绩，思想上的地位，都不算高。但他能充分用人，他用人的成绩都可算是他的成绩。”
这可看作胡适对蔡元培的盖棺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