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逃离江墩
邓 晨 曦
我们刚到桥下大队插队才几天，地处全公社最偏僻的江墩大队向公社要求派知青去落户。这个光荣的任务落在我们32个知青头上，于是有10个知青自告奋勇迁移到山高水冷的江墩大队去落户。他们是：邓晨曦、陆志华、真刚信、颜向伟、林小方、林小东、王宏、徐家羽、王晋生和董年园。 离公社10里地外的江墩没有公路，只有一条可以走板车的黄泥路。一过洋田，平坦的仁寿大队就进入江墩大队地界，转过山口，即是一片茂密的山林，顿时觉得天气冷了几度，俗称这是一种小气候。冬日的暮霭笼罩着原始森林，将浓重的寒气逼入我们的心田。 迎接我们的江墩大队长是个中等个头的中年农民，敦厚精干，他总是带着笑容说话，仿佛荡漾在脸庞上的热情能溶化那正向我们知青越逼越重的寒冷。他夸耀地说，有这么多山林是江墩的财富，江墩人一定能过上好日子的。可是当时江墩没有公路，木头无法运出山去卖。(等到后来开通公路了，山林也砍光了。)我知道大队长这是给我们画了一幅憧憬的远景。 终于在天擦黑的时候到了目的地，江墩村凹在山林的怀抱中，星星点点的木屋错落在林莽里，显得很凋零。带手表的真刚信看了一下时间，其实才4点半，天全黑了，山里头天暗得早，但是农民还舍不得点煤油灯。旋即，有几支火把从村子里迎出来，这是几个农民，他们热情地帮我们拎行李，却不会说嘘寒问暖的客套话。发话的还是大队长，领着我们走进一家黑咕隆冬的大门里去吃晚饭。 厅堂里亮着一片光，我定晴一看，是插在杉木柱裂缝上的一把松明闪着摇曳的亮。照明的东西有两种：一种是从松树中劈出的油脂，一种是浸水晒干后的竹篾。男主人好客地招呼我们围桌而坐，桌上黑乎乎地摆着十来碗看不清面目的、没有油花的菜，昏暗的屋子里，只有10碗白米饭在松明光照耀下泛着10片薄光。 女主人在灶台前忙碌着，将一碗接一碗热气腾腾的炒菜端到我们的面前。我尝试着一碗一碗摸黑地吃过去，品咂着放到嘴中的菜品。![]()
我瞅准了女主人上的最后一道菜是放在中间，可能与众不同。我小心地用筷子一挟，尝了一口，好吃极了——是熏肉炒辣椒！又尝了一块，并且用舌头咂咂，但咂不出是什么味。饭后走出主人家，大队长才告诉我，那是熏田鼠干！我平生头一回吃了老鼠肉！我恶心得想吐，但不敢，我不能把主人的好客热情给摒拒了。(后来我爱上了吃田鼠肉，而且自己还用捕鼠的竹筒去冬日的田头捕获小猎物充饥) 这一餐，我足足吃了三大碗白米干饭。米饭是装在杉木桶似的饭甑中的，10个饥肠辘辘的知青如风卷残云一般很快扫光了满满一桶饭，全没有在乎主人一家吃什么。过了几天，我才知道，那一餐饭吃掉了主人半个月的口粮！ 江墩山高田少水冷，每天日照只有中午前后的4个钟头，所以只能种单季稻，单季稻产量低，农民通常靠地瓜充当半年粮。他们的饭甑里一年四季都蒸着地瓜米，米饭只有铺在上头的薄薄一层，仅供家中的强劳力吃。可我们竟把农民的血汗狼吞虎咽了，至今想来，负疚不已。 大队长把我们安排在村中的一座碉楼中居住，楼下一层是大厨房，上头有三层，分住我们10个人。这座楼从前是村民为防范土匪而修造的，牢固干燥，而且接收阳光理想，连接上下的楼梯上都挂着一盏煤油灯照明，我们觉得既新鲜又好奇。 碉楼里来的头一位客人，就是军代表小赖，江西兵，方方的脸，很可爱。当时的顺昌县是全省闻名的学大寨县，所以每个大队都派驻有一名军代表，专抓阶级斗争。孤孤单单的军代表一见来了10个跟他同龄的知青，自然喜出望外，于是成了我们的知音。小赖跟陆志华最要好，俩人无话不谈，后来小赖复员了，同返城的陆志华还有书信往来。 头一个是地主的儿子，一个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老地主早死了，把这项罪名传袭给了孤苦伶仃的儿子。村中人很敦厚，我也从来没见过开什么批判会，小赖也没有训斥过小地主，他只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 每当我们煮晚饭的时候，厨房成了农民的聚集地，一来关心我们的饮食，二来围观聊天，打发漫漫长夜。我们每人每月只有30斤大米的粮站供应配额，于是就将各自的定量大米统一支配，晚餐就是一只桌面大的铁锅里煮得满满的稀米粥，再掺入芥菜和冬笋——只要能填满我们大得如牛胃一样的五脏庙就心满意足。这个小地主不同常人，他每次来总是不说话，不是带来一碗香菇，就是带来一碗黑木耳，掺入大锅粥中一煮，顿时清香四溢。至今，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回想，就觉得那一缕清香萦绕心房，那一掬浓情又驻眼前。 第二个专制对象，是从顺昌城扫地出门的手工业者——一个拉线面的小贩。他原本靠拉线面出售养家糊口，报纸上的一道红色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则将他和千千万万不会种田的城市居民赶到农村，平添了农民的负担。好在江墩人明理，只叫他一边继续打面条供给村民食用，一边改造思想。同是天涯沦落人，他见了我们自然很亲热，我们用大米向他换面条，他给的秤头也翘，斤两也足。后来他跟我们一样，也搬到桥下大队安居，那里离公社近，他又开始重操旧业拉线面拿到公社街上卖，日子好过多了，头上的政治紧箍咒也被人淡忘了。 江墩的第三个专政对象出乎我们意料——他是国民党现役海军战俘。上个世纪60年代，东海海面上发生过一次小海战，国军的军舰“漳江”号被击沉，他被俘后安排回浙江老家务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自然也被赶到山旯旮里来改造。幸亏江墩人的胸怀是宽广的，接纳他的臂膀是温和的，他则被安排推手推车，替大队往公社运公粮。他的多病的老婆在村中开个小卖店帮衬过活。一个6岁的小女儿活泼可爱，是平衡他内心痛苦的重心。 我头一眼见到他，就被他的高大体魄所震摄，可以想象他穿着海魂衫在军舰的甲板上抛甩缆绳时的潇洒和威风。如今他推着独轮车，车上绑定的粮包或者山货如同小山，稳稳地行走在山路上，不知道心里想着什么。但我猜想，最痛苦的人，一定是他，一个在海上有着海鸥一样自由翱翔的灵魂被锁定在山林中，是多么的不幸。幸亏他有一个宽容他的小山村，还有慰藉他苦恼的老婆和一个在他的心田上飞来飞去的美丽如同蝴蝶的女儿。 江墩没有洋面田，全是山城田。出工的头一天，我们冒着严寒穿着长统雨靴，扛着锄头去翻田。农民们一见长统雨靴就大笑，说烂泥田齐腰深，长统雨靴一踩进水田就会淹没。我们怕冷，不听，果然一伸脚，长统雨靴就陷入烂泥田中，沉没了，如同那“漳江”号。 出工的时候，是上午10点多，浓雾还没有散去，山垄田仿佛是冰窟，把大家冻僵了，挨到太阳从浓雾中探出半张脸，大家才干活。越干越冷，身上的热量不一会儿全被山垄田吸光，就匆匆忙忙地收工了。真刚信一看手表，才下午2点钟，可是天已经发暗了。 江墩村也有几亩好地，在山顶上。早上从村子出发，翻山越岭，到中午才到耕作地，匆匆忙忙干两个钟头就得返回，还有30里地等着我们走。我问大队长，为什么有这么远的“飞地”？他说这几亩地离隔壁大队近，本是那个大队地主的祖田，曾经租给江墩人种，所以土改的时候就划给江墩了。因为是仅有的好地，江墩人死活不肯归还隔壁大队，宁可少种少收，肥水也不流外大田。 快过年了，桥下的知青同学来看望我们。其实分开才十几天，相隔宛如半载，一见面好不亲热。桥下的知青一见我们生活比他们艰苦艰巨，就劝我们重新回到桥下，当初桥下的支书老范还舍不得我们走哩！真应了那句古话：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我们开始烧晚饭招待同学，一见是烧芥菜冬笋稀饭，郑学松就说吃不饱还不如回桥下去，一天还补贴一斤谷子哩！我们的意志开始动摇了。西方有一句名言：贫穷从大门进来，爱情从窗户飞走。眼前，我们勒紧的是裤腰带，大家的眼睛都发酸了，强忍着没有滴下眼泪。正在烧火的林小方拼命地添柴烧火，结果不小心把锅捅破了。也许这就是征兆，赵锦屏喊了一声：“锅都烧破了，还不走？” “走！走！”大家的心一下子动摇了，不知道是谁先奔上楼开始收拾简陋的行李，大家纷纷跟上，七手八脚地把东西一收拾，把行李堆在板车上，拉了就走。 不知为什么，那时候顾不上与大队长打招呼，也顾不上跟军代表小赖告别，冬夜的山村家家闭门，黑灯瞎火，只有两只狗在村中穿来荡去，我们打着手电简拉着板车就急三火四地离开了江墩。没有回头，没有眷顾，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留念，当初自告奋勇来江墩的勇气和豪情全被江墩严冬的料峭和极端的贫困给吞噬尽了。 第二天，大队长发现我们走了，就来到桥下婉劝我们回去，还答应依照桥下的例子，每人一天补一斤谷子，但我们没有跟他回去。我们没有为大队长硬从社员嘴中抠出粮食支援我们的举动而动摇，我们害怕江墩的艰苦，毕竟我们刚来乡下几天，我们的稚嫩还不足以抵挡现实的残酷和严峻。 我们可以走，但那些世世代代蜇居江墩的农民可以逃避贫困吗？ 我当时没有想过，我只想的是每天可以多吃一斤谷子的日子，为什么不过？
邓晨曦，男，福州五中1968届高中毕业,1969年1月29日到顺昌县仁寿公社桥下大队插队，回城后在福建省文联电影艺术家协会工作。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福建顺昌县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