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钱默存那样，欣然独笑
文摘
2025-01-07 10:09
安徽
一
陆灏拜访钱钟书时，交谈中陆灏提及某篇文章透露钱钟书把约翰逊那本词典翻烂了。钱钟书答：“我怎么看得到那本词典？不过，约翰逊的词典编写得很有趣，如‘枯燥’这个词的例句就是：编词典是件枯燥的事情。” 谈及陈寅恪，钱钟书说，陈寅恪懂多种外语，却不看一本文艺书，如同太监，面对宫女，却无福享受。 在一篇文章中，钱钟书写道：“学会了语言，不能欣赏文学，而专做文字学的工夫，好比向小姐求爱不遂，只能找丫头来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头，你一抬举她，她就想盖过了千金小姐。有多少丫头不想学花袭人呢？” 在同一篇文章里，钱钟书表露了这么一种看法：“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陆灏编《文汇读书周报》向钱老约稿，钱钟书回函：“足下具有如此文才，却不自己写作，而为人作嫁，只忙于编辑，索稿校稿，大似美妇人不自己生男育女，而充当接生婆（旧日所谓‘稳婆’）。但是我们已无生育能力，孤负你的本领，奈何奈何！” 陆灏听说有位不靠谱的作家想写钱钟书传，就写信提醒钱钟书小心这位作家，陆灏担心这位作家的文字有损钱钟书形象。钱钟书回信说：“此事并非我‘首肯’，只仿佛文革时挨斗被迫‘低头！’。他向杨绛软磨，通过内线，又来软磨我。湖南土谚：‘烈女怕缠夫’，我勉强消极地由他去干。反正有另外两位好事者已写成我的传，其中一位还请我在南京的堂弟钟韩审看修改过后，送南京文艺出版社。我已成为一块腐烂的肉，大小苍蝇都可以来下卵生蛆，也许是自然规律罢。” 陆灏选了几张荣宝斋印制的水印信笺，寄给钱钟书请其写字留念，钱钟书回信说：“我本不善书法，前几年面软主意不牢，应人之请，胡乱涂抹。冥冥之中，已遭天罚。三四岁来，右拇痉挛，不能运用毛笔，多方医疗，勉强可以钢笔写字。足下书法娟秀，而要我献丑，以弗洛伊德潜意识论深求之，不免居心残忍！故我若应命，便为足下增添罪过。寄纸太精妙，若涂抹坏了，是我暴殄天物；若没收了，是我贪黩人财，左右都是罪过。故谨璧还，彼此都清清白白，无可非议。” 陆灏还提出和钱钟书合影，钱钟书婉拒，说：“年轻人喜欢拉老头子合影，把老头字当陪衬人，我不干。” 八十年代，《围城》新版问世，一时洛阳纸贵。黄裳没买到，就致信作者索要一本，钱钟书以手头仅有的一本相赠，回信说：“裳兄函索此书，手边只存是本。不敢自秘，倾箧上贡。感惠酬知耶？畏威乞怜耶？姑学太白之笑而不答，留供后世学人聚讼题目。一笑。” 黄裳将自撰的书《山川·人物·历史》赠给钱钟书，书中有写钱钟书一篇。钱钟书回函致谢：“顷奉《山川·人物·历史》，昔之仅窥豹斑龙爪者，今乃或睹全身，情挟骚心，笔开生命，解颐娱目，荡气回肠，兼而有之。愚夫妇得挂姓名，如登金榜，不胜愧谢。惟弟发已半灰，山妇发未全白；弟面色黄而兄目为紫棠，是变《水浒》中之病关索为《金瓶梅》之王六儿矣。大著必传世，误尽千秋考据家，奈何奈何，呵呵。” 有人搜集钱钟书散落在报刊中的文章，想整理出版，请黄裳从中说项，钱钟书一向不喜欢别人搜集整理他的少作，就回信拒绝： “拙选初非惬意，本勿欲灾祸梨栆，而出版社强聒不舍，以台港盗印为口实，烈女怕缠夫，遂增订数注与之，未及细校，讹错殊多。重劳齿及，徒增汗颜。有小集一种，月内问世。差如韩陵片石，君堪共语也。马君美才，通函以少作相询。弟老而无成，壮已多悔，于贾宝玉所谓小时候的营生，讳莫如深。兄不为锦被之遮，而偏效罗帏之启，薄情忍心，窃有怨焉。” 一次黄裳去北京，当然会拜访老友钱钟书，交谈中，黄裳谈及此次在京城只买得一本旧书《痴婆子》。钱钟书后来在给黄裳的信中，赠联一幅： “北来得三唔，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 所谓“甜姐儿”是指黄宗英。黄裳本名容鼎昌，当年追求影星黄宗英，曾对偶像说：“我做你的衣裳吧。”因取笔名曰黄裳。但黄宗英后来嫁给了赵丹，所以钱钟书才说“佳人难得”。语涉隐私，故钱钟书请他“恕其唐突也”。 黄裳并不觉得钱钟书此联“唐突”，反而赞叹：“妙手天成，不愧佳制。” 王水照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负责指导他的正是钱钟书，他和导师在其位于干面胡同的寓所有过多次长谈，王水照回忆说：“钱老喜欢在房间里边走边高声谈话，有时为自己的善譬妙喻爽朗大笑；有时逼近我的面前，提个问题考考，如果我偶然而能答上一二句，他就不无揶揄地夸说几句；有时取出他的读书笔记说上一番。” 钱钟书曾赠给王水照一本自存本《宋诗选注》，扉页上写道：“水照不肯购此书，而力向余索之。余坚不与，至重印时始以自存一册赠之，皆悭吝人也。然而水照尤甚于余矣，一笑。”这一自存本有许多批注之处，王水照当然明白它的份量。王水照说：“他的戏笑之语洋溢着深挚的师弟情谊，更蕴涵着热切的期待。” “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上周有法人来访，颇称拙著中《老子》数篇，以为前人无如弟之捉住《老子》中神秘主义基本模式者。因问弟何以未提及马王堆出土之汉写本《德·道经》，弟答以‘未看亦未必看’，反问曰：‘君必细看过，且亦必对照过Lanciotti君意文译本，是否有资神秘主义思想上之新发现？’渠笑曰：‘绝无。’弟因告以五年前访美时，参观国会图书馆，馆中有司导观其藏书库，傲然有得色，同游诸公均啧啧惊叹，弟默不言，有司问弟，弟忍俊不禁，对曰：‘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主者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虽戏语，颇有理，告供一笑。” 王水照在文章里回忆了钱钟书在日本讲学时的“才情横溢，妙语连珠”，“就连礼节性的开场白也不同一般”：“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 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各位有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是有ignorance of your 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知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 钱钟书讲演结束后还有一个“提问”环节，在听众提问之前，钱钟书反客为主，先提了一个问题：“这两年在欧美访问，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四人帮的恐怖时代会不会重临。在座诸君对中国问题研究有素，也掌握了不少宝贵的中国资料，可否替我们算算命？”此语一出，举座皆笑。 钱钟书虽是王水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但他不以老师自居。毕业后，王水照在一封信中感谢钱钟书对他的指导，钱钟书在回信中说：“吾友明通之识，缜密之学，如孙悟空所谓自家会的，老夫何与焉。”王水照觉得老师太谦虚了，一次见面，就开玩笑说：“师生关系有‘文’为证，当年我的进修计划和您的审批意见俱在，白纸黑字。”钱钟书听了哈哈大笑，说：“给你写的题签，特地盖上我的印章，已经表示咱们的交情了。”但之后钱钟书写信，仍然称王水照为“贤弟”“贤友”。 吴泰昌也在给钱钟书信中称其为师，钱钟书回信说：“‘师’称谨璧。《西游记》唐僧在玉华国被九头狮子咬去，广目天王对孙猴儿说：‘只因你们欲为人师。所以惹出一窝狮子来也！’我愚夫妇记牢那个教训。一笑” 杨绛曾说：“钱钟书绝对不敢以大师自居。他从不跻身大师之列。他不开宗立派，不传授弟子。” 钱钟书对所谓的“师承”不感兴趣的原因，或许可从《管锥编》中一段话中找到答案：“歌德因学究谈艺不赏会才人之意匠心裁而考究其渊源师承，乃嗤之曰：‘此犹见腹果肤硕之壮夫，遂向其所食之牛、羊、猪一一追问斯人气力之来由，一何可笑！’” 有位香港来的女记者来北京采访文化名人，钱钟书是采访对象之一。她托吴泰昌帮她联系。吴泰昌打电话说明情况，请钱钟书同意接受采访。钱钟书在电话中拒绝了，说：“这不分明是引蛇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这位女记者不甘心，吴泰昌就建议她采取“突然袭击”战术。吴泰昌领着她直接去了钱钟书寓所，于是发生了下面这一幕： “那天下午，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钱老家门口。一见面，钱老哈哈地说：‘泰昌，你没有引蛇出洞，又来瓮中捉鳖了。’他见我是个陌生人，又是女性，没有再说下去，便客气地招呼我们就坐。说来奇怪。一见之下，钱老的这两句，一下子改变了他在我脑海中设想的形象。他并非那样冷傲，相反是如此幽默，和蔼可亲。” 徐永煐毕业于清华大学，是钱钟书的学长。他与钱钟书因共同翻译《毛选》而结下深厚友谊。徐永煐长子徐庆东在文章中写过一桩趣事： “有一次，钱叔叔来家里和父亲聊了一天，天色已晚，起身回家。我跟父亲母亲送他。出门的过程中，两人谈话始终不辍。那天下着大雪，他们站在雪地里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母亲看快到吃饭的时间，就跑回家拿了棵白菜给钱叔叔（困难时期，大白菜是细菜），钱把白菜往腋下一夹，就走了。一小时后，杨绛阿姨打来电话，问母亲是不是给了钱钟书一棵白菜。原来，钱叔叔回家后，杨绛阿姨发现他夹着白菜，问是哪儿来的，回答说不知道。” 吴忠匡是钱钟书父亲钱基博的助教，也是钱钟书任职湖南蓝田学院时期的同事，两人关系非同寻常。钱钟书访美期间曾购买英制烟斗寄赠给吴。后来吴忠匡来北京当面表示感谢，钱钟书笑着摆摆手，说：“我自来不吸烟，好比阉官为皇帝选宫女，不知合用否。”吴忠匡在文章里写道：“钟书欣赏自己的幽默，笑个不了。他笑得还是那么天真，那么开心，引得杨绛先生和我也都笑了。” 吴忠匡还在文中提及一件事。某年他曾向北京一家出版社投一部书稿，出版社请某公审稿，一年后，杳无消息。后经询问，书稿竟为此公丢失。钱钟书获悉此事，大怒，致信吴忠匡说：“大稿为某公玩忽遗失，骇怒不已。此等人身名稍泰，便全忘却寒士辛苦，轻心易念，师承杨氏为我之学，无间地狱之设，亦为若辈也。”不久，又致信吴忠匡：“近参加一集会，此公亦在，兄恶其轻心易念，未与交一语，想渠不知兄为弟事芥蒂，必以兄为铁牛做官拿身份矣。” 钱钟书撰写《管锥编》时，有人建议钱钟书找个助手，钱钟书答：“很难找助手，因为这本书牵涉到几种语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还是要自己动手，单是查对引文就相当困难。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写中文信还不成，因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并且，老年人更容易自我中心，对助手往往不仅当他是手，甚至当他是‘腿’——跑腿，或‘脚’。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享受这种特权。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年轻人付了这样的代价来跟我学习。” 刘世南偏居一隅时曾把书稿、文稿寄给钱钟书，请其指教。钱钟书把他的书稿推荐给出版社，文稿推荐给《文学评论》，还主动向多家单位推荐刘世南，希望他能找到一个便于发挥其才干的环境。刘世南在信中表示愿意追随钱钟书做他的助手，钱钟书回信婉拒道：“生平撰述，不敢倩人臂助，况才学如君，开径独行，岂为人助者乎？如魏武之为捉刀人傍立，将使主者失色夺气矣！” 《围城》责编黄伊一次去钱钟书寓所与他们夫妇签合同，共去了三人，沙发不够坐，钱老搬来软椅子，自己则坐硬凳子，黄伊请他坐沙发，他说：“我坐惯冷板凳了，不妨事的。”另一次，黄伊问钱老：“阁下的大名叫锺书，锺书者，锺爱书也。但现在简化字通通用钟，电脑上没有输入锺这个繁体字，所以我们登《围城》的广告，在电脑上显示一个重字，其余半边空着，再用手写，就不好看了。怎么办？”钱钟书却岔开话题：“香港有位作家对我说，我的名字在广东话里发音是‘钱总输’，不吉利。我回答，幸好我不赌钱。” 钱钟书，字默存。这个字是他父亲取的，“以默获存”的意思。钱钟书曾对两位年轻人说过一番话，或可给这番话加一个标题曰“字默存说”： “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如果他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他可能会抓住你话中的漏洞从你身后边捅你一刀，把你卖了；如果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吓、威胁下，他可能会做一些伪证，捏造一些无中生有的事件来；如果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可能会十分坦率地承认一些对你十分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他可能会因保护你而牺牲了他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黑塞说：“所有较高级的幽默都是由于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而产生的。”钱钟书为这句话提供了一个佳例。 李文俊一次写信给钱钟书请教关于美国诗人庞德的问题，钱钟书回函中谈了他的看法，信末，钱钟书说：“这对你的问题毫无帮助，交白卷而东拉西扯掉枪花，免于为张铁生而已！” 李文俊欲出一本小书《妇女画廊》，他致信请钱钟书为他题写书名，钱钟书写了一横一竖两个版本供其选用，另附一纸，上面写道： “我因右拇指痉挛，这两年谢绝一切题签之类的，聊以藏拙。但你来信善于措辞，上可比‘游说’的苏张，下不输如‘说因缘’的鲁智深，就不得已献丑一次。如有人问，请说是一年前勉强我写的，a little lie，我盖的章也是历来用的旧章，不是去年一位名家送我的新章。” 学界称赞钱钟书为“文化昆仑”，钱钟书抗议：“昆仑山快把我压死了。”又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但钱钟书说的另一句话知者不多：“读书人如叫驴推磨，若累了，抬起头来嘶叫两三声，然后又老老实实低下头去，亦复踏陈迹也。” 198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胡乔木登门拜访请钱钟书“出山”，任社科院副院长，说：“一不要你坐班，二不要你画圈，三不要你开会。”钱钟书无法推辞，奉命承乏。 他任职后，曾自我解嘲，说考古所所长夏鼐对“副”的解释极妙，“副”在英文里是deputy，读音近似“打补丁”，所以他说自己是一个“打补丁”院长，装门面而已。 余光中对幽默有一番见解：“幽默是一切艺术中距宣传最远的一种。真正幽默的心灵，绝不抱定一个角度去看人或看自己，他不但会幽默人，也会幽默自己，不但嘲笑人，也会释然自嘲，泰然自贬，甚至会在人我不分、物我交融的忘我境界中像钱默存那样，欣然独笑。”余光中是散文名家，也是幽默大家，可在他眼中，钱默存才真正具备“幽默的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