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小筒村
林 洪 生
1969年2月9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一个日子。火车拉响了尖厉的汽笛，在沉重的喘息声中终于启动了轮子，抛下了拥挤不堪的送别人群，抛下了福州这一座南方秀丽的城市，带着成千上万人的牵挂和不安，向闽北那高高的山岭那密密的森林奔驰而去。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将在那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在那里“扎根山区干革命”。 带着几分热情和冲动，也带着几分无知和无奈，我们坐在闷罐车里，身上穿着只有上山人员才能特批买到的土布衣服，开始了人生一次新的征程。在剧烈摇动的车厢里，在“咣当咣当”的铁轨和车轮的轰鸣声中，我们围坐在一起，没有歌声，没有争论，没有思索，未来的日子和遥远的地方让我们觉得有些麻木，我们就在麻木中迈出了一步又一步。 坐了一夜的大火车，我们又换乘车厢窄小的森林小火车。当小火车终于停下来时，接我们的农民们早已提着扁担和绳索等在车站边。贫下中农们热情地接过行李，帮我们挑着扛着。我们这个知青点的10个学生开始踏上一条崎岖的山路。 走惯了城市平坦大道的学生们，下子被崎岖的山路和耸立的高山镇住了！农民们关照我们：“慢点走，要翻七座山哩。"农民们嘴里这轻轻松松的一句话，像一块磨盘压在我们胸口上，我们开始从询问、说笑转而开始沉默、喘气。直到最后走走停停，坐坐歇歇，天将黑时，终于从山道和密林中看见了一片水田和水田边的一片低矮的瓦房，这就是我后来在此生活了三年半的小筒村。 当太阳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的时候，我们才渐渐看清了村庄的全貌。几十户人家土墙连着土墙，黑一色的瓦顶连着瓦顶。只有门和屋梁全是用杉木做成。中间有一条窄窄的用巴掌大的碎石铺成的路。村子坐落在山窝里，四面是山，只有村南的一面有一片水田，水田中间还有一条用碎石砌着岸沿的弯曲细小的水沟。 第一次与农民亲密接触是到农民家里吃“派饭”。村中没有食堂，更没有什么小吃店，惟一一间小商店仅仅是卖些盐巴、酱油、煤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我们暂时还无法单独办伙食，于是就由队长安排轮流到农民家里吃饭。 农民们是热情的，他们倾其所有想让我们吃得好些，但是他们所煮的菜一咸二黑三无油，都是我们难以下咽的。最令我感慨万端的是那一块肥猪肉。不知是哪年哪月的猪肉，藏在一个大盐罐中，每次煮菜时，从盐罐中夹出来，往锅里轻轻一擦，又放回罐中，擦的次数多了，就像擦皮鞋的刷子黑不溜秋的。猪肉是人们生活中的奢侈品，后来在劳动时发现，农民们在谈论吃肉时有一种“望梅止渴”的功效。村子里每年杀三四次猪，一般是国庆节一次，过年一次，还有一次是最辛苦的“双抢”时间。 生产队里偶尔也聚餐一次，吃饭前，队长对我们斯斯文文的样子不放心，教我们说聚餐吃肉要做到“吃一挟二盯着三”。我问村里的老年人：“去过县城吗？”他们摇头。“见过汽车吗？”他们还是摇头。一些见过世面的年轻人反问我：“福州的解放大桥有几个桥？”“东街口邮电大楼有几层？”这两个当时福州最知名的建筑物，没想到还真把我考倒了！ 白天的劳累且不说，劳累之后过的是“暗无天日”的夜生活。我还有一盏带玻璃罩的小油灯陪着，我的农民兄弟们却只能靠“松明”来照明。农民们把溢满松脂香味的松树劈成细条，扎成一捆捆存在家里，田里事忙迟了，夜间开会、串门、办事，就抽出一根点燃。点的多了，木屋熏得黑糊糊的，人脸上也是这里黑一块，那里黑一块。 直到后来在下放干部帮助下，知青们日夜苦干，建了一座小小水电站，村子里才第一次亮起了电灯。那一天，村头的老张伯装了一锅烟，对着灯泡问：“这玩艺儿能点火吧？”周围人因为高兴，就不断取笑他。 青黄不接时，是农民们最难熬的日子。有的家人饭量大，断粮了要吃回销粮。也有假断粮的，为了能分到一些回销粮。一向民风淳朴的小山村，开始出现有人偷刚冒芽的谷种，有人偷队里喂猪的米糠。我们这些知青按照规定标准，每月供应30斤大米，这些大米对于今天来说是绝对吃不完的，而当时年青，劳动量大，又无其他可吃的副食品，往往是“吃了前两餐，晚上喝米汤”。一些条件好的知青叫家里人寄炒面粉，而我不敢吭声，只好默默忍受。 在我的一生中，三十多年来我永远忘不了那三块饼干的故事。我和波华是同班好友，被队长分配到一块山田里“跟牛”——牛在前犁田，我们俩在后用锄头碎土，整整一天的强体力劳动，既累又饿，在我们最难忍的时刻，波华从衣袋里掏出仅有的三块饼干！直到现在我吃东西时，每每还想起那三块饼干，而且还常常以三块饼干的故事教育我的家人。那时候，饭都吃不饱，更不会去考虑桌上有什么菜了，有时是一碗盐笋或者一碗咸腌芥菜。有时就只有一碗盐水汤配饭，10个人默不作声地吃着，吃完后闷头就睡。 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也连同带来了精神生活的单调枯燥。村里惟一的一份报纸放在大队部，我最想看书的时候却无书可看。没有了书报，农民们用纸都很困难，他们上茅厕方便完后，用薄竹片往屁股下轻轻一刮，就算完事。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一个发明造纸术的文明古国里，在这个偏远穷困的小山村里，竟然写信时找几张像样的纸都很困难！为了看一场电影——且不说那电影拍的如何，我们在夜间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到外村看完了电影半夜里再往回赶。而这样的电影一年中能看上一次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和满足，因此看电影时，总是睁大眼睛，总怕掉了哪一句台词。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每天都煎熬着我们青春的年华。![]()
小简村人少田多，山高水冷，我们每天的劳动都异常艰辛。刚过春节，我们就要下田翻土，那时候，天寒地冻，田里铺着一层薄冰，双脚踩进烂泥田，陷到大腿根，冰片象玻璃般“咔嚓”一声碎了，这时候才知道“刺骨寒冷”四个字的感觉。双腿先是象无数只蚂蚁叮咬，渐渐失去知觉而麻木了，我们操起锄头，不停地往冰块上刨去，直到半天以后，上身暖呼呼的，透出一丝汗水，但双腿却还是那么冰冷，发麻。翻完了水田，插秧的季节已经迫在眉睫，农民们赶时间插秧时一个紧追一个，我们夹在中间，一弯腰就是半天。待到午饭时，腿也弯了，背也弯了，穿着沾满泥巴的衣服，往山坡上一躺，才渐渐缓过气来。 最要命的是春雨天气，穿着厚厚的蓑衣，湿透了身上的衣服，冰冷的感觉立刻漫透了全身。田里的秧刚插完，紧接着就要耘草、施肥，整修田埂，喷撒农药，队长王水华喷药时不小心弄瞎了一只眼睛，落下终身残疾。 只有当稻子扬花时，我们才有机会走出水田，到山上干些杂活儿。说是杂活儿，其实也并不比水田轻松。比如上山挖笋，我们要吃力地用山锄头刨着，挖出笋后砍去笋根，剥开皮壳，一挑子一百多斤重，在弯曲崎岖的山路上摇来晃去，遇上爬坡，雨天路滑，更是一步一咬牙，连喘气都象是牛的呼吸声。 挖笋之外，常常还干些砍树、扛毛竹之类的活儿，也都是些既笨重又累人的活。一年四季中，最艰苦的还是“双抢”季节，一边抢收稻子一边抢插秧苗。我们往往天不亮就起床吃饭，到田里时天还是黑乎乎的一片。晚上收工时，月亮已经高高挂在天上。白天在烈日的暴晒下，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脸上像抹了一层黑油，手臂上的皮被阳光晒后脱了一层又一层。长时间的劳动，强体力的劳动，使我们连走路时都想打瞌睡！ 在艰苦的劳动生活中，我非常敬重佩服那些贫穷的农民们，他们有着大山一般的脊梁，默默承担着生活的重担。他们朴实、坚毅、乐观，坦然面对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困难。至今，我仍然十分敬重那些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却坚韧不拔的农民们！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应该说，艰难困苦的劳动生活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吃尽了苦头，同时也磨炼了我们的身体和意志。使我们对这块美丽的土地产生了感情，对这里淳朴的贫下中农们产生了感情。我们这些同呼吸共命运的知青们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小简村山高路险，森林小火车还无法通到这里，大片的森林还处于半原始状态中。这里有名贵的楠木；有两、三个人才能合抱的杉木王：有满山遍野的药材；有无数松树、杉木、毛竹；还有许多天然生长的说不出名的树木。 这里的每一座山都是一个树木的王国，这里的山连着山，林连着林，登高望远，满目葱绿，向天边起伏延伸。农闲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一头钻进森林里，就象潜入深深的大海。森林里开着许多野花，最耀眼的是春天里的映山红。蜜蜂和蝴蝶们也跟我们一样不停地忙着。 我们到山上砍柴，那些自然枯死的毛竹是我们烧饭的最好燃料。我们用砍刀砍下一棵棵高大的树木，让它在丛林中长出一朵朵的香菇有时，我们也跟着有经验的老农民到山沟深处寻找红菇，只要你发现了红菇，并且记住了小路的方位，对外保守这个秘密，那么，你每年都可以去采摘那些美丽的红菇。 走在密不见天的树林里，经常有大尾巴松鼠在你身旁跳来跳去。有时会“卟卟”几声突然飞起几只受惊吓的山鸡，让你在无思想准备时吓了一跳。森林里的各种鸟多极了，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非常壮观的景象，它们毛色不同，形体各异，嗓音也有很大区别。几千只鸟聚集在一起，尽情地跳着唱着，像城市中一场热闹无比的歌舞晚会。 其他动物们则与鸟不同，它们喜欢悄无声息地躲在密林深处，不声不响地寻找着食物，过着自己悠闲自在的独居生活。有一次我从公社开会回来，碰见一只说不出名的像白熊般的动物，非常霸道地坐在山路的中央，挡住了我们的脚步，虽然我随身带着砍刀，但我们相视了许久之后，最终还是我退却了，回头绕了半天的路，才回到村子里。 原先我们知青中的女同学们都争着上山砍柴，自从有一次在山林中碰上一只有小铁桶粗的蟒蛇之后，就再也不敢去了。有一年冬天，雪下的很厚，山上的竹林子不停地发出鞭炮般的“噼啪"声，那是毛竹或树枝被积雪压断了。鸟儿们饿极了，就飞进我们的房间里觅食。还有一位下放干部去队里开会，回家时惊奇地看见一头山鹿竟然跑进了他的房间。 白茫茫的雪改变了山林的颜色，我们用竹杆探路，踩着深深的积雪到菜地去扒开覆盖在芥菜上的积雪，这时候，雪冻后的芥菜是一道最好吃的菜。还记得村里的小溪流连着山后边的大樟溪。大樟溪顺着山沟转来弯去，在密林中奔流着，清澈见底的水不停地从这个水潭流进另一个水潭。有一次，我们想改善一下生活，就用建水库剩下的一点炸药到溪潭里炸鱼。随着一声炸响，水面上立刻翻起一片白花花的鱼。 快过年了，这时候是山村中相对轻松的农闲季节。家家户户开始酿酒，磨豆腐，打糍粑，做白粿。乡村里开始飘起一股新米的香味，开始荡起大人和小孩子笑声。孩子们提着竹篓到林子里捡榛子，大人们忙着蒸米酿酒打糍粑，他们还要为辛苦了一整年的耕牛准备一些补养身体的酒糟和草料。农民们没有更多的奢求，他们只求风调雨顺，平安健康。只求一年中能吃饱穿暖，袋子里有几个零花钱——这就是闽北万千山林中的一个村庄，这就是代代相传百年不变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清苦而安稳的生活。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式的耕作中，我们也渐渐开始变得落后了！麻木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思想上观念上的同化现象！ 林彪事件的发生，让我们这些无知的年轻人感到震惊和茫然。这意想不到的事件是由民兵营长传达的。我们这些也算是热血青年的读书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受到这样的欺骗和愚弄。这时候，我们的一些生活情景就像电影蒙太奇般闪现在眼前：曾经在烈火烧山的时候，我们知青队的全体队员英勇冲上去，奋不顾身扑火，直到大火被扑灭后，我们带着满身的焦炭味，从火堆中爬出来，喘着粗气，躺在灰烬遍地的山路里，像死去的人一样！曾经在山洪暴发的时候，一位队友跳进奔腾的水里保护集体的财产，被凶猛的洪水冲走，当他被人们从下游救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们在私下里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怀疑，我们的满腔热情与信念被彻底动摇了。 这时候，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疟疾病开始折磨我们的身体。几乎所有的人都染上这种病，常常是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就发病了，发病时突冷突热，冷时哆嗦发抖，几床棉被也无济于事，热时烧得你如坠入五百里云雾中。而山村中缺医少药，连冶疗这种疟疾的“奎宁”也没有，所以我们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直到后来回福州读书后，在梅峰一所小学实习时，旧病复发，赤脚医生用药过量造成药物中毒，昏迷不醒，最终被送到部队办的一七二医院抢救，后来才被彻底治好了。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一些学校和工厂机关开始到山区招考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们这个原先认定一辈子扎根山区的知识青年集体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由解放军和工人驻校宣传队帮助组建的上山下乡知青队，是按照男女各半的性别比例来安排人员的。 人的感情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我们在这个贫穷的小山村里过的是一种非常艰辛困难的生活，除了那种极其繁重粗笨的体力劳动外，我们的思想与理智正在被慢慢愚化和磨灭。然而当我们将要离开这个几次让我们经历了生与死考验的穷山村时，我们又是那样的依依难舍——毕竟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流下了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毕竟我们在风风雨雨中共同走过了一程又一程。 我记得，最先离队的一个同学，当他踩着小石子铺成的路走到县城时，又连夜挑着行李回到村里。两位调动到农业师的女同学，在临走时紧紧抱住知青楼的木柱子痛哭流涕，不知为什么，在那个险恶动荡的年月，在那个极其复杂的日子里，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却是那样的幼稚、单纯和无知！在那招工返城的高潮中我仍然每天默默地出工，每天默默地收工，为了每天八角钱的工分——这种工分是记账式的，到年终结算时经过七折八扣而所剩无几。 最先给我的机会是去永安一个兵工厂，不几天就被人走了后门，我当作毫无此事发生一样。第二次是公社推荐我去医科大学读书。我赶去公社文教组填了表，交了照片。不久驻公社的一个干部通知我可以杀猪庆贺了。我似乎麻木了，依然每天不停地耕作，没有去探听更多的事情。直到石沉大海时，文教组的人告诉我，一个村书记的儿子也想上大学，就先把名额“让”给了他。半年后，福州师范学校到山区招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我到县城参加考试后被录取。这时候，我的身体已被疾病折得十分虚弱，连空手走路都感到十分困难，朝夕相处的同学和生产队队长扶着我翻越了七座大山，将我送上了喘着粗气的火车。 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穷苦的小山村。虽然没有回去过，但那山里的一草一木，村里的每一个农民，又都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就像藕断丝连一样，我每天都牵挂着那山里的变化，因为那里有我生命的一部分，有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记忆，有我征程中留下的深深的脚印！
林洪生，男，1948年5月生，福州第十六中学初中六六届毕业，1969年2月到顺昌县高阳公社小筒大队插队，1972年6月入学福州师范学校，后到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在福州第十一中学任教，及在福州电子职业中专学校任职。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福建顺昌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