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思绪如山——续《冷寂的辉煌》②（作者：乔梅）
旅行
2024-11-01 07:23
广东
——续《冷寂的辉煌》
乔 梅
回到这僻静、寂寞的小山村，看到这里曾是那么熟悉的一切，心里升起的那深刻的悲伤、沉重的思绪，使我按捺不住地想讲他们的故事。 他高高的个子，略为方正的脸庞，戴一副酒瓶底似的深度近视眼镜。“文革”开始时，他是福州一所中学高三的学生。他是个内向的人，有些孤僻，不常加入我们几个知青热闹的谈笑。也许是觉得我们的行为太激烈吧。 下水田干活，他手脚显得笨拙，时不时，见他拄着锄头发呆。挑起担子，他也比同队的男知青们吃力得多，双手撑着扁担弯着腰，让人看着心疼。 晚上，我在煤油灯下读文史，读马列，见他——眼镜先生(权且这么称呼吧)也在读书。近前一看，他读的是理工类的书，什么电啊，机械呀。在批判“白专道路”的那个年代，读这些书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有时我跟他会在大队主村碰面，他是去看在那儿插队的他的一个妹妹，我是去大队参加会计出纳之类的会。我见他仍带着他的理工书。 终于有一天，他很郑重地对生产队长黄春基说：“山坡上、山坳里，到处可以看到桃树，你们不能让桃树这么随便生长，要剪枝，那样果子才结得大、结得好。我来帮你们剪枝！” 队长笑了，我们也笑了，社员更是在背后笑。那都是些野生桃树呀，只会结小毛桃的，而且是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整个大山里，谁去管它呀，有必要管吗？ 可是队长点头了，也许是看他这深度近视眼，反正也干不了什么农活吧，要剪就让他剪去。“好，这活就派给你了，修剪桃树枝！” 从此，每当我们扛着锄头、草耙，排着队出工时，他也动身了——拿把大剪刀，雄纠纠气昂昂地满山转去了，还挥挥手跟我们说“再见”。有时，我们在山垄田里干活，见他从一旁高高的山坡上走过。他挥起大剪刀，挺神气地对我们致意。见到桃树，他就上去“咔嚓咔嚓”很认真地来几剪子。 最终，我们谁也不知经他剪过枝的桃树结的桃子是不是大了点儿甜了点儿。因为根本就没人去关心过、看望过野桃树们，也没见谁摘桃子来吃过。 好像是又过了一年吧，大队要搞白木耳种植。眼镜先生又自告奋勇毛遂自荐，要帮助大队培训白木耳种植的技术人员。也是，只要找到有关的技术理论的书，他都能学会。 于是，他被暂时借调到大队部去了。大队部近旁搭了个棚子，里面堆满用来培育白木耳的木头。他就在那儿开始施展他的身手。 此后，我有事时到大队部去(有时是因我生病，不得不下山来住几天)，晚上睡在我们搬上山前暂住过的小土屋里。发现眼镜先生在楼上一个角落用木板隔了一个小小的包间，住在里面。每夜，他的油灯都亮到很晚。 第三年，同队的知青有的已招工走了，有的转到其他地方去插队了，有的正准备转到下放的父母那儿。凄冷之感已开始冲击我们。眼镜先生还没走，但他大多时间在大队，和我们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那时，大队准备建个小发电站，眼镜先生又出来承担了这项工程的主要任务。他带人勘察地形、设计图纸、买器材。我们真不知他是怎么学会这一切的。社员们开始把他当成能人了，简直崇拜他。我下山到大队去时，还常能听到他的消息。 返城潮开始蔓延。公社几个大队的插队知青各显神通，一个一个地调离了。道吴大队几个村的知青也陆续回城。知青中人心惶惶。繁重的农活、荒漠似的文化生活、贫困日子造成的身体日益虚弱，使我们感到窒息、失落；农民的不理解、一场接一场的劫难，打碎了我们的理想之梦。由此，各村之间的知青们几乎不再串联、不再互通信息了，谁也顾不上谁了。渐渐地，我们也就没有过问眼镜先生的消息了。 再后来，我撑着总是莫名其妙地发低烧的病痛之身考进了一个地区文工团。 在道吴大队的知青们都离村之后一两年，小发电站终于开始发电了，供电给主村、黄墩、溪源三个村子。这次回道吴，我才了解到，发电十多年后，因溪水干涸，水电站废弃了。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他总算遂心愿进了大学，攻读他心爱的理工科。多少年的盼望和等待啊，一旦如愿，狂喜和激动的冲击难以控制。年龄大了，身体不好，以这样的年龄和身体要跟未经过下乡劫难的年轻学友们相拼，他担心自己学不好，拼命苦读。终于，他支持不住了，夜夜失眠。越失眠越担心，越担心越失眠。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 在迷乱与绝望之中，一天，他突然纵身跳下了高高的教学大楼…… 黄坑头山里的桃树们若还在，会想起他的——他神气活现地挥着大剪子巡逻在山岭上。 他黝黑的皮肤，瘦削的脸，却充满力量。他的家在那时的福州郊区，世代务农。“文革”开始时，他是福州一中高二的学生。“文革”中他是学校一个群众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下乡后，延续在校时的地位，他也是我们黄坑头知青的头面人物。 下乡没几天，就遇上春节。我们组织起与农民的篮球赛，他是知青篮球队的主力。和农民联欢，他是积极倡导者之一。出工收工，在山路上我们高诵“山，刺破青天锷未残”，高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他总是把嗓门亮得响响的。遇上公社放电影，我们爱看电影的几个人傍晚收工顾不上吃饭，兴冲冲地走几十里山路去镇上看电影，他是积极参与者。挑担子，他把谷子装得满满的。为动员农民搬上山，下山找大队干部提议开批判会，他是组织者之一。为动员全体社员在山上重建家园，我们上县委请战，他是代表之一。 他爱好音乐，下乡时带着一把二胡。午间休息和夜晚，他常咿咿呀呀地拉。同伴们笑他琴技差，像拉锯，他先是面露不悦之色，继而不管不顾地又陶醉在自己的琴声中，一副我自稳坐钓鱼台的架势。 春耕前，队里搞薄膜蒸汽育秧。离晒谷坪不远的田里挖了个大土坑，架上锅，日夜不停火地烧水。夜里得有人轮班填柴。农民们下山住，任务就落在了几个男知青身上。轮到王子值夜班时，他拎着二胡坐在炉火旁。半夜三更醒来，常听到野地里传来他的二胡声。山野黑漆漆的，冷风嗖嗖，竹林哗哗作响，夜鸟扑啦啦拍翅飞过。在这样的背景上，他的二胡声听来怪人的。他自得其乐。 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一年。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的，战胜了劳累、艰难和困苦。![]()
很快，王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后反差之大，判若两人。 大队党支部组织知青们写总结材料，回顾一年多来在农村锻炼的情况，谈心得。我们每人都写了满满几张纸，诸如：学毛著体会，学习农民不怕脏不怕臭的精神，农活技术上的提高，等等。可王子一字没写。他说：“奇怪，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内容可写，我认为没什么可写的。”我们不解地看着他。 渐渐，他不爱说话了。出工收工路上，听不见他的歌声；夜晚，听不见他拉二胡。再后来，他不愿出工干活了。下田，他走在远远的后面，挑肥料，忽然就不见了他的影子。仔细一搜寻，发现他在一片林子里，坐在倒伏的树干上，手拿树枝低头在地上划拉。有时，他干脆躲到山下小屋去，几天不上山，说是身体不舒服。下去看他，发觉他没有生病。 他很严肃地说：“我在想，难道就一辈子当落后生产方式的工具？国家培养一个学生不容易，知识青年在别的岗位上比在农村对国家贡献会更大，大得多！我认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举动，是——” 他顿了一下，小心地、但又是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是错误的！” 我愣了好一阵。其实，我也曾暗暗地在心里疑惑：难道在学校学的一切都要从此抛弃？在别的岗位上就不是革命的了？想必其他人心里也有这疑问。但我们又认为，现在国家没叫我们离开农村，反正我们还年轻，前途总还是远大的，先干吧，既然干，那就干得好些。所以谁也没王子想得多，没有像王子那样说出来。知青中并不是所有人劳动都积极(我们是“共产主义”小集体，因此有的人不怕自己工分挣得少)，但本来就懒散的人始终懒散反而不显眼。可王子不同，他算是头面人物，前后又判若两人，因此很扎眼。 “告诉你，我绝不会扎根插队，我在想办法离开这里。”他坚决地对我说。 他做到了。不久，他就通过关系到某个地区的地质勘探队去了。不知他是不是受话剧《年轻的一代》的影响向往地质勘探。我祝贺他。 岁月流逝。同队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我却因为曾跟公社知青办的一个负责人(记得是转业军人)吵过一架——纯粹是为工作问题吵的架，而被他卡住不让上调，甚至硬是把县里指定给我的名额换成别人。 辗辗转转，十多年后，当我成为省城一家晚报的记者时，又见到了王子。他早已调回省城了，还是在地质勘探部门。碰面时，我们都不提起上山下乡插队年月的事。对那些事，我们心照不宣。 又过了几年，一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他回了道吴一趟，但没上黄坑头。至于回道吴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感想，他缄口不提，我也就不问了。 1996年，他病了，病得很重。原以为是“文革”中受的伤复发，后发现不是。5月，我出差去北京。从北京给他家里挂电话时，他妻子说他想吃北京的燕麦片。回福州时，我买了一纸箱的燕麦片带回来。但他已无法进食任何东西。几天后他在医院离世。 “文革”开始时，他是初二的学生。他不是同队知青中年龄最小的，但长相和性格却完全是个孩子。他身量还未长足，椭圆的脸蛋，天真无邪的眼睛，小巧的嘴，说起话来细声细气的，带着点撒娇的腔调，像个可爱的小猫咪。也是的，若不是下乡插队，他一定还偎在妈妈身边撒娇呢。 他是个听话的孩子，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遇上脏活苦活，他会不太情愿，但也仅是悄悄撅一下小嘴，随后便不吭声地干起来。遇事他没什么主见。生产队开会时，他坐在小板凳上或者铺上，忽闪着眼睛往每个人脸上轮流地看。这么说吧，他完全是一副跟在大人身后颠颠地跑的小孩模样、小孩脾性。 田间休息时，我们常拿他打趣，“小乖”“小猫咪”地叫着他，捏捏他的小鼻头，摸摸他的柔发。其实，严格地说，我们哪个人不是孩子呢？只是我们更心疼他。对“小乖”打趣，还有一层谁也没说出口的原因：借以给我们艰苦、枯燥的生活增添点乐趣和温馨的色彩。有时，我们会像支使自家小弟弟一样支使他递个毛巾拿个杯子什么的，他也温顺地应了。当然了，也会有反抗的时候，那更会引来大家一阵快活的笑声。 一次他从福州探家回来后，郑重地宣布：“我改名字了，以后你们不要叫我原名了，我叫宏民！”说罢他挺挺腰板，似乎要向我们证明他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了。 笑罢，依然口口声声叫他“小乖”，天天叫他“小乖”，连他原名都不叫，没人理会他那个“宏民”。 他每次探家，父母都伤心地久久不放他再回山里来，每次都要往他的背兜里塞进一些吃的，千叮咛万嘱咐注意安全。终于有一天，他那身为军医的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为他办了个“病退”证明。 揣着这张“证明”“小乖”一级级地悄悄办好了回城的手续。他离开山村的那天，大家既为他高兴，又黯然神伤。平时一脸孩子气的“小乖”，第一次显示出些“成熟”相：从他脸上既看不出有多高兴，也看不出是否难过或难舍。他没多说什么，在我们出工之后，他背上行李，下山了。 几个月后，我回福州去找医生治疗在挑担子时摔伤的肿胀的小腿时，听说“小乖”在一家部队的汽车修配厂当了工人，便去看他。正是盛夏，我顶着烈日，忍着小腿的不适，骑自行车跑了几十里路。到那家工厂时已是正午了。岗哨叫来了“小乖”。 “小乖”胖了，脸红扑扑的。显然他已午休了，睡眼朦胧的。不懂事的他对我的突然来访有些不高兴，皱着眉头不想多说话，只说他当了一名粹火工。问他不比在农村累吧，他说“还行”。 为了让他能再回营房睡会儿，我告辞了。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次见到他。 真不能相信，那个可爱的“小猫咪”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他的人生。如果没有插队，他的路是不是会长些？也许他的逝去跟插队生涯并没关系，但山村里留下过他稚嫩的、孩子似的笑声，在山村里生活过的人们还会记起他的。 还有我的亲爱的大弟乔建榕。他年龄比“小乖”还小，却是那样地成熟，那样地刚强。干起活来，他能跟农村强劳力相比。他最能吃苦。他的工分是全队知青中最高的。他开朗乐观。提起他，没有一个人不大为赞赏。人人喜欢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清晰地刻印在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心上。 曾经一起在山沟里流汗流血、摸爬滚打的知青同伴们，其他的人现在都在哪里？他们有的远居大洋之外，有的渺无音讯。不管他们在哪里，我知道，他们都是社会的中坚。是的，有了那样的艰苦磨练垫底，世上还有什么样的艰难不能对付？还有什么社会责任感不在心头挂着呢？ 当我在这个辉煌的深秋，站在这冷寂的山坳里时，感觉过去的一切真像一场梦啊，却又像我曾在这山坳里从心里聆听到的那《悲怆交响曲》，那样地悲壮啊！ 你看：静静的山野，高高的坡坎上走过迟归的老牛，淡然地哞哞叫着，走啊，腾蹄走进了天边的晚霞。赶牛汉把牛鞭脆脆地抡到了云彩上，回头留下几声憨笑。那株孤傲的枫树在风霜中把满枝火红摇动，红雨纷纷。一队知青扛锄人唱着，隐进了满山烟岚中…… （续完）
乔梅，(又名乔梅英)，女，1969年1月24日从福州一中到顺昌县洋口公社道吴大队黄坑头生产队插队。回城后任福州晚报高级记者。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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