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庙记》始末
萧 振 生
有一本包着红色塑料皮的日记，在我手头保管了三十多年。2003年“谟武文苑”增设知青馆(名曰“思亲庐”)，向当年在谟武插队的知青征集文物，我把这本日记以及三本工分簿(劳动手册)七张谟武大队开的探亲证明条、四张奖状，还有一份原谟武村下放干部吴阿姨整理留下的“1969年谟武大队第七生产队基本情况”表捐给了“谟武文苑”。
这本日记是在谟武七队、九队、十队插队知青的集体日记，我们称之为《庙记》，由每天轮到做饭的人来记，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同大家交流。这样的日记在当年的知青集体中并不多见。 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福州一中作为全省及福州市的试点，很快就进行动员组织。考虑到“文革”期间的派别因素，因此学校决定先由学生自由组合，然后上面分配落实安置地点。说是自由组合，因为时间匆促，再加上兄弟姐妹组合，我们大队四十多人中不少人原来互相不大熟悉，甚至不认识。 那时我们对上山下乡并不觉得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因为当时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的指示就得坚决执行，而且对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下乡知青标兵非常敬仰。电影《军垦战歌》激起我们那代许多青年对建设边疆、建设农村的理想化生活的憧憬——记得当时我为了多听几遍《军垦战歌》里的歌声，曾在影片上映时数次跑到学校后面的人民影院门外徘徊。而且一起去下乡的也有一些同学好友，还觉得很兴奋。 1969年1月24日下午我们在福州一中大操场集中，一个个胸前戴着红花，肩背手提着行装，在亲友的陪同下从福一中出发，顺着五四路穿过沿途夹道欢送的人群，一路步行到火车站，登上一节节闷罐车，开始了我们作为全省首批大规模上山下乡知青的插队生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尽管亲朋好友送行时不乏泪眼相送、依依惜别的场面，但多数人的情绪还是高昂的。 经过一夜咣当咣当的颠簸，1月25日清早到了顺昌县城。![]()
大卡车把我们直接送到顺昌县元坑公社谟武大队，经过蛟溪时，看到路边开着黄花的一大片油菜地，心情兴奋不已。在谟武大队，我们先集中办了几天学习班，由社队领导和带队下去的工宣队代表以及几个知青的头领商定把知青分为四组，每组十人左右，大家都认为只是便于学习、活动而已。经过十多天学习参观，学习班结束，宣布按组分到四个点去，结果参与分组的李敏、潘建华都哭了——这样的组合插队有悖于初衷，但已无法改变了。站在社队领导的角度看，从顺利安顿知青下去插队，经过了十来天的学习融合，这样的组合搭配是最佳选择了。 然而李敏到了蛟溪没几个月，便被洋口黄墩利华一伙(大多是初一、初二的小同学)挖去当孩子头，后来她还作为知青代表到大寨参观，并成了当年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全省四个知青代表之一；建华几次想到苗人厂、沙坑头插队不成，第二年也转到七队，到我们“庙”里来了。这是后话。 送李敏一组到七里外的蛟溪大队、建华一组到四里外的附村楼杉铺生产队后，留在谟武主村的两组就分头去各自的安置点了。一个组分到第四、五、六生产队，我们这组分到第七、九、十生产队。贫农代表廖兴起把我们带到住处安顿下来——两间阴暗的小房间，通铺上垫了些稻草，过道处的厅堂便是我们做饭和吃饭的场所。我们这组原本十人，乔榕是组长，六个女同学我原来都不熟悉，这时又来了个初中小男孩德光，因为他跟大家都不认识，刚到来时大家戏称他的表情是“多云转阴，有时有小雨”。 据说七队因粮食不够不要知青，于是我们五个男的(汪乔榕、陈增桐、卓创光、黄德光和我)主动把条件较好的十队让给六个女生(陈陵、陈寒、林瑜、卓舒拉、张秀、卞栖)去，自己则到条件较差的九队。 刚下乡时国家每月发给每人八元钱，供应33斤米，大家把钱粮全部集中在一起统一开支，推选张秀当“管家”记账、管账。后来张秀住在大队畜牧场，就由其他几个女同学管。大家各尽所能，头几天大伙去砍柴，煮饭由几个高三女生承担，后来才约定每人轮流煮一天；增桐在家种过菜，有经验，主动带领大家种菜、管菜，收工回来就到菜园忙乎；男生们义无反顾地干重活，每次到沙坑际山上劳动收工时，每人都砍一大捆竹子扛回来围菜园篱笆，搭瓜架，大家都心甘情愿，毫无怨言。 由于连绵春雨，老屋到处漏雨无法再住下去，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四月底大队把闲置的原八队仓库——过去的“元帅庙”——给我们住，大大改善了我们的居住条件。后来我们就把我们这个集体称为“庙”，其他熟悉的知青也慢慢地这样叫起来。 “庙”里有楼上楼下，楼下十分宽敞，进门一片很大的空间可以堆放各种农具、蓑衣、斗笠等，最里头是口大灶，还有饭厅，用木板隔成的洗澡间、天井等。楼上隔为两间，最初也是通铺，后来大队用知青安置费给每人做了张单人床；隔着小巷对面还有个破牛栏。有了这些条件，我们也逐渐养起了猪、鸡、鸭、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的安定和集体的团结吸引了一些同学的弟弟妹妹(卓琴娜、陈杏、陈坚、林琼等)陆续来谟武插队，扩大了“庙”的阵容，从“庙”的窗口时常传出欢歌笑语和悠扬的小提琴声、二胡声，后来还有黑管声。艰苦的劳动之余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晚上广播后，可能是县里决定由各大队漏夜组织到自然村去宣传(当时有几个偏远自然村还没有线广播)，将“九大”开幕的喜讯尽快传到每个生产队。大队长林祥生和军宣队的老杨带我们第九、十队知青上沙坑头，大队支书和公社宣传队干部带第四、五、六队知青去木坑。稍作准备后大约十点多我们一行十多人打着手电筒，点着松明火把上路，走了十五里的山路到沙坑头时已是半夜，农民早已进了梦乡，这时我们高声唱起迎接“九大”的歌，唤醒了全村山民。在一家厅堂里生起熊熊炭火，大队长和老杨传达了“九大开幕的特大喜讯。 然后村里煮了一大锅鲜香菇和腊肉来招待我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鲜香菇，那美味至今难忘。 天刚放亮我们便下山，不料半路上下起大雨，我们没带雨具，又无处避雨，一个个淋得像落水鸡，好不容易赶到九队在溪坪的厂(仓库)就进去烤火烘衣服，然后回到谟武住处倒头睡了半天，下午又到溪坪出工了。 1969年到农村插队初期，我们还虔诚地沿袭着城里“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每天，天刚蒙蒙亮，就由轮到煮饭的知青领读毛主席语录，敬祝领袖万寿无疆，副统帅身体健康。直到几个月后外地知青来串门时，说别的地方早就停止了这种形式主义的活动，我们才取消了这种仪式。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日子越过越红火，有了这个平和安详的港湾，艰苦的劳动也不在话下，大家都自觉在各种艰苦的劳动中磨炼自己： 天寒地冻时下烂泥田翻稻根，挑百来斤石头上山修水库，穿戴着蓑衣、斗笠站在绵绵春雨中吃冷饭，烈日炎炎之下参加“双抢”、砍塝，还要提防牛虻、蚂蟥的袭击暗算，一年两次疟疾的折磨……在繁重的劳动中，大家吃大苦耐大劳，样样重活抢着干，挑石上山甚至超过农民，十队的女知青个个成为队里的插秧能手； 涨洪水时，在寒冷的夜里我们在冰冷的水中抢救被水冲走的大队副业队的木头，增桐因此胃病发作； 几次山林火灾，我们都奋不顾身地积极参加扑灭大火。每年农闲时我们都要砍几次柴，除煮饭的人外，大家全部出动，每次都要连砍几天，准备足几个月的柴火，虽然很累，但大家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心情十分舒畅，每次砍柴归来都充满胜利的喜悦，忘掉了全身的疲乏劳累。有时也有惊险一次德光拉着一板车柴火因坡陡控制不住，连人带车冲下山沟，所幸身体无大碍。 秋天收获时几百斤芋子在庙里楼下堆成小山一样，劈好的柴火垒了半壁墙，夏收后分的口粮全部归“庙”集体，自给有余，回家探亲还能换成粮票带回去。我们拿谷子到粮站换成粮票和钱，所得的钱就归“庙”集体所有，因为不用再购买口粮，这些钱足够用于集体的各项开支。 另外按规矩我们养大宰杀的猪要轮番卖一部分给各个生产队社员，所得的钱自然也归集体。年底每人扣除口粮外的分红归各人所有大约有一两百元，虽不多，大家都没有异议。第一年，大家在“庙”这个集体里顺利通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的考验。七队社员看到一年来我们这批知青作风正派，劳动积极肯干，不怕吃苦，就同意接受知青了。1970年初，建华从楼杉铺来到七队。不久我也从九队去了七队。 1970年春节后，一场以“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为口号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掀起，在大队支农的驻军部队副教导员向知青交底：谟武解放前是国民党的模范乡，阶级斗争十分复杂，十队一个地主的叔叔是逃跑到台湾的国民党的一个师长，传说1962年蒋介石叫器反攻大陆时曾坐飞机飞过谟武上空；村里曾有人组织“反共救国军”；当年反革命分子关在保健院楼上，被人半夜救走；好几次夜深人静时远处的山上发现信号弹；四队、九队谷子被盗多年未破案；有的基干民兵被四类分子拉拢腐蚀；有人要拉四类分子子弟参加武装基干民兵……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现实激发了我们的革命热情，大家都积极参加揭批运动。 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庙”里希望每个人都对一年来的情况作个小结，大家都作了准备。但是在8月底的会上，只有乔和我两人发言，下午、晚上都没人再发言。我心里很纳闷：都准备好了，为什么不讲呢？ 1970年10月底，我从福州回来不久，传来乔榕、建华荣调南平纺织厂的消息，这是我们“庙”里首批上调的知青。接连热闹了四天，杀了一头猪。在部队球场搞篮球赛，在大队部打乒乓球，晚上在“庙”里举行欢送会，各自表演节目，有独唱、合唱的，也有唱革命样板戏的，还有拉二胡、小提琴，吹黑管……同时继续两个月前没开完的总结会，那一下午、一晚上开会的气氛是前所未有的，大家一改8月开会时的沉默，纷纷踊跃发言，一个紧接一个地都念了个人总结。 相处近两年的战友即将分别，大家突然感受到我们“庙”这个大集体的亲切、温暖，近两年间朝夕相处，彼此结下了很深的情谊，此刻真是依依不舍。那几天大家都想得很多，深有感触，都很在乎这个集体，都愿意努力使“庙”更有朝气，更加红火。10月30日他们去县里报到，驻军部队的卡车把我们送进县城，一路上歌声不断。在城关，我们去照相馆照了张集体相，遗憾的是，过几天去取相时，照相馆却说不慎曝光了，真叫人遗憾。被招工去南纺的人在县城等待集中去南平，我们送行的人就回谟武，在水南渡头告别时，乔榕、建华都流泪了。 11月5日得知舒拉也要调走时，“庙”里又开了个会，推了几个人负责“庙”里的工作，决定搞好学习，先学《矛盾论》。那些日子里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自觉地学习，积极地劳动，显得生气勃勃。得知八十多岁的老贫农五保户廖品椿挑水时曾掉进河里，大家一致表示要帮廖品椿挑水，于是每天清晨都有两个人去帮廖品挑水，也帮“庙”里煮饭的人挑水，大家都争着挑水而没有什么杂念，一时间“庙”里彼此之间更加亲密团结了。那段时间是“庙”里最兴旺时期。 后来的两个月里，“庙”里相继调走了三人，只剩下11人了。1971年春节后，沙坑头两位同学程钦铭、黄淑贞又先后来到七队，成了“庙”的新成员。 那时大家都想更好地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思想，但由于春耕生产忙，没时间集中交流思想。我想起学校里有过团小组集体日记的形式，我们也可以通过集体日记来各抒已见，交流思想，于是提出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后，进城选购了一本日记本，开始轮流写《庙记》。《庙记》由每天轮值煮饭的人抽空来写，大家都很认真对待，讲出各种想法，发表意见，提出各种建议。一些已经调到工厂的“庙友”回来看了后都觉得不错，也指出不足之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 那段时间大家的积极性确实很高，生产队办政治夜校，由我们知青轮流讲课，大家都积极备课，认真做笔记，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讲解中国共产党党史，教唱革命歌曲、革命样板戏选段等，农民听课的热情也很高。七队领导班子决定夜校每周上五天，有的农民课后还在认真抄黑板上写的歌词。去插队时我带走了父亲当年一本毛泽东《农村调查》油印件，里面有调查的具体事例，于是我们就学着晚上在生产队社员家作调查，现在我还存有当年对三户社员情况调查回去后写下的回忆记录。 针对有些农民在集体田头山边乱开荒地大搞小自由，影响集体生产的倾向，大队决定采取行动制止乱开荒的行为，我们也积极配合。我起草了一篇针对小自由危害的顺口溜，记得开头是：“小自由，危害多，集体经济走下坡。………”好几个“庙友”都积极补充修改，完成后抄录在大队的专题墙报上。后来大队还组织武装民兵去挖乱开荒者地里种的东西，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庙”里对此也有争议，并在《庙记》里进行讨论。此外大家还在《庙记》里对争取入团、入党问题，对自我思想改造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问题，对扎根农村问题，对“庙”里和队里的一些问题等等畅所欲言地发表各种意见。 然而随着知青不断上调，尚留农村的人思想难免产生动荡，出现一些不安心的因素。一桩小事打破了往日的平静。有位已上调的“庙友”在来信中半开玩笑地讲了句过头话，本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庙”里有的人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潮影响，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上纲上线予以批评，引起有关人的抵触、反感，影响了“庙友”的团结，后来《庙记》就没有人接下去记了。 这本《庙记》虽然只记了两个多月，写了六十多篇日记，日记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左”的烙印，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当年插队知青中积极上进的一面。 知青的陆续上调使“庙友”不断减少。而由于我们不谙世事，书生气十足又自视清高，自以为最革命，把复杂的人际关系看得太简单，在一些问题上矛盾和冲突加剧，使我们同大队宣传队的关系降到谷底。后来其他队不知是大队还是生产队的知青魏贻枫、杨兰萍、施蔚刚、钟玉强、李黎秋等又陆续到“庙”里来搭伙。早先的“庙友”有的经过各种途径相继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或去当兵、念书，最后几个老“庙友”都是转到别处插队，我成了老“庙友”中最后的守“庙”者。 在1974年2月参加了“1973年顺昌县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不久，我也于同年3月以投亲靠友名义转到霞浦县水门公社高盘大队插队。其他队到“庙”里的知青后来也陆续上调走了。当兵三年的“庙友”德光，从部队复员后又回到谟武，但没有再住进冷清的“庙”里。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这期间德光、创光等人同第九、十队的几个农民还经常保持联系。岁月的流逝逐渐抹平了当年的恩恩怨怨，1997年春节期间“庙友”们在福州相聚时，大家不由自主地怀念起当年度过青春美好时光的第二故乡，萌生了重返谟武一游的愿望。在德光等人的热心组织下，1997年3月1日，当年“庙友”及沙坑头知青一行18人踏上了重返谟武之路。当我们回到当年生活过的“庙”和劳动过的田间，又见到熟悉的父老乡亲，真是感慨万分。回福州后又联络原在谟武插队的其他各队知青，倡议在插队30周年时“重返谟武山乡，再踏知青之路”。 1998年8月，南平市组织了隆重的“‘98’桑梓情——福州知青第二故乡行”活动，我和德光、创光、林琼等人再次到顺昌城关、元坑、谟武等地访问。在我们到谟武插队30周年之际——1999年1月24日，曾在谟武插队过的大部分知青又相约一起来到谟武，在“谟武文苑”里立了块知青纪念碑，并捐资四万余元建立“福州知青教育奖学金”。 为了给《永远的脚印(续集)》一书提供《庙记》实物，我向“谟武文苑”提出要借出《庙记》，在托了两位知青两次均未能取回《庙记》之后，日前我专程和创光去了谟武，在“谟武文苑”的“思亲庐”，我看到《庙记》原件等全都拍了照挂在墙上展出，还从中选拍了几篇日记，题为“知青集体日记”。然而《庙记》等原件却找不到。一问，方知村领导换了几任，移交时不知存放在哪里了。另外七八年前我和创光曾将《庙记》全部内容复印了一份，考虑可以提供给顺昌县档案馆，后来几经转手，至今也不知流落何处。现在留在我这里的只有几张复印时余下的残页。
萧振生，男,1949年4月生,福州第一中学高中六七届毕业，1969年1月到顺昌县元坑公社谟武大队插队，1974年3月转到霞浦县水门公社高盘大队插队，1974年12月招工到霞浦县医院(后转干)工作。注：《知青桑梓》一书2008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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