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是谁？他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是李济的得意门生之一。对恩师，张光直这样评价：“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大陆学者李学勤也盛赞李济在考古学方面的贡献：“现代考古学真正系统地在中国展开，是从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后，主持对殷墟进行发掘开始的。”
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大师，名声显赫，29岁的李济竟能跻身其间和他们一道成为清华国学院五位导师之一。多年后，美国著名学者杨联陞曾在诗中称颂这五位大师：
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并。
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
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
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
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
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
李济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徐志摩是室友，两人关系很好。在给李济的一封信中，徐志摩写道：“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这个评价相当准确。
1922年，李济发表一篇文章《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其中写道“由于拼音语言过于飘忽流动，不能指望它作为保存任何稳定思想的工具”，而汉语却处在拼音语系的对立面，简单，明了，“不会因任何风暴和巨变而改动”。“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汉语正如它所体现的精神一样是稳定的、充实的、优美的。”
虽然罗素不完全认同李济的观点，但他却赞赏李济的思考价值颇高。大名鼎鼎的罗素竟然在文中引用一位后生小子的大段文字，足见他对这位年轻人的欣赏与器重。26岁的李济也由此“一夜成名”。
父亲的“信条”与大学校长的“话”
李济的早年教育，得益于父亲的开明与睿智。在一篇回忆早年教育的文章中，李济笔锋略带感情地道出其父教育子女的两则基本信条：“（1）他是孟子的信徒，笃信性善说。他同意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圣人’的说法，所以他教育青年子弟，注重启发。……（2）他对于教育子弟的第二信条，可以说是自第一条引申出来的，即：使每一个儿童发展他的善性；也就是充分地培植儿童固有的品质（反过来说：就是不要摧残儿童的天性）。他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常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教材，把上说的两项意思反复地、巧譬善喻地解说得淋漓尽致。”
教育幼年的李济，父亲没有死板地循规蹈矩，也没有粗暴地拔苗助长，而是采用儿童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激发他的兴趣，培植他固有的品质，重启发，不压制。
李济坦言，他的早年教育得益于父亲进步的教育思想：“概括地说，是为我不断地开辟了新境界。若是具体地详述，又可以分成若干小方面，例如（1）远在科举时代他就教我朗诵诗歌，教我听高尚的七弦琴音乐。（2）县立小学成立的初期，即将我送入，使我有机会学‘格致’、‘体操’、‘东文’这些新玩意儿。（3）在宣统末年即毅然让我考清华。”
李济的父亲喜欢孟子，曾多次为李济讲解他的作品。李济入清华后，受老师影响开始攻读荀子。父亲知道荀子是孟子的对头，但他并未干涉儿子的阅读。对儿子兴趣的转移，父亲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对此，李济心存感激：“他的心中，如今回想起来，大概也只是让我作自己的抉择；尽量地发挥自己的理性；这是与他的教育方法相符的。”
李济一生远离官场，无意仕途，这，也与父亲早年的教育有关。李济幼年时，父亲常告诫他，不要成为衙门里的官员，因为有操守的人往往尽不了责任；能干的人免不了贪污，而且“衙门总是诱人藏垢纳污的场所，最容易做伤天害理的事。”父亲这些话，李济听多了，就有了很深的印象：“他的这些话，渐渐的养成了我对政治的一种偏见；所以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我总以为：政治这项职业是一门肮脏下流的事业；这一类的证据，不幸地是实在太多了。”
李济的早年教育受惠于父亲的“放任”与“启发”，而他的大学教育则得益于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霍尔先生的一番话。李济告诉我们，霍尔一番关于读书方法的话对他影响甚巨。这番弥足珍贵的话是这样的：“你们在大学的时候，不必也不可以把你们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你们的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随便地浏览，自由地阅读，好像啃青的牛在那儿啃草一样，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地翻，遇到高兴的就多看一点，遇着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再换本新的看。假如你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的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的真正的长处。”
李济就是遵循这种“东啃一嘴，西啃一嘴”的方法，经过三次改行，先攻心理学，后读社会学，最终找到安身立命的人类学。
当李济决定改读人类学时，他曾找业已赋闲在家的老校长霍尔请教。老校长支持他的决定，说：“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的天性而做的决定。”
明确目标，是成功的第一步，接下来，倘想有所建树，还得依靠“锲而不舍的热诚”和“精微的观察能力”。正如许倬云所说，这两点正是李济过人一等之处。
求真理不讲面子
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上，胡适说：“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下，总算做出点东西。这次有四位远道来的院士出席，他们的回来，使我们感到这些工作，也许还有一点点价值，还值得海外朋友肯光临，实在是给我们一种很大的inspiration，希望他们不但这次来，下次还来，下次来时还多请几个人一同回来。”
与胡适的乐观相比，李济接下来的发言却显得悲观、消沉。李济坦言，对科学能否在中国生根这一问题，他的看法与胡适“不完全一样”。他认为，当时的最大问题是“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
胡适原本不打算发言了，但受李济这番话的“刺激”又站起来辩驳了几句，没想到因情绪激动诱发心脏病，倒地身亡。
如果说李济“固执己见”是故意和胡适唱反调，那就是冤枉他了。李济一直担忧科学不能在中国生根，对胡适乐观的论调自然不以为然。他一贯秉持的做人之道就是“直道而行”，所以，不管在这么场合，面对的是谁，他都习惯有话直说，为此开罪许多师友，他也“直”心不改，秉性不移。
李济敬重梁启超，但他却在学生面前直言梁一篇文章中的“考古学”只能算是“中国人的考古学”；李济也敬重陈寅恪，但当陈寅恪用对对子的方式考核学生时（一年级为“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回”；二、三年级的为“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他对此大加讥讽，说：“对对子一类的传统国学，过于狭隘。对对子。以增加生活乐趣，启发美感，从中所得的快乐可能不亚于解答几何习题，二者从精神价值上讲，或许可以等同。但是‘由欧几里得的几何学训练，就渐渐地发展了欧洲的科学，由司马相如的辞赋的学习，就渐渐地发展了中国的八股’。”李济感慨：“八股与科学真是人类文化一副绝妙的对联！”
李济为何不愿附和，不肯敷衍，而是选择有话直说？因为他对中国社会的“面子”心理深恶痛绝，他认为，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面子”心理带来了虚伪，而在虚伪的废墟上，科学如何能够生根！
在一篇文章中，李济以手术刀般锋利的语句对普遍盛行的“面子”心理做了解剖。他说：“每一个人对于他的自己地位的自觉及希望别人对于他这种自觉的尊重，就构成了社会所公认的‘面子’心理。中国人喜欢‘装阔’，一半是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一半是要别人尊重自己的地位；由此遂得了一种要求社会给他特殊待遇的一个理由：他比别人本来地位高、面子大。更进一层的演变，就是由地位的自觉，化为人格的自觉；这一心理的结合，可称为地位化的人格自觉心。这一自觉心的形成，实是‘面子’心理最真实的基础。于是，作了皇帝的，当然就是圣人；作了方丈的，当然就是菩萨；作了神甫的，当然就代表上帝；作了社交妇人的，当然就是美人；作了学生的，当然就是读书人了。若是自己不如此想，或是任何别人不如此想，可就丢了面子了！”
对“面子心理”造成的危害，李济的分析一针见血：“最明显的一节，为一般地承认人类的行为与思想有表里两个标准，表面的标准重于里面的标准。以虚伪为礼貌，人与人相处互不真诚，尊之为世故；对公事公开的欺骗，名之曰官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希望产生科学思想，好像一个人在养鸡的园庭想种植花卉一样，只有等待上帝创造奇迹了。”
正因了“面子”心理危害如此，李济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有话直说，从不顾及对方的面子。哪怕对方是亲朋好友，他也选择“直道而行”“我口说我心”。
罗素欣赏李济，而李济也服膺罗素。对于“面子”心理的厌恶，李济与罗素可谓“不谋而合”。罗素曾说，讲面子与追求真理，有时是不相容的。并且，愈是讲面子，愈不会对于追求真理发生兴趣。既然李济义无反顾踏上“追求真理”的道路，他不能不对“讲面子”弃之如敝屣了。
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时曾提出把考古组与民族所从史语所中独立出来。李济则提出异议，他认为，台大已有考古人类系，不宜重复设立，另外，史语所安阳发掘蜚声中外，不应另起炉灶。碍于李济的声望，朱家骅不得不放弃主张，但李济却落下“拗相公”的恶名。其实，若我们能体会李济“拗”的深层动机——摒除虚伪，追求真诚，我们不但不会对他的“拗”心生不满，反而会充满敬意。
李济在南京时曾遇到一位老学者。这位令人尊敬的老者曾亲眼目睹并且用手抚摸过乾隆的头盖骨。李济便问他：“乾隆的牙，实际保存的，究竟有多少？”老者答：“四十枚，保存得很完整。”李济吃惊地说：“这不可能吧？”老者则言之凿凿：“绝对属实。我曾数过。”李济便向他解释道：“世界上的人——包括过去的人——一切野蛮人在内——没有一个人有40枚牙齿。”老者仍然坚持，说：“我曾亲自数过。”李济再次解释，说：“这是不必辩论的；因为灵长目各科属动物，所具的牙齿数目，已是一件科学的事实。人类的牙——若是正常发展的——自从有生人以来，没有超过32枚的。一般的现代人，尤其是中国人，大多数的只在28枚至32枚之间。”
从这件事可看出，当“讲面子”与“求真理”发生冲突时，李济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至于因此得罪人，或落下“拗相公”的罪名，他才不会管哩。
李济的“直道而行”得罪了许多人，但也有人欣赏他的率直与真诚。丁文江就是一位。李、丁两人相识不久，李济就直言相告，说丁文江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查，才发现自制的卡尺不精确导致数据不准。丁文江没怪罪李济的唐突，反而欣赏他的“挑刺”。后来，有外国学者请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从事考古工作，李济举棋不定，向丁文江征求意见。丁劝他参加，因为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有机会获得第一手材料，就不要轻易放弃；同时他建议李济，和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的办法是“直道而行”。
徐志摩是丁文江和李济的共同朋友。
徐志摩早逝后，丁文江在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中，说：“志摩是一个好人，他向不扯谎。”丁文江去世后，李济在悼文中说：“这（向不扯谎）不但是最恭维志摩的一句话，并可代表在君的人生观。”
其实，“向不扯谎”正是徐志摩，丁文江，李济共有的人生观。因为“向不扯谎”是“求真理”的必备条件。
梅兰芳竟然成了杨贵妃
上世纪三十年代，李济和傅斯年有过一次闲谈。当时，傅斯年对午门档案整理工作有些失望。李济问他原因，傅斯年说：“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李济反问：“什么叫做重大发现？难道你希望在这批档案里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傅斯年听了哈哈大笑，意识到自己说了错话。作为历史学家，他当然听出李济的弦外之音：史料的价值就在其本身的可靠性。
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李济深知史料（尤其是发掘出来的原始材料）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曾说：“一切的原始材料，只要能体现人类的活动，哪怕是残陶碎骨，只要是经过有计划的科学方式采集得来的，就能显现真正的学术价值。”
李济主持的安阳发掘工作，取得不少珍贵的原始材料，这些材料将中国学界的历史研究推向纵深。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李济写道，发掘出的新材料将有助于历史学家们写出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
“考古工作是极有准绳的，至少我们应该以此自律。我们固不惜打破以中国上古为黄金时代的这种梦，但在事实能完全证明以前，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种推倒伪史的痛快的标语：要奉为分析古史的标准，却要极审慎的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
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
李济还充满自信地说，地下发掘出的新材料已改变史学界的风气：“十余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转变。”
历史学家翦伯赞承认，李济主持的考古工作，改变了历史学的研究进程：“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
科学手段有助于我们获得真实可靠的材料，但我们在工作时必须慎重，否则一不留神，材料就会“失真”。
上世纪20年代，李济曾和鲁迅等人一道去西安讲学。当时西安青年会正举行一次消灭苍蝇的动员宣传活动。贴标语，办展览，好不热闹。为了突出苍蝇的可憎面目，主办方（来自美国）将苍蝇放大十倍，制成图片贴在墙上。老百姓看后，啧啧称奇：“怪不得外国人怕苍蝇怕得这么厉害，原来洋苍蝇比我们中国苍蝇大这么多！”
你看，一个失真的“材料”，只能起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
1928年，李济在美国的一家博物馆参观，看见陈列室里有一尊杨贵妃塑像，穿戴齐整，栩栩如生。但李济凑近一看却心生疑窦。原来，“杨贵妃”穿的衣服很像戏服，而她的脸庞却酷似京剧演员梅兰芳。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塑像脱胎于京剧《贵妃醉酒》。李济提醒主办者，说：“那是戏啊！”对方却振振有词：“难道这戏演的不是杨贵妃吗？”
这两件事让李济更加重视材料的可靠性。因为，一旦材料失真，也就没有了学术价值。试想，按梅兰芳的面貌塑成的“杨贵妃”，除了贻笑大方，就是贻误后人了。
终年辛苦等于烧了半吨煤
经济学家何廉是我国引入市场调查指数第一人。在南开的一次教授会议中，何廉强调统计数字的作用，校长张伯苓问他：“你用这些数字干什么？你想发现什么？”何廉答：“我的统计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用科学方法复兴中国。”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准确、直观地揭示问题的实质。和何廉一样，李济对统计数据也非常重视。在一次题为《如何办科学馆》的讲演中，谈到“节省人力，利用物力”时，他举了一个例子：“记得三十年前，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时，有一位教物理的美国人告诉我说：他曾计算过中国苦力阶级每人每年能用的全部精力的总和，约等于半吨煤炭的燃烧力量，换句话说，一位劳动阶级的中国同胞，胼手胝足，终年辛苦，对社会所贡献的动力，等于烧了半吨煤的机器所做的工作；所以火车头烧了半吨煤的运输力量，就等于一个挑担子的中国人挑了一年的担子，一位拉人力车的车夫拉了一年的车。”讲到这里，李济提高声调说：“这些事实若能用实物陈列出来，看的人能够无动于衷吗？”
为什么不会“无动于衷”，因为“半吨煤”这个数据将中国劳工的人力之微，人生之艰具体、准确、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才让人一听就懂，且印象深刻。
科学馆、博物馆是学习知识的好去处。李济强调，要想充分利用科学馆、博物馆，里面的实物陈列要“直观”“科学”。1960年，李济在芝加哥，由老弟子许倬云、连战陪同参观动物园时，突然冒出一句话：“若有动物园能按‘进化树’的观念来排列动物，将会有何等教育意义！”
按“进化树”排列，就会让游人非常直观地了解生命演进的历史，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效果比上多少堂课都好。
百世不易之金针
李济做学问做事都坚守自己的原则。
1924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和他们合作，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工作。李济同意了，但提出两个条件：一、在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二、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对方在回函中同意了这两个条件：“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抗战时期，李济多次拒绝美国提供的职位，坚持为祖国效力。战争期间，缺医少药，他的两个爱女，相继夭亡。多年后，妻子因思念亡女，仍会含泪责怪丈夫没有远赴美国。妻子声泪俱下，李济垂首不语，待妻子感情平复，他才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总不能坐视孟真累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两个女儿啊！”
为国家牺牲了两个女儿，李济心痛，但不后悔。从这件事可看出李济的风骨、风范与风格。
李济负责考古工作后，为考古组同仁立下一条规矩，那就是考古工作者不得购买、收藏古物。他解释说，立这条规矩，一来把自己与古物贩子、文物收藏者区别开来，同时也可减缓、扭转盗掘古物的风气。考古学家劳榦高度评价了这个规矩，认为这是“百世不易之金针”。李济的部下和学生，都终生守住这个规矩，比如大名鼎鼎的许倬云。
李济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科学能不能在中国生根。如何让科学在中国生根，如何让研究者具备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李济给出的办法是：
首先，研究者要做到“无欲无恶”，不偏不倚：“所谓研究自然科学的真精神者，至少应该保持如荀卿所说‘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焉’的态度。养成这态度最大的阻碍，自然是感情。尤其是在人文科学范围以内，感情最难抑制；结果多少总是‘蔽于一曲’而失其真。”
弟子许倬云认为，他的老师李济做到了这一点：“由于全人类是他研究的背景，他研究中国历史时，可以真正做到不偏不倚，诚实地追寻古史中最可能接近真相的面目，不受偏见的蔽囿”。
其次，李济不认同“戴着有色眼镜”来研究问题。尹达在回忆中谈了这样一件事。当年，在殷墟发掘工地上，尹达正在标本室里看书，见李济进来，忙把书藏在枕头下，李济问：你在看什么书？尹达不便掩藏，就拿出那本小册子，是一本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通俗小册子。李济翻了一下，说：“我们作科学考古的人，不要戴有色眼镜啊！”
最后，对于科学研究，李济特别重视的是田野调查。傅斯年有句名言广为流传，那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李济和他持相同的观点：一个科学研究者，不能枯坐书斋，而要在广阔的田野上，“动手动脚”去实干。
谈到什么样的观念对中国人生活形态影响最大？一个洋神父这样说：
“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落后，有一个原因来自中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大。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这句话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使中国人的知识无法实验，知识和技术无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学者，往往是手拿钉锤、斧头的人。在西风东渐之前，中国学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实验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识、技术，却在实践的过程中获得不断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国人纵有聪明的思考力，精于算术，很早能发明火药、罗盘、弓箭，却没有办法推动科技，发展机械文明。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高级知识分子的领导阶层，轻视用手做工。机器的发明与运用只限于末流的平民阶级，大大地阻碍了知识的发展。……。身居领导地位的知识分子，高高在上，和大众生活脱节；知识的断层，使中国人思考与行为分家，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说到这里，这个洋神父突然停下来，加重了语气：“其实，以上意见是李济先生说的，我不过是同意他的看法罢了。”
可知，在李济看来，“动手动脚”去田野调查，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种观念的转变。这一观念能否转变，在李济看来，直接影响科学能否在中国生根。所以，只要有机会，李济就呼吁同仁们走出书斋，奔向田野，1948年1月，在纪念蔡元培的一次会上，他说：“斯文赫定博士有一次告诉我说，三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要感到腰酸背痛。这一句话最能得到考古组同仁的同情；他们却并不一定要骑在骆驼背上，他们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
李济在台大授课时，第一堂课都会问学生一个问题：“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个小白球？”学生一般都不敢贸然回答，李济便开始循循诱导：“在草坪上，画上一条一条的平行直线，沿线一条一条地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小球一定会走到。”
李济用这个故事告诉学生：做人处事与读书治学，最笨最累的方法，往往最有效。
多年后，弟子许倬云仍然记得这个故事，并说这个故事对他影响深远：“我自己读书做事，深受老师的影响，一步一脚印，宁可多费些气力与时间，不敢天马行空。”
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有目共睹，他为同行立下的这些规矩，教给弟子的这些治学原则，也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