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萧乾的恩恩怨怨
文摘
2024-12-21 08:56
安徽
恩师与弟子
萧乾第一次看到沈从文是在老师杨振声家里。那时，萧乾正在辅仁大学读书。一天晚上，杨振声托人给他带了口信，说：“沈从文到北平了，住在我家，你来看看吧。”沈从文和萧乾都有过流浪经历，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都给对方留下很好的印象。 当时，萧乾在学校里和同学合办一份名为《中国简报》的刊物。和沈从文见面后，萧乾写了一篇很长的访问记，题目是《当今中国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讽刺作家》。自此，两人渐渐成了朋友。 1931年，萧乾因与系主任发生口角，一气之下，离开辅仁，跑到福州，在一所中学当了一年的国语教师。1933年他又回到北平，考进燕京大学英文系，后转入新闻系。刚到北平不久，萧乾就收到沈从文的一封信： 秉乾弟：见某日报上，载有燕大编级生一个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从青岛跑来北平，目前住西城西斜街55号甲杨先生家里，想出城来找你，可一时不能出城。你看有事进了城，爱依然骑你那自行车到处跑，高兴跑到我住处玩玩，我大多数总在家中。晚上不便回校可住在我住处。很念你 从文 1933年9月29日，萧乾写下了平生第一篇小说《蚕》。这篇小说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同年10月中旬的《大公报》上。不久，沈从文又把萧乾带进林因家的文艺沙龙里，可以说，是沈从文把萧乾带入文学界的。 1935年在沈从文和杨振声把萧乾引见给《大公报》经理胡霖，萧乾从此开始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1937年，因战事紧张，萧乾丢了《大公报》的差事，逃难途中，沈从文、杨振声两位老师再次收留了他。 在文学和生活两方面，沈从文都给了萧乾诸多帮助。在萧乾心目中，沈从文一直是自己的恩师，而他对沈也一直执弟子礼甚恭。我想，沈从文和萧乾之所以能成为过从甚密、心心相印的师生，是因为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志趣和语言。到了1947后，随着萧乾对政治的愈来愈热心，两人的关系渐渐疏远，直至出现一道难以愈合的裂痕。 1947年，萧乾从英国回到上海，继续为《大公报》工作，这一次，他不仅编文艺副刊，还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成为社论撰稿人之一。当时的萧乾赞成民主的多d竞争制，反对任何的一d专政，梦想走第三条道路，鼓吹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的zi由主义立场在他写的社论里得到充分的表露。 1947年的“五四”，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在社论里，萧乾宣扬自己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粹就是民主，并以“民主”这一原则来评说中国文坛： “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以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民主的自由有其限度，文学的自由也有其限度。以内容说，战前亲日战后亲法西斯的作品也应该摈弃，提倡x毒或歌颂内战的也不应容纳。但在‘法定范围内’，作家正如公民，应有其写作的自由，批评家不宜横加侵犯。这是说，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而在文艺欣赏上，应学习民主的雅量。” 在这篇社论里，他还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为郭沫若等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表示了不满。 萧乾这篇社论无疑给上海文坛扔下了一枚炸弹，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再次发表了萧乾撰写的社论：《z由主义者的信念》。这篇社论可看作是萧乾当时的宣言。 “zi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zi由主义者不是看风使舵的舵手，不是冷门不注的赌客。zi由主义者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都一般坚定。zi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 萧乾的这种论调当然会遭到左翼文人的迎头痛击。对萧乾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郭沫若。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的文章里，直接用“黑”给萧乾画像。“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个‘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 一开始，萧乾对郭沫若的批评不服气，后在好友杨刚（当时《大公报》里的共产党领导者）的批评教育下，他迅速转变了态度。同样是在杨刚的规劝下，他决定拒绝来自英国剑桥的邀请，留在新中国。作出这一决定后，萧乾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改变左翼文人对他的糟糕印象，如何消除因鼓吹自由主义论调而造成的不良影响。为此，他在《华商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转向”的文章。在《五四的成果》（1949年5月4日）中，萧乾表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新认识： “五四绝不仅是对奴隶外交的反抗，及对人民语言的要求；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初次感到周身的锁链——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而决心把那挣脱掉。从开始它便是反封建反帝。七七也罢，反蒋也罢，反孔宋也罢，中国一直循着这两大方向奋斗着。在这奋斗过程中，人民与反人民二势力一直是对垒着。一台一台的戏唱着，每台有其死硬派，也有其出卖民族的奸细。然而中国一直屹立着，中国人民一直屹立着，倒了的却是人民的敌手及刽子手。今天我们才看到了五四的成果，人民奋斗的成果。” 1947年，萧乾说“五四运动”的精粹是民主，而现在则认为，五四一开始就是反封建反帝，且把“五四的成果”等同于“人民奋斗的成果”。这样的转变也许会讨郭沫若的好，但只能换来沈从文的一声冷笑。 1948年的萧乾还在鼓吹多d竞争，而1949年的他却高呼“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萧乾的立场和态度完全变了，且变得快，快得让人无法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考虑到萧乾要在新中国生存下去，考虑到萧乾急于摆脱郭沫若加在他头上的那顶“黑”帽子，他写这种趋时应景之作，本无可厚非，但如此“趋时”如此“善变”，只能让昔日的恩师沈从文对他“刮目相看”“敬而远之”了。 不过，对萧乾来说，这些趋时应景之作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1949年底回到北平后，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而被郭沫若指责为“桃红色”作家的沈从文则没能享受到这一待遇。“感谢杨刚和李纯青两位老友的指引，我去了香港，并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底的一天，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总算还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然而被称为‘桃红色’的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却连参加文代会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既然尝到了趋时的甜头，萧乾自然会在歌颂的道路上愈唱愈欢。1951年3月1日，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通讯，第二天，他当即写信给胡乔木，郑重地推荐萧乾这篇紧密配合新形势的文章。毛泽东在信中说：“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惯于讽刺的萧乾开始沉醉在温柔、甜美的颂扬里。他的地位开始一路攀升。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1949年之后的萧乾似乎事事顺心，他因此变得麻痹变得忘乎所以。那一阶段，他除了紧跟形势、响应号召外，几乎无暇静下心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来一次“长考”，而一个盲目跟风的人是会一不小心就误入“雷区”的。1957年的3月，萧乾在中南海听了毛泽东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呼吁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抛弃一切精神负担，给党提意见。一向积极响应号召的萧乾这一回当然也不甘人后。 整风期间，萧乾异常忙碌。一方面，作为《文艺报》的常务副主编，“第一次独立担负起领导工作，由他负责起整风期间的《文艺报》的编辑事宜。他紧张地工作着，各种专栏文章。各种形式的讨论，一改《文艺报》过去的单调死板，以活泼多样、各抒己见的热闹，投入了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党外作家，萧乾也写出了一篇重要的鸣放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里，萧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真诚地给d提意见，意见中肯也尖锐。“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x法的严重考验。今天，至少英美这两个自诩为‘民主的’国家，在这和考验面前早就破了产。……从‘共同纲领’到x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z由了。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地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萧乾这篇文章的观点与他解放前的“自由主义”论调倒是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更说明了，萧乾1949年回北京后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趋时应景之作，现在有了机会，压抑的真话就冒了出来。1949年回国后，萧乾一味沉醉在对新中国的颂扬里，只知道“紧跟”，只知道“响应”，早就不习惯独立思考了。只有在中央呼吁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萧乾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才大梦初醒般想到“独立思考”四个字，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辨证唯物主义。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会闹消化不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 提倡独立思考，对萧乾来说，是说真心话，是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也是在紧跟形势，响应号召。然而，令萧乾始料未及的是，“整风”几乎在一夜之间变为“反右”，萧乾因响应“整风”号召而写下的文章，让他顺理成章成为“右派”，这一回，他再想“紧跟”“响应”已经是身不由己，有心无力了。因为他已被打入另册。在被打成“右派”，吞下人生最大的苦果之后，萧乾被剥夺了继续歌唱继续“紧跟”继续“响应”的权利，这时的萧乾才开始了久违的思考。 “1957年那场‘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而且比在英国湖区那次还要感到迷茫，也更绝望，很想干脆自己结束了生命，可三个孩子还那么小。……中国能不能避免那场风暴，我不能断言。尽管我的右派前边还冠以‘老’字，多年来我却时常不切实际地幻想，自己原可以躲开它，并为之悔恨万分。批判会上或会下，我低头坐在那里，一直在想：你不是没尝过苦头的人呀！1948年在大权威手中你就领教过了，1949年后，一场接着一场——尤其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那是敲得多么响亮的一次警钟啊！你不是没看到那真理服从于斗争的原则，也就是先搞臭了再说的做法！那一拥而上的阵容，那咒骂得越狠越革命的气势，那没有辩白余地的处境，以及那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哇！而且，远在在1950年就已经明白，你是不受信任的呀。为什么还那么放纵自己？当然是咎由自取。” 萧乾这番自剖可谓椎心泣血。但我认为他的反思并未触及到问题的症结。事实上，萧乾被打成右派并非是他太放纵自己而是他太听话了，太想做出一番成绩而获得党的信任，太想表现自己，太追求“进步”了，也可以说是离政治太近了。一个追求自由的文人，进入z治圈，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在另一篇文章里，萧乾的反思显得深刻多了： “195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当时任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雪锋突然来访，说想调我到他主管的一个文艺团体，并征求我个人的意见。我兴奋得一夜也没合眼。归队了。回到自己的本行了。又能重新拿起笔来（而不是成天坐在打字机前）写东西了。还能不兴奋吗！然而1957年夏天以后，我曾多么悔恨没能安于当个技术干部，多么懊悔重新拿起那烫手的笔啊！那时，我曾羡慕过挑担子的，摆地摊的，推小车烤白薯的。那些年常想：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 我认为萧乾这番话说到点子上了。当文艺成为政治的喉舌时，进入文艺圈等于进入z治圈。而天性崇尚自由的文人，虽然在文字世界游刃有余，在z治领域却总是捉襟见肘。沈从文早就明白了的道理，萧乾要等到被打成右派后才恍然大悟，看来，老师毕竟是老师，“闻道”究竟要比弟子先一步。 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此间，萧乾还邀请沈从文在杂志发起人名单上签名，理所当然遭到沈的拒绝。 沈从文不想做御用文人，写遵命文章。1949年，这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进了博物馆，做了一名普通的文物工作者。 沈从文主动脱离文艺圈，不是因为他不想创作，而是因为当时没有自由创作的环境，他个人也不具备自由创作的心态。在沈从文眼中，创作和写趋时文章是两码事。当然，他也知道，如果他仍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去创作，显然不合潮流，而且必然惹来麻烦，不如躲进博物馆，埋头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具体事情，且躲进博物馆，远离文艺圈，也会躲掉多少是是非非。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过，沈从文这样的大家，彻底封笔，心里的痛苦可想而知。事实上，创作之火在他的心中一直未熄。 旧的记忆不能唤醒，旧的感觉不能复活，不能贴近人生，找不到创作感觉，沈从文就坚决不写。可见，创作规律在沈从文心中一直是神圣的不容违背的。事实上，违背了创作规律，硬写出来的，只能是遵命之作、应景之作、趋时之作。而1949年的萧乾，一心沉醉在颂扬与歌唱中，恐怕就无暇顾及这些了。解放后的沈从文和萧乾，一个彻底封笔，一个炮制了大量的应景之作，两人之间的分歧自然越来越大，隔膜也越来越深。1957年，当毛泽东呼吁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萧乾积极响应号召，不仅亲自动笔写下一系列鸣放文章，而且还邀请沈从文给《文艺报》写稿，给d提意见。沈从文一口回绝。沈从文回绝萧乾的邀请，不是因为他料事如神，也不是因为，他心中无牢骚可发。沈从文不愿写这种文章，是因为他不习惯不认同写“遵命文章”——所谓别人规定我来写。当时，不仅萧乾，也有其他报社的人约请沈从文写鸣放文章，他也是一概回绝。 我认为，对写作“自己心里有个限制”，是沈从文和萧乾之间的最大不同。在沈从文看来，写作必须是有感而发，不能按别人的规定来写，而且必须是爱写什么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沈从文有句名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也就是说，文学必须突出一个“我”，另外，在沈从文看来，文学与政治与宣传完全是两码事；而对解放后的萧乾来说，写作就是配合形势，就是响应号召。一句话，文学就是宣传的工具z治的附庸。两人对文学的理解如此不同，维系两人之间的友谊的纽带也就轰然断开，两人分道扬镳也就不难理解了。 某种程度而言，萧乾写这些文章也有自我表现、讨功邀赏的目的。而沈从文拒绝写鸣放文章，正是其“吾道一以贯之”的表现，因为他向来不按别人的规定写作，也不看别人的脸色写作，让他颂扬他不干让他讽刺他也不干。所以，沈从文不写鸣放文章，不是怯懦、世故，而是对自我的坚守，对其写作原则的捍卫。 萧乾1947年邀请沈从文参与《新路》杂志的筹备工作，遭到对方的拒绝；1957年，他邀请沈从文给《文艺报》写鸣放文章再次遭拒。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人关系变淡，隔膜加深，难免产生一些误会。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沈老师已经在一九七二年返京，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北屋里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张双人床占去了一小半面积，再加上桌椅，就几乎转不过身了。张兆和师母住在相隔一条南小街的另一个胡同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每天得走一里多路去取老伴儿为自己做好的饭。我当时蜗居在北小街门楼胡同八米门洞改成的斗室里。干校把我们这些在京等待分配工作的外语干部纳入出版口的编译组，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 沈从文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萧乾的理解是：“而一九七四年在南小街，沈从文对我说：‘我还要申请入党呢。’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我不相信他真正想申请入党。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z治上占我的上风。” 萧乾有句话说对了，就是沈从文确实不想入党，沈从文这样说，明显是讽刺萧乾的积极与投机。沈从文若想入，早在1952年，他就有机会成为一名党员。下面这段话就是证明。“沈从文对工作所具有的那份高度责任心感动了博物馆领导。在沈从文留馆工作两年后，党委书记找沈从文谈话，要他写申请加入共产党。沈从文回答说：认真做事是我的本分。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1952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客，邀沈从文、老舍、周培源、冯至等人参加。席间，李维汉诚恳地对大家说：党的事业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学社。大家回答说：入党还不够条件，只希望能多看点文件，想多知道点国家大事。” 不过，萧乾说沈从文“只不过是用此话来表明，他没有像我那样沦为次等公民，在政治上占我的上风”却是没有根据的猜测。我认为，沈从文不会如此势利如此狭隘，我想，一个年过七旬的智者，一个埋首于文物堆里的隐者，会有心情和一个右派比谁占上风吗？沈从文拿这句话“刺”萧乾，不过是不满对方的趋时和跟风罢了。 1948年，郭沫若给萧乾扣上一顶“黑”帽子，但到了1951年，萧乾就成了“红”人，竟得到领袖毛泽东的表扬。萧乾的趋时应变能力之强由此可知。对于固守自我的沈从文来说，萧乾的趋时与跟风，他肯定看不惯甚至厌恶。如此，他当然不愿意萧乾干涉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种干涉也是一种帮助。粉碎“四人帮”后，两人还是和解了。 “一九八八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去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因为尽管我没来得及在他生前去拜见他，他既然已表示了愿意见我，就说明我和三十年代以来的这位恩师总算和解了。” 为什么两人能和解，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晚年的萧乾不再趋时不再跟风，又开始独立思考，又开始说真话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萧乾在“讲真话”问题上没有完全附和文坛领袖巴金。众所周知，巴金在晚年曾提倡讲真话，引来文坛内外一片喝彩，巴金的形象因此在人们心目中变得更加高大。如果萧乾也附和巴金，自然也会引来叫好一片，自然也会让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但可贵的是，萧乾尽管很尊敬巴金，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附和这位文坛领袖，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萧乾这样说，表明他具备了可贵的勇气：敢于直面内心的怯懦，敢于敞开心扉说真话，敢于和文坛权威持不同的观点。我想，萧乾虽然没附和巴金的话，但他这种行为本身却是对巴金最好的支持，因为他说的这句话也许不够铿锵有力，但却是真话啊！既然不再趋时不再跟风了，既然勇于独立思考讲真话了，那么，沈从文又有什么理由不原谅这个昔日的弟子呢？两人的“相逢一笑泯恩仇”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