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苡哥哥杨宪益崇拜胡适，姐姐杨敏如崇拜冰心，杨苡崇拜巴金。杨苡十七岁开始和巴金通信.十七岁的少女，身处乱世，正置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彷徨，就写信给自己崇拜的偶像，倾诉苦闷，寻求帮助。两人通信中，巴金告诉杨苡，自己的哥哥李尧林就在杨苡所居住的天津。李尧林毕业于燕京大学的外文系，其时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巧的是，李尧林当时就住在杨苡同学冯秀娥家。
在同学的介绍下，杨苡和李尧林见面了。随后开始通信，且越来越密，有时一天能写两封信。半年时间，杨苡收到李尧林的信多达四十余封，而她写给对方的更多。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大到人生理想，小到日常起居，无所不谈。有段时间，李尧林上班时会经过杨苡家门口，杨苡算准时间，在李路过时，把家里唱片机打开，对着窗口播放他俩在信中探讨过的音乐。杨苡完全陷入对李尧林的崇拜中，即便后来遇到巴金，她在无意中比较兄弟俩，仍然觉得哥哥比弟弟更有魅力：
“巴金穿着是不讲究的，李尧林就比较讲究，不是说穿的衣服档次高，是他注意整洁，讲究合体，所以他的学生会觉得他很潇洒，风度翩翩。巴金除了写作，爱好是不多的，李尧林则是兴趣广泛，我的印象里他是个爱玩会玩的人，这也是我觉得他亲近的一个原因。”
杨苡不承认她和李尧林之间是谈恋爱，因为李在她心目中是完美的导师，学识渊博，风度翩翩，她不敢奢望自己崇拜的偶像会青睐自己，再说，一个十七岁的女孩，恐怕也无法分辨什么是崇拜什么是爱情。但从她和李尧林的频繁通信、密切交往中，他俩之间的爱情虽无其名却有其实。
杨苡后来远赴昆明，一个主要原因是李尧林鼓励她去，他俩约定，杨苡先赴昆明，李随后赶到，在昆明聚首。杨苡甚至计划，两人可从昆明结伴去延安。延安是当时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地。
杨苡离开天津时内心充满喜悦，一则可摆脱家庭的束缚，一则不久的将来可与李尧林相聚于昆明。李尧林在纪念册上写的那句话是给她的定心丸：“虽然离别就在眼前，但是相信不久我们就会见面的，希望我们见面时都比现在健壮。”
杨苡到昆明后收到李尧林的第一封信中说，他已买了船票，很快会来昆明。杨苡高兴得把这消息告诉了很多人，并表示两人会合后打算去延安。但不久，李尧林来信说，他把船票退了，至于原因，等将来见面再说。此后，李尧林再未践约来昆明。
据杨苡在《口述自传》中透露，李尧林不来昆明可能受到一件事的刺激。
杨苡在天津和李尧林交往时，杨母不知情，但亲戚们心知肚明。杨苡去昆明后，一次，杨母和几位亲戚看电影，散场后，一位亲戚看到了也去观影的李尧林，就悄悄告诉杨母，那人就是李先生，杨母其时已知道女儿和此人有过交往，脱口而出：“这么老！”杨母声音大，李尧林当然听到了。他大概意识到自己和杨苡年龄差距大，不合适，遂打消了去昆明的念头。这说明李尧林对杨苡是真爱，越爱对方，越会从对方角度着想。
虽然李没去昆明，但从他给杨苡的信中，我们仍感受到他对杨苡的爱。日本飞机轰炸昆明后，杨苡给李尧林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李在回信中说：
“这封信可把我等够了，现在知道你平安，我这才放心。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既然杨苡一直苦等李尧林，而李也深爱杨苡，他为何买了船票又退了呢？个中原因，杨苡慢慢还是想明白了：
“那时候年轻，只顾自己自卑了，没想到过大李先生（李尧林）也有可能有他的自卑和不自信，同时他又是个会替别人着想，可以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我姑父说的那次在电影院门口大李先生听到我母亲说‘这么老’，肯定对他是个刺激。他会不会觉得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还穷，对我来说不合适？或者，他以为我是什么也不懂的娇小姐，不能跟他一起过清贫的生活？”
等不来李尧林，杨苡和一直“纠缠”（没错，杨苡用的就是“纠缠”这个词）她的赵瑞蕻结婚了。赵瑞蕻苦追杨苡时，杨苡却在苦等李尧林，心烦意乱中，杨苡在信中告诉李尧林，赵瑞蕻一直“纠缠不休”，自己怎么办？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最后通牒”了。但李尧林既然决定“牺牲”自己，就回了一封“大度”的信：“我一向关心你的幸福，希望你早日得到它。既然young poet这样追求，你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呢？”
杨苡自始至终都没有爱过赵瑞蕻，但这封信却促使她稀里糊涂接受了赵瑞蕻的“纠缠”：“好吧，你让我接受赵瑞蕻，我就接受吧。他后来跟人说，我结婚是跟他赌气，虽是半开玩笑，也许却是说中了。”
在这本《口述自传》中，杨苡对丈夫没一句肯定的评价，她口中的赵瑞蕻十分不堪。
杨苡对赵瑞蕻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西南联大学生社团很多，很活跃，一批热爱文学的学生组建了一个名叫高原社的文学社团。杨苡从高原社出的壁报上读到穆旦等人的诗，很喜欢，她本人也喜欢写诗，就加入了高原社。在一次社团活动中，她认识了赵瑞蕻：
“他们大概是轮流当主席，那次应该轮到赵瑞蕻，偏偏他迟迟不来。在座的人都在怨他，说他一向不守时，做事不靠谱，说时称他‘young poet’，带点嘲讽的意思。过一阵他来了，进来就说英语，大家拦住他，让别说英语了。我想这人怎么这样啊，英语说得又不好，还带点口吃，偏偏自顾自说得起劲。”
虽然赵瑞蕻对杨苡一见钟情，苦苦追求，但杨苡对赵的印象不好。两人都喜欢写诗，杨苡却不喜欢赵的诗，“就诗而论，我喜欢穆旦的。”有时候，赵瑞蕻会给杨苡改诗，但杨苡对改的地方“不以为然”。赵瑞蕻对音乐、话剧等不感兴趣，在兴趣广泛的杨苡眼中，“这人挺无趣的。”一次，杨苡就雨后彩虹写了一首诗，赵瑞蕻的“蕻”有时也写作“虹”，赵就到处跟人说，这首诗是写他的。杨苡觉得他喜炫耀，爱虚荣。
赵瑞蕻追杨苡的方法就是“死缠烂打”：“我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吃饭他也跟着”。杨苡家教严，母亲教她，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赵瑞蕻吃饭也跟着杨苡，但付钱的却是杨苡。联大不少同学都知道这事，一位女同学还当众指着赵瑞蕻说，这个男同学专吃女同学的。
一次，赵瑞蕻和杨苡在一处偏僻的坟地看书，赵读课文，杨苡听。这时一个穿长衫戴礼帽的人从他们身旁走过，不一会儿，坟后跳出一个云南兵，大骂赵、杨是一对狗男女，坏了他家风水，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什么的。赵、杨两人吓坏了。这时，那个穿长衫的人又回来了，他和云南兵用方言说了一阵，然后，他对赵、杨说，当地规矩，不能在坟地谈情说爱，会坏了人家风水，现在只能破财消灾。两人明显是合伙敲诈。赵、杨口袋都没钱，杨苡有一张存折，打算去银行取钱，云南兵只允许一人去银行，结果，赵瑞蕻竟把杨苡留下当人质，自己走了。赵瑞蕻没有直接去银行取钱，而是去找了一位老乡。这位老乡得知此事，大骂赵瑞蕻：“你怎么让静如当人质，你要负责！”等了好久，赵瑞蕻总算取回了钱，破财消了灾。赵瑞蕻还一再问杨苡，他们把你怎么了？杨苡一开始不懂赵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才醒悟，他是担心她被两人污辱了。晚年谈起这件事，杨苡明确地说：“这事我一直是不原谅他的。”
婚后，赵瑞蕻的很多做法杨苡也看不惯。西南联大图书馆的书不多，赵瑞蕻借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就一直不还，杨苡提醒他及时还书他不听，还找理由说：“书嘛，又不是偷。”吴宓听说此事后很生气，一次带一位年轻教师来“搜书”，赵瑞蕻把借来的书都藏起来，吴宓气鼓鼓地空手而回。后经杨苡再三劝说，赵瑞蕻才十分不情愿地把书还回去了。
赵瑞蕻翻译的《红与黑》原先是给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后来姚蓬子的作家书屋想出这本书，赵把《红与黑》给了他。这完全是毁约，但赵做得理直气壮。巴金是君子，心里不满，口中不说，但巴金妻子陈蕴珍提起这事，就指责赵瑞蕻“拆烂污！拆烂污！”
赵瑞蕻和杨苡的专业都是外国文学，两人都是翻译大家，很多记者采访时都会说他俩“志同道合”，对此，杨苡一再纠正说：“我们是‘志同道不合’。‘志同’可以说是都对文学、翻译有兴趣吧，‘道不合’说起来就复杂了，不单是翻译方法、习惯问题，也不是诗歌上面喜好的问题——其实是性格、教养什么的，都差得蛮远。”
联大同学都知道杨苡情有独钟，苦等李尧林，赵瑞蕻“乘虚而入”的“纠缠”非绅士所为。穆旦原本是赵瑞蕻好友，为此和赵瑞蕻绝交了，还说了一番气话，说他穆旦如果想追杨苡，一定追得到，但他不追，因为不应该。
杨苡没有否定穆旦这番过于自信的话，只是表明，穆旦说的是如果，但事实是穆旦没有追她。
杨苡婚后，穆旦和赵瑞蕻又和好了。有段时间，杨苡在重庆沙坪坝工作，穆旦也在重庆，他常来沙坪坝看一个好友的弟弟陆智常，顺道看望杨苡。杨苡回忆说：“在外面逛，或是坐茶馆，我们都是三人一道。三个人站在嘉陵江边，看日落，看江景，聊各种话题，从自然风景说到南方人北方人，随意地聊。”杨苡意味深长地说：“我和赵瑞蕻之间是没有这样的聊天的。”
穆旦离开重庆时，和杨苡作了最后一次倾心长谈。那次陆智常找个借口回避了：
“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单独在一起说话”。两人聊了很久，杨苡还把自己的诗给穆旦看，请他提意见，穆旦指出一些毛病，看到杨苡脸上悲观的表情，穆旦指出毛病的同时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那天是穆旦的生日，也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都有很多苦闷，就互相说。说到最后，发现两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的，分手了，何时再能见面，谁也说不准，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而且我已结婚有了孩子，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连这些话都说开了。说开了倒也轻松，当然也有点难过，穆旦说，就当今天晚上是个梦吧。”
最后，两人拥抱了一下，算作告别。
穆旦还在信中说他和杨苡之间的关系是：“More than friendship,less than love”。杨苡说：“我也是这么觉得，他说得很对。”
杨苡与穆旦的交往可谓“发乎情，止乎礼”；也可用“天空没有翅膀痕迹，但鸟儿已飞过”来形容。
苦候李尧林不至，向他诉说被“纠缠”的苦恼，却被劝“何不接受”，杨苡一气之下就和她并不爱的赵瑞蕻走到了一起。不过，两人走进婚姻殿堂的最主要原因还是未婚先孕。
当母亲得知杨苡未婚先孕时，始尔痛不欲生，继则委曲求全，毕竟，她不忍扔下几个孩子撒手归去。姐姐杨敏如是传统女性，她知道未婚先孕有辱家门，补救的办法当然只能是领一张结婚证。哥哥杨宪益是洋派作风，他主张先结婚，孩子生下来后再离婚。他为妹妹的孩子取名为“苡”，表明离婚后孩子归妹妹。在他眼中，这是一次为了离婚的结婚。
得知杨苡怀孕后，赵瑞蕻第一反应就是把孩子打掉，杨苡也不想因为生孩子影响自己学业。朋友为她找了个诊所，那位医生毕业于正规学校,不是江湖郎中，他拒绝为杨苡做流产手术，还严厉批评了她：“你们这些学生，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不好好念书，做出这种事！做出来就要负责任！”结果，孩子保住了，两人也只能“奉子成婚”了。这样的婚姻能幸福吗？
婚后，杨苡近距离目睹丈夫的不堪与自私，更是心灰意冷。
赵瑞蕻想去外国留学，希望杨家资助，他先是跟杨苡说，让杨苡寻求家人支持。后来他看到岳母，在岳母面前提起这事，被一口回绝，赵瑞蕻强忍不快，回家后却在杨苡面前暴跳如雷，“气得直跳脚”。可见，赵瑞蕻苦追杨苡，爱杨家的财也是动机之一。
杨苡说，敌机轰炸，跑警报时，赵瑞蕻是“特别害怕的，都是撅着屁股躲”：
“有一次，警报响了，他正往家走，正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家面馆，就躲进去，里面人都跑空了，他回来很得意地说他如何急中生智，钻到一张桌子下面。我听了就生气，心里想，你就不管我们母女，锁在屋里，真要炸弹下来，跑都没法跑。”
当时他们住在南菁中学，杨苡在这里有很多熟人，赵瑞蕻不愿妻子和熟人多交往，他上课时就把门锁上，让杨苡在里面带孩子。晚年提及这件事，杨苡还是气不打一处来。
那段时间，杨苡常想离婚，甚至幻想，只要李尧林让自己去哪里自己立即前往。杨苡还把自己的幻想写入文章，有时在茶馆的躺椅上做白日梦，梦见李尧林掀帘而入，温和地问她：你在写什么？有时在礼堂听音乐，恍惚间，杨苡觉得李尧林不声不响地坐在她旁边，两人正交谈对音乐的感受，猛然间他却不见了。
杨苡生前最喜欢说的五个字是“等待与希望”。赴昆明后，无论婚前婚后，她都在“等待与希望”，等待李尧林突然出现，希望李尧林翩然而至。直到抗战后某一天，杨苡接到李尧林病逝的噩耗，“整整哭了三天，不吃不喝，而且是毫不掩饰的”，赵瑞蕻很不高兴，说：“我死了你也不会这么哭。”杨苡答：“那当然，我现在只想哭，你别和我说话！”
整整流了三天的眼泪，诠释了什么叫爱之深、痛之彻！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谁是杨苡一生所爱了。
孩子出生后不久，杨苡在中央大学借读，拿到了文凭，之后她征询母亲，自己该不该离婚。母亲开始不表态，但她毕竟是中国传统女性，脑子里还残存“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就劝女儿别离婚，毕竟，赵瑞蕻还有一个唯一的优点：没“外心”。杨苡最终没有离婚也不是接受母亲的建议，而是考虑到孩子，她知道，离婚对孩子肯定没有好处，而她有一点深受母亲影响，那就是认定“孩子是第一位”的，仅仅因为这一点，她才忍气吞声将这一袭千疮百孔的婚姻“袍子”一穿到底了。
婚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杨苡向我们展示的却是布满其上的“蚤子”。
胡适认为，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法子写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杨苡口述自传》，谈人述事，没有“忌讳”，没有“顾虑”，允称一部“可靠的生动的传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