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里，小弄堂的情结（上）/ 作者：张志强

仁和里

小弄堂的情结

（上）

张志强

仁和里，位于大名路（青浦路到九龙路外虹桥桥堍之间），是建于上世纪20年代上海传统的二层砖木结构建筑。从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上海市政地图上看，沿大名路街面均为商铺，一楼店铺，二楼家属居住，后门与仁和里弄堂相通。由西向东的大名路段门牌号自262号到294号，弄内4号到10号是连排典型石库门建筑。在不足一百米的街面商铺中有五金店6家，酒吧和食品店、咖啡馆3家，洋服店3家、钱庄2家，箱包店2家，烟杂店2家，另有堆栈3家（仓库）等共20余家店铺，足见抗战结束到50年代初期这段时期此处商家的繁荣市井。

1940年代的上海地图，红圈内为“仁和里”弄堂所在的位置

大名路（曾用名百老汇路）始于光绪年间，距今已有150年历史。1877年该路由“虹口路”改名为百老汇路。百老汇路曾是上海的远洋航运中心，马厂路（仅四～五米宽，是上海最小最狭的马路之一，现在被白玉兰广场覆盖），是上海乃至中国的五金制造业发源地。1870年代后，百老汇路依托近在咫尺的马厂路五金制造业成为上海五金配件商店最集中的商业街，20世纪初，上海约一半有规模的五金号均开在此条路上，因毗邻黄浦江沿岸码头，汇集了大量为外轮服务的五金配件店，形成了著名的五金一条街。1943年，百老汇路改名为大名路和东大名路。到1947年，长约600米的大名路一眼望去，沿街鳞次栉比尽是五金店。此外，沿街的酒吧、咖啡馆和妓院也是外籍水手们流连忘返的地方。

1960年代初，行驶在大名路上的8路有轨电车

上世纪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仁和里属地为虹口区原吴淞路街道（现为北外滩街道）大一居委会，后弄堂为第25组、前弄堂为第26组地块。北面大名路的8路有轨电车自东新桥出发，一路叮叮当当穿过大名路，百禄坊弄堂口为外白渡桥、大名路站，外虹桥向东一百余米为庄源大、旅顺路站，蜿蜒东大名路到终点站杨树浦底。在百禄坊对面三寿里弄堂口乘上8路电车，只需三分车费乘足五站路即可到达南京路、浙江路的时装公司门口、上海最繁华地段。而此处为闹中取静、人气旺盛的地段，附近有大名鼎鼎的三角地菜场，有圣芳济学院（北虹中学前身，我的母校），有长治电影院、国光剧场，离胜利影剧院、国际电影院和解放剧场也不远，还有名气十足的庄源大酱园出产的绿豆烧酒，老上海人都熟悉的。

当年我父母亲被要求搬离淮海中路选择仁和里，尽管住房没以前宽敞、结构也大不如前，但最大的益处就是交通便利。父亲在外滩上班，坐22路电车仅两站路，步行也就20分钟即可到达；母亲坐8路电车7分车钱江浦路站下，步行10分钟即可抵达中华棉纺针织厂。不像住淮海中路（近乌鲁木齐路）上早班时附近没有公交车（因当时此处为富人居住区，几乎没人上早班），拖儿带女到厂托儿所要先步行20多分钟至静安寺才有公交车，交通极其不便。

仁和里弄堂东临虹口港的九龙路，南面紧靠海军东海舰队后勤部仓库，西面为不足百米的青浦路连接黄浦路。东面九龙路弄堂口55弄上方，有一块“仁和里”三个黑色大字的铭牌，西面青浦路弄堂口为62弄。前后弄堂路面由大石板铺成，宽不足三米，紧贴海军仓库围墙，后弄堂烟火气更浓厚。20世纪40～60年代初，青浦路弄堂过街楼搭建有一间狭窄的木板房，住着一家三口，夫妻俩白天负责打扫弄堂卫生，早晚负责开关东西两边弄堂口的大珊栏铁门（大跃进时被拆去炼铁），起着看家护院的作用。在东西长不足100米，南北宽40余米的地块内，弄内高峰时共居住了70多户人家，被戏谑为“72家房客”。按当时平均每户5人计算有近400位居民，居住环境堪以“蜗居、高密度、寸金寸土”等形容词一点也不为过。20世纪50年代前，弄内住户以浙江宁波地区（开五金店）、广东地区（开服装店）人士为主，均以祖辈或上辈来沪打工、学生意、跑街（业务员）、进而自己白手起家开店做小老板起家的。

上海石库门老房子

我家4号是“三开间三上三下”的石库门，一楼原是蔡家爷爷父亲开的“永和五金号”店铺，公私合营后他们一家祖孙五口人仍住二楼。蔡家爷爷和蔼可亲，从不与人纷争，每天下午，他都抽着用烟嘴过滤的香烟，默默地坐在边上看着我们与他孙子孙女一同玩耍。蔡家拥有独用的煤气灶间和抽水马桶卫生间，显示出蔡家解放前曾经的辉煌。一楼东西厢房、客堂间和后厢房陆续住进多户人家，从原有的两户扩展到七家住户。记得“文革”前天井两大扇排门板玻璃上用红漆书写的“永和五金”四个大字，大门门框外横梁上有许多生龙活虎的吉祥物和人物浮雕装饰（“文革”初均被砸烂）。弄内石库门属4号的天井最大，上面有全封闭的玻璃雨棚。小时候冬天把大门一关，与一群玩伴在天井放两块汏衣裳木板（每块长约一米、宽约60厘米），用方凳支起，中间放几块砖打乒乓球，6只球为一局，淘汰赛，谁赢谁拜大王，不论男女一律自觉排队，玩的不亦乐乎。弄堂里男小孩课余时间聚在一起不是“打弹子”、下“四国大战”军棋，要么就去九龙路码头趸“斗鸡”、“撑骆驼”等，青浦路上打羽毛球、滚铁圈、玩自制的轴承滑板车（类似现在儿童滑轮车）。下雨天则躲在弄堂两头的“过街楼”玩“刮刮片”、“盯橄榄核”等游戏，夏天去虹口港、黄浦江游泳戏水；女孩子游戏以跳橡皮筋、执沙袋翻麻将牌、踢毽子、造房子为主。下午放学后是小朋友最开心、也是弄堂里最闹忙的时刻。

听老辈人说，弄内10号前楼东西厢房和客堂间，20世纪40、50年代曾长期住过一家犹太人，有个小男孩经常与弄堂小朋友一起玩耍，相得甚欢，60年代初举家迁回了以色列。新中国成立1954年初到1956年底，全国范围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运动，沿大名路商铺陆续关停并转。到1966年初，原先弄内20余家商铺仅剩“五洲服装店”、“美琪食品店”和“鸿泰烟杂店”3家商铺。随着“文革”风起云涌，弄内资本家住户接二连三被抄家批斗，房屋也被强行腾出让给住房困难户，导致住户人口剧增，子女长大后结婚生子、住房逼仄搭建阁楼、厨房局促不堪，邻里矛盾日显突出。

仁和里“抄家”风潮正值我小学三年级暑假，亲眼目睹身穿黄军装、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小将挨家挨户抄家情景。那些白手起家“资本家”的金银细软、红木家具、名人字画、古董古玩等全部被卡车拉走，积赚几十年甚至几辈人的财富，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亲眼所见，那些红卫兵小将因为抄家嫌烦嫌累的缘故，竟然将抄家对象家的电风扇、收音机当时的奢侈品从二楼窗户直接扔到大名路上，当场摔个稀碎，一应俱损。后弄堂我同学的祖父辈是开洋服店的老板，解放前曾经承接一批定制的国民党美式军服，后来当样品一直保存着，没料想抄家时被抄出，红卫兵如获至宝的把这套少校军服当成暗通国民党的“反革命罪证”挂在同学家门口，用白纸黑墨写成大字报贴在墙上揭露其所谓的“罪状”，并勒令同学父亲戴上高帽子、头颈挂上牌子站在板凳上批斗示众。令人唏嘘的是，6号里50多岁裘翠芬单身老太太，因解放前夕她地主老公带着小老婆去了台湾，被扣上“地主婆”的高帽子，批斗后勒令其每天打扫整条弄堂的卫生。可怜的老太每月仅有生活补助费12元5角，一个人还带着5岁的孙女（因离异的儿子在单位接受隔离审查），居住在二楼且只有一扇一尺见方天窗、仅6平方的后厢房。无论秋夏春冬、刮风下雨她都得拖着孙女清扫弄堂、打扫垃圾桶，还时常遭到不明事理熊孩子的辱骂、甚至朝她吐口水。使人想起“祥林嫂”的悲惨命运。仅仅几年后，人们再也见不到这位白发苍苍，张口操着浓重的口音“张先生”、“张师母”、佝偻身子的绍兴老太，她已在那间小屋里悄无声息、孑然辞世…… 

“五洲服装店”原名“沈隆兴呢绒洋服号”，由浙江鄞县人沈照馥于1937年在上海虹口开业创设。起初以经营西服和呢绒为主，后来逐渐以经营海员服装为主，成为了当时海员服饰领域的重要商家。1956年公私合营后改名为“五湖服装商店”。凭借其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优质的产品，又靠近太平路招商局中栈码头，扬子江路（原先九龙路与扬子江路是相通的）琼记码头、日本邮船会社码头，以及解放后上港五区、上港三区等国际装卸码头（现为上海港国际客运中心、北外滩滨江绿地），国际海员甚多。半个多世纪来，此老字号店长期经营国际海员服装和洋服，是同行业中的翘楚，品牌蜚声中外、生意兴隆，成为“中华老字号”品牌。“沈隆兴”发展历程也是红帮裁缝在上海乃至中国服装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缩影，体现了红帮裁缝在引进西服并使之本土化、民族化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宁波服装博物馆专门收藏了与“沈隆兴”相关的海员服装和海员帽等实物藏品，见证了“沈隆兴”及红帮裁缝在中国服装史上的重要地位。

“五洲服装店”后面是工场间，典型的前店后作坊。二楼是老板和家属住房。店后门正对着我家4号的厨房后门，我与工场间的裁缝师傅都很熟悉，经常去那里看两位老裁缝师傅裁剪西服和海员服，裁好后即给边上缝纫女工缝制。当年我还跟著他们学过裁剪中山装呢。上世纪60年代末社会上一时流行“海员纽扣”的风尚，即中山装上钉上海员纽扣，分黑色、棕色、米黄色三种，且颜色越浅越时尚，一时成为紧俏货。我“近水楼台先得月”，从裁缝师傅那里得知海员纽扣到货消息后立马去购买，立即自己动手更换了中山装上的普通纽扣，可以在玩伴们面前“扎扎台型”。

1970年代初与发小松麟在浦东公园的合影，穿着有海员纽扣的中山装很“扎台型”

上世纪60年代初，当我第一次在“美琪食品店”看到风靡全球的可口可乐广告语“最易解你渴”，尽管当时市场根本没有可口可乐售卖，但依然给我下深刻烙印。那是一只上世纪40年代装可口可乐约80厘米见方的保温箱，类似现在的冰箱，尽管已使用了20多年，岁月的磨砺把保温箱四周磨出了金属的锈斑，但红底白字英文字母的可口可乐“Logo”却斑驳可见。“美琪食品店”自1930年代就开业的老字号酒吧咖啡店，原老板1949年携家眷去了香港，后由其弟弟接盘继续营业，但改为食品店，经营面积和规模严重缩水。整条大名路剩余的食品店寥寥无几。夏天，陈老板在保温箱中放上冰块，冰镇桔子水，那个冰甜爽口味道至今仍在记忆中。但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店里的油氽豆腐干和素火腿。每当下午，陈老板推着用四只废弃轴承改装的小车从三角地菜场批发回来，我便掐准时间，从后弄堂穿到店铺，用早已准备好的零钱买五分钱一包两块的油氽豆腐干、盐水香干和六分钱一包的素火腿，去晚就卖完了。刚出锅油氽豆腐干冒着热气，咬在嘴里汁水味道鲜美无比……当然，不要粮票七分一只的原味蛋糕、八分一块的上海咖啡厂方块速溶咖啡、2角钱一瓶的“正广和”桔子汽水偶尔也会奢侈一回。“241649”是“美琪食品店”的公用传呼电话号码，弄堂内家人有急事，陈老板连电话都不挂直接上门来叫“张家姆妈”或“胡先生”来听电话。“文革”后此公用传呼电话被迁移到塘沽路的“平安里”弄堂口，对仁和里居民极为不便。那时的邻里互相照应、关系相当融洽，逢到下雨，如邻家衣服晾在弄堂而家中无人，邻居就会主动帮忙收进；哪家小朋友忘带钥匙，或父母双职工晚回家，小朋友在邻家吃顿晚饭也是常有的事。

“鸿泰烟杂店”后门斜对着4号厨房后门，与“五洲服装店”仅一墙之隔。此店解放前是个钱庄，由宝宝老爸从爷爷手中继承过来，“公私合营”后改为经营烟纸肥皂等杂货。为抄近路，只要敲敲后门，叫一声“宝宝老伯伯，开开门”，一头白发的宝宝老爸会穿过咯吱咯吱作响的地板来开门，我立即进去就可以买到家中急需的肥皂草纸之类的日常用品。有一次我肚子疼，还在宝宝老爸那里买了一小瓶十滴水，喝下几滴，一会儿功夫肚子就不疼了。

大名路202号原址是个酒吧，1960年代初大一居委会在此办起了里弄食堂，原本为了解决孤寡老人、双职工子女午餐问题，周边五金店、杂货店、加工场等小单位职工也纷纷前来搭伙吃饭。“沈隆兴服装店”年轻的缝纫女工们中午也三五成群去食堂午餐。上世纪60年代初至“文革”开始，我和姐姐经常在那里午餐。还记得窗口打饭的阿姨是仁和里10号的大毛姆妈。大毛参军当空军飞行员时因公殉职、壮烈牺牲，原本家庭妇女的大毛姆妈被居委会照顾到里弄食堂工作。大毛姆妈待人和蔼可亲、手脚勤快，对我们特别客气，经常给我们留可口的饭菜和肉包子，我至今清晰记得2分半一只的肉包子特别好吃，咬上去鲜美的肉汁顿时在口中四溢……

“文革”初期，三哥从旧货店花五元钱淘来一架老旧手摇唱机、花10元钱淘来一把小提琴，都是典型的抄家物资。又在“大串联”时，三哥从北京在铁道部通讯处任职的表叔那儿带回许多著名风景照片和几卷120胶卷。在那个年代精神和物资生活普遍匮乏、又逢“停课闹革命”闲赋在家之时，这一下点燃起哥姐和我对音乐、摄影浓厚兴趣的火苗。一时间，学拉小提琴、寻觅唱片、听歌曲音乐、学摄影，成为我家几个子女乐此不疲的爱好。

我在家中学拉小提琴

手摇唱机老照片

这架手摇唱机没有自带大喇叭状的音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后弄堂262号三哥的好朋友小安专门请教他吴淞二中的物理老师，得知当年几乎每家都有的电子管收音机可以作为功放，只需把手摇唱机输出线与收音机背后接口连接上，即可作为音频输入。我们用家里的红灯牌六管收音机一试，果不出所料，音响效果就是好听。282号姐姐的闺蜜敏敏家祖上是开五金店的，家中有许多珍藏的唱片，抄家时红卫兵把唱机给带走了，幸存下的几张革命歌曲唱片，都给了我们。另外还向四邻好友同学收集唱片，有空政文工团演出的全套歌剧《江姐》，王玉珍演唱的《洪湖赤卫队》歌曲大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马玉涛演唱的《马儿啊，你慢些走》、《看见你们格外亲》，马国光演唱的《我为祖国献石油》，以及李世荣与吴秀云合唱的《草原晨曲》等等。在仅有8个样板戏、收音机整天播放语录歌曲的年代，这些唱片歌曲听得我们如同久旱逢甘露、如痴如迷。尽管手摇唱机每隔十几分就得手摇几十下，但乐此不疲。有时还把唱机唱片打上包装搬到要好的邻居和发小家一起倾听，前提必须锁好门关上窗、调低音量。这一切都为了躲避在那个特殊历史环境和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弄内的“积极分子”和“革命里弄干部”的眼皮和耳朵，以防他们向有关部门“检举和揭发”。

从那时起，我认识了什么是黑胶唱片和塑料唱片，知道了粗纹唱片每分钟有78转和45转，密纹唱片每分钟是33.5转和16转之间的区别。最令我心醉的是，与三哥和他发小小安一起去262号漂亮的蒋姓大姐姐家中，聆听她用夏威夷吉他演奏印尼民歌《宝贝》。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夏威夷吉他演奏。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新婚燕尔的她与夫君坐在床沿，我们则坐在一边聆听她的演奏。只见她把吉他平放在腿上，一手持金属滑棒按弦，另一只手带金属指套拨弦，独特的演奏方式产生丰富的颤音和华丽优美的旋律，窗外隆冬寒流夹着呼啸的北风，与屋内音色温暖而又温馨的氛围，形成强烈反差……我渴望追求艺术的荷尔蒙瞬间爆棚。随后，还模仿地下党开展活动方式，在玩伴间偷着传阅《外国民歌二百首》一书，悄悄地传唱书中的歌曲。那一年，我十二岁。

（未完待续）

写于2024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