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言说的岁月
何 海 勤
把斗笠垫在头下，我侧卧在山腰的小路上。路是砂石铺就的，黄白相间，黑色的大蚂蚁时时从眼前爬过。“会不会爬到我脸上呢？"我猜想着。 在夏收夏种的午休时分，我麻木地思考着眼前这么简单的事。 肢体的劳累，并不让我畏惧，“与贫下中农划等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既是党的号召，也是我们当时狂热的“革命”理想。一生一世就这样在田里劳作吗？我不愿多想，想了也不会有答案，只会徒增烦恼。那是1969年的夏天，上山下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展开。“扎根山区干革命”是不少热血青年呼喊的口号。 骄阳似火，我弯腰在水田里割着稻子。早上四点多起床，到生产队安排的农民家里吃了早饭，五点就下田去；天擦黑了，挑着一天割好、打下的稻子回村。幸好生产队给我们两间房，我们把一间小的作为卫生间，在里面冲澡，洗涤满身的泥泞和一天的疲惫。日复一日，一个多月忙下来，总算熬过了双抢忙季。 平时的劳作也是在水田里，只是时间短，不那么累。有些山垄冷烂田，又是锈水田，水面上浮着一层红红的铁锈，田里的烂泥很深，往往能没到大腿根。站在田埂上，下好半天决心，我才将一只脚轻轻探入。如果用力重了，不知会陷得多深！当时要求多种水稻，然而这种贫瘠的山地并没有多少收成，投入却很大。 最令我们畏惧的是遥远的下甲的一片水田，要走十几里路，翻过一座山，再下到山坳。那块地挺平坦，也蛮肥沃，可怕的是蚂蟥很多。踏入水田一会儿，就会听到令人心悸的尖叫声，准是一个女同学又被叮了。她跳到田埂上，好心的农民便过来帮着拔蚂蟥。那是些心惊胆战的日子。好在我从未被叮过，同学们说我的皮肤可能是碱性的，蚂蟥没兴趣。我始终没弄明白个中原因，因为回城以后，不愿再细想那段往事。 村子边上，有一片平坦的沃野，在那儿劳动，是比较轻松的事。泥浅、水清，偶有小鱼游过。插秧的时候，技术好的农民，先在田中央插上一排“样板”，我们便跟在旁边邯郸学步。在这种田里干活，不紧张的时候，倒是有说有笑。农民时不时说些故事，很快便到了收工的时间。![]()
大约一年后，生产队为了照顾我们，让我们去养猪。养猪的确比下水田轻松多了。原来是一个农民养着的，现在换成我们四个女知青，工作量大大减少。那个农民把猪圈收拾得挺干净，猪也养成了很好的卫生习惯。在每个圈里，吃喝拉撒睡都有固定场所，打扫起来挺方便。每天，我们用米糠、水浮莲煮猪食，一担担地挑到圈里，接着打扫猪圈。虽然也是不轻的体力活，但不要踩在烂泥田里，感觉日子好打发多了。 此后，我还到耕山队劳动过一段时间，种地瓜、采茶等等。耕山队都是旱地，知识青年比较喜欢去。而且，在水田里劳作，知青是随各小队的农民一起出工；耕山队属于大队，各小队的知青都可以去，大家聚在一起，聊些共同的话题，挺热闹。 当年，很少人有手表，耕山队出工、收工都是凭一架装在木盒里的钟。有一天，我们在山坡上锄着杂草，一位知青把钟悄悄地拨快了，这天就早些收了工。如此几回，还是被队长发现了。 我插队的地方是顺昌县元坑公社红星大队第三小队。1969年1月，从福州到我们大队的知青有二十几人，大多数是福州一中的，少数几人是随同一中的家人、朋友一起去的。分到我们小队的知青有11人。我与同班的女生共四人，住在一间农民腾出来的房子中，另有一间小房子给我们放农具、洗澡用。一开始，队里的11名知青一起做饭、砍柴、种菜，不久后产生了一些摩擦，便分成两拨，我们四人单独开伙。其中两位同学在这儿呆了一年，便迁往各自的被下放的母亲那儿去了，剩下我与另一女生，日子格外艰辛。每天傍晚收工回来，我去菜地浇菜，另一女生回去做饭，总要到天色漆黑，我们才在昏暗的灯光下吃着简单的饭菜。 我们住的房子是一个古老的院落，窗外便是天井，下水道不大通畅，一下起大雨，水便漫进房间，漂起我们的鞋。老鼠十分猖狂，在屋里上窜下跳。一天傍晚，一个同学躺在床上，一只小老鼠居然爬到她的脸上，对着她的眼皮突然咬了一口。听到她的喊叫声，我赶忙冲进房间一把抓住小老鼠，提溜着它的尾巴，将其扔进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灶膛。不料，老鼠却飞快地窜了出来，逃之夭夭。 对我们来说，农村最辛苦的活是砍柴，要到十几里路外的山上去砍树，再把树截成短节，码在板车上，拉回村里。柴刀要磨得十分锋利，否则砍起来很吃力；而柴刀的利刃，也不时在我们的手上、脚上留下伤痕。现在我的手上能数得出来的疤痕还有大大小小十几处。 拉板车是个苦力活，我们一般是两个女生拉一辆五百多斤重的车子。返回的路上有一段上坡，一人在前面向上拉，另一人在后面猛力推，好不容易才到达坡顶。幸好大多数路是下坡，我们总能硬挺着坚持把一车柴拉回“家”。 当时，我带去了家里的一架旧收音机，有时可听听新闻。农村的电压不稳，屋里的灯泡常坏，而收音机里的小灯质量却奇好，我们时常在收音机微弱灯光的陪伴下度过漫漫的黑夜。经历过“破四旧”，家中的书所剩无几，我选了两本带下乡，一本是《唐诗一百首》，另一本是《诗词格律十讲》。闲暇时，我反反复复翻看这两本书，基本上背下了书中所有的诗词，逐渐培养起自己对古典诗词的爱好。 那是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的大米由生产队供应，蔬菜是自己栽种的，食油很少，而鱼、肉、蛋几乎没有吃到。刚到村里时，我们11人一起开伙，常听男生唠叨：好久没有吃肉了，真想尝尝。 公社所在地五天一次墟，墟上倒是有卖肉、蛋的，但我们都没去买。是嫌贵？是人多不好统一意见？是认为“要与贫下中农划等号”？不知何故，我们中始终没有人提出买肉、蛋的建议，也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在清汤寡水中打发着。一次，一个同学从福州家里带来了目鱼干闻到那股熟悉的海鲜味，我们不顾一切地揪下目鱼的触须，放进嘴里大嚼。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多数人都浮肿了。当时年纪小，什么也不懂，还不知道害怕。回到福州工作后，一年之内我反而轻了20斤，但却结实了许多。 村子离县城很远，有40里路；离元坑公社所在地是两里路。隔个把月，我们总要进一次城，买些东西、逛逛街、“休息”一下。那时公交车很少，每天上午从县城到公社有一趟往返班车，一次票价四角。当时觉得车费挺贵，因为女生作为半劳力，一天是六个工分，每分一角，辛苦天只能拿到六角钱。所以，认为出去玩一次，来回花八角钱路费太奢侈。进城去，我们多数是步行。早上五六点，我们匆匆吃过饭，在清风薄雾的陪伴下，迈着轻快的步伐，开始了行程。每小时大约走10里路到达县城，已近中午。 县城的大街上，只有一家餐馆，我们总在那儿吃一碗面。那时的面里，是没有荤腥的。站在灶台边，眼巴巴地看着服务员机械地向碗里浇上一勺油，再从锅中捞起一筷子的面条——这可是我们很长时间才能吃到的一顿美味呀！比起我们平时没有什么油星的伙食，这已是令人垂涎的了。 县城里常有核桃卖，我们拎着一小包核桃，看着那硬邦邦的壳，动起了脑筋：街角药店的大木门很结实。于是，我们便把核桃夹在合页处，再关上门，用力挤压，核桃壳自然裂开了。药店的营业员从来没有出面干涉过，想来也挺奇怪。三十几年后重返县城，我们谈论起往事不约而同地寻找起那家药店，居然还在老地方！但门已经换成铝合金的了。 下午，要回村里了，再走回去实在太累。我们往往先去县城火车站，寻找曲村伐木场运木头的卡车，因为从县城回曲村正好路过我们那儿。卡车在火车站卸下木材，空车返回。不管司机高兴不高兴，我们爬上车斗，等着司机开车。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能碰到顺路的车，实在找不到车，下午又没有班车，只好再长途跋涉了。 刚去插队那会儿，很羡慕城里的工人，觉得我们不再有生活在城市的机会了，只是希望能做一份室内的工作，不受日晒雨淋就很满足了。头两年，我也不多想什么，按部就班地做着队里安排的事。日子一天天捱过，尽管很艰苦，但大家都如此，也没什么可抱怨的。1970年底，开始有人回城了，留下的人不禁心中忐忑。经过多方努力，1971年夏天，我也回到了福州，进入省新华印刷厂当上一名热望已久的工人。 回想那段岁月，难以言说是什么心境：是喜？是悲？是愤？是悔？ 艰辛的农村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造就了我不畏艰难困苦的坚韧毅力。而后遇到的困难，与那些年的磨砺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都不能折服我。我从中汲取了享用一生的精神财富。 与农民的共处，让我感受到基层民众的善良和朴实。接触底层社会，使我了解到民间的基本状况。原先天真地看着报纸：粮食一年年增产，工业产值一季季提高。我想象着：共产主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到了乡村，才知道改变落后面貌的艰难。 离开顺昌三十几年后，我们大队的知青相约回去看看。于是，2006年5月1日，13位在福州工作的知青聚会在顺昌，连同顺昌本县到红星插队的、现在顺昌工作或退休的知青，以及留在顺昌工作的福州知青，一共二十几人。5月2日，这队人马一起回到了红星大队(现为溪村)。村干部将早先与知青熟悉的大队干部、房东都请来了。大家相见，一开始颇为陌生，自我介绍后，三五成群激动、欣喜地交谈起来。我们跟着房东走进了当年住过的老房子。那两间旧屋还在，只是格外破败，室内地面满是青苔，土墙斑驳陆离，小间屋的木门已经脱落，大大地敞开着。原先住过这些房子的四个知青，回来了三个。看着这些旧屋，不禁涌起一阵心酸，既哀叹我们当年生活的困苦，也感慨房东现在还在用着这些房子。 现在，村里也盖了不少新房，往往是村民用在外地打工挣的钱盖的。村里除了种稻子，也种西红柿等经济作物，但落后、贫穷仍困扰着他们。我们福州来的知青捐了一笔钱，资助村里把通往镇上的一条路修得宽些。 走出槎溪村，村长带着我们到当年的菜地与最近的稻田看看。菜地已经种上了水稻。站在田边，回想着那时洒下的汗水与经历的辛劳，我们百感交集，沉默无语。 从当年的十几岁青春年少，到如今个个鬓染白霜，个人境遇的巨大变迁，国家社会的飞跃发展，如一幕幕戏剧，在眼前掠过。遥想当年，千千万万的知青，用自己稚嫩的肩，扛起了祖国的苦难。我们的经历，见证了那个不寻常的岁月。在顺昌县城知青广场上耸立着的知青群雕“风华正茂”，将让子子孙孙铭记住我们用青春铸就的特殊丰碑！
何海勤，女，1952年1月生，福州第一中学初中六七届毕业，1969年1月到顺昌县元坑公社红星大队插队，1971年8月招工，在省新华印刷厂任工人，1973年就读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任编辑。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