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最聪明人下最笨的功夫
文摘
2024-11-23 08:36
安徽
姓了一辈子钱，对钱从不迷信；读了一辈子书，对书永远痴迷。 文化大师钱钟书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时抓周时抓得一本书，得名“钟书”；考大学时数学只有15分，却因国文英文成绩出色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后留洋深造，恣意读书，因用眼过度而患上头晕的顽疾。 学成归国，钱钟书左手创作右手治学，故纸堆里寻觅，不亦乐乎；乌有乡中神游，岂不快哉？一部《围城》，嬉笑怒骂，妙趣横生，神来之笔随处可见，风靡海内外，畅销几十年；五册《管锥编》，博大精深，振聋发聩，妙绝之论，俯拾即是，震惊学术界，倾倒读书人。 钱钟书大学毕业后，曾在光华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湖南蓝田师院任教。在弟子眼中，讲台上的钱钟书，学识渊博，口才绝佳，引经据典，挥洒自如。有时穿西装，风度翩翩；有时着长袍，气度不凡。 1933年秋，钱钟书应聘到光华大学教书。古人云：“常格不破，大才难得。”当年，校长罗家伦慧眼识珠破格录取了钱钟书，现在，光华大学聘钱钟书为讲师也是“不拘一格”。按惯例，大学本科毕业只能做助教，数年后才有望晋升讲师，由于钱钟书学生时代已崭露头角，并发表多篇见识不凡的文章，所以，刚上讲台就直升讲师。钱钟书读书多，口才佳，他的课在光华很受欢迎。 当时钱钟书父亲钱基博也在光华任教，父子两人如同比赛一样，经常挑灯夜读，深宵不寐，一时传为佳话。 那段时间，温源宁的《不够知己》在坊间流传，其中写吴宓一章颇为传神。在温的笔下，吴宓“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文中写道：“世上有一种人，永远不知所谓年少气盛是怎么一回事。雨僧就是其中一个。虽然已年满四十，他看起来是在三十与百岁之间，他待人以宽，待己却甚严。”这样的文笔与风格颇像钱钟书。为辟谣，钱钟书写了首很风趣的诗： 诗后有注释：“或有谓予为雨僧师作英文传者，师知其非，聊引《卢氏杂忆》王维语解嘲”。 褚先生指修补《史记》的褚少孙。褚少孙的补文当然不如司马迁，钱钟书也表明不敢当司马迁。“大作家原在那边”引自《卢氏杂忆》中的王维语。相国王玙好与人作碑铭，有送润笔者，误叩王维门，王维就说：“大作家在那边。” 在光华大学，钱钟书还给《马克思传》写了篇书评，言短意长： “记得几天前看到一本《马克思传》。妙在不是一本拍马的书，写他不通世故，善于得罪朋友，孩子气十足，绝不像我们理想中的大胡子。又分析他思想包含英法德成分为多，绝无犹太臭味，极为新颖，似乎值得介绍几个好朋友看。” 1938年，西南联大聘留学归来的钱钟书为教授还是破格之举，按例，留学生回来只能先当讲师，再升副教授、教授。可当时的文学院长冯友兰致信校长梅贻琦，要求学校破格聘钱钟书为教授： “钱钟书来一航空信，言可到清华，但其于九月半方能离法，又须先到上海，故要求准其于年底来校。经与公超、福田商酌，拟请其于11月底来或下学年第二学期来。弟前嘱其开在国外学历，此航空信说已有一信来，但尚未接到。弟意或可即将聘书寄去，因现别处约钱者有外交部，中山文化馆之《天下月刊》及上海西童公学，我方须将待遇条件先确定与说。弟意名义可与教授，月薪三百，不知近聘王竹溪、华罗庚条件如何，钱之待遇不减于此二人方好。” 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是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他说，钱钟书上课，说的是一口标准的伦敦语音,纯正优雅，十分悦耳。 讲授课文《一对啄木鸟》时，钱钟书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手法将一个平淡的故事演绎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可谓“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 钱钟书的渊博与细致在授课时也充分显露。讲授爱伦坡《一个凶手的自白》时，一位同学问：“某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钟书答：“名词后面省了动词be。”后来查原书，果然那个名词后面漏了一个动词。 兰姆是英国的幽默大家，讲授兰姆名作《论烤猪》，钱钟书不失时机幽了兰姆一默。兰姆在文章中说，为了吃烤肉把野猪藏身的树林烧掉，可谓小题大做。钱钟书“反唇相讥”：“把吃烤肉的故事做成论文，不也是小题大做？” 许渊冲说，听钱钟书的课，十分提神、过瘾，绝无沉闷之感，因为妙语连珠是钱钟书的拿手好戏。他在课堂上说的两句妙语，许渊冲铭心刻骨且终身受用。一句是:To understand all is to pardon all（理解就是原谅），一句是：Everything is a question mark; nothing is a fullstop(每件事都是问号，哪有最终结论)。 许渊冲的学长许国璋听钱钟书的课，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他赞叹：“钱钟书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而李赋宁在钱钟书的课堂上却感受到一种冲击力，因为“钱先生旁征博引，贯通古今，气势磅礴，振聋发聩。” 钱钟书对晚辈学子的教诲不限于课堂。一些年轻人，通过和钱钟书书信往来、私下聊天也获益多多。 傅璇琮写过一篇《崔颢考》，讲到崔颢一首诗《王家少妇》（全诗为：“十五嫁王昌，盈盈入画堂。自矜年最少，复倚婿为郎。舞爱前谿缘，歌怜子夜长。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 崔颢初见李邕，即呈上这首诗，李邕大怒，道：“小子无礼，不予接待。”傅璇琮对李邕此举颇有疑问，就写信向钱钟书请教。钱在回信中解答如下： “观六朝、初唐人句，王昌本事虽不得而知，而词意似为众女所喜之‘爱饽饽儿’，不惜与之‘隔墙儿唱和到天明’或‘钻穴隙相窥’者；然皆‘隔花阴人远天涯近’，只是意中人、望中人，而非身边人、枕边人也。崔诗云‘十五嫁王昌’，一破旧说，不复结邻，而为结婚，得未曾有。李邕‘轻薄’之诃，诚为费解，然胡应麟谓‘岂六朝制作全未过目’，亦不中肯；盖前人之言‘恨不嫁’、‘忆东家’，并未有‘嫁’而‘入堂’之说。李邕或是怪其增饰古典，夸夫婿‘禁脔’独得”，语近佻耶？” 傅璇琮收到信大喜过望，说：“我一段极平凡的几百字，却引来了钱先生极精彩的考析，真是意外之获。” 丁伟志在《中国社会科学》做编辑时，偶尔会从来稿中选几篇和钱钟书专业有关的文章，请他审阅、指导，他本人也想借机“偷”点学问。钱钟书的答复很及时，有时不厌其烦写上好几页纸，“解难疑释，分辨得失”。比如对“通感”，钱钟书作了这样解释： “‘通感’是心理学术语，与‘想象’、‘灵感’等有联系而不可等同，作者对于此界说似不严密，扩大以至于几如‘创造性的想象’的同义词，这就是由于他对这问题的文献不熟悉的缘故，而多少上了拙文的当。” 借分析李阳冰《上李大夫论古篆书》，钱钟书进一步指出： “那是讲篆书的笔画象形，与画仿佛，不能说是‘通感’。‘通感’是这个感觉（视觉）会通于那个感‘觉’（听、触等等），绝非‘有感于物，有悟于心’。子在川上观水，和尚参笤帚，决不可称为‘通感’。” 钱钟书三言两语就把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 黄梅在中国社科院工作，是杨绛的“小同事”。1983年她有机会去国外留学，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去英国或美国；二是修比较文学还是进英语系。她拿不定主意就去问钱钟书。钱钟书态度明确，说：“出去总要把英文学好吧？进英文系。英国生活费用贵，还是去美国过日子容易些。”黄梅接受钱钟书的建议，在美国大学英语系苦读六年，对英文原著有了深切的体会，认识到学习虽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在关键时刻得到名家点拨和指教至关重要。她感慨：“人生真是充满偶然性，钱先生的只言片语无意间竟影响了我此后终生读书问学的志向。” 和钱钟书聊天，受到教益之余也是一大享受，他的某位朋友说： “钱钟书才思敏捷，富有灵感，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和尖锐的幽默感，每到这一时刻，钱钟书就显得容颜焕发，光彩照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声音圆润，富有音乐质感，听者好象在看表演和听音乐，而能尽情分享他的知识。当评论某一个人物时，他不但谈论这个人物的正面，也往往涉及他们的少为人知的侧面和各种荒唐事。他能通过他们的逸闻、逸事，描述得比他们的本来面目更为真实、更具真人相。” 这位朋友感慨：“听钱钟书清谈，是最大的享受，我们尽情地吞噬和分享他丰富的知识。我们都好像在听音乐，他的声音有一种色泽感。契诃夫说的对：‘书是音符，谈话才是歌’。” 很多年轻人，特别珍惜和钱钟书聊天的机会，他不经意的点拨，让你大受教益。刘再复的老师郑朝宗就曾写信给刘再复，希望他“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巨人”：“你现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读书》第一、二期发表的文章气魄很大，可见进步之速。但你仍须继续争取钱默存先生的帮助。钱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师友，不仅才学盖世，人品之高亦为以大师自居者所望尘莫及，能得他的赏识与支持实为莫大幸福。他未曾轻许别人，因此有些人认为他尖刻，但他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与他交游数十年，从他身上得到温暖最多。一九五七年我堕入泥潭，他对我一无怀疑，六0年摘帽后来信并寄诗安慰我者以他为最早。他其实是最温厚的人，《围城》是愤世嫉俗之作，并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应该紧紧抓住这个巨人，时时向他求教。” 和钱钟书聊天，丁伟志显得颇有“心机”，他总是设法把话题引到自己关心的近代文化史范围，他知道，只要引出钱钟书只言片语，自己即大有斩获。一次，丁伟志谈到康有为写的一句诗：“彩云思作赋，丹壁问藏书”，钱钟书立即点评：“康圣人到了晚年，就是处处要表现他心怀魏阙。”又一回，谈起张之洞，钱钟书说：“张之洞办洋务，特别是在清末实行‘新政’中的作用，是不好一概都否定的。”另有一次谈维新思潮，钱钟书提醒丁伟志：“汪康年，是个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的人，现在似乎对他没有足够重视。” 钻研近代思想史的丁伟志听了钱钟书这些简明扼要的点评，如醍醐灌顶，如拨云见月。 对于好学的年轻人，钱钟书会热心地教导。一次他问一个年轻人“bug”和“siesta”是什么意思？先问“bug”，年轻人答：“臭虫”。钱钟书开导他，是臭虫，但还有一个意思。接着钱钟书说了一个故事：一位美国人住进一个非英语国家的宾馆。进房间后，美国人在房间里寻寻觅觅仿佛找什么，服务员奇怪，问他找什么？美国人答：“I am looking for bug（我在找bug）。”服务员忙说：“我们是五星级宾馆，哪里有臭虫。”美国人耸肩摊手，服务员莫名其妙地走了。 年轻人听到这里，好奇地问：“bug到底还有什么意思？”钱钟书答：“窃听器。看来你和那位服务员一样。” “siesta”，年轻人知道是午睡的意思，他问钱钟书，这个词怎么不像英语。钱钟书答：“对。这个词是从西班牙文引入的。”接着钱钟书告诉年轻人，为什么要把西班牙的“午睡”引进英语，因为在西班牙，午睡是头等大事，一到中午，整个马德里像夜晚一样寂静，所有人都在午睡。午后，马德里才会醒。 一些海外学者见到钱钟书，也会趁机向他请教。余英时1978年来大陆访问时提出要见钱钟书。见面后他问钱钟书，白居易“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所说是否属实，他说，按陈寅恪的考证，确有此事。钱钟书则告诉他，这里的退之，不是韩愈而是卫中立。一句话消解了余英时心中的疑团。 傅璇琮先生曾说，钱钟书先生学风上的一大特点，是对晚辈的赞赏与扶掖。傅璇琮编的《江西诗派研究资料》，钱钟书很看重，曾当面对他说：“你这本书我一直放在书架上，我的《谈艺录》，说的都是古人，提到现代人的，只有两处，一处是吕思勉，一处就是你的这本书。”后来，钱钟书在信中又重申了此事：“拙著428页借大著增重，又416页称吕诚之丈遗著，道及时贤，惟此两处。”《管锥编》出版后，钱钟书赠傅璇琮一册，并在扉页上写道：“璇琮先生精思劬学，能发千古之覆，吾之畏友。拙著聊资弹射而已。” 傅璇琮收到书，看到这几句话，十分惶恐。他知道，钱钟书如此揄扬他，出于对晚辈的关爱与鼓励。 钱钟书还认真读了傅璇琮主编的《全宋诗》，之后，致信傅璇琮指出其中的一些错误。在信的结尾，钱钟书善解人意地表明自己并非挑错，不过是充当“校对”：“自恨昏眼戒读书，寒舍又无书可检，故未能始终厥役，为兄作校对员耳。不足为外人道也。” 1979年，钱钟书赠丁伟志一本刚出版的《旧文四篇》。丁拿回家一看，钱钟书竟对这本书从头到尾做了一遍校改，文句、引文，甚至标点、字母等错误或不规范之处，都作了改动。95页的一本书，校改了67处。丁伟志大为感动，大发感慨：“钱先生为着送我这本书，居然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动，叫我如何能够心安！当然我只有用加倍的努力学习，来回报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 刘再复是钱钟书器重赏识的一位后辈。他对刘的鼓励与扶持令后者终身难忘。 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出版后受到一些批评。一次，钱钟书要刘去他家，有事相告。刘一到那里，钱钟书立即告诉他，刚才胡乔木来了，说《性格组合论》符合辩证法，肯定站得住的。刘再复听了这句话，感动又惭愧，他没想到自己的学术文章竟让钱先生这样操心。这件事让他再次感受到钱钟书对年轻人的温厚。 不久，钱钟书留刘再复在家中吃饭。饭后，就刘再复和一些学者关于主体性争论，钱钟书谈了两点：一、“代沟”是存在的，一代人与一代人的理念很难完全一样；二、批评你刘再复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们的“主义”不过是下边遮羞的叶子。 刘再复明白，第一点是提醒他要学会宽容；第二点是鼓励他继续探索。钱钟书的点拨，让刘再复很受教益，他说：“我牢记第一点，尽可能去理解老一辈学人的理念，不负钱先生的教诲。” 1988年，刘再复论文《论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在全国近千篇论文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钱钟书给他写了贺信，信中说：“理论文章荣获嘉奖，具证有目共赏，特此奉贺”。 有朋友对刘再复说：“‘有目共赏’四个字，尤为难得。这四个字，一字千钧。”但刘再复明白，这是钱先生的溢美之词，是宽厚的钱先生对晚辈的鼓励，“切不可以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赏你”。 人到中年后，钱钟书学问愈益精进，人却愈益谦逊，而面对权贵，则是一以贯之的“倚南窗以寄傲”。 《围城》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钱钟书由学术大佬变成娱乐版头条，欲一睹大师风采者络绎不绝，喜欢清静的钱钟书不胜其烦，便说出了那句名言：“你吃了鸡蛋，又何必见下蛋的鸡。” 刘再复曾请钱钟书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年轻人见一次面，钱钟书谢绝了。他对刘再复说：“请对年轻人说：钱某名不副实，万万不要迷信。这就是帮了我的大忙。不实之名，就像不义之财，会招来恶根的。” 说“名不副实”，那是谦虚；说“万万不要迷信”，那可是真诚告诫，青年人不可不记。 对于很多人孜孜以求的“知名度”，钱钟书的态度是：“有些人大力建立自己的知名度，反倒被它害了。”在给学者陆文虎的信中，钱钟书说：“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搀和成的东西。” 钱钟书的谦虚对年轻学者有极大的感染力。学者陆文虎有过这样的体会。陆文虎曾读到一篇讽刺自己的文章，他想到当前学界多吹捧少批评，就将此文收入自己编的一本文集中。钱钟书得知此事后很高兴，说：“欢迎批评的人是有力量的人，一是有实力，批不倒；二是有胸怀，经得起。” 钱钟书的桌上堆满了国外的邀请函，他的外甥女曾问：“舅舅，难道你就从不考虑。”钱钟书答：“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邀请我都没答应,还会答应其他人？” 钱钟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就老实坦白，平生志趣不大，只想读书做学问。钱钟书的一生也验证了这句话。升官发财念头钱钟书从来没有，对于达官贵人，他要么敬而远之，要么一躲了之。 抗战胜利后，钱钟书曾任暨南大学教授，兼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很晚才能赶回家。一次，他回来得很早，杨绛不解，钱钟书就说：“今天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我趁早溜了回来。” 国民党高官朱家骅曾许给钱钟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钱钟书辞谢了。杨绛问：“联合国的职位为何不要？”钱钟书答：“那是胡萝卜。”杨绛想了一会，明白了：胡萝卜与大棒是连在一起的，吃了胡萝卜，就得受大棒的驱使。 解放前夕，钱钟书夫妇可以在国外谋一份职位，但他俩不愿离开故土，离开祖国，留在了上海等待解放。杨绛的话道出她和钱钟书共同的心声：“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強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1978年钱钟书曾赴意大利访问讲学。期间，一位旅德学者，请钱钟书题词留念。钱钟书写了他1936年在欧洲创作的一首诗《莱蒙湖边即目》：“瀑边淅沥风头湿，雪外嶙峋石骨斑。夜半不须持挟去，神州自有好湖山。” 这首诗道出了钱钟书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自尊。 解放后，钱钟书曾是英译《毛泽东选集》编委会顾问。1963年，他结束了英译毛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又成为“翻译毛主席诗词五人小组”成员。当时钱钟书栖身社科院的办公室，空间狭小，条件简陋。小组负责人袁水拍受江青委托，多次要给钱钟书换间大房子，钱钟书夫妇却态度“顽固”，坚守陋室，一个说“这里很舒服”，一个说“这里很方便”。不久，江青传话：“钟书同志可以住到钓鱼台去，杨绛同志也可以去住着，照顾钟书同志。”杨绛给来人回话：“我不会照顾人，我还要阿姨照顾呢。”过一天，江青又传话：“杨绛同志可以带着阿姨去住钓鱼台。”钱钟书夫妇没有回话，但就是不挪窝。 1975年的国庆日，钱钟书收到国宴请帖，他请了病假。下午，袁水拍来说：“江青同志特地为你们准备了一辆小轿车，接两位去游园。”钱钟书道：“我国宴都没能去。”袁水拍就说：“钟书同志不能去，杨绛同志可以去呀。”杨绛道：“今天阿姨放假，我还得做晚饭，还得看病人呢。” 钱钟书翻译毛选时，还指出其中的一个错误。毛选某篇文章说，孙猴儿钻入牛魔王腹中。钱钟书说，孙猴儿从未钻入牛魔王腹中，毛主席得把原文修改一下。胡乔木把全国各个版本的《西游记》找来核查，果然，孙猴儿变成小虫，钻入了铁扇公主的腹中，并未钻入牛魔肚里。敢挑毛选的错，靠的不光是知识渊博，还有勇气。就连杨绛都说：“钟书虽然没有错，他也够‘狂傲’的。” 钱先生生前曾说：“我姓了一辈子钱，还迷信钱吗？” 他说到做到，和杨绛商量决定，将全部家当现金72万元捐给清华，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成绩优秀的贫寒子弟。 清华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杨绛说：“我理解‘自强不息’是我们要从自身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永远上进。‘厚德载物’是一个道德标志。我们努力求知识、学本领，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尚的思想境界敢于担当时代重任，那我们的努力还有什么价值？‘自强不息’是‘起’，起点的起；‘厚德载物’是‘止’，‘止于至善’的止。这八个大字也是我对‘好读书奖学金’获奖同学们的希望。” ““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这首出自陈寅恪笔下的诗，想必会引起钱钟书的共鸣，因为他俩虽志趣、个性不尽相同，但却共同具备：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说起钱钟书的满腹经纶，人们往往归功于他的天分高，记忆力强。其实，钱钟书学问博大精深，更多来自后天手不释卷的苦功。古人云：“以生之资志困勉之学”，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也要下最笨的工夫。用这句话来形容钱钟书，十分贴切。 许振德是钱钟书大学同窗，他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钱钟书大学时读书之勤：“钟书兄，苏之无锡人，大一上课无久，即驰誉全校，中英文俱佳，且博览全书，学号为八四四号，余在校四年期间，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家学渊源，经史子集，无所不读；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自谓‘无书不读，百家为通’。在校时，以一周读中文经典，一周阅欧美名著，交互行之，四年如一日。每赴图书馆借书还书，必怀抱五六巨册，且奔且驰。且阅必一册，必作札记，美哲爱迪生所谓天才乃百分之九十九血汗及百分之一之灵感合成之语，证之钱兄而益信其不谬。” 抗战时期，钱钟书奉父命从上海赶至湖南蓝田师院，一路上，舟车劳顿，十分辛苦，但任何时候，钱钟书手中总拿着一本书，他说：“艰苦是艰苦，手上拿本书就不艰苦了。”有同事凑近一看，钱钟书手拿的竟是一本字典，不解地问：“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怎能捧在手中一个月？”钱钟书道：“字典是旅途中的良伴，上次去英国时，轮船上惟以约翰生博士的字典自随，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已养成习惯。” 钱钟书在五七干校时负责烧锅炉，工作累，条件差，但他工作间隙依旧手不释卷，手上捧的是砖头厚的外文原典。一位年轻同事大为佩服，说：“这才叫‘手不释卷’，在平静的日常环境下，做到手不释卷，已属不易，而在这种厄运中，仍能坚持手不释卷，则尤其难。” 钱钟书读书刻苦，动笔也勤，几乎每天都写读书笔记，先用古文写一遍，再用英语、法语写一遍。 林彪倒台后，黄永胜在一份材料中引用了《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五七干校学员晚上在宿舍议论这首诗，大家对“祖龙”不太清楚，这时从蚊帐里传出钱钟书的声音：“这个典故出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东巡返程死于沙丘宫那年，有使者从函谷关以东回来，路经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玉璧挡住使者说，你把这个送给高池君。接着又说：‘今年祖龙死。’祖，始也，龙，指人君，祖龙即秦始皇。” 社科院年轻研究员刘士杰读英语版的《基督山伯爵》，遇到一个词“clasic”，查遍各种词典查不到，散步时遇到钱钟书，连忙请教。钱钟书告诉他：“这个词是来自法语。是法国的一个地名。”刘士杰不解：“是地名，第一个字母为何不大写？”钱钟书答：“问得好。因为clasic这个地方以烹饪著称，时间久了，就引伸为佳肴的意思。好菜就叫clasic。” 刘士杰回去结合上下文一看，果然是“佳肴”的意思。弄懂了这个词，刘士杰也像品尝了一道“佳肴”那样高兴。对钱钟书更是佩服不迭，因为从他那里可学到字典里学不到的知识。余英时在海外读《谈艺录》，其中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可与韩愈与天 颠三书相映成趣，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余英时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找到。后来他有机会见到钱钟书，询问此事。钱钟书告诉他，出处在元代《佛祖通载》。 1952年，钱钟书借调至毛泽东选集翻译委员会工作，委员会集中了全国翻译界顶尖高手。这些高手们对钱钟书都心服口服，因为遇到难译之处，只有钱钟书能一锤定音。一次，翻译“吃一堑，长一智”，众人苦思半日，没有进展，请教钱钟书，他脱口而出：还有一次翻译“三个牛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众人束手无策。钱钟书将其译成：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Equal Zhuge Liang the master这句名译在翻译圈传颂一时。有人说，钱钟书由此登上中国译坛的顶峰。 钱钟书说：“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的整个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兴致；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 钱钟书的“大学问”，“ ，跟他的整个性情陶融为一片”后，经“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不仅“长了神经和脉络”，也化成他口中、笔下那珍珠般的睿智之语。 钱钟书口中时有警句，其实他本人就是一道警句，令人惊叹！钱钟书笔下睿语纷呈，其实他本人就是一棵智慧树，根深叶茂，生机勃勃。玄思之花下面是智慧之果，供我们观赏供我们采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