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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位富商之家。其父经商成功,重视孩子的教育,刘文典六岁时,父亲请了位私塾先生为他讲授四书五经。父亲交游甚广,思想开放,认识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眼科医生柏贯之,便把刘文典送到他家学英语。教英文之余,柏贯之还让刘文典用显微镜观察生物,带他做化学实验,使刘文典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多年后,刘文典回忆这段经历依旧十分感慨:
“这是我第一遭和西洋的文化接触,看见他用的器物无一件不十分精美,而且件件都有神妙莫测的作用,心里十分惊异。……又看见他替人治病,真正是‘着手成春’,那‘剖腹湔肠’的手段,就连书上说的扁鹊、仓公都赶他不上。他又教我用显微镜看微生物,看白血轮,用极简单的器具试验化学给我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近世科学的恩惠,就是我现在对于生物学的兴味也还是在那个时候引起来的。这时候虽然是大海里尝了一滴水,但是总算识得了咸味了。”
12岁那年,父亲把刘文典送到芜湖的安徽公学就读。在这里,两位教师对刘文典影响最大,一是陈独秀,他是刘文典走上反清革命的领路人之一,后来也是他把刘文典引入“新青年”阵营,聘他做北京大学教授;另一位是刘师培,他对刘文典的教诲可概括为八个字,“寝馈许书,钻研萧选”。“许书”即许慎《说文解字》,“萧选”即萧统《文选》。在刘师培的引导下,刘文典自此苦读传统经典,把校勘古籍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学术研究方向。
对刘文典而言,无论是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是学术研究方向的明确,都与两位老师的教诲密切相关。后来他又追随刘师培前往日本游学。日本游学三年,刘文典读了大量哲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名著,英语、德语、日语等外语水平大幅提高,为他日后翻译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另外,他进一步认识到科学的可贵。其人生观、世界观在这段时期得以成形,如他自己所说“世界观、人生观从此就略略定了,枝叶上虽然也学着时髦,时时有些变化,根本上却从来没有生甚么动摇”。
因为父亲重视教学,才会在刘文典幼年为他寻找良师,选择名校。陈独秀和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两位引路人,这两位“命中贵人”是父亲帮他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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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特别推崇自学,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我的自学小史》。他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梁漱溟对于“自学”的阐述充满真知灼见: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俗语有‘学来底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底。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底。一分自求,一分自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
准此,梁漱溟认为:“‘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梁漱溟特别说明:“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梁漱溟十岁前后,父亲对他的教育基本围绕三方面:一、讲戏。其父喜看京戏,常把戏中故事情节讲给梁漱溟听;二、携他上街购物或办一些琐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三、关于个人身体健康方面的嘱咐,就是让孩子知道如何照料自己的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父亲对他诸如此类的嘱咐与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梁漱溟九岁时,自己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他找不到,就在家中吵闹不休。隔一天,父亲在庭院中一棵桃树枝上发现了那一小串钱,知道是儿子自己忘了。但父亲啥也没说,而是在纸上写了一段话:“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然后把纸条给了梁漱溟。梁漱溟看了,立即醒悟,找到了钱,“不禁自怀惭意。”梁漱溟说,“即此事亦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梁漱溟十四、五岁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父亲如认同他的看法,就鼓励他;如不认可,也只是表示自己的异议,但决不干涉。梁漱溟说:“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梁漱溟还认为,一个人能坚持自学必须有“一片向上心”:“所谓自学应当就是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单是求知识,却不足以尽自学之事。在整个生命向上自强之中,可以包括了求知识。”梁漱溟小小年纪为何有“一片向上心”,这归功于父亲人格对他的感召。梁漱溟以一句话概括其父人格:“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梁漱溟说,父亲这种人格感召,“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由此,自少年开始,梁漱溟做到了两点:“一、由于向上心,自知好学,虽没有用过苦功,亦从不偷惰。二、……自主自动地去学,从没有被动地读过死书,或死读书。换句话说:无论旧教育(老式之书房教育)或新教育(欧美传来之学校教育)其毒害唯我受的最少。”
梁漱溟少年时就关心国家大事,对事功的重视超过书本学问,喜读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德育鉴》等书报,坚持写日记等。这些行为也是其父亲年轻时喜欢做的,所以,其父对他不仅喜欢而且信任。但其父对他也有“放任”的一面,比如,青年梁漱溟喜读佛经,甚至有出家的念头,父亲虽不赞成,但也不干涉。梁漱溟回忆道:“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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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业,号煨莲,1893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父亲是位举人。1922年,洪业留美学成归国,参与创建燕京大学,任燕大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理科科长、图书馆馆长等,教学之余,勤于著述,中文著作40多种,英文著述21种,其中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最为有名。
洪业父亲中举后常年在外工作,洪业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中。洪业8岁那年,母亲才带着洪业和几个弟妹去山东和父亲团聚。
洪业父亲身体不好常生病,侍疾的担子就落在长子洪业身上。这给了洪业亲近父亲的机会,他也因此得到父亲更多的教诲。父亲告诉他做人要有公德,重义轻利;也要有私德,洁身自好。父亲提醒洪业,一个人有才华,用在正处方有用,不擅利用,有才等于无才。父亲一句忠告洪业终身难忘:“一个人一生对别人有影响力,有好处,就是一种生命的延长,你要是只管自己,便是行尸走肉,死了就没有了。”
一次,洪业父亲自感病重不起,就留给洪业一句遗嘱:“穷是读书人的本分,我希望你们将来不做官,也不要娶富家的女儿。”不过,父亲的病却渐趋好转,洪业也开始准备报考山东师范附中。
洪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山东师范附中读书时,洪业的福建口音常遭同学嘲笑,他朴素简陋的穿着也常为同学取笑,洪业回家向父亲抱怨,父亲宽慰他说:“把他们的话当狗吠算了。你真要跟狗讲理,说它错你对,你没偷东西不要吠,怎么办?难道要趴在地上跟它一起吠吗?最好就是不理它。”
那时候社会风气不好,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开始涉足风月场所。有同学诱惑洪业和他们一道去。洪业心动,就随他们一道去了。几个人来到一堵高墙下,同学去敲门,里面传来狗吠声,洪业听到狗吠,吓得掉头便跑。回到宿舍,心还砰砰跳,却发现桌上躺着一封父亲来信,信的内容大意是:你现在这个年纪,是人生成长的关键期,千万不能因女色的诱惑犯下大错。父亲在信中叮嘱洪业:在世上,女人失节,遭人冷眼;男子失节,也同样会让人不齿。作为大丈夫,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和名誉,步武前贤,约束自己。父亲还特别提到他本人一直以一句话来要求自己,他把这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要求儿子务必记住:守身如玉,执志如金。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读到父亲这样一封信,洪业如同当头棒喝:“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洪业出国留学,回国从教,一度遭日寇逮捕,但他做到了:守身如玉,执志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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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7月30日,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一个五世同堂之家。钱穆父亲特别喜欢孩子,曾对人说:“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钱穆出生后,曾连哭三天,父亲抱着他在室内来回踱步,一边哄孩子一边对妻子说:“这孩子当是命贵,误生吾家耳。”
钱穆七岁入师塾读书,认字由日读生字二十增至三十、四十乃至七八十,皆能记住。一次,钱穆读《大学章句》序,读至“及孟子没”时,父亲指着“没”字问他:“知此字义否?”钱穆回答:“如人落水,没头颠倒。”父亲问:“你怎么知道没字是落水的意思?”钱穆答:“因字旁称三点水猜出来的。”父亲抚摸着钱穆的头顶,赞许道:“吾儿大概前生就是个读书郎”。
钱穆的成长得益于父亲启发式的教育。一次,9岁的钱穆在众人面前背诵《三国演义》的片段,获得大家的赞赏,钱穆沾沾自喜,父亲未说什么。翌日,又有人请钱穆去背《三国演义》,父亲也同意了,并领着钱穆去。路过一桥,父亲对儿子说:“认识桥字吗?”钱穆答:“认识。”父亲问:“桥字何旁?”钱穆答:“木字旁。”父亲再问:“木字换了马旁,是何字?”钱穆答:“骄字。”父亲问:“知道骄字的意思吗?”钱穆点头。父亲便说:“你背诵《三国演义》后脸上的表情就类似这个字。”
父亲这席话让幼年的钱穆很惭愧,从此再也不敢骄傲了。直到晚年,钱穆都牢记着父亲的这次委婉而温和的教诲:“先父对我此一番教训,直至如今,已过了六十年,快近七十年,而当时情景,牢记在我心头,常忆不忘,恍如目前。”晚年,钱穆总结父亲对自己的教育,说:“要之,先父似从不作正面教诲语,多作侧面启发语。”
钱穆父亲在晚间常给钱穆的哥哥讲课,睡在床上的钱穆因此“沾光”。一次,父亲对钱穆的哥哥说:“读书当知言外意。写一字,或有三字未写。写一句,或有三句未写。遇此等处,当运用自己的聪明,始解读书。”在床上“偷听”到这番话后,钱穆领悟出,读书,不仅要了解字面意思,还要挖出文字背后的深意。由于养成了用心读书的习惯,钱穆很快就赢得了“善读书,能见人所未见”的赞誉。
钱穆的父亲因病早逝。父亲临终对钱穆说:“你要好好读书。”父亲留下的文稿,钱穆记忆最深的有两篇,一篇是《春山如笑赋》,钱穆“特爱其景色描写”,钱穆后来说,他喜读魏晋以下及清人之小品骈文,又爱自然山水,就是受父亲此文影响;另一篇是《岳武穆班师赋》,钱穆最爱读,钱穆说,他自幼即知民族观念,特重忠义,即“渊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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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
李济的早年教育,得益于父亲的开明与睿智。在一篇回忆早年教育的文章中,李济道出其父教育子女的两则基本信条:“(1)他是孟子的信徒,笃信性善说。他同意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圣人’的说法,所以他教育青年子弟,注重启发。……(2)他对于教育子弟的第二信条,可以说是自第一条引申出来的,即:使每一个儿童发展他的善性;也就是充分地培植儿童固有的品质(反过来说:就是不要摧残儿童的天性)。他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常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教材,把上说的两项意思反复地、巧譬善喻地解说得淋漓尽致。”
教育幼年的李济,父亲没有死板地循规蹈矩,也没有粗暴地拔苗助长,而是采用儿童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发他的兴趣,培植他固有的品质,重启发,不压制。
李济坦言,他的早年教育得益于父亲进步的教育思想:“概括地说,是为我不断地开辟了新境界。若是具体地详述,又可以分成若干小方面,例如(1)远在科举时代他就教我朗诵诗歌,教我听高尚的七弦琴音乐。(2)县立小学成立的初期,即将我送入,使我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3)在宣统末年即毅然让我考清华。”
李济的父亲喜欢孟子,曾多次为李济讲解他的作品。李济入清华后,受老师影响开始攻读荀子。父亲知道荀子是孟子的对头,但他并未干涉儿子的阅读。对儿子兴趣的转移,父亲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对此,李济心存感激:“他的心中,如今回想起来,大概也只是让我作自己的抉择;尽量地发挥自己的理性;这是与他的教育方法相符的。”
李济一生远离官场,无意仕途,这,也与父亲早年的教育有关。李济幼年时,父亲常告诫他,不要成为衙门里的官员,因为有操守的人往往尽不了责任;能干的人免不了贪污,而且“衙门总是诱人藏垢纳污的场所,最容易做伤天害理的事。”父亲这些话给李济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这些话,渐渐的养成了我对官场的一种偏见;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总以为:官场污浊;这一类的证据,不幸地是实在太多了。”
李济的早年教育受惠于父亲的“放任”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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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2月11日,河北省南部的清河县坝营集一户殷实之家,诞生了一位男孩。他就是后来享誉杏坛又倾心创作的顾随。这个家庭读书氛围十分浓厚。关于幼年读书,顾随有这样的回忆:“自吾始能言,先君子即于枕上授唐人五言四句,令哦之以代儿歌。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顾随“至七岁,从师读书已年余矣”,这个“师”就是他父亲。
父亲疼爱儿子,但在学习上要求十分严格。所讲授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及唐宋八大家文章等都必须熟读成诵,一天中,早晨、上午、下午不能离开学堂。父亲要求学生对其所讲授的古典诗文,能讲解,能背诵,顾随十岁前就能做到,七岁起开始做文言文,八岁即能完成三百字的短文,且无文法错误。
父亲严格但也开明。那时候,小说不登大雅之堂,读书人往往不屑一顾。但顾随父亲却喜读小说,也允许儿子读。顾随因此十岁前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苦读四书五经,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但那古奥生涩的词句,沉闷严肃的内容,对一个孩子的灵气与悟性往往构成伤害。而语言生动、情节活泼的小说能起到很好的调剂作用。
幼年的顾随在阅读古典诗词时显示了过人的理解力与感悟力。有一年的某段时间,母亲回娘家去了,父亲怕耽误儿子学习,没让顾随跟着一起去。顾随白天读完四书五经,晚上父亲又为他讲颂古典诗歌。读的是杜甫《题诸葛武侯祠》,读到“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时,顾随忽然觉得四周墙壁突然消逝,自己置身在一片荒山野岭中,那时候的顾随还从未见过真正的山,只朦朦胧胧在文字和图画中见识过所谓的山。顾随把这一奇妙的感受告诉父亲,父亲微笑不语,这一刻,他意识到儿子是难得的读书种子,因为儿子诵书不是用口而是用心。
顾随的成长,凝聚着父亲的心血。顾随后来说:“我很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撒下了文学爱好、研究以及创作的种子,使我越年长,越认定文学是我的终身事业。他又善于讲解,语言明确而又风趣,在讲文学作品的时候,他能够传达出作者的感情;他有着极洪亮而悦耳的嗓音,所以长于朗诵:这一些于我后来做教师、讲课都有很大的影响。”
11岁那年,顾随入读县城的高等小学堂。高小毕业后又在中学读了几年。读完中学,顾随父亲执意送儿子进京考大学。
1915年,父亲送顾随进京报考北京大学。先步行三天到山东德州,从那里坐火车赴北京。正是隆冬季节,一天晚上,父子俩住宿在一家条件简陋的小旅店。顾随年轻,倒头就睡了。父亲却冷得睡不着。窗户纸没糊严,冷风直往里灌,父亲担心儿子被冷风吹,就从店家要来浆糊和纸,花了小半夜,把窗户糊严实。顾随一夜安眠,父亲却是一宿未合眼。
有一年因为闹土匪,顾随不能出外工作,就在家读闲书,没事时和孩子们打打闹闹,有些长辈看不惯,批评他越长越没出息了。可父亲却替顾随辩护,说:“读书的人,总要有二三分呆气,才能到得好处。聪明外露,千伶百俐的人,读书决不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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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出生时天生残疾,一直到6岁都不能动,7岁才能坐在椅子上,无法正常上学,哥哥姐姐放假教他认字,家中也没啥书,只能偶尔读读杂志,这段时期,对他最重要的是父亲的指导。父亲当时在重庆上班,工作不忙,在家时喜欢评论战况,唯一的听众就是许倬云;另外,父亲还喜欢读宋朝名臣的奏议,常常读一段,就对许倬云说:“这段好,你听听。”接着还让许倬云再读一遍,父亲还指点他读完《东莱博议》,这些都是有关历史的文章,激发了许倬云对历史的兴趣。
许倬云父亲是海军出身,对数学很有兴趣,常常教许倬云做几何或代数题,但教得不系统,许倬云听了云里雾里,他说,从父亲那里得到的益处只有两个:一、听他讲奏议;二、听他分析战况。许倬云父亲还喜欢看《大公报》,看到张季鸾的文章,一定讲给许倬云听。许倬云的文字表达能力就在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讲解中慢慢训练出来了。许倬云对父亲的教育方式总结如下:
“所以我这套教育跟别人不太一样,我相当怀念先父对我的指点,他给我的教育就像英国式全科教育,他教我做一个懂得历史的人,教我有关战争史、地理、政治学、外交与语文训练等。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他在这一方面的指点,我受益最多,因为其他人长时间不在家。”
许倬云父亲是政府的公务员,许倬云认为,父亲选错了行,父亲记忆力、分析力特别强,如果从事研究工作,定然硕果累累。作为公务员的父亲,其言传身教却让儿子许倬云成为了一个著名学者,正如许倬云在回忆中所说那样,父亲也是他的老师:
“我读书也是先父帮我开的窍,我喜欢读历史,他的书架上都是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线装书、平版书,海军战史、陆军战史,中英文的都有。抗战时期政府提倡爱国,所以很多民族英雄例如岳飞等人的事迹我都看过,我也看过《时与潮》,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读物,因为先父看,我也跟着看。对我而言,他不仅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