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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山有路勤为径
我的家乡，位于粤东中部的河源市紫金县。紫金，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的水土养育了我，给我烙下永不磨灭的印记。这里，有我难忘的童年时光和青少年求学岁月。 小时候，由于家境贫寒，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我自懂事时起，就帮父母去放牛、喂猪、打猪草，做饭、照顾弟妹。七八岁时，与村里的牛友(放牛时结下的好友)汉文叔，哼着童谣，将黄牛赶进荒山野岭，便一起上山打柴。直到九岁那年，才到离家四、五公里之外的黎坑小学，就读一年级。 那时的小学，因学生人数少，办了复合班。一、二年级的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有10来个学生。老师给一年级学生讲课时，二年级的学生就坐在旁边自习或做作业，反之亦然。 我读一年级时，恰逢小学刚成立开课。当时，整个学校有两个班，只有一位老师，叫彭洪才。我同班同学有彭汉宏、彭培昌、杨贵环等12人。彭老师，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刚从公社中学——水墩中学高中毕业，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书认真负责，特别是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但内心却如春天般的温暖，有一颗慈祥、和善的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上三年级时，学校组织开展“半工半读”劳动。有一天下午，我参加劳动进山砍柴。当砍柴接近尾声时，由于天色渐晚，我内心焦急，不慎砍伤了自己的右膝盖，顿时血流如注。正在附近的彭老师闻讯，立马给我伤口进行简单包扎，将我送到村卫生站治疗。然后，扶着我徒步五公里，把我送回家。之后，又两次到家里看望安慰我，嘘寒问暖。 时光飞逝，日月如梭。转眼，快要小学毕业了(当时小学五年制)。回想这五年，我们是在“半工半读”中度过的，走“五七”指示道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无不感同身受，记忆犹新。 那是1975年，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指示，我们学校也在开展“学屯昌，让荒山变梯田”的运动。当时，顺口溜流行：学屯昌，山光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荷锄上山，开垦学校后山的荒岭。 经过师生的辛勤劳动，一块块开垦的輋地，逶迤而上，直达山顶，蔚为壮观。地势较低的輋地，做成垅，种番薯；山腰的輋地，种甘蔗。番薯垅，整齐划一，宽一米，高一米，垅中间填满草木灰、农家肥。番薯垅做好后，由每位学生承包二至三米，种上番薯苗。每天一大早，学生就到学校附近的小河挑水，浇灌垅地里的番薯。 秋天到了，漫山遍野硕果累累。我们学校里一彭姓同学平时精心栽培，收获了一根重11斤的巨薯，令全校师生耳目一新。还被公社教办树为典型，在全公社广泛宣传推广。 小学毕业后，我就在原地上了初中一年级。因为当时黎坑学校已初具规模，不仅有完整的小学，还有初中了(两年制)。说实在，那时的初中也读得稀里糊涂，因为刚粉碎“四人帮”、正处在拨乱反正的过渡时期。但是，当我们获悉恢复高考这一消息时，犹如注入了强心剂，陡增无穷的动力，无不欢欣鼓舞，斗志昂扬。 1978年7月，我从黎坑学校初二毕业了。第一次参加县里组织的升高中统一考试，即是中考。但是，由于考试疏忽，仅以三分之差，与广东省紫金中学失之交臂(省属重点中学。当时流传：考进紫中，就等于一只脚踏入大学校门)。只好来到紫金县水墩中学，就读初中三年级。这是文革之后恢复的首届初三。 在水墩中学读初三的这一年，可谓是人生中最为艰辛的时光。我们班的同学，来自全乡各村。我与杨南安、彭灿昌、陈汉先、杨道康等18个同学，挤在一间10多平米的集体宿舍里。这是一间黄泥土土墙瓦房，墙壁斑驳陆离，泥沙经常掉在床上。特别是大雨天，雨水嘀嗒嘀嗒滴进屋里。冬天，寒风从墙洞呼啸而入，冻得我们瑟瑟发抖。 虽说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们班同学学习刻苦，而且团结互助，人心齐泰山移。有同学深夜急病就医，同学们轮流守护在旁。记得有一回，一位住在隔离宿舍的同班同学，锁在木箱里的现金不翼而飞。我们班上几个同学跃跃欲试，摸排蛛丝马迹，以图真相大白，钱财能够完璧归赵。这一举动，也点燃了我的警察梦。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非常珍惜就读初三的每一寸光阴。每天对知识的追求如饥似渴，夜以继日。晚上学校熄灯后，就点蜡烛或煤油灯，苦读到深夜12点，甚至到次日凌晨一点。直到班主任一再“驱赶”，我们才恋恋不舍离开教室，悄悄推开集体宿舍的房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时，我的学习成绩，总是在全班第三、第四名之间徘徊。1979年7月，满怀憧憬的心情，我第二次参加全县升高中统一考试。 一个月的等待，终于在煎熬中度过。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我父亲正在新禾坪(地名)锄地。村里一位长者，气喘吁吁的跑过来告诉我：“村书记到你家了，说是送紫金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霎时，一串滚烫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赶忙扔下锄头，兴高采烈的往家里飞奔而去。当时的情景，莫过于“范进中举”。幸好，“失心疯”没有赶上我。 来到心仪已久的广东省紫金中学，我被校园里深厚的人文气息与丰富的文化底蕴熏陶着、感染着。紫金山的钟，伴随着我尚志、励勤。高中阶段，我沉浸在学习知识的海洋里，沐浴师恩，扬帆起航，不仅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还收获无价的同窗之谊。(注，紫金山的钟，原是紫金中学的作息时钟，是百年老校的精神支柱。) 然而，造化弄人。1984年，我参加全国统一高考，成绩总分上了专科录取线，差两分上本科线，但却落取了，连中专也没上到(当年紫金县有30多名上线学子落榜)。幸运之神把我们抛在门外，但我并没有气馁。 当年9月中旬，我背起行囊，背井离乡，来到粤北韶关地区乳源县——乳源中学复读高三。乳源，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一年，有我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日子。 当时，学校已开学半个多月，集体宿舍里住下21位同学，床位早已安排完了。但是，因为我要在学校住宿，热心的老师只好找来五六块木板、两张条凳，在正对宿舍大门的唯一空位上，帮我支起一张床。 冬天来了，粤北山区天寒地冻。每当同学打开房门，寒风飕飕的刮过来。特别是深夜，躺在床上，裹着被子直打哆嗦。彻夜未眠的我，天刚麻麻亮，就爬起来，到学校运动场跑五圈，给身体充电，补充热量，来驱逐严寒和困意。 更为有趣的是，这大冬天里，学校澡堂没有热水供应，我们只好徒步到三公里之外的乳城镇一温泉洗澡。当时，温泉只有大池，不分老幼，只分性别，一律光着臀部往里泡。刚开始，挺难为情的，不敢睁眼扫描，觉得有辱斯文。不得已，只好入乡随俗。慢慢地，也就“同流”了。 虽是数九严寒，但同学之谊却温暖如春。黄向明、邓国雄、陈炳华、张顺平等一群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习上遇到的疑难。大家相互鼓励，直面高考。 每逢天气晴朗的中午，我会来到乳源中学后面的小河，迎着冬日的暖阳，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运动，然后进行擦澡。就这样熬过了严冬，迎来了生机勃勃、暖意洋洋的春天。 ▲紫金中学高中毕业合影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虽然学校生活艰苦，但我从未放弃过学习，坚持晨跑锻炼。皇天不负有心人。当年7月，满怀希冀参加高考，我的成绩总分过了本科录取线。这一年，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 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上个世纪80年代中，我考取了广东民族学院政治系，走进了教室、宿舍、图书馆三点一线的象牙塔。 跨入大学校门，进入学习知识的殿堂，任凭莘莘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同时，也迎来了一群朝气蓬勃、乐观积极的同窗好友。张敬浩、刘运平、梁宇庭等7位同学，是我们四年朝夕相处、互学互帮的舍友，同住310宿舍，直到毕业。 大学期间，平均每学期安排6门课程。如，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写作、逻辑、哲学原理、世界通史、经济地理、德育、体育、英语等课程。除了上午上课，下午、晚上均以自习为主。显然，大学的学习，没有高中这样高度紧张了。因而，学校图书馆，就成了我汲取知识、塑造灵魂的栖息之地；参加社团活动、社会实践，便成了我的第二课堂。 泡图书馆。在图书馆的静谧一角，阳光透过窗棂，与书香交织。我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翻开书页，沉浸在书海中，享受着知识的盛宴，品味着岁月的静好，探寻着未知的奥秘。 我在图书馆阅读的，主要有写作、法律等方面的书籍。譬如，《笔耕》《随笔》《中短篇小说集》《读者文摘》《作品》《杂文报》，以及各大报刊的时评、述评等等。就这样，日复一日，我拼命的吸吮着丰富的知识乳汁。 图书馆的研读学习，孙有康老师的悉心教导，让我爱上了“爬格子”，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2月，在《韶关日报》发表处女作《<本案没有结束>观后》。大学期间，先后在《党风》《韶关日报》《广州法制报》《天河报》等报刊发表时评、漫笔、通讯报道等文章23篇。如，通讯《一位检察官的正气》刊登在《党风》杂志(广东省纪委主办)(1989年第三期)上。调查报告《婚姻不自由青年痛苦多——对乳源县部分乡镇买卖婚姻的调查》，刊登在《韶关日报》(1988年9月12日)上。此外，还主编广东民族学院法学会会刊《法律与大学生》六期；编辑《民院团讯》两期。 积极参加社团活动。1987年，我从三点一线的象牙塔走了出来，热心社团活动，组织开展社会实践。当年2月，我担任广东民族学院法律研究会副会长(后改为法学会)、《法律与大学生》副主编，协助会长主持会内日常工作。1987年10月，担任广东民族学院法学会会长、《法律与大学生》主编。1988年9月，连任会长兼主编。 担任会长期间，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活动。如，举办模拟法庭和案例分析讨论会；先后9次在校内图书馆、教学大楼举办法制教育图片展；牵头举办首届全院法律知识竞赛；组织会员到省人大、天河区、海南、粤北等地开展社会调查；组织会员到广州市槎头劳教所参观调查；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法学社一起在广州图书馆开展大型普法活动等等。1988年12月，广东民族学院法学会被团广东省委、广东省学联，授予1988年社会实践活动“最佳效益奖”。 故事回放一：话说1987年3月30日下午，由广东民族学院法学会和中山大学青年法学社联合举办的模拟法庭，在民院教学楼开庭。模拟法庭，以珠江大学发生的一宗“人命案”开庭进行审理。法庭庄严的气氛，吸引着300多名少数民族大学生。这次开庭，使在校大学生对无意犯法与有意谋杀有了真正的认识，给同学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普法教育课。此次活动，我参与策划、协调工作，先后两次到中山大学青年法学社策划举办方案、协调具体事宜。 ▲广东民族学院院法学会与中山大学法学社
故事回放二：经过事前周密谋划、协调，在学院团委大力支持下，1988年11月26日，我组织法学会部分会员，到广州市槎头劳教所参观调查。并给劳教所赠送了一批有关青少年教育的书刊。在参观调查过程中，会员们与劳教所青少年学员进行座谈，还一起举行联欢活动。整个活动，在真诚友爱的气氛中进行着。劳教所梁所长不无感激的说：“谢谢你们给这些失足青少年，带来了同龄人的友爱和社会关注，使他们深深感到，自己并没有被社会所遗弃。”活动，在一片“让我们做个朋友”大合唱歌声中，圆满结束。 ▲组织法学会会员到
故事回放三：经过反复磋商，1988年12月18日，我组织法学会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法学社一起在广州图书馆，举办以法制案例图片展和法律咨询为主的大型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当天，广州图书馆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数百名广州市民云集于此。近百名市民向法学会会员，提出各种法律问题，要求答复。会员们在顾问余孟乎教授的指导下，热诚的回答市民提出的各种问题，让市民脸上漾着满意而又感激的微笑离去。 ▲与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法学社
组织、参加社会调查等第二课堂活动。早在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班郑广琼同学就邀我一起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极大的锻炼了我的社交能力。参加法学会后，不仅组织法学会会员开展系列社会实践活动，自己也参加社会调查，撰写了3篇调查报告。 1988年4月，在学院团委的倡议下，我组织法学会会员到省人大法工委、天河区委政法委、石牌街派出所等4个单位，开展社会调查。各位会员不怕艰辛，勇于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撰写了8篇具有较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刊登在《法律与大学生》调研专刊上。我专门为调研专刊撰写一篇纪实通讯，《纸上得来终觉浅——法学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侧记》。 1988年7月，我利用暑假之机，深入乳源县开展社会调查，走机关、下乡镇、串农户，先后到县政协、县妇联、大桥镇、红云乡实地调查，了解有关买卖包办婚姻、换婚的情况，收集到第一手素材，撰写出具有现实指导价值的调查报告，被《韶关日报》采用刊登。 ▲我主编的部分《法律与大学生》刊物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大学四年，结合第一课堂的学习，积极参加社团、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活动，不仅夯实了专业基础和理论功底，而且“动手”(策划、沟通、协调)、“动笔”能力得以全面发展。 求学路上，我的老师，是一个优秀群体，从小学到大学一路相伴，悉心教育。小学阶段有彭洪才、彭德新、甘永富、彭汉基。中学阶段，水墩中学有邹淑清、杨铁峰、邹伴香；紫金中学有沈军、张志明、张旗帜、张瑜、肖凡；乳源中学有张华祥、李满山、罗在浩、蒋必慧。大学阶段有余孟孚、孙有康、丘均元、胡硕堂、蔡宏……等等。他们，既是良师又是益友；他们的名字，我铭刻在心，没齿难忘。
求学路上，家人是我最强大的支撑。为了给我攒足学费生活费，父母不辞劳苦，养猪、种菜、打柴、扛木头……舅父一家、振文表叔等，诸亲朋好友，给予我大力帮助和支持。
▲在天河区委宣传部实习期间，
我们在天河区政府门口合影。
1988年10月至1989年2月，我与班里的郑广琼、李忠等三位同学在天河区委宣传部实习。实习快结束时，听到宣传部一位科长无意中透露的信息：区公安分局也需要写材料的人。 经过简单的准备，3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我带着个人简历、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主编的刊物等材料，骑着跟叶福雄同学借来的永久牌自行车，朝着天河区沙河天平架马蹄岗17号飞驰而去。接待我的是，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政治处周副主任。见面后，周副主任翻阅我递交的材料，询问了一些问题，对我的个人情况作了初步了解。临别，周副主任和蔼可亲的说：“你回去等消息吧。” 其实，去天河区分局面试之前，我已到黄埔海关面试，还有就是天河区委宣传部，这两个单位都向我伸出橄榄枝。但是，我从小有个警察梦。小学时代，就开始羡慕警察。那时候，公安干警身着上白下蓝的制服，显得特别威武。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换成一身橄榄绿。此时，我情有独钟，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穿上橄榄绿。 3月中旬，接到天河区分局政治处孙干警的电话：分局党委已经决定录用你，正在逐级报批中。霎时，我喜不自胜，终于可以圆梦了。 当年5月，我如愿以偿来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政治处，穿上橄榄绿，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之后，便在天河区分局摸爬滚打、忠诚履职，历经坎坷、担当敬业。三十数载从警如一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直到荣休。 春华秋实一甲子，风雨兼程六十年。如今，“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彭俊平，广东紫金人，退休民警。警察生涯，带过兵，亦有拎包写稿经历。但，总与文字有“苦大仇深”。退休后，转文风，从“八股”走向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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