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辉煌——我的父亲博古（作者：秦铁 李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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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8日，三十九岁的博古陨落于晋北的崇山峻岭之中。这位二十四岁就登上中共权力最高峰的政治人物，曾有过炫目而又短暂的辉煌，甚至在其走后的六十多年里，依然是历史话题中的核心人物。

很少有人把秦铁这位瘦削的七旬老人与“中共前最高领导人的儿子”联系在一起。七十岁的秦铁开了一辈子远洋货轮，从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大副，一直干到船长。退休后，他又开始了另一个颇不平凡的“航行”——探寻父亲博古的历史轨迹。

周恩来、毛泽东与博古

说起来已经是六十四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很多细节却依然清楚地印在我脑海里。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妈妈告诉我：“你爸爸明天就回来了，我们明天一起去机场接他。”我听到后，高兴地在窑洞的床上跳来跳去，兴奋得睡不着。其实对只有六岁的我来说，更让我兴奋的，不是要看见爸爸了，而是终于盼到他临行前答应要送给我的礼物了。

1946年2月13日，爸爸与董必武、王若飞等人以中共代表身份，从延安飞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离开延安那天，爸爸喊着我的小名“侠儿”，问我：“我去重庆，你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回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红皮鞋！”那时候，延安有很多从重庆回来的小女孩儿，她们脚上穿的红色皮鞋给我羡慕坏了。我是长在延安的“土娃子”，既没有什么是“漂亮”的概念，也没有男孩子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的概念，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也有一双红皮鞋。

除了红皮鞋，我还要爸爸给我带一篓橘子回来。国共合作后，重庆到延安有飞机往来，有些干部从重庆开会回延安，就给领导人带些橘子之类的水果。在我们这些在延安长大的小孩子印象里，最好吃的是酸枣，我们没事儿就去清凉山摘酸枣吃，后来才发现橘子比酸枣好吃多了。而且那时候觉得橘子都是给首长的，普通人轻易吃不着，大伙儿能分到一点尝尝就很荣耀。所以我也想让爸爸从重庆带橘子回来。我郑重其事地提出了这两个愿望，爸爸都笑着答应了。

4月8日一大早，妈妈就带着我去延安机场接爸爸。中午一过，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刘伯承、林伯渠等人也陆续到了机场。飞机上一共有十三名乘客，除了爸爸，还有王若飞，刚刚被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夫人李秀文、十一岁的女儿叶扬眉和三岁的儿子阿九，以解放区职工代表身份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邓发也搭机回到延安。

延安的气候一向干燥，可是那天很奇怪，偏偏起了雾，而且是大雾，淅淅沥沥又下起了雨，稍远一点的地方都看不清。大家悄悄议论：这样的阴雨天气，飞机能按时到吗？大约1点，低低的云层里响起飞机声。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是除了厚厚的云，什么也看不见。轰鸣声持续了一会儿，由远及近，又由近而远，越变越小，直到渐渐消失……我和妈妈都很失望。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还不见飞机出现，大家有些失望，一直到16点，人群慢慢散去。有人安慰我妈妈说：“雾大，能见度差，飞机肯定返回重庆或者先降到西安，过两天会再回来的，不要担心。”

接下来的两天仍是阴雨绵绵，大家不断跑到山顶上去看看有没有飞机，却依然杳无音信。之后的情况让大家都有一种不祥之感：延安与重庆、西安联络，两个地方都回答说没见过这架飞机返回。几天后，我们家的窑洞里，来来往往的人突然增多了，安慰的、陪我妈妈哭的……我们才知道，4月8日当天飞机在260公里之外的黑茶山失事。

1946年4月19日延安隆重举行追悼“四八”烈士大会, 主祭人朱德在大会上讲话 

4月19日，延安举行了“四八”烈士公祭活动和追悼会，有3万多人参加。我对发生的一切并没什么概念，就知道人山人海，很多叔叔阿姨搂着我哭，而我一心想的是，爸爸答应我的东西是带不回来了……

父亲下葬的那天，棺材埋好以后，坟头上插了个木板儿，妈妈说：“侠儿，这是你跟你爸爸的最后一面，你给爸爸磕个头吧……”我死活不干：“这就是个土包包，我给土包包磕什么头啊？”妈妈说那里面埋的是父亲，我也不相信；后来妈妈打了我，我才勉强跪了一下，也没有磕头。这么多年过去，想起这个我就难受，最后悔没给父亲磕最后一个头。

“四八空难”发生后，新华社当年发的消息定性为“失事”。1956年，叶挺的儿子叶正大从苏联留学回国，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中南海西华厅的家里宴请他。席间，周恩来曾告诉叶正大：当年我们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做的手脚，但是没有证据。后来中共方面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以后凡是中共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领陪同。国民党方面也答应了。

2006年，某家报纸发了篇文章，说“四八空难”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制造的。文章称，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王平是军统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他得知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要坐飞机时，向南京的顶头上司报告，军统方面安排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执行此次任务。他们派人假装成机修人员，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最终导致了这场空难。隐居台湾多年的杜吉堂在临终前，吐露了隐藏多年的真相。

当时很多媒体和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叶正大在广州也看到了。他到北京来治眼睛的时候，把我和我哥、王若飞的儿子王兴、邓发的儿子邓北生一起叫到他的住处。正大大哥说：“事情过了这么多年，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军统特务死前告诉媒体，是他们干的。”正大大哥提议我们出面给中央写份报告，然后在“四八”烈士墓前立一座两个军统特务跪在他们面前的雕像，就像岳飞庙里的秦桧夫妇一样。

但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又觉得，还是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清楚一些为好。当时《新华每日电讯》也发了这个消息，我们找过去，对方告知：原始消息不是新华社发的，因为2006年是叶挺诞辰110周年，所以他们就在4月8日那一天，转了这条报道。我们几个人分头查找这篇报道的最原始出处，但是都找不到。而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询问，答案都是根本没有“杜吉堂”这个人。

其实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国共会谈期间，彼此行动都是透明的，父亲他们离开重庆，报纸都有公开报道，国民党一些官员还到重庆机场送行，所以所谓国民党特务刺探到了这一条情报，是无稽之谈。其二，驾驶这架C-47的是美国“飞虎队”的飞行员，我想国民党特务不会有如此胆量，连美国人也一起害吧！

所以应该说，“四八空难”还是场意外。

2005年的时候，我专门重访了父亲当年失事的地方——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一座2400米的山。我在山脚下的庄上村，找到了当年参加寻找飞机的民兵队队长张根儿。老人家向我回忆：那天天气很不好，山上下着雪，山下下的是雨。下午两三点钟，有人听到巨大的飞机轰鸣声，然后看见一架飞机沿着黑茶山下的一条大沟，低空飞来，离地面非常近，好像是紧贴着树梢飞了过去，紧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了山，看到有一架飞机斜躺在一块凸出的巨石前约20米的山坡上，飞机残骸四周的树木都被烧光。飞机机头朝上，螺旋桨已经摔断，飞机的碎片，还有文件纸片散落一地。

当天晚上，村干部们开会讨论此事，因为分不清敌我，大家决定第二天一早上山把尸体掩埋掉。会议开到一半，有干部匆匆赶到，告诉大家有一架载有重要领导和高级干部的飞机失事，正在寻找。黑茶山的民兵们得知此事后，吓了一大跳，庆幸没有掩埋掉那些遗体，否则就出大问题了。

原来，4月9日凌晨，美军观察组来电话：C-47失踪了，既没有到北平，也没有回重庆。他们准备派两架飞机到延安附近搜索。任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的杨尚昆立即将这一消息向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做了汇报。中共方面给所有解放区发了电报，让军民们协助查找飞机。

第二天一早，黑茶山的50多个民兵们重新上了山，在失事现场附近，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虽然已被烧得一塌糊涂，但是依稀能辨认出“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除此之外，还捡到了两枚印章，一枚写着“秦邦宪”，另一枚是“黄齐生”。黄齐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教育家，不但与黄炎培、马寅初、柳亚子是很好的朋友，像国民党的何应钦等高官都曾是他的学生。国共重庆谈判时，黄齐生本来不需要去的，但他认为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不少人脉，可以做些工作，就随王若飞去了重庆，没想到一起遇难。父亲的政治秘书刘祖春临行前还问我父亲：“需要我也同去吗？”父亲想了一下说：“过几天我就回来了，你就留在这里吧。”这句话，救了他一命。

4月11日，晋绥军区政治部派来了裴周玉调查飞机失事原因。当时一致认为，因为当天延安气候恶劣，飞机准备返回西安。由于能见度差，加之飞机的导航设备比较差，在返航途中迷失航向，误入山区。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高度，在浓雾中撞山爆炸坠毁。

失事的飞机上，包括机组成员在内一共有十七个人。可据老人回忆，比较完整的尸体只有三具。晋绥分区陆续来人辨认遗体，当时也没有先进技术，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辨认。因为父亲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所以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凹痕的那一具，被确定为博古；还有一个脸部有白胡子根碴，就确定为年龄最大的黄齐生；剩下的一个是叶挺。

老乡们回忆，黑茶山地势很陡峭，他们费了很大力量才上了山。因为怕白天温度太高，他们就在晚上搬运灵柩，有时因山路太窄，不能二人并行，一个人背着棺材爬着前进。灵柩运到岚县机场后，当时美国方面要求先运送那四位美国机组成员的遗体，但被中共方面拒绝。后来国民政府从重庆派来了两架飞机，一架运送中共方面的遇难者，另一架运送美国人。第一架飞机降落到了延安机场，第二架在空中盘旋两圈后，飞到重庆。

这一次在父亲失事的地方，我给父亲深深鞠了一躬，也算是补上当年那个遗憾吧。

五岁那年，我和二哥、二姐跟父亲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们唯一的全家福，尽管上面还缺了三个孩子。

我的五位哥哥姐姐都是父亲与第一位夫人刘群先所生的。刘群先是我们党内资历很老的一位女干部，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无锡领导工人运动，斯诺在《西行漫记》里称她为“中国杰出的女工领袖”。1927年，她被派往中山大学学习，在一次会议上她与父亲结识，第二年5月两人结婚。

1931年，大哥出生，父亲给他取名“秦钢”，小名阿土。阿土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无锡老家，由奶奶和叔叔帮助带大。

1933年初，父亲与陈云从上海撤到江西苏区。从国统区到根据地，路途险恶，他们还要化装绕道而行，所以已经怀孕的群先妈妈只能独自留在上海。5月，群先妈妈生了个女儿，取名“摩亚”——俄文“五月”的意思。摩亚还没满月，群先妈妈便让自己的姐姐照看这个孩子。大姐摩亚就一直在无锡的姨妈家。高小毕业后，姨妈再也无法供摩亚姐姐继续上学。失学后，摩亚给人做过零工，帮人洗衣服做针线活挣钱。十五岁时还被拐骗到四川，吃了不少苦。大姐摩亚从未见过父亲，对母亲也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的接触。解放后，在组织的帮助下，大姐才回到我们身边。

长征时期，群先妈妈与邓颖超、贺子珍等组成红一方面军妇女队，她任队长，是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三十位女红军战士之一。1936年，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时，群先妈妈生下了二哥阿福。这一年在瓦窑堡出生的孩子，有李维汉和金维映的儿子李铁映，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等，他们都是1936年的，是第一批“延安娃”。

1942年二哥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亲要给他取一个正式名字。他可能太投入工作，忘了在无锡老家的阿土叫“秦钢”，又给二哥起了个秦钢。解放后我们全家团聚时，就用大秦钢和小秦钢来区分他们。大秦钢上大学时不幸染上肺病，1956年去世，这样以后就不用“大小秦钢”来区分了，小秦钢正式成了“秦钢”。

1939年，中共方面决定把一些身体不太好的人送到苏联去治病，包括贺子珍、群先妈妈、李维汉的夫人金维映等都去了苏联。

群先妈妈离开国内时已经有孕在身，不久，她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吉玛”。吉玛姐姐出生后不久，便被送到了苏联的一家保育院。没多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刘群先和金维映自此下落不明。有人推测她们可能在德国轰炸中牺牲了，但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对于这一点，我还是有一点疑惑的：为什么单单是刘群先和金维映两人不见呢？这也是一个谜。

吉玛姐姐一直在保育院长大，后来和邓发的女儿邓金娜等一帮孩子一起被转入莫斯科伊万诺夫儿童院。父亲1930年回国后，再没去过苏联，他们后来也没有联系。所以父亲生前压根儿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女儿，我妈妈自然也不知道。

1954年，吉玛姐姐和四十多个在苏联长大的中国孩子一起回国。唯一能证明她身份的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名苏联护士抱着半岁左右的吉玛，后面有两行用紫色墨水写的汉字：“博古刘群先的孩子。”据说是刘群先亲笔题写的。有一天，妈妈接到通知，说让她到中组部领博古的女儿。妈妈很是纳闷：从来没听说还有这个孩子。等见了面一看，妈妈觉得吉玛长得挺像父亲，确实是我们家的孩子，就把她领了回来。吉玛和摩亚一样，都从来没见过父亲，和母亲的相处也极为短暂。

这样的事情放在今天来看，太让人不可思议，可是当时就是这种情况。当年中共很多干部都把孩子留在老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陆陆续续把孩子找回来，其中包括林伯渠的儿子和邓子恢的儿子。林老给儿子取名林秉苏，邓子恢给儿子取名邓瑞生，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周围人发现，邓瑞生长得越来越像林老，而林秉苏长得越来越像邓子恢，原来是老乡们把他们俩弄混了。林老和邓子恢商量了之后，把孩子换了回来，但名字都没有改。

吉玛他们这一批留苏的孩子回到国内后，都进入到北京育英小学读书。因为他们一句汉语都不会讲，育英小学当时特地给他们开了一个班，为他们补习中文。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完全俄国化，喜欢吃西餐，都不会使筷子，全部用叉子。所以我们平时看他们都觉得怪怪的。

父亲去世前，小秦钢、新华和我在父母身边生活。解放后另外几个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见过父亲的只有二哥、二姐和我。我们家的这些孩子，从小都在不同的地方长大，没有在一个家庭共同生活的经历，所以也不像普通家庭里的兄弟姐妹那样感情亲密。

二哥小秦钢是奶妈带大的，他对这位养母的感情，比对自己父母的感情还要深。那时候，我妈妈在抗大学习，只有周六才回家。我记得有一次回来后，妈妈发现家里的鸡少了一只，就问：“是不是阿福（小秦钢）回来啦？”找到他的养父母家一看，果不其然，他把自己家里的鸡偷了给养母。父亲牺牲的时候，小秦钢还是个孩子，对死也没有概念，他只是觉得自己的养母家从此也成了“烈属”，也会得到一份抚恤粮。

小秦钢非常聪明。他当年考取了留苏预备班到苏联留学，成绩也非常好。可是在回国之前，他想利用暑假寻找生母刘群先的下落，结果违反了纪律，在档案里留下了有叛国嫌疑的记录。问题是他自己并不知道档案里有这一个“污点”，不知不觉背了一辈子的黑锅。回国后，秦钢去哪个单位都不被接收，后来只好到北京航空学院做了实验员。海南建省之后，他下了海，才彻底摆脱了被黑档案影响的命运。二哥秦钢在2010年7月不幸病逝，《海南日报》发了消息，称他是“海南汽车工业的奠基人”。

我们家一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大哥秦钢、大姐摩亚、三姐吉玛没见过父母；我和二哥则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日。二姐秦新华因为是《新华日报》创刊那天出生的，所以她知道自己的生日；吉玛后来去苏联保育院查到了出生证，才清楚自己的生日。这样的家庭，今天看来也许非常特殊，不过放在那个年代，也是正常的。

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在仅存的那点记忆中，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忙。我睡觉的时候看不见他，等到我起来了，他又上班了。那时父亲的职务是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编辑工作需要三班倒，所以他睡得晚又起得早。后来有些叔叔阿姨告诉我：在延安有两个人灯灭得最晚，一个是毛泽东，一个就是父亲。父亲唯一一点“奢侈”的爱好，是在临睡前看文艺小说。如果还有闲暇时间，他就去翻译，那时也没有砖头，就用一块土疙瘩压着放在凳子上，边看边翻译。在这样的简陋条件下，他翻译出了很多著作。

父亲工作累了想休息时，就在窑洞前和我们一群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他一个大人和我们五六个小孩子打成一团，他若是赢了，就会非常开心地“嘎嘎”笑，声音特别大。父亲有一只耳朵不太好，所以说话声音非常大，我就喊他“母鸭子”。

1954年，我进入101中学读初中。101中学的学生大都是干部子弟，父辈们很多都是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对父亲有了概念，因为历史课上老师总是提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虽然我那时候还小，也不懂得什么叫“三次左倾”，但我还是知道爸爸是犯了错误的，对父亲的事情，潜意识里有种逃避心理。

父亲1907年生在杭州，却是无锡人。是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第32代孙。秦家有一个著名的“寄畅园”，清朝康熙、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在无锡时都是由秦家接驾。可是到了我爷爷那一代，已经家道衰落，爷爷被迫将祖宅典卖掉。

父亲早年在苏州公专读书时，便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9月，他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一个月后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他乘船远赴苏联，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当时苏联人要求他们必须起一个俄文名字，父亲取了“博古诺夫”。回国后，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笔名发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这后来就成了他的名字，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

中山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时期创立的。当时国民党一些要人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里读书，比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父亲在苏联待了三年，他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都得到大大提高。1930年5月，父亲回国。他先是做了一些宣传工作，后来又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

当时父亲只有二十岁出头，资历也比较浅。谁也没想到，一些历史契机把他推到了中共最高权力的位置上。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他们供出许多高层领导的住址，许多共产党人被捕，中共党组织被破坏，处在非常混乱的状态。当时国民党还发出密令：抓住周恩来、瞿秋白赏银元2万块，抓住王明、张闻天、博古赏银元1万块。

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二十四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不可捉摸。

父亲与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到一个小酒店会面。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陈绍禹（王明）、周恩来与卢福坦三个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他们重新组织新的政治局，由秦邦宪、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九人组成；秦邦宪、张闻天与卢福坦为常委。

关于父亲的新职务，各种正规史料里面也是说法不一。比如《辞海》1999年版称博古为“负总责”，也有的资料称“总负责”；“中共党史网”上则称他为“总书记”。而1933年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我倾向于“负总责”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管名称是什么，从1931年9月到1935年1月，父亲是中共主持中央工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现在很多史料在提到这一段时，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父亲与周恩来、张闻天与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父亲任总书记。不久长征开始，父亲与周恩来、李德组成了“军事领导三人小组”。他们的分工是：秦邦宪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公认的中共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实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很多人忽略了一点：父亲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主持了整个会议。这次会议有几项重要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仍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其中周恩来是“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又确立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这次会上，并没有让李德发言，我后来从父亲留下的笔记中看到，会上，当其他同志向他发难时，他没有打断任何人的发言，也没有提出中止会议。父亲虽然在事实上失去了领导权，但此时，他仍然保留着总书记的头衔。

2月5日，在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找到父亲说：蒋介石文武双全，知识面广，又有政治手段，我们必须要找个比他强的人领导；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周恩来表示，中国革命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由毛泽东领导。现在我们商量由张闻天接替你当总书记，也是过渡的。

父亲听罢，认为周恩来说的有道理，他没有任何怨言，立即坦然地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都交给周恩来。当时，凯丰等人建议父亲不要交权，要把情况汇报给共产国际，由共产国际最后来处置。但是，父亲还是从大局出发，第二天，就把象征着中央总书记权力的两只铁皮箱送到张闻天的住地。从此，张闻天担任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父亲仍任中央常委与军委委员之职，与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共同领导长征。

交接完权力之后，那时候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要向共产国际报告，争取共产国际的批准。因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是很厉害的，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潘汉年精明能干，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能背诵电报密码。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表示能接受——我叔叔的儿子秦福铨当年对这一段历史很感兴趣，他在1950年初曾去上海采访过潘汉年，这些细节都是潘汉年向我的堂哥秦福铨回忆的。

遵义会议后不久，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与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成为最高的军事领导核心，“军事领导三人组”取代了遵义会议前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确立起来。三渡赤水后，一些中高层部队领导人对部队大规模迂回不满，认为这样会拖垮部队。林彪为此还给张闻天写信，要求撤下毛泽东，换上彭德怀。当时父亲和周恩来两人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面给大家做工作，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如果说父亲早期还对自己的指挥权被剥夺有一些想法，到了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我父亲，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父亲没有动摇。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10月27日常委分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1934年秦邦宪没有处理我，叫我当苏维埃政府主席，五中全会又提名我当政治局委员，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虽然父亲去世得很早，但有一些叔叔阿姨对我们几个孩子一直很好。50年代，每逢父亲的忌日，如果母亲出差不在家，朱德就经常把我们几个孩子接到中南海，和我们一起吃饭。有些叔叔阿姨在私下里经常跟我说这样的话：“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文革期间，有一次我去看望受冲击的王胡子（王震）叔叔，陪他散步的时候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然后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也不敢再追问，我想他们也有难言的苦衷。

父亲牺牲的时候，妈妈才三十五岁，当时很多人劝她重新组织家庭，妈妈回答：“如果我再组织家庭，那博古的孩子怎么办？他们就成孤儿了。”后来很多叔叔阿姨跟我说：“秦铁，我们佩服的人中，你妈妈是第一人。为什么？她出自对你爸爸的感情，一个人把这么多孩子养大，而且不偏不向，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其实我的母亲张越霞也是位很了不起的革命者。她是浙江浦江人，当年在学校读书时，受进步思想影响的妈妈带领女学生扔掉裹脚布，剪掉长辫子，她还经常登台演“文明戏”，宣传反对包办婚姻等。1927年，十六岁的她加入共产党。第二年，她与同乡张纪恩一起到了上海，被安排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妈妈主要负责文印、内部交通、情报等机密工作。

为了更好地掩护中共机关，周恩来建议他们最好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周恩来征求我妈妈意见，妈妈也表示同意。因为形势紧张，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三年间，妈妈和张纪恩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妈妈和张纪恩后来也真的结为夫妻，1930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住在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他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妈妈和张纪恩住在楼下，楼上的亭子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特地还放了床铺、脸盆架子这些日常的东西，脸盆架上摆着毛巾、牙刷、牙粉等，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的样子，以免引起怀疑。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以及父亲博古都曾到这里开过会。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协助国民党在上海大肆逮捕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党中央决定让向忠发立即离开上海前往苏区。但是向忠发却坚持在离开前与其爱人杨秀贞见个面，而且一直拖到次日下午才想离开，结果被抓。

向忠发被捕后很快就供出了中央的组织状况和人员名单。6月23日凌晨，宪兵和警察包围了房子，妈妈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意识到中央机关已被发觉，她立即把作为警号的洗米篮子打翻。当时向忠发还供出了父亲的住址和开会地点西摩路，并亲自带领特务去搜查周恩来、瞿秋白和父亲等人的住地，不料全扑了个空。警惕性甚高的周恩来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但是时间紧迫，他们来不及通知张纪恩和我妈妈。

被抓的时候，妈妈的衣袋里还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地下党员的联络地址。张纪恩悄悄用浙江土话提醒我妈妈，妈妈乘警察不注意时将纸条放进嘴里吞下。在拘留所里，妈妈借口上厕所，见到了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她这才知道自己被捕是被向忠发出卖。两人商量好如果向忠发来指认她们，她们如何应对。

无论在侦缉队还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妈妈在几次提审中坚持说自己叫黄张氏，是乡下来的女人，不识字，也不知道丈夫是做什么的。敌人没什么证据，只好将她取保释放，陈琮英也被放了出来。因为被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张纪恩则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五年。他们俩的女儿死在巡捕房的孤儿院里。

妈妈和陈琮英出狱后，陈云找她俩谈话，她们向陈云汇报了向忠发叛变的情况。妈妈也汇报了张纪恩在狱中的表现，她认为张纪恩不坚定，表示要与他断绝夫妻关系。后来张纪恩几次要和我妈妈恢复夫妻关系，妈妈始终不同意。

出狱后，妈妈被分配到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她与北方局的孔原结识。两人一起从上海到天津从事党的交通工作。1934年，孔原派我妈妈回上海汇报工作，加之此时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带在身边工作不方便，妈妈想借此机会把孩子送到姨妈那儿。于是妈妈带着孩子来到了上海。

在上海码头上岸时，妈妈发现有可疑的人在跟踪她。当天她住在上海的交通员张世民的家里，第二天一早，发现有人在盘问张世民家的房东。妈妈凭着多年的经验，敏感地觉察到这个据点已经暴露了。她建议张世民赶紧撤离，妈妈也先回到了浦江，写信向孔原汇报了这里的情况。孔原很快回了封信，用暗语说：组织上批评你们惊慌失措，问题没那么严重。并要她留在上海继续工作。

几天后，妈妈从浦江回到上海。她找到张世民的家，以找房子为由敲门时，屋子里走出一个陌生面孔，妈妈赶紧说自己是乡下人，走错门了。但是她还是被特务拽进去，第二次被捕。妈妈在巡捕房的拘留所里见到了三天前被捕的张世民，证明了她之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妈妈第二次被捕后，当时上海中央局又陆续遭破坏，刚开始是执行局书记李竹声被捕，他供出了组织部长盛宗亮的地址。盛宗亮与妻子秦曼云最终都叛变了中共，加入了中统。他们还参与了国民党特务对我妈妈的审讯。妈妈知道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瞒不住，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承认。

妈妈后来被关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交涉释放全部政治犯，妈妈也是其中之一。我手里还有一张珍贵的照片，就是妈妈出狱的第二天，和我父亲谈话的情景，是陆定一照的。

妈妈后来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夫人的名义作掩护，留在办事处工作。后来又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父亲领导下任组织部干部。在广东工作了一年后，她又回到南方局工作。当时父亲是南方局组织部长，两人逐渐产生感情，结了婚。

张纪恩被关了三年多后获释，出狱后回到家乡。1941年他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工作。此前母亲曾给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刘晓写信，汇报张纪恩在监狱里的“不坚定”，总理还曾让张纪恩和我母亲对质。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他本人也是一位经历颇为丰富的老人，一直活到一百零二岁才去世。

张纪恩后来的待遇还可以，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资历很老的老革命，他入狱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写过悔过书，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但他并没有出卖组织、造成什么损失。解放后，张纪恩还念着我母亲，他一直珍藏着母亲当年送给他的照片；2008年张纪恩去世前，我去上海看望过他。照顾他的护工告诉我说，张纪恩没事就拿着妈妈的照片看，还掉眼泪。

解放后，妈妈向组织提出：要找回秦邦宪的孩子。在外地的大哥大姐都到了北京。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想起来，妈妈很不容易，当时我们都处于长身体阶段，家里六个孩子，负担得多重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供给制还好，50年代之后，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定级制，那时候妈妈虽然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可光靠她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我们六个孩子太难了。妈妈后来找到杨尚昆，一进门第一句话就问：“你们光管活人，死人你们管不管？”杨尚昆连忙说：“对，这是烈士子弟。”于是每个孩子每月给20元生活费，生活有了大大的改善，妈妈给每个孩子买了辆自行车和手表，在那个年代，实属少见。后来又查出爸爸一笔翻译书的稿费，将近1000元。妈妈是个要强的人，有了这些钱，她就把我们的生活费给退了。这之后，直到妈妈1979年去世，我们再也没有领取任何抚恤。

50年代初，妈妈的三个侄女和一个外甥女因为生活困难，都先后从浙江农村来北京投奔她。妈妈对她们说：“他们是博古的孩子，你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上学读书，你们得工作。”她让三个侄女去当工人，可是却千方百计让几个哥哥姐姐都读了大学。当年二哥秦钢结婚时，妈妈特别高兴，一同坐过牢的难友、一起工作多年的战友、秦家的亲友，都一一请到了。

文革开始后，斗妈妈的大字报也上了墙，大标题写着“博古的臭老婆、彭真的黑爪牙张越霞”。她也被送到干校去参加劳动，妈妈是九级干部，每一个月的工资本来有200多元，后来也降到了50多元。

有一天，因为脑溢血，血块压迫了语言神经，母亲突然不能说话，干校把她送回家，再也没人管她。刚好二姐新华和丈夫李铁映从永川回北京，他们给总理写了一封信寄了出去。信发出不久，总理办公室通知：恢复张越霞原级别。据说周总理在去世前曾经跟身边的人叮嘱过：张越霞是个好同志，吃过很多苦，以后如果她遇到什么困难，希望你们能够帮助她。

1979年2月12日，六十九岁的妈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父亲牺牲后，他的很多资料由母亲保存着。1947年，中共从延安撤出时，妈妈只带了很少的东西出来。她后来把父亲的遗物交给了大姐摩亚，包括父亲用过的一支派克笔、穿旧的一件呢子大衣、一条毛毯，还有一个就是遵义会议的记录本了。

所有遗物中，最珍贵的就应该是这个笔记本了。那是一个自己做的本子，里面是白报纸，外面加一层牛皮纸包着。我看过这个笔记本，里面的字很小，上面每个姓氏后面是发言内容。在某些发言记录旁边，父亲还画了一个问号，写着“对吗”，还有几句批注。可惜的是，文革时大姐被抄家，她只好把这个本子给烧掉了。关于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张闻天的了。

父亲在延安整风时的一些检查材料一直保存在妈妈那里。文革开始后，母亲有点紧张，刚开始搁在大姐那儿，后来又给取了回来。我家有一个特别大的花盆，妈妈用塑料袋包住那些材料，藏在花盆里，上面再用土给盖上。我参军入伍离开家之后，妈妈又把材料放在表姐那儿，她当时是全国劳模，相对安全一些。可是后来劳模表姐也受到冲击，妈妈又把它们放在伍云甫的夫人熊天荆那儿。熊妈妈去世以后，我找到伍绍祖那里要回了那些材料。退休之后，我开始认认真真阅读这些材料，虽然那些纸都已经非常脆弱，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但我还是努力地一点点在辨认，仿佛感觉在另一个时空里，我重新回到了父亲身边，和他一起阅读那一代革命者的心灵，重温他们曾走过的那些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