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女子杨步伟
文摘
文化
2024-11-22 09:13
安徽
杨步伟，乳名兰仙、传弟，学名韵卿。她在旅宁中学读书时有位室友叫林贯虹。林后来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一次和杨步伟聊天，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吧。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林贯虹后来不幸早逝。为纪念这位亡友，她从此就叫杨步伟了。 1889杨步伟出生于南京的一个名门望族。那一年，巴黎埃菲尔铁塔成功建成，当时杨步伟的祖父任英法钦差大臣，他代表中国出席了为铁塔成功而举办的展览会。杨步伟出生时，一家大小三十四口，有二十七个用人，一百二十八间房子。祖父是曾国藩的爱将，谭嗣同的老师。真正的簪缨诗礼之族，钟鸣鼎食之家。
祖父长子有九个孩子，次子结婚多年无嗣，杨步伟作为长房第九个孩子，一出生，由祖母做主，过继给二房。所以，杨步伟的大伯就是她的生父，大婶是生母；父亲是叔叔，母亲是二婶。她是长房第九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是二房第一个孩子（后来五叔的一个男孩也过继过来做了她弟弟）。因了她的特别身份，长辈们骄纵宠溺，无以复加。童年的她被当作男孩养，一直穿男装，人称“小三少爷”。 抓周时，杨步伟抓了一个尺子，她后来说，这是预示她将来做人像一管尺那样正立，还是预言她后来会学医，量体温，量脉搏？不过，很小的时候，她的公正在家中出了名，但凡家中要分配什么，祖父都委以重任，每次她都分得很均匀，赢得“公道鬼”美誉。 当时社会乱，“小三少爷”也差点遭殃。一次，一位刘姓官员请杨步伟父亲去做客。父亲去后，不一会儿，刘家又来位仆人，说也请“小三少爷”去玩玩。家人就吩咐老黄妈带着她坐轿去了，轿帘很厚，坐在里面闷，杨步伟就把帘子掀开，旁边的佣人则赶忙把帘子拉上，一路上杨步伟和那个仆人斗气，你掀他拉。半路上，杨步伟掀开帘子突然看到对面轿子里坐着父亲，连忙大喊“爸爸”。轿夫和那个仆人见此情景，丢下轿子，一溜烟跑了。后来去刘家问才知道，根本没有接“小三少爷”去玩这回事。好险，差点被拐。 不久，杨步伟患了眼疾，两眼中长了不明物，视线越来越模糊。那时大家很愚昧，不信西医，就请中医开了各种古怪方子治疗：用象牙蘸蜜点眼睛；服用珍珠草炖猪肝等等。八、九个月后，眼疾依旧。家人焦急万分，却无法可想。 一天，看门的老蔡告诉杨步伟母亲，说大行宮那里有个江湖郎中，山东人，专治眼睛。母亲听了当即带着杨步伟去就医。江湖郎中在杨步伟太阳穴那里打了两针，放了两小酒杯的血，给了一包草药服用。半个月后，眼睛居然好了。家人庆幸万分，说是“菩萨来救的” 杨家规矩，孩子六岁必须开蒙，十三岁男女才分开念书。“小三少爷”仗着长辈溺爱，不肯好好念书，闹得私塾老师经常要辞职。 一次吃饭时，杨步伟出语惊人，说孔夫子浪费东西，“割不正不食”，他只吃方块肉，割下来的那些零碎肉，谁吃呢？此语一出，大伯、父亲都责怪她：圣人岂能批评？ 私塾先生照例都严厉，杨步伟和几位哥哥从表兄那里学来一首歌，拿先生开心： 虽然调皮捣蛋不断淘气，私塾那几年，杨步伟还是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大部分内容；《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也囫囵吞枣背了不少。多少打了一点国学底子。 杨步伟大伯（就是生父）一度负责南京下关狮子山和幕府山炮台的建筑工程，黎元洪也在此任职，担任翻译。黎就住在杨家，吃了“小三少爷”不少苦头。 一次早上起来，黎元洪拿一把尺子打了杨步伟三下：“你知道做错事了吗？”“小三少爷”装疯卖傻，说：“我不知道，你不说，我怎么知道？”黎道：“你昨晚肯定拿一团雪放我被子里了，湿了一大块，我一夜未睡好。”“小三少爷”反问：“你有证据吗？也许你尿床了你不知道。”“小三少爷”还拿起尺子，打黎元洪的屁股，说：“你自己屁股不好，让你睡不好觉。我打几下就好了”，说完想跑。黎元洪一把抓住，苦口婆心：“传弟，你害人不要紧，但不要强辩，要敢作敢当。”“小三少爷”不甘示弱：“没有凭据不能定人罪名。今天这事幸亏是我做的。不然不是冤枉好人了吗？”黎元洪无奈，说：“今天这事，等你结婚我一定告诉你丈夫。”后来黎元洪还向杨步伟父亲“告状”：“二弟，你这个‘儿子’是过继到了，可是要好好地教他，不然不能安心在人家做媳妇，并且会到社会上去出乱子的。” 后来武昌起义，下令开第一炮的是黎元洪。有人说，当时黎元洪躲在床底下，被人拉出来强迫他下命令的。杨步伟认为，黎元洪不会如此胆小怕事，她说：“你也许可以说他固执或是过分谨慎，但是说句公道话，那些怪他胆小甚至说他反对革命的人，根本不识他这个人。” 在杨步伟还是“小三少爷”时，听过黎元洪对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说：“那腐败的清朝快点亡了好。”当时，黎元洪把“小三少爷”当小孩子，以为她不懂，没想到她人小鬼大，一直记住了这句话。 杨步伟日本留学归来在北京和同伴合伙办医院，想扩大规模，黎元洪大力支持，让她做计划，他出资金。后来杨步伟和赵元任谈恋爱、结婚，医院没办下去。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就是“小三少爷”，但有祖父、父母撑腰，谁敢打她？只能送给她一顶顶帽子：“讨厌精”“害人精”。 曾祖母去世时已九十八岁，喜丧，晚辈也不哭。外人来吊孝，几个轮流守灵的孙媳妇们才象征性地哭几下。一次，五婶值班，正吃午饭，杨步伟在外面喊“有人来啦”，五婶大哭跨出门来，杨步伟一看不对劲，忙提醒：“把嘴里饭咽下再哭。”五婶听了，忍俊不禁，一口饭喷了出来。“喷饭”“喷饭”，原来真有这回事啊！其实根本没客人，是杨步伟和几个哥哥逗大人玩。这回玩笑开大了，祖父震怒，把几个孩子分别关了整整一天。后来回忆这件事，杨步伟说，饿一天还能忍，就是一天不让喝水难受极了。 杨步伟这样顽皮，祖父还是喜欢她。因为她小小年纪，办事却特别公道。后来大家庭分家，祖父把这一重任交给十岁左右的杨步伟。杨步伟提议按每房人口多少来分家产，结果除了她母亲（二婶）不高兴，皆大欢喜。因为她所在这一房，人口最少，父母和弟弟（也是过继）四口，其他各房都有十几口人。这样一来，她家所得祖产最少，别人能不满意吗？只有她母亲心疼，如果每房公摊，杨步伟和弟弟所得要多得多。母亲私下怨她是“大炮不留心的人”。 小小年纪就特别公道且有主见敢决断，祖父认定这个孙女将来是要做大事的。临终前他托弟子要关照这个孙女：“她虽是女子，志气胜过男子；她要出洋留学学医，将来可以济世，希望你们帮她。” 杨步伟长大后有一付侠义心肠，往往倾其所有帮助友人。祖父对这个孙女看得准。 同窗好友林贯虹不幸早逝。林是福建人，家人想把她带回福建安葬，但川资不够，杨步伟把自己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换了钱给了林家。父亲知道这事后，不仅没骂她，反而夸她做得对。后来“二次革命”期间，柏文蔚一家逃到日本，杨步伟也赴日留学。柏家缺钱，准备变卖首饰，杨步伟把自己的首饰贡献出来，资助柏家。柏文蔚感动得两眼泛泪光，他紧握杨步伟的手，说：“如果革命党都像杨先生这样的人就好了。”柏文蔚曾请杨步伟出任他办的一所学校校长，一向称杨步伟为“杨先生”。 杨步伟出生后，由祖母做主，许配给姑母的儿子，就是杨步伟的表弟。祖母担心自己死后，两家走动少了，如果两家结亲，亲上加亲，关系不会淡。杨步伟的父亲母亲和姑父姑妈关系不好，不赞成这门亲事。但母命不可违，只能忍气吞声。 杨步伟祖父曾外放任英法钦差大臣，大儿子二儿子随同前往。受英国社会习俗熏染，祖父和父亲思想开通，对包办婚姻不以为然，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他俩还没有进步到敢于阻止杨步伟祖母对晚辈婚姻的包办。 杨步伟七岁左右，祖父和父亲闲谈英国宪法和人权。七岁的小孩完全不懂，但好奇，就问：“什么叫人民有权？权是什么？”父亲责怪道：“又多嘴了，没有规矩！”接着笑笑安慰她：“以后慢慢告诉你。”祖父见小孩问这个，倒有了兴趣，说，来，我告诉你：“英国虽然是有皇帝的国家，可是有个宪法，什么叫宪法你现在不懂。人民有权就是百姓可以选举代表，代表可以投票，就是国家的行政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可以管着政府做不做。”杨步伟就问：“你们现在有没有权？”一旁的堂叔和一个表兄赶忙提醒：“不能说了，别人听到不得了。”杨步伟狠狠瞪了堂叔一眼：“你用人权来干涉我吗？” 晚上，父亲又接着白天的话题和杨步伟谈了一会儿。杨步伟问：“我是不是有权决定自己的事？”父亲耐心解释：“人有了权不能就定自己要不要，先要看事情对不对才能决定。你要多读书，有了学问和经验，才能用自己的权去决定该不该做。” 七岁小孩，听了这番话，懵懵懂懂，但至少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人原来可以决定自己的事。她后来回忆说：“退婚的根子大概从那时就种下来了”。 杨步伟姑母知道哥哥嫂嫂不满意这门亲事，在杨步伟十六岁那年提出给两个孩子完婚，免得夜长梦多。杨步伟父亲一口回绝，说：“我并不是悔约，也不是学新，可是按中国古礼，也要等女婿学有所成才能结婚。现在没有科举了，但有新式学校，你不送他入学，我出钱送他到武昌龙华书院去读书，毕业自立后才能结婚。” 表弟同意舅舅的安排，表示不自立不结婚。姑父也说：“儿女的事我们不管好了，只是二舅将来不要辜负外甥的这番苦心就是了。” 表弟读书后，南京有了旅宁学堂，杨步伟进入这所学校读书，之后又转入上海中西女塾。 不知不觉杨步伟二十岁了，这时候她面临选择，要么和表弟结婚，要么退婚。杨步伟左右为难，表弟读书认真，也决心并且可以自立，按以前的约定，退婚缺少理由，但杨步伟觉得这是已经去世的祖母给自己定的亲，不是自己的决定，对这桩婚姻很不满意。祖父看出她内心的矛盾，就说：“你真想退婚，我们帮你想法。但表弟人不错，你不要后悔。”杨步伟回答：“不后悔。”父亲也支持她退婚，但暗示，这只能由她本人提出，他默许。 有了祖父和父亲的支持，杨步伟就写了一封退婚信给表弟。表弟把信拿个母亲和大舅（杨步伟大伯，即生父）看，大伯暴跳如雷，当时要派人把杨步伟从上海抓回来成亲，如果不从就处死。大婶（生母）劝道：“你不能管，孩子是我们生的，已经过继了，要由她现在的父母管。”祖父也叱骂道：“这么大岁数了，一开口就处死人。这事你们别管了，等她回家，我来做主。” “一个人若是总不愿这样事，一定要他做，一生不能好好过的。所以从古以来不知牺牲多少人。我们人类总要把各种事往好里改良。婚姻这样的事几千年下来流弊不知多少。外国半自由婚姻也不能说全好。不过如能自由，在精神上总有一时的痛快。你们现在口口声声地说母命不能违，那么我是父亲，我可以来悔这个约。从现在起谁都不能再闹了，要说不能悔母约，父命也是不能违的。将来传弟有不规矩的行为，你们做父母的自然还是要管她的，可是这件事谁都不准再提了。” 杨步伟争来了自由身，但即便赞同她退婚的父亲也承认，有点对不住表弟。因为表弟完全遵循了舅舅的安排，肯读书，谋自立，但却遭退婚。在祖父、大伯、父母的眼中，这位表弟相貌、人品、学问都相当出色，退婚，着实可惜。后来，这位表弟娶了杨步伟三嫂的妹妹，他和杨步伟还是亲戚，见面时相谈甚欢。杨步伟留日归来在北京开医院，表弟去看她，她请表弟吃饭时，医院合伙人李贯中作陪，她暗中问杨步伟，说：“人很好啊，为什么要退婚？”杨步伟答：“退婚理由不是早对你说过了吗？不是因人的问题，是为要改革婚姻制度而退婚的。他现在不恨我，还是做亲戚朋友一样，我是高兴极了，算我的主张贯彻到了，我还愿意和他做很好的朋友呢。” 事实并非如此。“为要改革婚姻制度”只是杨步伟退婚的表面理由，其退婚的深层动机则是她无法接受自己的姑母做自己的婆婆。换言之，她不反感做表弟的妻子，但不愿做姑母的媳妇。 因为长辈的宠溺，杨步伟小时候被当作男孩来养，所以没裹脚。姑母对此很不高兴，常唠叨，说：“不裹脚将来穿红裙子，一双扁鱼前挑后踢的，才难看呢。将来嫁到我们家，人家不知道你是个丫头还是一个少奶奶。”杨步伟坦承，她因了这句话，“非常恨她”，同时承认：“这也是以后退婚的理由之一。” 杨步伟十一岁那年，“义和团”大闹京城，祖父怒气冲冲，说：“这是什么时候，怎么可以这么胡闹？没听见过把国家的大事交给那么无知无识又迷信的一群土匪的！真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了。” 那年七月，杨步伟吃了一只烤鸭后，突发高烧，十四天不退烧。当时南京城的西医全吓跑了。杨步伟的病时好时坏，动辄高烧，父亲用中医的方子，让她服用牛黄清心丸同阿胶。有人愚昧，说吃了牛黄清心丸，脾气会变坏。姑母很担心，说，吃了这么多牛黄，以后脾气坏了怎么办？父亲气坏了，说：“救命要紧，将来脾气坏了，我就留她在家养老，不嫁人。就算我不孝不尊母命好了。我不能怕她以后脾气不好现在见死不救。”杨步伟重病时没有知觉，病愈后听说了这件事：“就决定绝不嫁到她家里去了。” 那次大病之后，父亲也和她说了一些外国女性的故事，其实是暗示她可以像外国女性那样婚姻自主，但作为父亲，他不便明言，一切要由她来争取。 姑母只在意自家将来的媳妇脾气好不好，对病重的侄女无丝毫恻隐之情，此举寒了杨步伟父女两人的心。退婚决定那一刻已深埋在心——表弟后来的优良表现也无法更改这一根深蒂固的决定了。 所谓“孝顺”，关键在“顺”，不“顺”何谈“孝”？杨步伟由祖母做主许配给表弟，父母都不愿意，但母命不能不“顺”，他们不想也不敢背一个不孝罪名。后来还是祖父做主，解除了这一婚约。 也许是一出生就受到全家的宠溺，也许祖父、父亲关于人可以决定自己所作所为的一些话语对幼年的她产生了影响，杨步伟对长辈的话，有道理，听；没有道理，反驳。她怼起长辈来，可谓360度无死角。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政府刚成立那会儿，杨步伟大伯、父亲、叔叔还有几个哥哥们都失业在家，家里气氛压抑，一言不合，纷争顿起。 一次，杨步伟和二哥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发生口角。大伯就在一旁冷嘲热讽：“你们只有本事争，为什么不出去做事呢？只知每日在外跑来跑去地忙，也没有看见你们做出什么事来，还谈什么革命？你们今日也革命，明日也独立，一个个的只能在家里革命，在家里独立。”杨步伟反唇相讥：“你们现在也在家里吃祖父留下的财产，何况我们？”大伯一听，炸了，拿起铁棍就打，二哥一把把铁棍抢了过去，说：“这会打死人的。”大伯不依不饶：“我就是要打死这个破家亡产不孝的女儿，从前有祖父护着，现在看谁护着？”杨步伟再次回击：“骂祖父你也不孝。”这下全家乱成一锅粥，吵得不可开交。大伯骂父亲没管好女儿，母亲责怪大伯言语太重，叔叔也说大伯不该动手。父亲为息事宁人，把杨步伟带到一个亲戚家，劝慰道：“你要忍耐一点，你知道大伯为你退婚一事，一直生闷气，现在祖父死了，他要找茬出气，你不让一点他不会罢休的。” 富有戏剧性的是，和大伯吵架的第二天，柏文蔚就差秘书请杨步伟出任“实业学校”校长，学员是女子北伐队成员，共五百人。杨步伟三思之后，答应下来。任校长期间，杨步伟胆大心细，处变不惊，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学校师生的爱戴与信任。一年后，“二次”革命爆发，“实业学校”解散，柏文蔚逃亡日本。之后，杨步伟也赴日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学医生涯。 杨步伟在日本拿到医学学位后，准备和同学李贯中合伙在北京办医院。当时她父亲携款赴北京打算帮他置办设备。没想到父亲到北京不久生急病去世，身后没留下多少钱。后事是一位远房亲戚操办的，葬礼隆重。对于此事，杨步伟一直心存疑惑，父亲明明从老家取了一笔钱去北京置办医用设备，设备没买，钱哪去了？她怀疑父亲的钱被那位远房亲戚拿去了，但没有证据，不好追问。此事只能成为一桩悬案。 医院总算成立了。但家中又出事了，弟妇病了，她不信西医，请中医治疗没有效果，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祸不单行，弟妇的灵柩还停在家中，母亲也突然亡故了。按守孝规矩，杨步伟弟弟要在母亲身边守灵，但这个弟弟特别胆小，他让姐姐陪他一道。杨步伟诸事缠身，哪有时间陪弟弟一道守灵呢，于是“急得革命思想又发动了”。她对弟弟说：“我们两个人只要良心上对得起父母，我们何必在形式上假做这些无聊的事呢？父亲死时，因恐母亲觉得我们是过继子女不孝，现在母亲已死，不必做给别人看了。我们两个人白天自己管各样事，晚上回到医院去住。” 为免别人闲话，杨步伟在众多亲戚面前，解释了自己和弟弟无法守灵的苦衷，她说： “生待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我们都照样做，可是无聊的礼不行了。我们两个人只照良心上对得起父母，大家若是苛求我们礼行上，我们只得听其自然了。弟弟是我叫他这样做的，有错不要怪他，我以长子似父的命令叫他行的。并且我也无多功夫来守灵，弟弟也须赶快求学自立成人，才算孝顺父母呢。父母丧葬之事归我，弟弟学成后自己成家立业，我也不管，让他养成独立的习惯。所以我现在定了三七就出棺材，我们两个人各奔前程，才算不负父母教养我们呢。诸位亲戚朋友们赞成我的也是这样做，不赞成我们也是这样做。” 众亲戚听了鼓掌赞成，夸她“快人快语，大有探春之风”。 1920年9月18日，对杨步伟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在那天晚上的一个饭局中，她认识了赵元任。当时冯启亚从日本回国，有人请她吃饭，杨步伟、李贯中作陪，冯启亚和杨步伟、李贯中是日本学医的同学，她是赵元任的姨娘。那段时间，赵元任从美国回清华任教，饭局上有他。 清华在郊外，进城一趟很不方便，但此后，赵元任常进城来医院找杨步伟、李贯中聊天。杨步伟勤快，忙得脚不沾地，大部分时间都是李贯中陪赵元任聊。杨步伟以为赵元任对李有好感，就尽量让李贯中接待他。赵元任连着来了四五天后，那天一大早又来了，对李贯中和杨步伟说：“以后大概不能常来了，请勿见怪”。杨步伟觉得奇怪，不来就不来，我们怎会怪你？便回了一句：“你住那么远，又教书，当然不能天天来，我们不会怪你的，你有空进城，顺便来玩玩就好。”杨步伟说话时手上正织毛衣。赵元任说：“我也会织毛衣。”杨步伟笑道：“你不知道中国有句俗语说‘男做女工，一肚贫穷’吗？”赵元任也笑了，说：“你真像一个美国人，一刻不停做事，做医生这样忙，停下来还织毛衣。” 当时，赵元任对李贯中、杨步伟的态度不分彼此，寄信或明信片都是给两人的，把两人名字并列写上。但李贯中一系列行为对杨步伟与赵元任的相爱构成了“神助攻”。李贯中大概是古典小说读多了，以为男人爱的都是那些“多愁多病身，倾国倾城貌”女孩，所以，赵元任一来，她就自称身体不适躺在床上，想以娇弱之态唤醒赵元任的怜爱之心。但赵元任留美多年，完全美国化了，欣赏的是健康、活泼、手脚勤快的女性（杨步伟正是这样的女子）。杨步伟以为赵元任对李贯中有意，尽量让他俩单独呆一起，还在赵元任面前尽量夸李贯中，但她没想到李贯中担心赵元任看上杨步伟，却在赵元任面前讲杨步伟的坏话，说她订过婚，退婚后还和原来的订婚对象往来，这样一来，两人人品高下立现。另外，她说杨步伟订过婚，可能恰恰戳到赵元任痛处。因赵元任出国前家人也为他订了婚，而且那时候，他的退婚问题还没解决——这个话题是他最为厌恶的。李贯中的不妥言行，让赵元任对李贯中的好感愈来愈少，感情的天平渐渐倾向杨步伟了。李贯中对赵元任是“有心栽花”，机关算尽，心胸狭窄，结果“竹篮打水”；杨步伟对赵则属“无心插柳”，顺其自然，襟怀坦白，最后“水到渠成”。 有段时间，李贯中去南京办事，赵元任依旧像过去那样常来医院。李贯中不在，杨步伟只能一面忙活一面陪他聊天，一次聊了三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杨步伟说，赵元任听。赵离开时说：“我真觉得谈得有意思。这几个钟头我比其他任何时候得益都多。用句俗语，可以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当时罗素在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为了来医院方便，赵元任索性辞了清华的工作，搬进城住，一则方便替罗素翻译，一则方便来医院。按中国规矩，朋友搬家要送礼，杨步伟买了一盆荷兰石竹花送给赵元任，把“乔迁之喜”写成“桥迁之喜”，闹了一个小笑话。 因为和杨步伟谈得投机，赵元任总是和杨步伟聊到很晚才回住所，临别时，还一再说，两人谈话比三个人谈话有意思多了。一次，罗素有演讲需要翻译，但赵元任在医院和杨步伟聊得忘乎所以把这事忘了，等两人醒悟过来赶到演讲场所，罗素正呆呆地站在台上一筹莫展。台下翘首以待的观众看到赵元任杨步伟结伴出现，心领神会，哄堂大笑。罗素低声对赵元任说：“badman ，badman！” 在南京的李贯中风闻赵元任依旧天天来医院，忙从南方赶回北京。她给赵元任写了封信，赵元任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表明了她对杨步伟的好感。李贯中不甘心，在赵元任面前说杨步伟的种种不好，惹得赵元任不高兴，只得回她：“你安知你的仇人不是我的爱人。”李贯中恼羞成怒，一面在外面放出话，说杨步伟“抢”了赵元任；一面给杨步伟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和赵元任断绝往来；要么两人散伙，医院停办。杨步伟服软不服硬，回她：“你不向我提条件，我还可以想想。你用手段来逼我，我取第二条，看你如何对我？并且医院债务未清，我不说大部分收入都是我赚来的，现在平分债务，我另立医院。” 话说得斩钉截铁，但杨步伟心里也在打鼓，毕竟祖父、父亲希望她学医，做一番治病救人的事业，现在医院在北京小有名气，赌气停办，自己的心血白费了，将来的事业恐成泡影。 在她犹豫不决时，赵元任约她早上在中央公园西山坡上见面。一见面，赵元任开门见山：“杨大夫，我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很佩服你待朋友那么好，不过不能老让她那么误会着。也许像我说的，我应该离开你们。可是——为什么为了她的缘故就非得离——” 杨步伟也意识到，一旦自己和赵元任走到一起，她和李贯中十七年的友谊以及刚办了一年的医院将不复存在，于是就对赵元任说：“赵先生，你还是不要再来看我们吧。”说完，转身缓步离开，走了不到十步，身后的赵元任第一次喊她的名字，说：“韵卿！韵卿！那就这样算结束了吗？——我是说咱们的话”杨步伟回头看着赵元任，不知该说什么。赵元任慢慢走近她，自问自答：“韵卿！我不能。” 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之后，赵元任回老家，经长辈调解，拿出两千元给女方做教育费用，解除了早年的婚约。 “韵卿！我不能。”简单朴素的话道出赵元任对杨步伟欲罢不能的爱，感人至深。 两人结婚没举办婚礼，只请了胡适、朱徵，吃了一餐饭。饭毕，拿出一张自己准备的结婚证书，让两位证婚人签了字，算是正式成为夫妻。两人“都以革命家自负”，以“破除一切俗例旧例”为己任，婚后对外宣称出门度蜜月去了，其实是“各干各的事务去了”。 黎元洪当时已筹集十万资金，打算让杨步伟扩大医院规模，得知杨步伟和赵元任结婚，医院已转让他人，他对赵元任笑笑：“也好，终身有个结束也是好事。”杨步伟反问：“黎叔叔你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终身不离婚呢？”黎元洪一听笑了，拍了一下杨步伟肩膀，说：“传弟，不可乱说。”那是杨步伟和黎元洪最后一次见面。 杨步伟最骄傲的是，自己的婚姻，未尊祖母之命，未听媒妁之言，完全是自己的决定。 杨步伟喜欢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她快人快语，有胆有识；仗义疏财，心怀慈悲；每临大事有静气，办事果断有魄力，活出了一个精彩人生。 傅斯年曾夸杨步伟，说，赵太太真胆大。杨步伟答：“世界上事若不胆大去做，哪能成功呢？只要不妄为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