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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量才（1880年1月2日—1934年11月13日）
史量才出生于1880年，名家修，字量才。原籍江苏江宁，后迁居江苏娄县泗泾镇，也就是今天的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
松江泗泾史量才故居内工作人员正在擦拭新铜像（图源：上海松江）
1912年，史量才进入《申报》任总经理。接办之后，《申报》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成为全国著名的大报。1927年，他购买了《时事新报》的部分股份，1929年购进《新闻报》的大部分股权，从而成为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报纸业企业家和著名的新闻实业家。与此同时，史量才政治立场的转变与《申报》一系列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关注。
1934年11月13日，因胃病刚刚在杭州的宅邸秋水山庄休养了一个月的史量才，经沪杭公路返回上海。沪杭公路全长近200公里，1932年全线修通，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市干线国家公路。修这条路时，史量才出资捐建了70公里。
1932年老沪杭公路通车典礼
来往车辆寥寥无几，更显一派萧条。行至海宁翁家埠附近时，忽见一辆别克汽车横在前面，似乎出了故障。司机放慢车速，准备缓缓穿过去。
这时，枪声突然响起。挡路的车周围扑出6名枪手，手持驳壳枪，对着史量才的汽车一通射击。史量才见势不妙，连忙从车内跳出，向乡间奔逃，两名杀手紧迫其后。待他逃入附近一农家，从后门冲出时，被击中足部，因痛极摔倒在一处干涸小塘旁。追来的杀手向其头部连开两枪，史当即身亡，时年54岁。
这段史量才被杀的经过，根据亲历者及几个目击者的描述，刊登在了第二天的《申报》上。
《申报》1934年11月14日关于史量才遇害报道（图源见水印）
但这并不是一条完整的新闻报道，凶手究竟是何人？行凶出于何种目的？没有人能马上给出答案。此后，《申报》继续报道史量才的后事，呼吁尽快缉凶破案。
史量才之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震惊和愤怒，评论、悼文、唁电及要求当局缉拿凶犯的电令雪片一般，飞向各大报馆，督促政府缉拿凶手。
当时的媒体上，公开将史量才遇害与暗杀相联系的报道凤毛麟角。史量才掌握半数股权的《新闻报》称：“暗杀之风，年来甚盛……若惝恍迷离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文中隐隐有所指，却也只能以春秋笔法，含糊而过。
表面上，国民政府对史量才之死做了应有的反应。11月16日，《申报》刊载了蒋介石的电令，要求时任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应严缉凶犯，负责根究为要”。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也纷纷发了唁电。可实际上，此案被长时间搁置起来，成为一桩悬案。
第一个明白无误地指出暗杀史量才真凶的，是军统的元老级人物沈醉。1962年，沈醉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发表《戴笠其人》一文称，蒋介石为了威吓积极从事民权运动的宋庆龄和上海方面一些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指使戴笠于1933年6月、1934年11月刺杀了杨杏佛和史量才。
史量才遇刺时乘坐的汽车
至于史量才被杀的原因，沈醉写道：“据我了解，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此外，史量才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意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
这一说法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但近年来，“史量才本可免于一死”的声音甚嚣尘上。这源于军统特工鲍志鸿在《军统暗杀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绝密档案》中留下的绘声绘色的一段描写：
就在这次暗杀行动实施以前，史量才本可获得免遭惨死的机会。杜月笙曾向蒋介石建议，对史量才这样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来说，杀掉他不如起用他为好；如果在上海干掉了史量才，在国内外影响都不好；如果用之，反可得之臂助，要蒋介石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经过仔细盘算，便采纳了杜月笙的建议。
1931年11月8日，蒋介石（前排右三）邀请包括史量才（前排右四）在内的上海17位知名人士到南京参加国策咨询会
蒋介石把不杀史的新决定通知戴笠，戴便在刺史的头一天晚上去电告知在杭指挥对史“行动”的赵龙文。不巧糟糕的是赵龙文此人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每天只是上午看看公文，下午概不办公。因此戴根据“最高”旨意饬令赵龙文暂停对史量才“行动”的电令，被积压在赵龙文的译电室里。结果，执行暗杀任务的特务们就按原令行动。
然而，根据台北“国史馆”藏档案资料，事后蒋介石对赵龙文非常满意，给予勉慰嘉奖。1937年，蒋介石还授予赵龙文五等采玉勋章。鲍志鸿于1941年进入军统工作，未能亲历刺杀史量才事件，即使真正看到内部档案，这份档案是否经过军统特务后期的加工伪造，为蒋介石开脱，亦未可知。况且回忆录写于1985年，距离鲍志鸿看到密档已经四十余年，存在着较大误记的可能。
事实上，“蒋介石后悔”一说缺乏证据，在当时的背景下，史量才难逃一死。《申报》的一系列进步言论，以及他在上海新闻界、金融界、民间组织的影响日大，已成为国民党政府难以驾驭的地方实力派人物，这才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根本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迸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精神，思想日趋激进，政治态度更加鲜明，开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转折。《申报》在他的主持下，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他常说：“报馆不仅是一个商业机关，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机关，是应该替社会服务的。”
旧时申报馆大楼全貌，史量才主持修建，1918年建成使用
民国时期的众多仁人志士，试图以政治变革、强大国防、兴办教育、发展实业等途径救国图强，而史量才则抱定了“新闻救国”的理想，以办好《申报》为一生追求。他说：“新闻家国医也。黄连苦口而不能死人，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吾知报界中不乏年富力强，饱学深思之士，当此国病垂危，必能并力同心诊察其症结所在，处方下药，起死回生，挽救浩劫于万一。”
史量才审阅《申报》
为了调动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史量才发起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成立大会上，他慷慨陈词“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大声疾呼“如果畏缩退避，恐仍未能保得身家财产，不如一起奋勇向前，抗战救国”。
1932年6月，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申报》旗帜鲜明提出反对意见，连续发表了陶行知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无情地揭露了民国政府不顾民族大义和国家存亡逆潮流而动的行径。
这一要求立即抗日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1932年，蒋介石下令“禁止邮送”该报，借此恐吓史量才。后来，虽然史量才被迫撤换黄炎培等编辑人员，《申报》停邮35天之后恢复发行，但是《申报》在他的支持之下，仍然通过其他方法和途径突破国民政府对舆论的控制。
1932年12月，史量才决然起用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立足“站在时代前面”，一年半里平均每隔三四天就发表一篇鲁迅文章，吸引大批进步作家和青年集合在此战斗。
《申报》副刊《自由谈》
由于蒋介石和史量才在对日言论和策略问题方面存在本质分歧，关系再度恶化。其后，《申报》接二连三出现国防“造谣”事件，以及军统特务的不断汇报请求“制裁史量才”，成为压垮史量才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位说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的著名新闻事业家、社会活动家，最终倒在了枪口下。
申报馆内工作场景
90年后的今天，史量才强烈热忱的爱国情怀、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仍激励着一代代人。正如黄炎培的挽联所说：
“死亦寻常，忍此一刹那痛苦，有舆论在，有事业在，复何遗憾；生逢多难，综公四十年贡献，为国家惜，为社会惜，敢哭其私。”
史量才先生纪念碑
来源：档案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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