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子 齐
2004年深秋时节，顺昌县举办中国竹子之乡联谊会暨返乡知青活动。应大会组委会邀请，我与妻子一道回到了35年前共同插队的地方——顺昌县郑坊公社罗坊大队招杉村。当年那是一个不通公路、没有电灯、三县交界的偏远小山村。然而此次重返故地，却发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变化。 县里与京福高速公路连接线的入口处就在我们大队，昔日的羊肠小路，如今却成了通天大道。闻名遐迩的中华礼品桃——招杉桃，就是以我们村子的名字冠名的。听说那是村子附近山东籍的伐木场工人用家乡品种与当地品种杂交育成的。那天中午回乡政府吃饭时，好客的主人端上了一大盆香喷喷的红烧羊肉，说是当地特产。我心里纳闷，过去这里并不养羊啊。一问才知道，如今我们公社已成为顺昌县南江黄羊生产基地，我们大队则是种羊的繁育基地。接着，年轻的书记、乡长还告诉我们：乡里合资企业生产的木制挂钟已漂洋过海，远销欧、美、澳三大洲；还有乡里通往各村的道路，不久都将全部实现“硬化”(铺水泥)哩。没想到的喜事，一桩接一桩。令我惊喜不已。 在乡领导的陪同下，当天下午我们驱车回到了当年插队的山村，回到了我当年居住过的小木屋。屋内陈设如故，墙上、天花板上依然是35年前我亲手糊上去的报纸。啊，历史仿佛在这里凝固了。我凝视着、沉思着，往事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1966年读高一时，正好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父母双双被关进“牛棚”，咫尺天涯，相见无门。因是长子，在处理好家中事务后，我便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到了顺昌县郑坊公社罗坊大队招杉村，与先期到达的同学会合，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插队生活。所在山村离公社所在地有十来公里远，上山一个半小时，下山一个小时。那里有两个生产小队——三队和七队，村中约有二十多户人家，人口不过百。 1969年6月8日早上9点多钟到公社报到后，接待人员便从“牛棚”中拉出一位中年汉子来，令其挑行李，并负责送我上招杉。此人二话不说，低头操起扁担，挑起行李就走。沿着河边蜿蜒的石径前行约三里地，越过一座山岗，一座年代久远的木头廊桥便出现在眼前。此桥名曰“登坡桥”，顾名思义，过了桥必须登坡。桥的两端分别连着两条山路，一端通往俸窠大队的黄坑村，另一端则通往罗坊大队的招杉村。 为了便于登坡，那汉子缩短了绑行李的绳子。尽管如此，扁担往上一翘，行李还是直往下溜。我们俩拖着、拽着，齐心协力往上爬。刚越过第一道陡坡，我已是汗流决背，气喘嘘嘘了。通往村子的山路时缓时陡，基本上是一坡一亭，一路上有五六座让人遮风避雨和歇脚的亭子。山路两旁古木参天，空气清新，虫鸣鸟叫，空谷回音，大自然是如此美妙！让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城里年轻人，瞪大了好奇的眼睛。 一路歇歇停停，中午时分便来到了一个高大的山门旁，上面赫然写着八个大字——“云蒸霞蔚”“紫气东来”。往下一看，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炊烟袅袅、梯田环绕的小山窝。在高大的砖砌“防匪墙”(解放前防土匪)的保护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几十座木楼，这是一个典型的闽北山区自然村。进村之后才知道，挑夫原为公社党委副书记，时为被打倒的“走资派”。说来可笑，我是在“牛鬼蛇神”的护送下，只身上招杉，从而走上了上山下乡干革命道路的。 我的房东姓陈，一家五口——房东兄弟俩、生母、继父再加上一个小妹妹。听说房东的生父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当过队里的会计。1964年搞“四清”时，因遭诬告自杀。生母后来改嫁给了刚丧偶的一位大队支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因生活困难，一个女儿出生不久便送人了。房东家的兄弟俩，哥哥小名叫“阿必嘎”，因患小儿麻痹症和天花，从小就落下“四不全”的毛病——拐手、瘸腿、耳聋、麻脸；弟弟倒长得白白净净的，刚从公社农中毕业回乡务农。 不久，弟弟看上了村里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却付不起999元聘金，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母子间常为此事发生争吵。劳动之余，弟弟无事可干，便坐在大厅长凳上翻阅一本《新华字典》。那时除《毛选》外，也只有这本书可看了。一天早上，他突然向我告别并轻声问我：“我平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如果有，请你原谅我。”我知道，他是患了村里人所说的“桃花癫”，养父正准备带他去闽清精神病院治病。我于是连忙安慰他，他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望着他们父子俩带着小行囊出门时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 当天下午收工回家时，大厅里人声嘈杂，感觉不妙。原来小儿子在临上火车前，从顺昌大桥头跳了下去，自杀身亡，公安特派员正来这家里调查取证。缠着小脚的生母，坚信儿子的继父不会害死他的。按当地规矩，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拉回家埋葬的。于是，弟弟便被匆匆葬在县城附近的荒山上了。 几天后，村里又恢复了平静，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不知怎的，我老忘不了弟弟临出门前那无助而又真诚的眼神。 为了排遣心中郁闷，夜幕降临时“阿必嘎”常来我屋里“侃大山”，从村里的逸闻趣事，到男女苟合，无所不谈。一天收工回家时，突然发现大厅里摆上了一桌酒菜，全家喜气洋洋。原来，“阿必嘎”结婚了，新娘是一位带着一个吃奶女婴的闽西少妇。据说是死了老公，由姐夫介绍来闽北找个好人家过活，只需几百元聘金和路费就可以了。也许是有前车之鉴，这回“阿必嘎”母亲当机立断，马上答应了对方要求。“阿必嘎”就这样“闪电式”地当上了新郎官。 然而，来得快的东西，去得也快。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当我还在梦中，屋外就传来了新郎母亲气急败坏的喊声：“跑掉了，跑掉了！”原来新媳妇趁“阿必嘎"熟睡之际，带着“细软”开溜了。于是，村里族人马上碰头，决定火速分头追赶。傍晚时分，跑掉的女人终于被追回了。原来，她是在县火车站候车时被发现的。村里人齐声痛骂，一致谴责。这时的“阿必嘎”倒心平气和，不计前嫌，且怜香惜玉，竭力为这女人挡驾。气得他母亲在一旁骂他没出息，一辈子没闻过女人味。经历此次风波后，我发现这女人总是低头吃饭，默默做事。 几个月后的一天，女方家乡公安局来人，要求将被拐卖的妇女带走。鸡飞蛋打，“阿必嘎”陷入了真正的痛苦中。他求我帮忙写状子，控告人贩子害得贫下中农人财两空的事实。虽然寄出的状子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然而我们却成了莫逆之交。以至于我返城多年后，“阿必嘎”依然与我保持联系。每次来信，总忘不了在信封背面抄上“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的诗句。他知道，那是毛主席引用来赞美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 林区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我们村旁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欢快的溪水推动着一部咿呀作响的水车，日夜转动的水磨，承担加工全村口粮的使命。 数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以松明、蜡烛和油灯照明。夜里一片寂静，一些不安份的“夜游神”时而出击，偶尔引来几声犬吠，这就是当年山村夜生活的真实写照。1969年秋天，县水电局来了一位技术员，帮助村里建设一座发电量为10千瓦的小型水电站。建电站需要筑坝开渠，于是三队、七队各抽调出十来名壮劳力参加建设。“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全村知青热情空前高涨。于是，女知青扶钢钎，男知青抢大锤，齐心协力开山、放炮、凿水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伤病疼痛和生命危险早已置之度外。 对于建设小水电我是很投入的，因对物理学历来感兴趣。为了架设进村高架线和入户线，我写信到京城求购有关小型水电站和农村电工常识的书籍。边干边学，理论联系实际，短短几个月内就和大伙儿顺利地完成了室内外的布线任务，家家装上了“双开关"。此外，我还学会了爬电杆，进行高空作业。![]()
1970年春节前夕，水电站终于建成发电了。那天中午全村一片欢腾，男女老少齐出动。随着木制水轮机的转动(因一时买不到小型水轮机，只好自制)，发电机轰鸣，灯泡大放光明。知识的力量，科学的力量给山村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幸福！从此之后，加工大米用上了碾米机，加工饲料用上了粉碎机。在明亮的电灯下，我提笔给已下放在建瓯县一个更加偏远的山村里的父母写了一封长信，谈了自己的感受。听说父亲读信后激动不已，对我赞许有加。我知道，作风严谨的父亲一般是不轻易表扬自己的儿子的。 当年在“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火烧高秆，枪毙高秆”的口号响彻云霄，传统的高杆水稻被认为是落后的品种，高寒山区也广泛种上了矮杆双季稻。据说有人还找到了一个十分可笑的“理论”根据——因为山顶地势高，离太阳更近。 夏收夏种时间短、任务重、劳动强度大，当时的郑坊公社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清晨五点半有线广播里的起床军号声就准时吹响了。我们常常是起了床，却睁不开眼。白天割稻、犁耙田，晚上插秧，环环紧扣，人人都像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没日没夜地干，特别需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 夜里插秧，首先必须解决照明问题。山里人自有山里人的办法，他们把松明放入一个用铁丝扎成的网筐里，再将网筐固定在长木棍的端。让两位十来岁的小孩拿着，各站水田一端。再安排一个插秧好手对着火光插秧，以便取直，其余插秧手则依次排开。在山风的吹拂下，火苗欢快地跳跃着，并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 经过一天高强度的劳动，我们虽已人困马乏，但望着满山垄的火光和一只只飞快点水插秧的手，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山风吹走了疲劳，大家相互开着玩笑，不经意间一丘丘水田又重新披上了绿装。这种壮观的劳动场面，使我想起了中学课文里《老山界》里所描写的打着火把夜行军的情形，革命自有后来人，一股豪情不禁荡漾在心头。 当年知青正值青春年少，身强体壮。可无论怎么努力干，我们队男知青工分每天七分封顶，而满分则是10分。年青气盛的我们不服，找生产队长讨个说法。队长耐心地解释说，你们将来也会变老的，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媳妇要熬多年才能成婆，历来如此，天经地义嘛。当时队里规定，挑100斤谷子下山到粮站交公粮是七分，挑100斤肥料上山回到村里是10分，一天几乎可以赚到两天半的工分。按劳取酬，公平合理，无话可说，是个证明自己实力的好机会。为了争口气，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挑担。这样既可多赚工分，又可自由掌握劳动时间，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到公社收取信件、报纸、沟通信息，满足精神方面的需要。 挑担要有真工夫，必须腿硬、腰硬、肩膀硬，更重要的是要意志坚强。上山不易，下山更难，两腿发颤，常常失去平衡，一不小心就把谷子撒了一地。有一天我挑水泥上山，傍晚才离开登坡桥，招杉岭刚爬一半，天色已转暗。孤独与疲劳，汗水与泪水夹杂在一起。这时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于是咬紧牙关继续赶路，头顶满天繁星，回到了灯火通明的山村。那时心情就像是一位远航归来的水手，终于看到了将停泊的港湾的灯光一样激动。一次次挑担翻山越岭的艰苦磨练，也使我终于从一介文弱书生，成为一位膀大腰圆的知青了。 1973年大学终于开始招生了。当时招生对象是工农兵，采取自报名、群众推荐、文化考试、领导批准的办法。我无家可归，扎根山村，一年能出工330多天。贫下中农一致推荐我上大学，表格上盖满了印章和手印。离文化考试只有一周不到时间了，我连忙翻出了仅存的中学课本，突击复习，人整整瘦了一圈。到公社集中时，我被任命为队长，带领本公社十多名考生乘车前往县城应考，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自幼的理想将要实现了，多少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良好感觉。体检、文化考试均顺利通过，省里一所大学的招生人员，让我回去安心等待录取通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数天之后，报纸上刊登出了辽宁省铁岭考生张铁生写给领导的一封信，说明自己交白卷的原因，并抱怨那些终日读书，不参加劳动的“大学迷”。这“交白卷”事件，被用来否定文化考试。一些成绩名列前茅的福州知青，被他人取而代之了。当我知道自己落榜的消息时，正在登坡桥上歇息，准备挑担回村。一时悲愤交加，觉得世道太不公平了。然而，当我望着熟悉的招杉岭，想起那些曾为我盖手印的父老乡亲的亲切面容时，心里又充满了温馨。面对现实，面对招杉岭，我咬紧牙关，重新上路了。 三年以后，我从公社农技员的岗位上招工回城，那年“四人帮”被粉碎。紧接着，拨乱返正、落实政策、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家事国事事事顺心。我终于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先后取得了两张大专文凭。通过国家统一考试，1992年底作为普通访问学者，被公派到国外进修一年。随后转入继续攻读学位，2000年4月终于取得了博士学位，时年已52岁。时不我待，必须马上回国，这是我在第一时间所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屈指一算，插队八年，留学八年，人生还能有几个八年？！改革开放改变了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我应抓紧时间为改革开放事业多做点事。 常有年轻人不解地问我，您那么大年纪了，读书图个啥啊？我坦言相告，读书是每位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实现人生自我完善的过程；我珍惜这种权利，也享受这个过程。 风风雨雨几十年，每当我遇到困难与挫折时，挑担翻山越岭的一次次体验，总给了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对于过去，我将永远心存感激，因为磨难也是人生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它让我倍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催我奋进，使我丝毫不敢懈息。因为我已经浪费太多时光，走过太多弯路了。 对于未来，我依然充满了憧憬，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返山村，远离喧嚣与浮躁，重归宁静与平静。我要帮助恢复那里已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教农村孩子学英文，让他们走向世界；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素质……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前面还有许多人生的“招杉岭”，等待我去翻越。
王子齐，男，1948年12月生，福州市第三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1969年6月到顺昌县郑坊公社罗坊大队插队，1976年招工，后在福建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干部培训中心工作。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福建顺昌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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