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日记》中的费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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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1 08:33
安徽
中共中央1980年6月19日批转的由公安部、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联合做出的《复查报告》中，关于胡风冤案有一段文字：胡风冤案触及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审查62人，停职反省73人，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2人（其中共产党员32人），胡风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给予停职、劳教、下放劳动处理的62人。李洁非《胡风案中人与事》中写到了化铁、阿垅、吕荧、张中晓、何剑薰、李正廉、许君鲸、冯大海等人的遭遇，离奇、悲惨，令人难以想象，让人落泪、愤怒。不过这篇文章漏写了一个人，就是费明君。近读《贾植芳全集·日记》（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方知费明君的遭遇真正的惨绝人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
李辉《胡风冤案集团始末》第十四章《受株连的人们》，提及费明君，限于篇幅，只短短几行：“费明君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国的，贾植芳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时，由梅林介绍他来学校任教，后任华东师大副教授。1955年，因他与贾植芳的关系，加上曾任敌伪时期华影公司的导演，被捕入狱，判刑后送青海，后来饿死青海。”李辉这段话说的比较简略。《胡风冤案集团始末》出版后，贾植芳在给李辉信中指出书中一些错讹之处。谈到关于何满子一个细节时，涉及到费明君：“何满子未到过新文艺出版社工作，该社成立时，王元化、耿庸、梅林离开了震旦去了新文艺，我聘何为兼职教授（还有费明君），思想改造时，何没有参加，所以同年八月院系调整时，何未分配，他在家写作白话聊斋，只是在1956年释放后才分配到古籍出版社。费因参加了思想改造，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华师大任副教授。”《贾植芳全集·书信卷》（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2020，第527页）祝淳翔《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2020-01-05 澎湃新闻）对费的介绍更细：“1911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文科读书，1938年归国。曾任电影导演，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和大专院校执教。建国后，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6月因‘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而被捕，当时妻子和儿女均被押送青海德令哈农场朵海分场劳改。后来妻子和子女迁去甘肃、安徽劳改农场，家属后又在安徽省定远县红桥村定居。1965年6月费刑满留场劳动，1973年2月11日因病卒于青海劳改农场。”《贾植芳日记》中多次提到费明君，还原了费明君及其家人因胡风案的株连而受到的打击与迫害。贾植芳最早是在1980年７月２日从许杰口中听到了费明君的下落的。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贾植芳写道：“许又说，费明君一九五五年被捕，经审查不属于胡派，但因历史问题被判重刑，送青海劳改，刑期满后又不准走开，‘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青海。他的小孩从小没上过学，三十多岁了，还是文盲，以木匠为生。”那时候，贾植芳还不知道，费明君一家的遭遇远非这几句话能概括。许杰是费明君在华师大任教时的好友。费明君被当做胡风分子抓起来时，“当时费太太怀有身孕，家中还有六名子女，且素无积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她只得在一星期后向许杰反映。后来，还是许杰拿出二千元钱，赠与费太太，名义上是购买她家那些抄家剩下来的书刊，才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见祝淳翔《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
费明君在华师大任教时颇受学生欢迎。据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叶书宗回忆：“费老师当时大约40来岁，戴一付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巧于辞令；
讲课极受学生们的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叶书宗《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1982年2月18日，费明君妻子和女儿来贾家探望，从费的妻子口中，贾植芳对费家的惨状有了更多的了解。2月19日，贾植芳补记了前一天的日记：“费明君的未亡人及一女儿来。费为一九五五年案病死青海劳改工地；他的妻子及七个儿女无法存活，发配到敦煌后又被赶至安徽，他们为了生活，在安徽卖掉三个女儿，而今天来的被卖的女儿，又卖过自己的女儿。费是翻译家和教授，他的七个子女都是文盲。最可怪的是他们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上海流浪，大女儿在收垃圾中捡到三条黄金，她出于赤诚，向有关造反单位上缴了，自以为清白，甚至是忠诚的立功表现，却想不到为此惹出祸事：当天夜间，门口来了一部车子，把他们可怜的行李仍在车上，强迫他们离开了上海，押回安徽的劳改农场。现在费已平反，但他们的生活仍无着落，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应。”贾植芳在日记中忍不住感慨：“这些素材，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写照。”![]()
费明君一家受胡风案株连饱受打击和迫害，但比起胡风冤案中的“骨干人物”，费明君却是一个早被遗忘的“小人物”，所以，其平反过程极其复杂而漫长。费明君最终被平反，得益他的小儿子坚持不懈的多年努力。
贾植芳1982年5月14日在日记中夸奖了费明君的小儿子：“费明君的小儿子来访，他今年三十岁，沿街走巷地做木工活，不识一字，谈起他的往历，却颇似中世纪的传奇：他三岁去劳改农场，十二岁时由安徽讨饭到山东，认一推板车会武艺的老人为师父，学会了拳术；他父亲的平反处理，全由他到处走动和活动，虽是文盲，但十分精明，又很正派，绝无粗气和流气。”当时复旦教师陈鸣树也在贾植芳家中，费明君小儿子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陈鸣树舍不得离开，并要了他的地址，预备用他的事例教育自己的儿”。据王友琴考证，费明君这个小儿子并非“十二岁时由安徽讨饭到山东”，他逃到山东另有隐情：“一九七二[三]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青海劳改农场通知了严桥公社。公社开大会‘批斗’费明君的妻子。费家第三个儿子质问公社武装部长为什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后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才回到村子。文革结束后，费明君的儿子到上海找华师大要求平反。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父亲不是胡风份子，是汉奸。”（祝淳翔《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费明君小儿子不断伸冤，终于让事情有了转机。贾植芳在1983年3月27日，交代了这件事。由于这位小儿子不断为父亲伸冤，1982年，当年的总理竟接见了他。总理“听了这个家庭的遭遇（原来约定谈话十分钟，结果谈了半个钟头）后，竟不禁说：‘中国还有这样的事情！’由于‘上头’过问，去年华东师大开了一个全校性的平反大会。”1985年1月22日，小费和一位朋友再次拜访了贾植芳，贾植芳从小费口中更详细地了解到他和总理的见面情况：“小费费了九牛二虎力，总算给他的父亲费明君彻底平反了，他们一家也得到安排。他说，他为此见到总理，谈话三十五分钟。总理说，‘胡风集团’的同志，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我们每个党员都应向他们赔礼道歉，国家经济好转了，要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总理为费的事给上海直接挂了电话，作了批示，费的案子才彻底落实。”时任上海市宣传部部长的王元化也为费明君的平反出了力。贾植芳1982年5月20日给梅志的信中提到这一点：“王元化兄前周曾来复旦中文系为师生做过一次讲演。这是二十多年来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去年冬天我们曾应邀去他家喝酒，大家又不时有所接触，费明君家属的善后落实政策事，他曾大力帮了忙，我很感激他。”不过，贾植芳在日记里说“费的案子才彻底落实”是过于乐观了。1988年9月20日,贾植芳从来访的费家小儿子口中，得知此事还留着尾巴，而且根本无望解决：“费平反时，流落他地的三个儿子准许进入上海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及女儿仍在农村，而且都成了家，各有五六个儿女，小费要求将他们全调回上海定居，为此闹了七八年，不得结果。”贾植芳在日记中感叹：“他们一家的生活遭遇，简直是一部小说素材，尖锐地反映了‘左倾’主义的丑恶和荒谬的本质。”惨遭迫害的费明君生前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教师，还是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他被捕入狱前翻译的作品多达三十多部。他的不少译著至今在孔夫子网有售：马克思《戏剧资本论》，波兰作家莱蒙托长篇四部曲《农民》，显克微支《你往何处去》，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高尔基著《三天》、《监狱》、《蒲雷曹夫》，伊里夫·彼得罗夫《十二把椅子》等。作家吴兴人在《世界上第一部将<资本论>改编成话剧的剧本》（《文汇报》2019.2.11）中介绍了费明君所翻译的《戏剧资本论》。《戏剧资本论》是日本作家阪本胜根据马克思《资本论》改编的戏剧。吴兴人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将《资本论》改编成话剧的剧本。译者费明君在序言里写道：“这是一部把《资本论》的内容加以戏剧化的《戏剧资本论》，它不但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精髓，拔萃地而且是正确地运用在剧作里面，更把是理论的、艰深的《资本论》，用可惊的细致的烘托和刻画的手法，加以立体化、具体化、具象化，使它成为活的、行动的《资本论》，而搬上舞台。”吴兴人在文中说：“《戏剧资本论》中译本1949年4月在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发行者是神州国光社。1950年再版重印。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国，费明君翻译并公开出版这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事实上，费明君并未因翻译这部书而遭殃，反而因莫须有的“胡风分子”罪名而丧命，并祸延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