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录丨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研究

旅行   2024-11-19 17:2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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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集体词,陕北民歌原曲)由一首民歌小调被推上“圣歌”地位,始自“文革”之前的一九六四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此开了头。“文革”开始后,《东方红》的地位越来越特殊。在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群众集会上,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在国庆节、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游行中,毛泽东都是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出现在公众面前,这成了一种象征。


每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东方红》开始,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的学生, 一度筹备将北京市改名为“东方红市,被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劝停。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上播放的乐曲,是《东方红》。


那是一个红色海洋的时代。



地位仅次于《东方红》的颂歌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李郁文词,王双印曲)。许多人以为这首歌是“文革”的产物。这是一个误会。《大海航行靠舵手》创作于1964年,产生于举国上下“学毛著”的热潮中,原名《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唱了这首歌。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说“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他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1965年初,《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也是“文革”中几乎人人会唱的颂歌。原本是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的战歌,由劫夫谱曲,后改了词,从红卫兵向毛泽东表忠心的社团歌曲,变成了普遍适用的领袖颂歌。1968和1969年,大跳“忠字舞”的热潮中,此歌是各地编舞的主要伴奏歌曲。

流行极广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付林词,王锡仁曲)写于毛泽东逝世后,是一首音域宽广、境界宏大的合唱作品,在1976年一大批怀念伟人的歌曲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此时,已经是歌坛领袖颂歌风的尾声。

红卫兵歌曲,是另一个“文革”产物,按当时的政治术语,可称为“文革”中的“新生事物”。

红卫兵歌曲最初产生于清华大学附中,主旨是打翻旧世界,其宣言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一句话,敢造反”。因此,这类歌曲充满了杀气,多采用大调式,它的特点用四个字可概括,即“高、快、硬、响”。

较早出现、也是最为知名的红卫兵歌曲,当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严恒所作《革命造反歌》,共三段: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三段词唱完后要高喊一声:“杀!杀!杀——嘿!”

从1966年底到1968年红卫兵运动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派的“战歌”和歌颂自己造反纪念日的颂歌。歌词中都是“保卫毛主席”“冲冲冲”“杀杀杀”“造反造反造反”“开炮开炮开炮”等词,歌曲则一律为大合唱、进行曲、高快硬响、刀枪齐举。但历史的无情之处在于,这些歌没隔几个月即被遗忘。许多年后,许多人会记起颂歌的旋律、语录歌的旋律、样板戏的旋律,甚至,有些歌再唱起来依然会让人动情,但是没有人会忆念起这些杀气腾腾的红卫兵歌曲。

今天的人绝不会想到,以下这样的句子会是一首首歌名:《必须把粮食棉花布匹抓紧》《不可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坚决贯彻三相信三依靠》《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目前正是春耕时节》《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 害冲突》《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而谱成歌曲的歌词则是这样的句子:“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 ”

语录歌里最短的歌词是“要斗私批修”,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却唱了三分钟,将有限的旋律结合得错落有致。最长的语录歌,歌词长得已不能用字数来计算,有个叫“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万代”的文艺晚会,把毛主席的“老三篇”谱曲成大联唱,唱了整整一个晚会!著名的部队作曲家唐诃给《为人民服务》全文谱了弹唱曲,其中只有两句话用“朗诵”过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将近一千字的文章唱完!

劫夫是语录歌的发明者,也是语录歌最大的作曲家。与其他语录歌的生硬拗口不同,劫夫的语录歌,往往能把毛泽东的那种无韵律、无规则的政论文谱得朗朗上口,旋律流畅,非常贴切。当时全国的歌曲创作者, 无不佩服劫夫的这一手功夫。



这个《歌唱二小放牛郎》的曲作者,战争年代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员,有人统计过他在八年抗战期间的作品,发现八年间发生的重要事情,出现的重要人物,无一不在他的歌曲中。解放后,这个没上过一天音乐学院的人,当上了沈阳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的创作习惯依然——哪里发生了大事,他就奔向哪里。“鞍钢”“大庆”,农村、机关、部队、学校,处处是他的身影。一九六六年三月,河北邢台发生地震,余震还没有解除,震区已经传出劫夫为抗震斗争写出的歌曲。


劫夫有一个创作秘密:非常注意词的语气,注意想象说话者讲话的神态。生活中,他喜欢从人的谈话中寻找灵感。常常,在与人谈话不久,一首新的作品就诞生了。

劫夫的歌曲还有一个特点,民族风味。东三省、四川、河北、山西、陕西、广东、湖北、湖南、云南,以及满、回、蒙、朝、鄂伦春、哈萨克等民族的语言语音、戏曲、说唱音乐、民歌,都融合在他的创作里,形成了他的旋律风格。

劫夫说,我们要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但不能躺在它身上,而应该像蚕,吃的是桑叶,吐出来的是丝,不能吃什么吐什么。


出于对领袖人物的神化,语录歌最初是不署名的,后来开始署曲作者名,但不能按惯例放在歌曲的前面,只能放在歌曲后边的括号里。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名成家”被当作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批倒批臭,所以歌曲创作基本上不署个人名字,全变成了“集体创作”。但劫夫却是个例外,一直署名,因为他是公认的革命作曲家、“时代的歌手”。

一九七一年秋,“九一三事件”后,劫夫被认为与林彪集团有牵连,从最走红的“革命作曲家”,一落而为“反革命”,他创作的歌也被禁唱。一九七六年,劫夫在狱中自杀。

研究者何蜀说: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而劫夫,提供了一个奇特的案例。他工作过的学校,沈阳音乐学院,至今仍有教师认为,劫夫处理歌词的能力“不但国内很少有人与之相比,就是在世界音乐史上,也足可与擅长在音乐中处理语言的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的天才相媲美”。

文革十年,因人废歌、因政治废歌者比比皆是。政治风向、政治派系的复杂多变,导致一首首歌曲,不断地被禁唱;即使是颂歌,即使是语录歌,也未可幸免。十年之中一直不倒的,是样板戏。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并称为八个“革命艺术样板”。

八个样板戏完全按照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方式创作。主人公统统男鳏女寡,李玉和只有娘和女,杨子荣光棍队里当大哥,阿庆嫂的丈夫去“跑单帮”,李铁梅太小未出嫁……

八个样板戏中,作为歌唱艺术,最流行的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这三部“现代革命京剧”。在中国戏曲史上,这是京剧艺术的最后一次辉煌,更是一次广泛的传播,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革命参与了对京剧的改造;精英艺术参与了对京剧的改造,使这几个剧目达到了精雕细刻的程度。像《沙家浜》(汪曾祺等词)里二男一女的对唱(《智斗》),堪称革命性的改造,是这门传统艺术的新突破。它使用了新的形式,突出了角色间的张力和冲突,充满了戏剧性,因此为群众喜闻乐见广为传唱,成为那个年代里不乏美好的永恒记忆。

毛主席颂歌、语录歌、样板戏风行全国时,还有一种不上台面的歌曲在私底下悄悄流行着,这就是知青歌曲。知青歌曲有三种,一种是传唱“毒草”,如雷振邦的歌曲、“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民歌200首》;一种是改词,将“文革”主旋律填上戏谑、嘲讽甚至淫秽的歌词;还有一种是创造,通过自编的歌曲、小调来表现知青的现实生活。

《老三篇》(劫夫曲)有可能是知青中知名度最高的改词歌曲。它的原词是:

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搞好思想革命化。

经改词后,唱成了这样:

苞谷面,不但战士要吃,干部也要吃,苞谷面,最容易吃,真正消化就不容易了。要把苞谷面,作为细粮来吃,哪一级,都要吃,吃了就要拉。支援农业现代化,支援农业现代化。

这首重新填词的歌传遍了各地,但歌词“因地制宜”各有不同。老鬼在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中记的是,内蒙古兵团知青不唱“苞谷面”,而改词为“棒子糙儿”,“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改成“要把棒子粒儿作为鸡蛋糕来吃”。

唱这些歌高度危险,知青们一边在战战兢兢地唱,一边感觉到过瘾、来劲儿。被人听到唱这些歌,不但可能被抓,弄不好还会被当成“反革命案件”被追查、被揪斗甚至掉脑袋。

但每一个地方的知青,都发展出了那个地方的知青歌曲。《南京知青之歌》是最知名的知青歌。

在革命进行过程中,有一种奇怪的移情作用在发生了。所谓移情作用,是指歌曲本身没有的意思,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有。歌曲本身不是的东西,歌唱者却把它唱成了是。

摘录林彪词谱成的《敢于牺牲》:“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在武斗时,很鼓动了一些热血青少年去拼命。此歌被俗称为《完蛋歌》。

武斗中战死的人,会被本派群众视为“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牺牲”的“烈士”,遗体用汽车载着游行、追悼,此时,《蝶恋花·答李淑一》(常见版本两个,一为劫夫曲,另一为赵开生曲)便成了通用的“追悼”哀乐。毛泽东这首词中有烈士上天后“吴刚捧出桂花酒”的句子,于是说起某人在武斗中被打死时,便有“喝桂花酒去了”的戏谑说法。

《西江月·井冈山》(比较流行的为晨耕作曲的版本)也是一首被广泛用于武斗的“毛主席诗词歌曲”。常常是一派群众组织被另一派包围后,就会在广播中反复播放这首歌,以示“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英雄气概。

《七绝·庐山仙人洞》曲调抒情,一些人喜欢其中“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所表达的意境,能使人在面临困境时得到鼓舞。

造反歌《鬼见愁》,歌里有“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的句子,因此为那些没有“好出身”或在政治运动中背黑锅、受株连、受歧视的人推崇,引为自己的身份认证。

《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任红举词,时乐蒙曲),有“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句子,本来表现的是革命受挫时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想念之情,但它却成了这样一首歌——宣泄红卫兵、造反派在受到打击或感到压抑时的苦闷情绪,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鼓舞。

毛主席诗词歌曲”大多曲调抒情、旋律优美,“时代歌手”劫夫为所有的毛主席诗词都谱了曲,在群众心目中,这是唯一可以大声地抒发感情的歌。



一位“文革”听众这样描述《远飞的大雁》(词作者不详,藏族民歌原曲)给他的感受:它那淡淡的忧愁,在那战斗的岁月里,给人无限的遐想。从“文革”到现在,每次想起这首歌,我的脑海里便出现一幅图景:暮色蒙蒙,不大的广场中心,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孤独地旋转着……小小少年,当然是我,托着腮在远处出神地凝望、遐想,仿佛世间烦恼已不再存在。


“文革”也不是感情的沙漠。许多普通人,听了其中一些旋律优美的歌,勾起了心底的美好情绪。尽管颂歌铺天盖地,但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流行了。这种流行,取决于群众的选择。








只要稍稍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广为流行的毛主席颂歌,大量脱胎于各民族民歌,或者出自音乐大家的手笔。《红太阳照边疆》(韩允浩词,金凤浩曲)是朝鲜族韵律;《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余吐肯词,祝恒谦曲)源于锡伯族古曲;《远飞的大雁》《北京的金山上》(马倬词)是藏族旋律;《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集体词,阿拉腾勒奥曲)是蒙古族风味,《万岁,毛主席》(集体词,吕庆庚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我们的心坎里》(新疆军区创作组词曲)是维吾尔族曲调……它们之所以广为流传,并不是出于歌词的力量,而是源于音乐的魅力,是民歌力量的延续。不是词,而是曲,是传统,是时间沉淀,是民族和历史的分量,继续在感染着人们。


音乐研究者田青说过一个事:《北京的金山上》的原曲,原本就是颂歌,是藏民赞颂强巴佛的,填上了汉语新词,强巴佛换成毛主席。这就是发生在一首红太阳歌曲背后的隐秘故事。








在林彪折戟沉沙后,领袖崇拜狂潮略有降温,作曲家们又开始创作了,仍然是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却做出了一批曲调优美、格调抒情的佳作,如蒙古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如《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李德全词,高士衡曲)、《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胡宝善、王传流词,胡宝善曲)、《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郑南词,刘长安曲)、《西沙,我可爱的家乡》(苏坼雄词,吕远曲)、《台湾同胞》(于宗信词,覃钊邦曲)、《映山红》(陆柱国词,傅庚辰曲)、《红星照我去战斗》(集体词、傅庚辰曲)、《渔家姑娘在海边》(黎汝清词,王酩曲),以及儿歌风格的《红星歌》(邬大为、魏宝贵词,傅庚辰曲)、《我爱北京天安门》(金果临词,金月苓曲)、《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潘振声词曲)、《火车向着韶山跑》(张秋生词,薄谷兰、程金元曲)……一直到现在,它们依然是中国最广为流传的歌曲曲目。



东方歌曲审美中有一种重旋律的倾向。不论什么时代,不管东风西风,实际上,能在群众中广为流行的,从来都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文革”过去二十年后,歌曲研究者梁茂春在中央音乐学院院报发表文章指出,一些作曲家创造出了具有艺术审美价值的艺术珍品,他指的是生茂、唐诃的《沁园春·雪》,刘长安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施光南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傅庚辰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尚德义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酩的《渔家姑娘在海边》……


也许,这个名单还可以延续,比如在武斗最残酷的日子里产生的《八角楼的灯光》(单文词,吕远曲),前文提到的所有优美抒情的歌曲,甚至,探索了为散文谱曲奇技的劫夫,他们都是可贵的传歌人,在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代,他们的创造,使歌曲艺术的艺脉得以延续。

时隔多年,依然有“文革”时期的歌曲在传唱、出版。田青,音乐研究者、作家,是这些出版者中的一员,一九九八年,他在《老歌》序言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所有艺术都是感情的凝聚和发散。所有感情的凝聚和发散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所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中,最直接、最强烈的恐怕是音乐。


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所有的青春都有难忘的记忆。所有难忘的记忆中,最令人动情的恐怕是你心底的那首老歌。


所有的青春都是美丽的,哪怕青春中充满了苦难。


所有的人都有回忆青春的权利,哪怕我们在回忆中纠缠着深刻的羞耻和悔恨。


(全文完)


来源:家史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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