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岁月│半耕半教的日子（作者：王宁荪）
旅行
2024-11-05 07:24
广东
半耕半教的日子
王 宁 荪
不久前，有幸读了《永远的脚印——福州知青文档》中的许多知青回忆录，41年前自己上山插队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不由得动笔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记忆。 1965年7月，我刚跨出了中学的校门，就迎来了忐忑不安的日日夜夜。由于我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成了一名“可教育好的子女”，在高考的政审表上，被盖上了“不宜录取”的印章。当学校通知我们可报名上山插队到闽北山区当半耕半教“志愿兵”时，我从昏昏沉沉中清醒，毫不犹豫地报了名。顺昌县教师进修学校卢冠亮校长来到泉州向我们介绍了顺昌的山清水秀、偏远山区贫下中农对教育的渴望和迫切期待，鼓励我们响应党的号召，上山插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农闲时教书，农忙时参加劳动，晚上教夜校，当一辈子半耕半教“志愿兵”。过了几天，学校政教处主任蔡思考和班主任李荣华连夜骑自行车，赶15里路把通知书送到了我家。 1965年9月12日上午，赴顺昌的55名志愿兵们集中在泉州市委党校操场，带队的卢校长和梁喜爱老师在我们登上了长途汽车时，发给我们第一个月工资——五元人民币。当我接过这张沉甸甸的五元钱时，心中百感交集，我伏在车窗，挥手向父母作别，随着汽车的轰鸣声，踏上了上山插队的征程。即使是今天，每当我哼起“送战友，踏征程……”都会想起当时的情景，一次次泪水盈眶。 途经福州，我们住宿在福州汽车站对面的“红岩旅社”。晚上11点多，我们几个来自同校的“志愿兵”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路后，就对着行人稀少、昏黄的路灯毫无顾忌地大吼了几声：“啊，啊……”声音很快就消失在阴沉的夜空中。 第二天，乘了近八个小时的火车，我们在夜幕中下了火车，胸前佩上大红纸花，随着小学生的欢迎号鼓声，穿过坑坑洼洼的街道，在孔子庙改建的顺昌县委党校住下了。当晚，紧贴着土墙的统铺，就迎来一条蛇，让我们好一阵惊叫，长蛇也出来欢迎我们呀？ 55名半耕半教“志愿兵”的到来，给当时只有四百多名中小学教师的顺昌县教育增添了一股新生力量。 欢迎会上，顺昌县委书记陈福科和其他领导都来给我们讲话、合影，陈书金等扎根山高路远村小学教书的先进教师为我们讲述了体会。质朴的心受到深深的撼动，我们人人都递交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贫下中农最需要的偏远山村去插队的申请书。我和王德生、陈章水、史家郎、吴明通四位志愿兵分别被分配在洋口公社道吴大队四个自然村小学。闽北山区气候比泉州冷多了，教育局为我们增添了棉絮和绒衣绒裤。 大队民兵连长汪孝洙来到洋口学区接我们，浙江的“香菰客”用独轮车推着我们的棉被、塞着脸盆等用品的网兜和装满书籍的肥皂箱，沿着两旁都是芦苇的小路，在一阵阵独轮车的“吱呀吱呀”声中，我们来到道吴大队吴墩村。我 独自住在学校旁边阴森森的祠堂阁楼上，不信神不怕鬼的我，倒也十分自在。晚上我就伴着煤油灯备课、看书，也会用笛声与田野的蛙声合奏几曲，唱响小山村夜空的寂静。从此，开始了我在顺昌从教31年的日日夜夜。![]()
现以二三事记述其中的点滴体味——
道吴小学是大队所在地小学，1965年只有六十多名学生，分三个教学班。一年级近30名学生，二、三、四年级20多名学生，五年级6名学生，三个老师包班上课，语文、算术、自然、体育、音乐、美术全教。第二年，有了六年级，我就承包五、六年级复式班的课程。第三年我担任四、五、六三个年级复式班教学。分配在其它村小的“志愿兵”，就要二、三年级合班，甚至还要一到四年级合班复式上课。 复式教学要求老师在上课时要做好动静合理搭配：为这个年级讲解课文，那个年级就安排做数学作业；教这个年级学生数学演算，那个年级学生就安排写生字、抄课文或做习题，就像打铁匠，不紧不慢地左一锤右一锤地教学。我也不断地习惯了这种教学方式。有时低年级的学生也会忙里偷闲，饶有兴趣地听高年级的课文讲解。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顺昌县坚持“复课闹革命”，始终没有停课。这期间有一、两年没有语文课本，只有一本《毛主席语录》，平时教学只要求学习一、两段“毛主席语录”。当时“全国一大报，小报抄大报”，我从《人民日报》上摘录许多“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中国是世界革命的灯塔”和“响彻毛泽东思想凯歌”专栏的文章、诗歌，用钢板刻印出来作为《语文》补充教材，也要求学生背诵、默写37首《毛主席诗词》，四、五、六年级合班一齐学习。虽然学生对《毛主席诗词》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似懂非懂，但经过又背又写，倒也学到不少文化知识，为大多数学生后来上中学、升中专打下了基础。 农民很讲实际，他们说：“农村的孩子劳动还少吗？你们老师不要跟城里小学一样，组织学生去开荒、支农，多教些文化多学些知识就行。”所以，学校春耕、秋收时也都没停课，我自觉地在暑假参加了生产队十几天夏收夏种义务劳动，也算是“半耕半教”吧。 我虽不是五音不全，但声调不高，两位女老师都会帮我教学生唱些歌曲。为了让学生识乐谱学乐理，我让全班男女学生都跟着学吹笛子，课堂上一片“阉猪”的笛声逐渐变成了合奏曲。美术课，我先让学生模仿老师的一些图画，再学画一些实物素描、色彩，还举办了几次画展。我发挥自己的体育专长，体育课除了平时的赛跑、跳远、跳高、跳绳、打篮球和队列训练外，秋收后就到田间打谷场上投掷手榴弹、翻筋斗。农村的孩子喜欢体育，课堂上龙腾虎跃、欢声笑语，如果因为体育课遇到下雨，学生还要求补课呢。 上山插队时，我们的户粮关系就转到大队。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得到生产队出纳处交谷款，凭出仓单找保管员称谷子，谷子挑到加工厂(用水轮带动木臼)碾成米，再请大队文书开证明，辗转运到公社粮站换成粮票。我们“半耕半教志愿兵”随公社下派的工作队员黄林源、农技员老曾、医生蔡政中挨家挨户吃“派饭”。每天清晨，小学生就会来叫“先生，吃饭了！”农民怕我们肚子饿，三餐都是用饭甑蒸干饭，用浓米汤加糟菜做汤。山区的农民很淳朴，特地清晨挑一担柴火到公社卖，再买一两条咸带鱼，煎了给我们配饭。当时，我们按定量每天只交九两粮票、三角三分钱的伙食费，这事至今还让我心里过意不去。 派饭对准备长期插队的“志愿兵"来说，不是长远之计。第二年，我们就买了烘炉、木炭和钢精锅，自己烧饭。晚上10点多，从祠堂边的小河沟里打水存在水桶里备用。学生家长不时会送来农家的糟菜和鲜竹笋，但在缺油少肉的年代，长期吃糟菜和鲜竹笋让我们又饿又烧心。甚至过了好多年，我见了糟菜和鲜竹笋都还会反胃。 道吴大队团支部书记张松龄是五十年代南平专区办“铁民校”的先进人物，他自始至终组织办“夜校”。天黑了，村里的小青年收工回来，吃过晚饭，就到学校来。我们老师教他们认些字、读些书、唱些歌。墨水瓶做成的小煤油灯的黑烟把大家的鼻孔都熏黑了，可大家还是乐呵呵的，上完课，他们就举着竹篾做的火把哼着歌回家。不知不觉，我们就和村里的小青年们打成一片，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的文化生活更为贫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样板戏“独唱”后，各公社、大队陆续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各种文艺形式充实农村文化生活。 宣传“最高指示”不过夜，大队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常深夜敲锣打鼓到各自然村宣传。张松林喜欢舞文弄墨，会编快板、对口词、三句半。1966-1968年，我经常陪他到深夜，边修改文艺材料边刻钢板油印，第二天晚上就打起汽灯排练。 宣传队由大队的共青团员、民兵、下派工作队队员、医疗站医生和小学的师生组成，我也参加宣传队，又是导演又是演员。白天我教书，晚上宣传队就到各自然村敲起锣打起鼓，又歌又舞地进行宣传演出。回来时，伴着山涧时起彼落的“呱、呱……”蛙声，举着松木油柴的火把、打着手电，有说有笑，深更半夜都不知疲倦，虽然第二天一早还得出工劳动呢。 宣传队自编自导自演的对口词“坚决执行最高指示”参加了1968年顺昌县文艺汇演，五幕歌剧新编《三月三》还应邀到公社各大队演出。 我小时候是在莆田一中的操场上度过的，特别爱蹦好跳。中学时是校田径队的撑竿跳高、三级跳远、跨栏运动员，又是班级篮球、排球队主力(校冠军队)。到了山区，我们道吴大队四位耕教“志愿兵”加上洋口中心小学刘元老师就组成一支篮球队，每到星期六，就跟驻洋口的铁道兵、沙墩农技站篮球队开展比赛。后来还走十几里路到建西县城际会公社去比赛，第二天又步行十多里路赶回各自然村小学教书。 我配合民兵营举办了大队运动会，有乒乓球、中国象棋、跳高、跳远、赛跑、投掷手榴弹、拔河等项目，全大队五个自然村12个生产队都参加比赛。值得一提的是拔河比赛，远离主村八里路的生产队农民，举着火把来比赛，赛场十分壮观，啦啦队的呼叫声和获胜的欢呼声，使整个寂静的山村沸腾起来。 1974年南平地区举办农民篮球赛，我和万百城、钱正平、杨远放、钱卫平、何孝昌、王农锋、陈玉光、刘复强等知青组成的洋口公社农民篮球队，力克夺冠呼声最高的大历公社代表队，代表顺昌县到建瓯参加地区农民篮球赛。 1976年，我还参加南平地区运动会，在百米赛跑、400米接力和跳远中都取得名次。甚至近两年还参加单位45岁以上年龄组的体育比赛，取得60米跑、接力跑、跳远和掷铅球的好名次。 王宁荪，1946年1月生，泉州第五中学六五届高中毕业。1965年9月到顺昌县洋口公社道吴大队插队，任民办教师，1974年12月录用为公办教师，先后在洋口学区道吴小学、沙墩初中班、顺昌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师、教研员、校长，1996年12月调到福建教育学院任函授部主任、科研办主任。2006年1月退休，曾应聘在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人才培养基地任副校长。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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