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丁文江眼中，胡适如同瘦弱的“奶牛”，他总想为这头“奶牛”找一块草地。他的过分关心，甚至让胡适不胜其“烦”。而在胡适眼里，丁文江是道德上的完人，是他做人做事永远的楷模；也是尽职尽责的老大哥，喜欢不由分说为他操心。
当丁文江猝死的噩耗传来，胡适如同“暗风吹雨入寒窗”那样，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悲凉感瞬间将其淹没。
尽管有人说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缺少感情的“火焰”，但这只能说，胡适更愿意把对丁文江的一腔深情埋在心里，而不是形诸文字。确实，纯粹而深厚的感情又哪里是笔墨所形容得了的。
说到丁文江，傅斯年先生对他的评价最为公允、准确：“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这是丁文江常说的一句话，后来成了胡适的座右铭。其实丁文江说的很多话，都不知不觉成了胡适的人生信条。足见，丁文江的言行对胡适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
赞叹丁文江的人生观
丁文江和张君劢有过一场“科学与玄学”之争，在《玄学与科学》一文中，丁文江阐述了自己的科学人生观。他认为科学是教育和修养最好的工具。他说，信奉科学的人，都有爱真理的诚心，所以，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做到“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
读了丁文江这篇文章，胡适赞叹：“这是一个真正懂得科学精神的科学家的人生观，这是丁在君的人生观。”
丁文江科学人生观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他科学性格的塑造，最早应始于英国留学期间。当时，丁文江本想进伦敦大学读医学，后因伦敦大学入学考试偏难，有一门功课的成绩未达要求，结果他退而求次进了葛兰斯哥（Glasgow）主修动物学，辅修地质学。留学期间，他常待在实验室里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就这样慢慢形成。丁文江对好友说：“我必须养成这种好习惯，方始有真正求学和做事的才能。”从那时开始，科学精神就一点一滴地渗透到他的生活中，正如美国学者费侠莉所说的那样：“在留学的几年里，他的性格特点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从一个头脑充满片面的革命思想、满怀‘读书救国’志愿的少年，到一个由专业知识武装的成年男子”。回国后的他，终于成了“最讲究科学的一个人” （蒋廷黻语），也就是说，不但在学术研究时，力求合乎科学的方法，在品评人物，起居饮食方面，也秉持科学的态度。
其实，从丁文江喜欢的一些名言，我们也看出科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怎样重要之影响。他常讲的一句话是：“准备着明天就会死，工作着仿佛像永远活着”；他桌上的格言镜框里还写有杜落斯基的话：“勿悲愁、勿唏嘘、勿牢骚，等到了机会，努力去干。”
这些格言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可谓积极、乐观、向上，显然，这种面对人生的态度是科学的。
丁文江留学生时说：“我必须养成这种好习惯，方始有真正求学和做事的才能。”所谓“好习惯”，就是健康、自然、效率高的习惯，换言之，就是一种科学的习惯。
丁文江注重实地考察，他特别佩服徐霞客，也曾像徐霞客那样徒步考察过金沙江一带的地貌矿藏。他在日记里记下他徒步考察的习惯：
“我每天的习惯，一天亮起来就吃早饭，吃完了就先带着一个向导，一个背夫，独自一个上路。铺盖、帐篷、书籍、标本，用八个牲口驮着，慢慢在后面走来，到中午的时候赶上了我，再决定晚间住宿的地方，赶上前去，预备一切。等到天将晚了，我才走到，屋子或是帐篷已经收拾好了，箱子打开了，床铺铺好了，饭也烧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饭，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这样的习惯堪称科学，因为“一点时间都不白费”。
某年冬天，丁文江从俄国回来，觉得左脚大拇指经常发麻，他去协和医院问医生：“要紧不要紧？”医生答：“大概不要紧。”丁文江再问：“能治不能治？”医生：“不能治。”丁文江听了医生的话，立刻放心走了。他后来对朋友说：“若是能治，当然要想法子去治，既不能治，便从此不想它好了。”
丁文江对疾病的这种态度，最为科学，有病就治，既不能治，就坦然面对。正因如此，面对任何疾病，面对任何危险，他也能做到心神安定。
能够真正理解科学精神，是一种智慧；能够把这种科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则是一种诚实；而能够终生严守科学的准则，则要靠过人的毅力了。
丁文江的毅力非同寻常，一旦养成某种科学化的习惯，他就终生不破戒。比如丁文江终生不吃鱼翅鲍鱼海参，他认为那是奢侈的习惯；他不吃中药，只相信西医。另外，他终生不肯拿政府干薪，不肯揩公家的油，因私事坐火车，一律自掏腰包买票。他吸烟的历史长达20年，后来，医生劝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绝了。
胡适感慨：“这种生活习惯都是科学化的习惯；别人偶一为之，不久就感觉不方便，或怕人讥笑，就抛弃了。在君终身奉行，从不顾社会的骇怪。”
政治态度因丁文江而改变
和传统的文人一样，胡适爱惜羽毛，想远离勾心斗角的政治圈，躲进书斋做学问。丁文江为此批评胡适“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
胡适主编《新青年》时期曾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丁文江批评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后来，丁文江还写了篇文章《少数人的责任》，其中有些话是专门说给胡适听的：“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实业教育着手。”
有人认为中国政治太黑暗太混乱，作为学者，不如埋首书斋独善其身，丁文江不以为然，说：
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丁文江坚信，中国落后混乱的面貌终会改变：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
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在丁文江的劝说鼓动下，胡适开始筹办《努力周报》，决心干预政治。胡适写的发刊词《努力歌》刊在《周报》第一期，其中第一、第三两节是：
这种情形是不会长久的。
朋友，你错了。
除非你和我不许他长久，
他是会长久的。
天下无不可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说“不可为”，
那才是真不可为了。
胡适承认，发刊词里所体现的思想正是丁文江一贯提倡的思想。
为了避免和贪官污吏们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丁文江提出，投身政治生活之前要做好四项准备：
第一是要保存我们‘好人’的资格。消极的讲，就是“不作无益”。积极的讲，是躬行克己，把责备人家的事从我们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职业的人，并且增加我们在职业上的能力。
第三是设法使得我们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是就我们认识的朋友，结合四五个人，八九个人的小团体，试做政治生活的具体预备。
其要点就是，有操守，有职业。
在后来的宦海沉浮中，丁文江确实做到了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他的言行一致，一丝不苟，让胡适和傅斯赞叹不已。
“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他所谓‘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来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胡适）
“在君对于国家的忠勤是极其显明的事实。就消极的方面说，他从来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的干薪。四年前，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他到中央研究院后，经济委员会送他每月公费二百元，他便分请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沪总办卸任后，许多人以为他必有几文，乃所余仅是薪俸所节省的三千元，为一个大家庭中人索去。”（傅斯年）
“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丁文江常用这句话和同道们共勉。至少，他本人做到了这一点。
1926年5月至12月，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这段经历，让他的声名蒙上一层阴影。因为，在国民党眼中，此时的丁文江站在了敌人的阵营；在右翼知识分子看来，丁文江此举无疑是支持混战的军阀；而在左派革命者眼中，出任淞沪督办，就成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奴才。
其实，丁文江顶着压力，不惜牺牲羽毛，出任淞沪督办，是想借机推行他的大上海计划，是想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双重包围下，尽可能提高当时上海人的地位。用丁文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趁早替国家做点事”。
他曾对胡适说：“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吧。”
“乱世之饭桶”当然是自嘲，而“治世之能臣”则是一种自我肯定。事实上，他在淞沪督办任上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他不愧是“治世之能臣”，因为这段时间，他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上海行政创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权利。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任市长，取得的成绩都不如他。
丁文江是在孙传芳清誉未扫之前加入这个集团的，后来，当孙传芳向张作霖摇尾乞怜，政治上开始倒行逆施之际，他果断脱离了孙氏集团。所以，丁文江担任淞沪督办的时间很短。
他的办事能力更多的不是体现在政治而是其他领域：创办地质研究班，造就不少地质学的台柱子；创办地质调查所，极困难的环境之下造就一个全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为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建立了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
相较于坐而论道的书生，丁文江不仅能躬体力行，且有出色的办事能力。难怪他去世后，胡适充满惋惜地说：“在君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才干，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
丁文江母亲单夫人是一位贤明的女性，对两个儿子丁文涛丁文江虽尽心关爱但要求也严格：衣服有制，饮食有节，作息有定程；朴素节俭，不乱花一分钱；凡事自己动手，不得随意指使仆人；不管对谁都要以礼相待。
可见，丁文江出类拔萃的人品，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其母亲的早年教育密切相关。
在和胡适的交往中，丁文江的敬业、热忱、勤勉每每令胡适赞叹不已而又自愧不如。
丁文江接受淞沪总办之职时，胡适恰好和他同住上海客利饭店。当时，丁文江每天接到不少荐书，他就让秘书将其归类，等他正式上任后，根据职位的需要，写信通知求职者来接受考试，一旦合格，马上录取；不及格的，他也去信说明。丁文江写信很勤，看到胡适案头堆积不少未复的信件，不免奇怪。他曾对胡适说：“我平均写一封信费三分钟，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写信起码要半点钟，结果是没功夫写信。”
一直到晚年，胡适都言之谆谆要秘书学习丁文江案无留牍的工作习惯。
胡适和丁文江都做过大学教授。和胡适相比，丁文江对学生对教书育人这个行当更投入更热心。胡适日记有这样一段话：
“他是一个最好的教授，对学生最热心，对课程最费工夫，每谈起他的学生如何用功，他真眉飞色舞。他对他班上的学生某人天资如何，某人功力如何，都记得清楚。今天他大考后抱了二十五本试卷来，就在我的书桌上挑出三个他最赏识的学生的卷子来，细细的看了，说：‘果然！我的赏识不错，这三个人的分数各得87分。我的题目太难了！’”。
面对如此尽责如此热心的教师，胡适面有赧色，说：“我对他常感觉惭愧。”
丁文江很强的“宗教心”也让胡适自觉惭愧。
在《我的信仰》一文中，丁文江解释了何为“宗教心”：
“许多人并不十分相信神秘的宗教，但是他们以为没有神秘宗教，社会的秩序就根本不能维持。我以为他们误会了宗教的来源了。宗教心是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是人类合群以后长期演化的结果，因为不如此则不能生存。”
钦佩丁文江的“宗教心”
丁文江认为，人们的“宗教心”并非同样的。在他看来，“宗教心”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得很远”。丁文江的“宗教心”就很强。所谓很强的“宗教心”就是指特别富有牺牲精神。丁文江的“牺牲”精神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为家庭做出牺牲。
他从廿六岁自英归国后开始，在上海教书得到收入，立即承担赡养父亲和教育兄弟的责任。从廿六岁至四十八岁的廿二年中，他先后担负：（一）对母舅每年五百元的赡养，（二）对一位贫困兄弟每年三百元的津贴，（三）对四个小兄弟和一个侄儿的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费用和留学费用，（四）家庭中任何人意外遭遇的支出。可以说，全家的经济的压力也在他身上。有一个时期每年多至三千元。
为社会做出牺牲。
丁文江兄弟众多，有七位。他的兄弟都得到了丁文江的资助。丁文江的另一个弟弟丁文渊15岁那年，和同班同学翁君从上海乘海轮去天津。翁君手中有军用免票，他鼓动丁文渊写信给丁文江，要哥哥动用一点关系，搞到一张军用免票。丁文江接信后，立即回信将弟弟教训了一番：
“你是一个青年学生，何以有这样的腐败思想？你现在总应当看报，你没有看见报纸常常攻击滥用军用免票的人吗？军人用军用免票是否合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然而他们到底是军人的身份。你不是军人，何以竟用起军用免票来？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观念，损坏国家社会，丧失个人人格，我希望你从此不作此想，才不负我教养你的一番苦心！”
后来，丁文渊赴德国留学，学费完全由丁文江承担。一次，丁文渊在瑞士遇到“驻欧留学生监督处的秘书”曹梁厦先生，曹先生是丁文江留学时的同学，他知道丁文江境况不佳，就对丁文渊说：“令兄也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你不应当让他独任你长期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请补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令兄，请他代你设法。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景阳，都是极要好的朋友，你又合乎资格，我想你申请，一定可以核准的。”
丁文渊听了这番话后很高兴，以为可以为二哥丁文江减轻一点负担，于是，就写信给丁文江，请他设法为自己争取到官费。不久，丁文江给弟弟回了封长信，信中说：
“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再加有你上述的人事关系，我想你的申请是有希望的。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是没有像你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的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事费心，我既然承认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的用功读书就行！”
这封信，让丁文渊进一步认识到哥哥的为人，同时也让他懂得，每个人都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要尽可能地牺牲自己，让国家和社会得益。
丁文江有天赋，有知识，有毅力，他若从事研究工作，必然会取得很大的成就，然而，他却牺牲了自己的研究来管别人的研究，牺牲了自己的工作来辅助别人的工作，为了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而牺牲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因为他认为“一人之成绩总有限，多人之成绩必然更大。”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胡适和丁文江关系密切，感情深厚，他说：“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他待我真热心！”
有段时间，胡适身体不好，丁文江写信劝他出国休养，劝的次数多了，胡适甚至有些嫌烦了。尽管胡适不愿丢开手头工作，并且抱怨丁文江要把自己“撵”走，丁文江不管不顾还是苦口婆心劝他“听话”：
“我们想你出洋，正是要想你工作；你若果然能工作，我们何必撵你走呢？你的朋友虽然也爱你的人，然而我个人尤其爱你的工作。这一年来你好像是一只不生奶的瘦牛，所以我要给你找一块新的草地，希望你挤出一点奶来，并无旁的恶意。”
胡适喜欢喝酒，在国外求学时虽不沾酒，但回国后应酬一多，胡适也就开戒了。丁文江担心胡适饮酒过量伤身体，就从胡适《尝试集》里摘出几句诗请梁启超写在扇子上，并把扇子送给胡适，提醒他戒酒。那几句诗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丁文江的苦心，令胡适感动，说：“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然而戒酒也和戒烟一样难，胡适屡屡破戒。丁文江为此很替胡适担忧，1930年11月，他连着给胡适写了两封信，劝其“毅然止酒”。
第一封信：
“适之：
……我事体近来大忙，就没有立刻写信给你。但是屈指你将要离开上海了。在这两个星期中，送行的一定很多，唯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写两句给你，劝你不要拼命，——一个人的身体不值得为几口黄汤牺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体来敷衍人。……。”
第二封信：
“适之：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看《宛陵集》，其中有题云《樊推官劝予止酒》，特抄寄给你看看：
少年好饮酒，饮酒人少过。今既齿发衰，好饮饮不多。
每饮辄呕泄，安得六府和？朝醒头不举，屋室如盘涡!
取乐反得病，卫生理则那！予欲以此止，但畏人讥诃。
樊子亦能劝，苦口无所阿。乃知止为是，不止将何如？
劝你不要‘畏人讥诃’，毅然止酒。”
1931年，丁文江一家在秦皇岛租了一所房子消夏。丁文江挂念胡适，就写了一首诗邀请胡适来此度假：
记得当年来此山，莲峰滴翠沃朱颜。
而今相见应相问，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胡适以诗相答：
颇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纸老朱颜。
只须留得童心在，莫问须髯斑未斑？
两天后，胡适带着儿子祖望到秦皇岛，和丁文江一家度过十天快乐的时光。临别前夕，胡适和丁文江彻夜交谈，最后共同背诵元微之送白居易的两首绝句尽情倾诉惜别之情：
君应怪我留连久，
我欲与君辞别难。
白头徒侣渐稀少，
明日恐君无此欢。
自识君来三度别，
这回白尽老髭须。
恋君不去君应会：
知得后回相见无？
翌日，丁文江又用微之的原韵，写了两首诗为胡适送行：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眼来，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四年半后，丁文江因煤气中毒死在长沙。噩耗传来，胡适悲从中来，情难自禁，也步元微之原韵写了两首诗悼念这位一直牵挂自己的朋友：
明知一死了百愿，无奈余哀欲绝难！
高谈看月听涛坐，从此终生无此欢！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
傅斯年说：“凡是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
丁文江对胡适的“操心”就是明证。
1956年是丁文江逝世20周年。那一年，胡适已年满65岁，但他不顾年老体弱，精力不济，写了一本长达12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这是胡适篇幅最长，用力最深的一本书。
胡适用这本传世之作，表达了他对丁文江诚挚的谢意，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悼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