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要竞选总统？
文摘
2025-01-08 08:33
安徽
１９４８年３月３０日，国民党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首次预备会议，身为国大代表的胡适，被公推为临时主席，讨论大会主席团选举办法。上午，蒋介石对王世杰说，他已经考虑多时了，不愿当选总统，但可以担任行政院长，他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下午，王世杰把蒋介石的意见转告给了胡适。蒋介石的提议令胡适十分兴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经过一番犹豫，胡适最终还是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从犹豫到接受，这一过程在他日记里有详细的记录：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 得到胡适的回复，王世杰立即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说：“很好。我当召集中央执监会议，由我提出。” 不过，胡适在接受提名竞选总统的第二天晚上，又后悔了，担心自己的身体和能力都不足以胜任总统。于是他对王世杰说，自己三思后，还是决定不干了。并请王世杰向蒋介石郑重申述：“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天的接受。” 为打消胡适内心的顾虑，蒋介石于４月３日约胡适在他的官邸作了一次长谈。蒋说，他将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中，提名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根据宪法，国家最高的行政权在行政院，他这个人不能做没有实权的总统，所以愿请胡适出来当总统，他自己当行政院长；或者由蒋介石自己当总统，由胡适担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给胡适提出两条路：一是竞选总统，一是出任行政院长。既然胡适不愿出任行政院长，再拒绝竞选总统，似乎太辜负蒋介石的“诚意”了。胡适为蒋介石诚恳的态度所打动，便做出平生最难做的决定之一：“让蒋先生决定吧。”当胡适决定参加竞选后，他对竞选成功是有相当的自信的。翌日清晨，他对秘书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只怕这个消息传出去，一定有许多新闻记者和不相干的人来访问，这里是不能再住了，我不得不作一个短期的流亡。”然而，胡适的担心纯属多余，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４月４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会上，蒋介石声明他不作为总统候选人，并提议无党派的人出来候选，他强调此人必须具备以下五种条件：“１，守法；２，有民主精神；３，对中国文化有了解；４，有民族思想，爱护国家，反对叛乱；５，对世界局势、国际关系，有明白的了解。”虽然蒋介石没说候选人的具体姓名，但在场和不在场的人，根据这五项条件立即听出，此人是胡适无疑。结果是“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只有吴敬恒、罗家伦两人表示同意蒋介石的提议，其余的中央委员都坚决主张蒋介石必须为总统候选人。既然众人反对，蒋介石也不再坚持，当下决定将总统候选人问题交国民党中常会决定。 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内心会有怎样的感受？从他接下来几天的日记里，我们或许能窥探一二。 我的事到今天才算“得救了”。两点之前，雪艇来，代蒋公说明他的歉意。 发一电给郑天挺兄：“连日外间有关于我的许多流言，北平想亦有闻。此种风波幸已平静，乞告舍间及同人。” 兴致勃勃要竞选总统，却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胡适的内心一定充满了失望与沮丧。而身体上的病恐怕与心态失衡也不无关系。 蒋介石的提议未获通过，自然对胡适产生一丝歉意，胡适失望归失望，但对蒋介石似乎并无多少怨气，在当天的日记里，胡适这样写道： “下午八点，到主席官邸吃晚饭，别无他客，蒋夫人也不出来。九点二十分，始辞出。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胡适一向标榜“自由”与“独立”，在一封信里，他曾有过这样的表白：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想“留在政府之外”的胡适，这一次，居然想当总统，对此，研究胡适的学者给出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不过，我想，胡适做出这一决定应该有他的理由。作为一个想保存一点独立地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难道会因贪恋总统的高位而放弃自己“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的追求？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胡适决定“下海”，竞选总统？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必须做深入的研究,而不能草率地想当然地给出不负责任的结论。 陈红民先生在其《智者千虑》一文中，将胡适决定“下海”，归因于“一国之君”的诱惑： “说这个胡适险些被湿了羽毛的故事，是想引出话题供有识者思索：胡适能断然拒绝部长、院长的位子，可蒋介石以‘总统’相让时，一国之君的诱惑显然大于部长、院长。‘政府的尾巴’不做也罢，做‘政府的头’就不一样了。胡适怦然心动，有欲迎还拒之态，虽属人之常情，但也可见在一定条件下，修炼了３０年的‘独立地位’是可以放弃的，‘诤友’也能成‘战友’。” 我不能同意陈先生的看法。我认为，胡适决定竞选总统与他此前追求独立与自由并不矛盾。作为“诤臣”“诤友”，胡适是以“破”的方式来督促政府走向民主大道；而竞选总统，他是想以“立”的方式直接带领国家和人民走向民主大道。倘若胡适贪恋权位，他会选择做行政院长，因为行政院长掌控着实权，而对行政院长一职，胡适拒绝得很彻底。那么胡适为何要竞选总统呢？既然此前他确实表示过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为何这一次要破例呢? 胡适决定竞选总统后，曾高兴地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好极了！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已经盼望了近半个世纪了。我们应该为它的实现而尽力。”由此可知，胡适决定竞选总统根本不是出于对权位的贪恋，而是他认识到，一个无党派人士能竞选总统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已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而一旦他真的竞选成功，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已经盼望了近半个世纪”的“民主政治”终于实现了。既然如此，胡适为何不选择竞选总统呢？为何不感到高兴呢？ 陈红民先生说胡适竞选总统不过是出于对“一国之君”的垂涎，那实在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了，是把自己对权位的贪恋加在了胡适身上。 程巢父先生《关于<智者千虑>所涉史实的辨证兼及学风》一文，严厉抨击了陈红民先生的文风，但我认为程先生此文问题更大。这篇言辞咄咄逼人的文章，说了一大堆教训陈红民的话，也说了一大堆胡适追求独立自由的事，但对胡适是否决定竞选总统一事却避而不谈。所以此文除了发泄了一通不相干的怨气外，对澄清史实丝毫无补。程巢父只从侧面，用反问的方式，表明胡适不会对总统高位感兴趣的。在对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作了摘录后，程先生提出自己的质问： “试问陈红民君：一个满脑子装着这些计划的人，一个如此胸襟的学者和教育家，他会舍得去实现这些目标的校长位置，去就那个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的总统高位吗？所以我说你是‘以陈君之心，度胡适之腹’，一点也没有冤枉你。” 胡适的日记已告诉我们，蒋介石确曾邀请他参加竞选，而他在犹豫一番也确曾答应竞选总统，事情未果后蒋介石也曾向他致歉。所有这些，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不容回避。而程巢父以一句含糊其辞的反问，难道就能掩盖这些事实？另外，胡适也曾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说过“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但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的话，这说明，在一定条件下，胡适对总统高位确曾“怦然心动”过。 程巢父认为，胡适是一个有胸襟有计划的教育家，所以，他肯定舍不下校长这个位置，去当总统。这样的推论不置一驳。我想问的是，你不是胡适，你怎么知道胡适因为舍不下学校，所以不肯去就总统之位呢？你这不也是以“以程君之心，度胡适之腹”吗？另外，程巢父认为，胡适有《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既然“满脑子装着这些计划”，他会不顾这些计划能否实现而去竞选总统吗？程先生真的太天真了。作为校长，胡适虽然满脑子装满“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但他能实现这些计划吗？他不是在“争取”吗？而一但他竞选总统成功，这“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还要“争取”吗？难道一个总统不可以轻而易举让这“十年计划”付诸实施吗？ 胡适对胡颂平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现在这部宪法里，实权是在行政院，——我可以当无为的总统，不能当有为的行政院长；……”于是，程巢父就想当然地认为，总统只有“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其实，程巢父先生应该知道，按中国的说法，无为是可以无不为的。而胡适说的“无为”其实就是“无不为”的意思。一旦胡适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竞选总统成功，那就意味着中国会有一部正规的宪法，意味着着中国民主化进程开始突飞猛进，意味着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终于在中国拉开了序幕，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胡适才兴奋不已，才坐卧不宁，才飘飘然的。而程巢父不理解胡适出任总统的重要意义，所以才会以为总统只是“名义上尊荣而干不成多少实事”，如此，对总统之位，胡适理应不屑一顾，不可能“怦然心动”的。这是把自己短浅的目光赋予了胡适。 胡适竞选总统，意义重大，任何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对此都会了然于胸。当时，愿做副总统的李宗仁也曾给胡适写信，力劝其竞选总统，因为他认为，胡适以无党派身份竞选总统才真正体现民主的精髓。他在给胡适的信里这样说：“参加的候选人除了蒋主席之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在李宗仁看来，胡适既然一直鼓吹自由与民主，而倘若他竞选总统成功，就意味着多年的追求终于开了花结了果，那么，他又有什么理由放弃这样的稍纵即逝的良机？ 还有一个问题，蒋介石是出于诚意邀请胡适竞选总统的吗？亦或是沽名钓誉别有用心？对此，谢泳先生的看法如下： “从这些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胡适，彼此之间没有欺诈，他们每个人的处境不同，但都在自己的处境中努力完成自己的角色。在胡适和蒋介石之间，一切都是坦诚的，蒋介石从来没有骗过胡适，他没有讳言自己想做行政院长这一事实，事后的结果如何是另一回事，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最终没有成功，就怀疑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诚意。” 我不能完全同意谢泳先生的看法。我认为胡适在这件事上是有诚意的，而蒋介石则没有。我认为，蒋介石无论是邀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还是请胡适竞选总统，都是出于无奈出于化解美国政府给他的压力。 １９４７年春，国民党政府宣布训政结束，在改组政府时，容纳了两位小党的成员。这种姿态，不能令美国政府满意。此后，蒋介石一直担心美国政府会将其抛弃。当马歇尔将军派出魏德迈将军为首的实地考察团来中国考察时，蒋介石十分不安。１９４７年８月２５日，蒋介石在寓所会见了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并向这位美国大使的亲信探问，派遣魏德迈是否意味着美国想要强使他退休或撤换他。”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７日，外交部长王世杰致信胡适，称：“在美之时，许多美国人均以不识兄之近状为念，并谓中国政府竟令兄赋闲，亦即中国政府遭受美国社会不信任之一因！蒋先生之受冤，类此者亦多矣。” 以上几件事表明，美国朝野双方都希望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在中国政坛取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压力下，蒋介石非常希望胡适能出任行政院长，这样，他就可以对美国政府表明自己是重用胡适的，然而胡适却坚辞不就，于是，他又请胡适参加竞选，一旦胡适同意竞选，他同样可以向美国政府有个交代。当然，蒋介石敢于请胡适竞选总统，也说明他对胡适是“放心”的，在他眼里，胡适不过是一介书生，即使胡适当上总统，身为行政院长的他也是可以控制局面的。 当时的胡适也认为蒋介石请他竞选总统是出于一片诚意的，所以，当蒋的提议未获通过后蒋向他致歉时，胡适反而去安慰蒋介石：“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然而，等蒋介石龟缩台湾后，却无视宪法，不顾胡适等人的坚决反对，一意孤行，两次连任总统，胡适绝望之余终认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他这才意识到，蒋介石请自己竞选总统原来是沽名钓誉别有所图，于是，胡适在日记里忍不住对蒋介石讥刺了几句： “我去看云五先生。他说，昨天他见到岳军先生了。岳军把我的意思先记下来，然后面告蒋先生。并没有留下记录，只委婉的口述。我的四点意见他都转达了。蒋先生郑重考虑了一会，只说了两句话；‘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这里的三十七年“老法子”，就是指１９４８年，蒋介石向中委提出要胡适竞选总统，结果中委一致反对，蒋也就借坡下驴了。你看，连胡适自己已经醒悟，所谓向党提出一个人来竞选总统，原来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连任目的。当胡适写下这番话时,他是不可能相信蒋介石当年请他竞选总统是出于诚意的！ 也有学者（如沈卫威，杨金荣）认为，蒋介石请胡适竞选总统不过是设计了一个骗局，引胡适上钩罢了。我也不同意这一看法。尽管蒋介石老谋深算，但想骗胡适，谈何容易！不错，胡适是一位书生，但他却是一个伟大的书生，倘若他不想当总统，蒋介石费尽心机也不会让胡适怦然心动的！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蒋介石曾派陶希圣飞赴北京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一职，而胡适拒绝了，但他再次向陶希圣表明，自己不愿任行政院长，但却想当总统。 沈宁是陶希圣的外孙，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里（《一个家族记忆中的政要名流》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披露了这段珍贵的史料。为保证材料的真实性，笔者将书中的这段文字照抄如下： “１９４７年，蒋介石在国民大会当选总统，任命翁咏霓做行政院长。１９４８年外祖父（指陶希圣——笔者注）到北京公干，期间与胡适之先生见面，然后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胡先生有一句话，要我只能报告你一人，不能对任何人说，那就是翁咏霓不能做行政院长。我当时问他，你同翁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为什么说这话？适之先生说，蒋先生谬采书生，用翁咏霓组阁。翁咏霓自在长沙撞车以后，思想不能集中。同时他患得患失，不知进退，他对朋友嘻嘻的一笑，没有诚意，而对部下，则刻薄专断，他不能做行政院长。’ 有史家论及此处，言胡适之先生一贯待人极为宽容，他对多年老友做出如此评语，而且明说要转达给蒋介石，就是要敲掉翁咏霓的饭碗，于私于公，都相当严重。如果他不是对外祖父有充分了解和信任，绝对不可能如此讲。 有趣的是，蒋介石听完我外祖父转告胡适之先生的意见之后，对外祖父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出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首长名单，都由他来开，我不干涉。外祖父领命，当日下午飞返北平，见到胡适之先生，说明来意。胡适之先生忙说：那是美国大使馆和三两个教授的主张，万万做不得的。你看我这里满地书籍，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两人继续谈了一会，胡适之先生又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现在这部宪法，既非总统制，也非内阁制。如果我做总统，就任命蒋介石做行政院长，那么就能确定一个内阁制的宪法了。” 翁咏霓是胡适的老友，但胡适不念私情，认为翁是书生，不适宜担任行政院长一职。在胡适眼中，行政院长掌控实权，只有政治强人才能胜任此职。胡适本人也有自知之明，他认为自己作为书生也不配担任此职，在他心目中，行政院长最合适人选是蒋介石，所以，只有自己能当上总统，才能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了。如果换了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任总统，他会让蒋介石担任掌控实权的行政院长吗？当然不会，因为蒋介石这样的人太难驾御了。相反，蒋介石当了总统，他也只会把某个书生放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因为书生好管啊！倘若蒋介石让某个有实力的人担任此职，那他很有可能要品尝大权旁落的苦果。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一再请胡适出山，蒋介石的心思胡适明察秋毫，所以他也坚辞不就。 胡适认为，在当时的体制中，总统无实权，所以谁来当他并不在意，他关心的是谁任行政院长，因为行政院长掌控实权，能“确定一个内阁制的宪法”。所以，他不顾私情，强烈反对翁咏霓任行政院长。很多人认为，是总统的高位让胡适不能自持怦然心动的，这是皮相之见。让胡适动心的是，他若做了总统，行政院长就有了合适人选，内阁制的宪法也可以确定了，国家的民主政治也就步入正轨了。 胡适不讳言他想当总统，因为他的内心是坦荡的，因为他并非觊觎总统的位子，他渴望当上总统，不过是为行政院长安排一个他心目中合适的人选——蒋介石，从而“确定一个内阁制的宪法”，而这，才是他最最关心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要胡适担任驻美大使，因为这是“战时征调”，胡适不便拒绝。任命书发布的那天，胡适在日记里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日，当胡适决定竞选总统时，他再次“为国家牺牲了”“独立自由的生活”。 “今天我从报上见到记事，有一之运兵船在地中海中了鱼雷，虽然离岸不远却立刻沉没了。一个看护妇还在甲板上。她动手脱去衣服，对旁边的人们说道，大哥们不要见怪，我须得去救小子们的命。她在水里游来游去，救起了好些的人。这个女人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我有时遇到同样的女性的，优美而大胆的女人，她们做过同样勇敢的事，或者更为勇敢因为更复杂地困难，我常觉得我的心在她们前面像一只香炉似的摆着，发出爱与崇拜的之永久的香烟。
我梦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女人的精神是比火更强的列焰，在那里羞耻化为勇气而仍还是羞耻，在那里女人仍异于男子与我所欲毁灭的并无不同，在那里女人具有自己显示之美，如古代传说所讲的那样动人，但在那里富于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的热情，远超出于旧世界之上。自从我有所梦以来，我便在梦想这世界。”（周作人著：《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５页） 胡适想做总统，也是一种“下水”。看护妇“下水”是为了救人，所以，她很坦然，说：“大哥们不要见怪”；胡适“下水”是为了救国，所以，他也很坦然，说：“我可以当总统”。 蔼理斯说，他梦想一个世界，在那里“富于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的热情，远超出于旧世界之上。自从我有所梦以来，我便在梦想这世界。”我想，胡适也一定梦想这个世界。事实上，胡适身上就具备一种“为人类服务而牺牲自己的热情”，他在１９３８和１９４８年的两次“牺牲”不就表明了这一点吗？ 我认为，胡适是出于热情，出于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独立自由的生活”热情才决定竞选总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